武汉会战

（一）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大大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武汉，但其速战速决和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也规定战略方针，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高度的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按此计划时蒋介石自任总指挥，调集第五、第九战区全部兵力和海空军各一部，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组织防御，准备持久作战。主要目的在于以空间换取时间，内、外战线结合以消耗、挫败敌人；及早内迁工厂、内运物资、整备军队、加紧生产，作长期抗战准备；争取国际上同情和支援，期待国际战场的开辟以彻底战胜日军。这时国共两党为了抵御民族大敌，进一步加强合作。7月6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 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中国人民要保卫武汉以坚持抗战，日本侵略者要夺取武汉以结束战争，这就构成当时中日双方在战略上的一场决战。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作战，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而暂时搁置。1938年4月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亦决定实施武汉作战，在制定徐州会战计划时即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并把将来进行武汉作战也考虑进去。5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在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

（二）在徐州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而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军、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50个军。作战飞机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 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等天然屏障来组织防御、保卫武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参加这次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第一兵团薛岳所部防守南浔线，并沿鄱阳湖配置兵力，以南昌为基地，以外线之势击破西进日军，防止日军进攻南昌及迂回长沙；第二兵团张发奎所部确保九江至瑞昌线正面，并沿江构成阵地带，防止日军由瑞昌西进，直趋岳阳、蒲圻、咸宁；汤恩伯军团控制于各重要据点之间，以便随时策应一线作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23个军负责江北作战，命第四兵团李品仙所部为右翼兵团，利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遏敌取捷径攻略武汉；以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为中央兵团，布置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相机南下侧击西进之敌；以第三兵团孙连仲所部为左翼兵团，控制于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之间，利用地障，重在阻敌迂回武汉之北；命第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所部担任敌后游击；以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所部为第二线兵团，策应一线作战。另以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一武昌）迂回。这种战略部署体现以外线进攻为主。阵地防御和游击为辅的战略防御格局，总体上看是符合持久战的战略要求的。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沿长江西进。后因黄河决口，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调整战斗序列，由其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2、第11军共140个大队（25万兵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

（三）以冈村宁次指挥侵华日军第十一军5个半师团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2军4个半师团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海军及川古志郎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日本第一个飞上天的飞行员德川好敏的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助阵。另以华中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以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根据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和日本政府的已定方针，6月18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命令第119号下达实施汉口作战的准备命令。日军根据大本营指示将徐州会战后正在豫东、皖北地区的第10、第16、第9、第13、第6等师转移南下，集结合肥地区。又从华北及日本国内调遣部队，以加强华中方面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集团军，增强逆江作战兵力。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团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军和第11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25万余人），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120艘、各型飞机300架。波田支队（台湾混成旅）由芜湖溯江西进，1938年6月11日夜波田支队趁雨夜突袭安庆，川军27集团军杨森部作战不力，一夜间就被逐出城外，蒋介石大怒，致电杨森，“轻弃名城，腾笑友邦。”要他反攻安庆。杨森回电称徐源泉的26集团军挡不住日军第六师团的攻击，暴露他的侧背，他不得已才退出安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波田支队在攻占安庆后继续搭乘海军舰艇沿长江西进，6月下旬抵达江防要塞马当的封锁线外。马当要塞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国军经营几个月后耗资无数、坚固异常，是阻拦日本海军的坚固堡垒，蒋介石对它寄于厚望，认为它至少能阻止日军攻势一个月左右。日本海军首先试图从江上打开通道，无奈水雷、沉船和人工暗礁太多，而且扫雷艇在守军的炮火下也无法扫雷，见江上行不通，日军就改为陆路迂回进攻。马当要塞附近守军为李韫珩的16军，两周前李韫珩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大敌当前竟然还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6月24日李韫珩还大肆铺张地办了一个隆重的结业典礼，邀请16军各级军官和当地士绅参加。日军肯定事先得到这个情报，于是6月24日凌晨在16军的防地东流登陆成功，然后顺利地攻下既无准备又无主官指挥的香山、香口等地。还好防守马当要塞长山核心阵地的海军陆战队2大队没有派人参加结业典礼，在总队长鲍长义的指挥下2大队顽强抵抗，打退波田支队的三次大规模集团冲锋。

（四）鲍长义这边打得昏天暗地，李韫珩那边结业典礼则开得隆重得很，讲完话之后又有用餐，喝得一塌糊涂。见16军暂时指望不上，鲍长义赶紧发报给在武汉的老上司谢哲刚，谢哲刚一看电报后吃惊不小，立马报告蒋介石，同时还紧急请空军出动。蒋介石看了谢哲刚送来的电报后更是大吃一惊，马上打电话给在田家镇视察的白崇禧，让他想办法。白崇禧很快就反应过来，看了一下地图就马上打电话到彭泽的167师，要师长薛蔚英立刻率部增援长山。这边李韫珩和鲍长义通过电话后也反应过来了，这么巧也一个电话打到167师，薛蔚英一下子接到两个不一样的命令，白崇禧命令他从公路火速驰援，李韫珩则叫他走小路，面对两个不一样的命令时薛蔚英想了很长时间，最后出于对老杂牌白副总长的鄙视而选择听李韫珩的走小路。这边鲍长义的2大队在坚持两天后伤亡已经过半，而且炮弹也打光了。为了避免全军覆没，2大队不得不撤离阵地。日军占领长山阵地后16军一度反击，但很快就失败了，连马当炮台也跟着丢了。蒋介石见自己希望能守一个月的马当竟然连一周都没守到就丢了，连夜把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叫过去骂了一顿。陈诚立马命令16军和49军反攻马当，日军依托马当坚固的一级国防战备工事顽强抵抗使国军的进攻屡屡受挫、伤亡惨重，陈诚不得不命令停止进攻，退守彭泽。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实在是太不满意了，李韫珩被撤职查办，薛蔚英被枪毙。波田支队在打退国军反扑后与来增援的106师团一起直扑彭泽，彭泽失守，见情况严重后陈诚严令驻扎湖口的李汉魂64军反攻彭泽。经过一番拉据战后日军不但打退李汉魂的进攻，还乘势扑向湖口，湖口陷落，64军退往九江。占领湖口后疲惫不堪的日军休整十几天，22日继续出发向下一个江防重镇九江挺进。23日凌晨日军又故伎重演，冒雨潜入鄱阳湖，终于在姑塘以南的预11师登陆成功。守军不知什么原因，日军12点就已经登陆了，直到四点才报告上面呼叫增援，后面来援的顾家齐128师又是一支由湘西土著改编而成的，碰上日军没打几下就被打得溃散而逃。稳固登陆场后106师团在舰炮掩护下向纵深推进，配合正面进攻的波田支队包围九江。见整体态势不利后张发奎命令第2兵团转进，放弃九江，退往二线阵地金官桥一带防守。攻战九江后南岸的日军兵分两路，松浦的106师团则沿南浔路攻向德安。波田支队和海军陆战队搭乘海军舰艇继续沿江西进，攻击下一个要点瑞昌。

（五）8月11日在瑞昌东北的港口强行登陆成功，并击破守军孙桐萱的第12军的反击，向瑞昌进攻，第3集团军在汤恩伯第32军团增援下奋力抗击。8月下旬日第9师团也在在舰艇的护送下抵达瑞昌，前锋第6旅团登陆后一路势如破竹，连下鲤鱼山、笔架山等要地，8月24日攻占瑞昌。占领瑞昌后丸山政男的第6旅团本应该往西南攻击，切断粤汉铁路，可是看到南浔路106和101师团竟然被薛岳的第1兵团打得寸步难进，觉得不可思议，一多事就杀了过来。丸山率部进入岷山山脉，直插南浔路正面守军的背后，防守岷山的是川军王陵基部，是保安队改编的，战力薄弱，一触即溃。薛岳还以为川军谎报军情，就命令74军派一个团去驱赶岷山之敌，掩护南浔路正面守军侧背的安全，74军派去的一个旅差点被包了饺子。151旅周志道立马回过味来，一面率部队边打边撤。王耀武接到报告也害怕151旅有什么不测，急忙率51师其它部队前往支援，谁知51师一起上也不是对手，51师被打得节节后退。俞济时这时终于搞清敌人的兵力和番号，也急忙率74军其它全部部队赶往支援，但还是不支节节败退。到9月3日丸山支队占领回马岭，南浔路正面守军第4军、64军、18军等部侧背受威胁后被迫撤退，退到下一道防线乌石门阵地继续坚守，丸山来如狂潮的攻势终于被顶住了。丸山旅团回瑞昌会合第9师团归建和波田支队继续沿长江西进，同时以第27师团向箬溪方向进犯。第30集团军和第18军等部在瑞昌-武宁公路沿途地区逐次抗击，相持月余，至10月5日日军第27师团攻占箬溪后转向西北进攻，18日陷湖北辛潭铺（属阳新），向金牛（今属大冶）方向进犯。在此期间守军第31集团军和第32军团等部在瑞昌以西地区节节抵抗沿长江西进的日军，田家镇对面的富池口要塞也因为18师师长李芳郴弃职潜逃，军心动摇，于9月24日失陷，日本人终于打开通向武汉的长江水路。第2兵团组织第6、第54、第75、第98军和第26、第30军团等部在阳新地区加强防御，战至10月22日阳新、大冶、鄂城（今鄂州）相继失守，日军第9师团和波田支队向岳阳急进，以其截断粤汉铁路。当西进日军进攻瑞昌的同时第106师团从九江沿南浔铁路（南昌-九江）南犯，守军第1兵团第29军团李汉魂和欧震第4军、李玉堂第8军等部依托庐山两侧及南浔铁路北段的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抗击，日军进攻受挫，只好转攻70军李觉的金官桥阵地。

（六）谁知的70军依托庐山上的天险顽强抵抗，松浦的进攻又受挫了。冈村宁次命日军第101师团从湖口横渡鄱阳湖增援，突破第25军王敬久防线，攻占星子。协同第106师团企图攻占德安，夺取南昌，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侧安全。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以叶肇第66军、俞济时第74军、第4军、陈宝安第29军等部协同第25军在德安以北的隘口、马回岭地区与之激战，双方成胶着状态，国军击伤日101师团长伊东政喜。9月底见南浔路进展如此慢，冈村急得要命。通过空中侦察他发现经过一个月的激战后南浔路与瑞武路之间的防守间隙越来越大，这时派一支奇兵从这个缝隙穿过去突然出现在守军的背后，那么南浔路正面20万中国守军就有可能被日军的三个师团合围。冈村亲自为松浦筹划一切，他把106师团分成五部分，以便能隐蔽地穿过国军防线的缝隙以及在受攻击时能相互支援。106师团正式开始行动，进至德安西面万家岭地区，因地图失误而迷路，被薛岳发现指挥第4、第66、第74军等部从侧后迂回，将其包围。日军第27师团一部增援，在万家岭西面白水街地区被第32军等部击退。国军发起总攻，激战三昼夜后多次击败日军反扑。日军为了挽回106师团全军覆没的败局向万家岭地区空投200多名军官，希望能恢复一线作战部队的指挥，但是没有一个军官活着见到106师团就被消灭。随后薛岳组织全线攻击，各部组成敢死队，光着上身，冲入敌营，摸到穿着衣服的日军就是一刀。日军由于孤立无援，补给断绝，战至10日日军第106师团被歼3000余人，这是赣北地区主要作战中歼敌最多的一役，史称“万家岭大捷”。第106师团在连遭两次歼灭性打击之后已失去进攻能力，即在南浔路北段地区担任守备任务，进行休整补充，原定与第101师团进攻南昌的任务被迫取消。万家岭大捷后正当薛岳兵团重新部署之际被阻于隘口以东的日军第101师团不断向德安以北隘口一带实施小规模的攻击，企图牵制薛岳兵团的行动。武汉撤守以后薛岳兵团主力向修水以南转移，日军乘虚向德安发动进攻，当时担任德安城及附近地区防守的是第32军的第139师（附第141师的第723团）。日军步兵、炮兵、航空兵协同，猛攻德安城北的义峰山，第139师第716团团长柴敬忠阵亡，阵地失守，日军攻入城内。第723团团长王启明率所部坚守城内东南城区，与日军进行巷战，逐屋争夺，寸土必争。并组织反击，一度将突入城内的日军击退，坚持战斗3昼夜方奉令撤出。此事颇为当时舆论所称颂，冯玉祥曾作诗赞之。

（七）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第1兵团较好地完成第九战区所赋予的阻止日军向南扩展的任务，不仅打破日军攻占武昌的企图，而且给日军第11军的第106、第101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时间。1938年6月初日军第六师团从合肥南下，突破徐源泉26集团军的防御，13日攻占桐城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17日陷潜山。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7月24日侵华日军第十一军第6师团在稻叶四郎指挥下从安徽潜山向太湖进攻，一路血战，相继突破第31、第68军、84军防线，先后攻占太湖、宿松、8月4日经过激烈的巷战终于占领广济的门户黄梅。丢掉黄梅后五战区代理司令白崇禧立即指挥部队反击，但日军据险死守，还施放大量毒气，硬攻惨失惨重。见强攻不行，白崇禧就调部队侧击日军的后方，李品仙兵团收复太湖、潜山，切断日军第6师团的陆上补给线和陆上退路，使稻叶处境艰难。白崇禧抓住机会，指挥正面对峙的28军、84军等部队趁机猛攻，意图全歼曾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累累罪行的第6师团，这一回白崇禧的布局虽然高明，但还是低估日军的战斗力。第6师团据险死守，同时施放大量毒气，死撑硬顶渡过难关。冈村也立刻派遣海军在九江对面的小池开辟补给通道，为第6师团被给弹药和补充兵员。稻叶得到补充后开始反攻，白崇禧虽然亲临前线督战，但也于事无补。在日军的猛攻下28军、68军和84军伤亡惨重，而且预备队用尽，但还是无法扼止日军的攻势，被迫向广济撤退。日军见守军撤退后立马尾随追击到广济，在广济又是一番激烈的厮杀，国军最后不支撤退，田家镇的门户广济失守。经过这场惨烈的战斗后第6师团损失惨重，无力继续进攻，在广济就地休整7天，并补充新兵3200人。接着稻叶第6师团先以一个旅团攻击东界岭，试图单独从公路西进，可是遇到顽强抵抗、屡屡碰壁，不得不回头于9月15日派今村支队从广济出发，开始来砸田家镇的大门。田家镇是长江最重要的江防要塞，是屏障武汉的最重要的门户，要是田家镇丢了，武汉可以说得上是朝不保夕。对于如此重要的地方时国军当然是重兵把守，第11军团长李延年率第2军驻守要塞，外围覃联芳84军、张义纯48军和刘汝明68军在外围策应作战。

（八）刚开始富池口还没丢失，田家镇只是遭到今村支队的攻击，压力并不大。在天气不好让日本空军不能出动时外围的三个军又不断的围攻今村支队，使得稻叶两次大规模增援今村支队以维持攻势。9月24日富池口被沿江西上的波田支队攻陷，29日国军不得不从田家镇撤退，长江的大门被撞开了。冈村宁次为了抢在日本第二军前面抢占汉口，特别组织快速纵队，由36旅旅团长牛岛满率领长途奔袭，并期望能在武汉以北和第二军会师以截断五战区大军的退路。日本第2军因为北边的张鼓峰事件导致行动晚许久，直到8月22日东久迩宫稔彦王才从合肥带队出发。8月27日第2军同时向大别山的门户六安和霍山进攻，攻占六安、霍山后第2军兵分两路：左路第13、16师团穿越大别山北麓直逼武汉，右路直捣罗山、信阳，迂回武汉；左路第13师团9月2日逼近叶家集，开始进攻富金山。富金山靠叶家集很近，在商六公路的南翼，在山上可以居高临下地封锁公路，日军想绕过去都不行，没办法的日军只好硬着头皮进攻富金山了。守富金山的是宋希濂71军的两个师和原东北军51军的114师，由宋希濂统一指挥。宋希濂以他最精锐的德式师36师守中间的主阵地，原东北军114师守左边，右边是88师。日军进攻矛头首先是直指中间36师的主阵地，日军进攻模式可谓是千篇一律，先以飞机轮番轰炸，再以重炮集中轰击，最后步兵冲锋。富金山不算很险要，坡面根本就不怎么斜，但36师不愧是中央王牌，拼死据守，使日军攻势屡屡受挫，直到9月6日日军还在山脚下仰望山顶无可奈何地苦笑。见36师实在太硬，日军没办法只好转攻左翼的114师，同时使出奇兵迂回后方的招数。这一回日军的迂回部队被88师发现了，被打了个伏击，损失400多人，不得不原路返回，同时正面进攻的部队也被打退了。第13师团荻洲立兵真是没有办法了，只好向东久迩宫求援。9月11日日军的增援部队16师团到达富金山，中国守军因为奉行节节抵抗、避免决战，所以防守的部队一般是没有援军的，只有防守的时间限制，守到时间就可以撤了。面对增加一倍的日军时宋希濂也没有办法，经过九日的激战后守军伤亡惨重，无力再战，只好撤离阵地，转移到沙窝、小界岭一线阵地。日军乘胜追击国军，连占叶家集和商城，逼近小界岭防线。

（九）小界岭防线是大别山北麓最后一道阻挡日军的稳固防线，如被突破后日军就将越过大别山山脉，沿公路一路顺畅无阻地前进，国军将无可以依托的有利地形来阻击日军。小界岭防线由宋希濂的71军、田镇南的30军和冯安邦的42军来防守，其中71军缺36师（36师在富金山一役中只剩下800多人），孙连仲这一回让富金山一役已经损失惨重的71和30军来防守小界岭防线的头沙窝，比较完好的冯安邦42军则独自防守小界岭防线的头尾新店。守军三个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从9月18日一直打到10月下旬，第13和16师团终于突破小界岭防线，穿越大别山，于10月25日占领麻城，可是这时国军已经放弃武汉了。9月下旬冈村宁次从空中侦察解到薛岳第1兵团主力在瑞（昌）武（宁）路方面作战，南浔铁路与瑞武路之间的守军兵力薄弱，出现空隙，便命令整补后初步恢复元气的第106师团向西推进，企图切断南浔路与武宁路中国守军间的联系。第106师团接到冈村命令后迅速行动，10月2日第106师团主力孤军深入到万家岭地区。10月5、6日两日第1兵团主力第74军（即后来的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的前身）等部在长岭、背溪街、张古山、狮子岩等处与日军第106师团激战，74军第51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向日军占据的长岭北端和张古山制高点发起数度攻击，第305团团长张灵甫率一支精干的小部队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后山绝壁上进攻，经过白刃格斗后占领张古山主阵地。激战至10月9日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军第106师团损失惨重，特别是日军基层军官伤亡惨重。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加强力量，这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经五昼夜反复争夺后张灵甫带伤坚持战斗，终于牢牢控制该阵地。日军第2军左路军行程不畅，右路军与之相比稍好一点，第3和第10师团猛攻固始，一番激战后于占领该城。接着两个师团沿公路西进潢川，撞上国军一代名将张自忠，张自忠整整守了10天，比原来预定的守七天整整超三天，最后还能在敌人面前安全撤退。日军占领潢川后直捣罗山、信阳，胡宗南的第1军、46军早已在那里严阵以待，胡宗南的第一军是当时国军装备最好的，有邱清泉的坦克部队（当时国军唯一的坦克部队）和彭孟缉的炮兵旅（当时最大的炮兵编制）。

（十）胡宗南坐拥国军最好的装备，用三个军七个师与日军已经血战数次的两个师团激战20多天竟然还占下风，最后丢了信阳。李宗仁曾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宗南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7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武汉会战打到10月中间，外围要点尽失，更要命的是蒋介石没想到这时日军竟然还能分兵在广东登陆，并很快于21日占领华南重要港口广州。青岛、上海等地陷落后广州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港口了，但与它的重要性相比时防守却显得很松懈，粤军竟然被抽调半数去参加武汉会战。谁知在武汉会战国军顽强抵抗使得战局进展缓慢，日军大本营等不及了，迅速抽调三个师组成21军，由古庄干郎大将统领，在海军第5舰队司令长官盐泽幸一支援下奇袭广州。广东这边到是听到一点风声，广东省长吴铁城还向重庆作了报告，可是蒋介石居然以为这是日本人故意制造出来的“假”情报，试图让国军从武汉战场抽出兵力支援广东。不给增加兵力也就算了，蒋介石竟然还发报让余汉谋再调一个师去武汉战场。10月11晚日军7万多人、2.7万匹马在广州大亚湾登陆成功，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淡水、惠州、博罗和增城，21日已经攻到广州近郊。余汉谋的12集团军仅仅10天就被日军打败，乃下令广州守军撤退，广州于21日下午沦陷。广州一失后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就更不值得用重兵防守了。面对这种情况时蒋介石又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不做孤城困守，决定放弃武汉，10月25日弃守该城。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武汉保卫战至此结束。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重新划分战区，制定战略防御部署，将重点放在武汉外围，从6月到10月底同日军展开一系列英勇的防御作战，使敌在推进途中付出重大代价。在长江北岸上日军在田家镇要塞攻防战中战死287人（内军官7），负伤866人（内军官15人），合计1150人，预料还要增加。在长江南岸的江西马头镇要塞上中国守军与敌恶战8昼夜，予敌大量杀伤。在富池口（今阳新富池镇）要塞同日军血战近10天，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最后无耻的日军竟向国军施放毒气才占领。在庐山南北中国军与敌展开激战，取得万家岭大捷，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枝，军马100余匹。

（十一）在大别山地区中国军在富金山高地顽强阻击日军，予敌重创，歼敌1000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到40人，营长一级的军官也多有伤亡。同时国军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巧妙阻击日军，激战1个多月，致使日军付出战死1000人、伤约3400人的代价才得以突破。在河南信阳中国军持续阻击日军，歼敌2600人。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海军也积极参与作战，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中国空军鏖战长空，与日军航空兵空中大战7次，击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23艘，有力地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有力迟滞日舰沿江进攻，取得战略上的成功。由于国军各处顽强、持续的阻击，各路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迟至10月底才完成由东、南、北对武汉的三面包围。然而国军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未与敌决战，而是从武汉地区撤退，保存有生力量。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并控制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胜利。但就战略而言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中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由于国军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

（十二）然而不但没有歼灭国军的主力部队，没有使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显示第11军战死4506、负伤17380人，第2军战死2300、负伤7600人，还有900病死的，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后总计3.5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后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即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急剧表面化，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13.5亿日元，而对日本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这场战争。日本发动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9.6九亿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十三）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但由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在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加上负伤超过40万），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中国幅员广大，日军可以回避中军的阵地设施，而日军的惯用战法就是迂回包围。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处处追随在敌人行动之后，不少措施类似“挖肉补疮”；在指挥体系上受人事关系影响过大，许多兵力调配不是以作战需要为依据，而是按派系及资历任官。职务与所属兵力不适应，造成“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的弊病；命令、报告的转达，自军事委员会至基本战略单位的师，要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5个层次才能到达，难免贻误战机。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武汉会战之教训》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宜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指导计划须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尤其在持久战之基本原则上，其始终目的何在，似应预先计及，否则处处追随敌人，对作战试探性之处置，必难贯彻始终。例如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此次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之处，实不胜举。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如万家岭之役是也。”

中日战略相持

（一）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鉴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而被迫调整侵华政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单独打败日本的责任。1938年12月29日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在越南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撒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表示拥护对汪精卫的制裁，要求进一步加强国共两党以及各抗日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以粉碎日本正在加强的分化中国内部的阴谋。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与日本商定建立伪中央政府的有关问题，1939年10月25日—12月8日日军集中2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进攻，边区军民奋起反击，共作战108次，毙伤敌军4000余人，击毙日军中将旅团长“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取得反“扫荡”的胜利。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上海与日方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协议》，同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因法西斯国家进攻迅速，中国出现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随即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1940年3月30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成立汪伪国民政府。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尤其是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变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敌后战场开始大多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所占据，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敌后大规模扫荡以及汪精卫“曲线救国”策略的影响，国民革命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八路军、新四军利用其灵活的游击战技巧生存下来，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使日军不得安宁。

（二）中国共产党成为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新四军发展到10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基本国策纲要》，外相松冈洋右鼓吹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随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傀儡政权中能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日本采用“保甲制度”来断绝中国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中国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实行战略转移，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46480人。百团大战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极大地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增强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治安强化运动是指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华北、华中地区推行的巩固占领的政策，1941年1月日军制定《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在治安区加强中国人组织力量，以中国人警察力量承担治安工作；对准治安区进行“蚕食”，制造无人区，使其逐步变成治安区；对非治安区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及囚笼政策。目标是由1941年3月起，3年内把“治安区”从一成增加至七成。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和加强在华北的统治，强迫推行的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相结合的政策和措施。1938年7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日本大本营关于确保华北占领地区安定的命令，制定《军占据地区治安肃正纲要》，接着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进行三期肃正作战。1941年华北方面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2月制定《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3月30日在日军操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共进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

（三）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加强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办法和户口调查，实行连坐法。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以强化奴化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制造无人区，广修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以推广其占领面，封锁抗日根据地。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致使许多村镇成为废墟。日军以极其残酷的破坏企图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但在八路军和华北人民顽强斗争下治安强化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囚笼政策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采取的一项政策，1939年3月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其措施是：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从敌占区向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构成网状囚笼，对抗日军队压缩包围。其意图是束缚抗日武装的机动性，以便出兵奇袭，消灭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一政策，1939年至1940年日军在华北修复、修筑铁路1780公里、公路15600公里，构筑碉堡、据点2740余个，在公路两侧每隔10余里。同时在湖泊、平原地区挖掘河、沟，将抗日根据地切成小块，“扫荡”、“蚕食”、“清乡”相结合，企图摧毁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抗日军民运用交通战、破袭战、游击战粉碎囚笼政策。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定，法西斯轴心国形成。11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就任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次日日本与汪伪正式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按照条约中的条款，将使中国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同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日汪所订非法条约完全无效。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1941年6月5日大隧道惨案发生，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它与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1938年11月12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

（四）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中华民国政府对德意宣战布告》发表，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展开全面性抗战，中日之间已完全处于战争状态，但国民政府仅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并未正式对日宣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1937年7月16日国民政府曾召开会议来讨论对日宣战的问题，由于中国军需品不能自给自足，有相当大一部分需要外国输送，如果宣战后日本政府可以以交战国的身份，通过各国禁止一切军需物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再者日本海军远远强大与中国海军，握有制海权，中国没有能力保护从海上输入的援华物资。另外中国在日本的侨民极多，中日一旦断交，中国在日侨民就会被驱逐或拘捕，中国没有能力将侨民接回国内，侨民便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会议作出决定：对日不宣战，不断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曾召开会议，研究和讨论对中国宣战和断交等问题，他们权衡利害得失，觉得这个问题极端错综复杂，会议研究结果事先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伺机而行。日本占领南京后不久便发表“今后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之后日本推出汪精卫傀儡政权，视作中国政府，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所以日本政府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向英、美宣战时也没有对中国宣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袭珍珠港，美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12月8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对日本宣战，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国民政府随即发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正式对日本宣战。根据国际法规定，战争使得交战国的条约失效，所以1895年中日间签订的《马关条约》从此时起已经废止，日本对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在内的中国领土的占领已经失去法律依据。

（五）中国政府还郑重声明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但是中国政府实现收复台湾是在二战胜利之后。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宣战并发表《中华民国政府对德意宣战布告》，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同各国人民的反日斗争汇合起来，中国政府加入世界反德、反意、反日等一切法西斯的联盟。地道战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冀中平原上抗日军民利用地道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作战方式，地道战战法从晋察冀边区保定清苑的冉庄开始经过不断的发展，从单一的躲藏成为能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并逐渐形成房连房、内外联防，以互相配合来打击敌人，地道战使原本无坚可守的冀中平原成为中国军民打击日本侵略军的重要作战区域。地雷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创造的一种使用地雷抗击敌军的巧妙方法，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中随地取材，利用废铁、玻璃、石头等制造地雷，工省价廉，有一定的杀伤力，亦不易被敌人发现。他们把集束起来的手榴弹和用土法自制的各种地雷，随处埋设于大道、田野、山脚、村边、室内、室外、树林草丛等敌人必经或可能经过之地，施以伪装，使入侵之敌陷于处处有雷、物物皆炸、寸步难行的境地。麻雀战是抗日游击战的一种作战形式，麻雀在觅食飞翔时从来不成群结队，多半是一二只。三五只。十几只，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目标小，飞速快，行动灵活，仿照麻雀觅食方法而创造的游击战战法叫“麻雀战”。破袭战是一种作战方法，破坏或袭击敌人交通运输线、后方补给系统、指挥通信系统、工程设施、基地、据点等的一种作战方法。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宣言《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进入与美英苏共同领衔签字的四大国之列，这标志着中国在那时就是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1月3日盟军为更有效地协调作战，成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包括泰越）盟军最高统帅。1942年2月25日应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抽调精锐部队第5军、第6军、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开始进入缅甸，协同英、缅军对日作战，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军队曾取得仁安羌大捷，解救被日军围困的英军7000人。

（六）随着日本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实施，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坚持继续抗战，其军队进行几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并组建中国远征军协同盟军作战，但其抗战在总体上逐渐趋向消极；另一方面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事件，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以阎锡山制造的“晋西事变”为标志，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顾祝同制造的“皖南事变”为标志，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以胡宗南炮击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1941年在皖南有预谋地围袭新四军的事件，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代电（即“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朱德等于11月9日复电（即“佳电”），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同时为顾全抗日大局，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1月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8日陷入重围。众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进行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暴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罪恶阴谋，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治祸首、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实行民主政治等要求。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其中特别列举抗战以来华北、华中各地发生的摩擦事件，并将其原因归结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当局进而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

（七）“皓电”进一步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军队驱逐到黄河以北，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险恶用心，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的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出冷静的分析，提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正确方针。1940年9月初中共中央从重庆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中获悉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9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并嘱皖南尤须防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实行“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其具体做法是：要求江北部队暂时免调；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中共中央这一决策是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对国民党的让步，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也有利于加强皖东、巩固苏北的抗日阵地。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即“齐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他又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起程，向茂林前进。茂林地区丛山环绕、断崖绝壁，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在这里布置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8万余人）。7日新四军到达茂林，国民党军立即对它实行包围袭击，新四军指战员仓促应战，并电国民党当局质问。但蒋介石诡称已电顾祝同查询真相，实则密令各部切实执行其“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毒计。

（八）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地抗击国民党反动部队的围攻，经七昼夜血战后终以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亲赴敌108师师部谈判，竟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皆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随即又在1月17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的20余万军队进攻江北新四军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达顶点。事变发生后中共采取坚决的斗争政策，不仅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而且严正地宣布重建新四军。1月20日毛泽东发布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声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和亲日派的阴谋。向国民党提出悬崖勒马，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停止挑衅；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一党专政；逮捕亲日派首领等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坚决斗争，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猛烈反击。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有力的声讨。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也表示不满和愤慨。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在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

（九）1941年2月蒋介石加紧筹备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企图通过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以粉饰门面、欺骗舆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十二条要求来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共产党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3月8日国民参政会仍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保甲制度是宋朝时期开始带有军事管理的户籍管理制度，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而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单位。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各保就该管区域内原有乡镇界址编定，或并合数乡镇为一保，但不得分割本乡镇一部编入他乡镇之保。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而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单位。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学说是把国家关系和宗法关系融合为一，家族观念被纳入君统观念之中，因之便有了汉代的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的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抗战期间在华北沦陷区“治安强化运动”中也曾经广泛实行。保甲制度是宋代以后封建旧制，1932年8月蒋介石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后正式开始在豫鄂皖三省红军革命根据地周围地区施行，后来先后扩大到陕西、江苏、甘肃、宁夏、湖南、绥远、福建、浙江、山东、江西、四川等省及北平（今北京）、南京市。1937年2月由行政院公布修正《保甲条例》，推行全国。大乡镇得编组为若干保，设保长联合办公处，由保长互推一人为主任。户长基本由家长充任，保甲长名义上由保甲内各户长、甲长公推，但县长查明不能“胜任”或认为有更换必要时得令原公推人另行改推。户长须一律签名加盟于保甲规约，并联合甲内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如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保甲长受区保长指挥监督，负责维持保甲内安宁秩序。联保主任受区长指挥监督，负维持各保安宁秩序总责，但各保应办事务仍由各该保长负责。

（十）保甲组织的基本工作是实施管、教、养、卫，“管”包括清查户口、查验枪支、实行连坐切结等；“教”包括办理保学、训练壮丁等；“养”包括创立所谓合作社、测量土地等；“卫”包括设立地方团练、实行巡查和警戒等。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增设副保长一人，规定保长兼任保国民学校校长和壮丁队队长，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1949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结束而被废止。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后一些省区曾自发地推行保甲制度，1923年后曾有一段时间实行闾邻制，但效果不理想。据研究显示正式施行则起源于国民政府对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围剿。1931年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剿匪总司令部”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当地民众不支持政府。为去此“弊端”，司令部所属党务委员会内专门设立地方自卫处，研究并草拟保甲制度和保甲法规，同年6月首先在江西修水等43县试行。1932年8月司令部正式颁布《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保甲制度在“剿匪”正式建立。1934年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推行，1935年南京、北平两大城市也先后推行保甲制度。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村基本形式为10户为甲、10甲为保，实际操作城市与乡村、各地区可略有弹性。在城市则以每一门牌为一户，如同一门牌内有两家以上仍以一户计，编为第几保第几甲第几户，设户长，户长由此门牌内各家互推一人充任。根据《南京市城区编组保甲暂行办法草案》之规定：“南京城区25户为一甲，25甲为一保。编余之户15户以上另立一甲，14户以下并入邻近之甲.15甲以上另立一保，14甲以下并入邻近之保。”1938年2月行政院颁布《非常时期各地举办联保联坐注意要点》规定：“在城市地方邻居多不相识，或其地客民多于土著，良莠难分。彼此不愿联保得令就保内各觅五户签具联保，或由县市内殷实商号或富户，或现任公务员二人出具保证书，其责任与联保同。”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总督府警察机构用来控制台湾社会的制度也称作保甲制度。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制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而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单位。儒家的政治学说是把国家关系和宗法关系融合为一，家族观念被纳入君统观念之中。因之，便有了汉代的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的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

（十一）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至清形成与民国时期十进位的保甲制极为相似的“牌甲制”，以10户为1牌，10牌为1甲，10甲为1保，由此建立起封建皇朝对全国的严密控制。民国成立之初由于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的影响，废弃保甲制度，但地方实力派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仍实行着相类似的制度，如广东的“牌、甲制”；广西的“村、甲制”；云南的“团、甲制”；北方不少省份的“闾、邻制”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县组织法》中规定区以下每百户为乡（镇），乡镇以下每25户为闾，闾以下每5户为邻。民国保甲制度提出于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之时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督师江西，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支持政府，于是在“剿匪总司令部”所属党务委员会内专门设立了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法规，先在江西试行。1931年6月蒋介石划定江西修水等43县编组保甲，将原有闾邻等自治组织一律撤销。次年以蒋介石兼总司令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联保连坐。1934年国民党“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据此行政院子同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于是保甲制度便由“剿匪”区推向全国。保甲制的具体法规曾有过多次修订，立法院曾于1936年9月制订保甲条例42条，1937年7月2日又修正为40条，但均未公布。抗战发生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厘订整理《川黔两省各县保甲方案》，1939年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均对战时保甲制度有具体规定，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以后鉴于各地地理、交通、经济情况各异，在实行“新县制”时采取有弹性的办法，规定：“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不得少于六户，多于十五户。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不得少于六甲，多于十五甲。乡（镇）之划分以十保为原则，不得少于六保，多于十五保。”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保长通常由当地地主、土豪、顽劣担任。

（十二）国民党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竭力通过保甲长牢牢控制民众，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保甲制度书籍保甲制的实质是通过联保连坐法将全国变成大囚笼，联保就是各户之间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通共之事。连坐就是1家有“罪”，9家举发，若不举发，10家连带坐罪。国民政府内政部曾专门发布过一份连坐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是：出具连坐切结时由户长签名盖章或匣押，一式两份，正结存县，副结存区。各户如发现另户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内政部一名长期从事编查户口的官员谈到为什么要采用联保连坐法时说，以往政府用悬赏来奖励检举者，但赏金的代价往往不能抵偿因受“匪方”报复所受的损失。实行联保连坐法以后便起到拘束民众的作用，使其畏法而不畏匪。抗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整理川黔商省各县保甲方案》中修正上述具给的做法，改为不具结而连坐，即各户不必签名具结，但如发生甲内居民有通“匪”、为“匪”等情，一经审判机关查明后对同甲各户立即予以连坐处分。在该法的说明中提出上述变动的理由是同甲各户因贫官不同往往不愿联保具结，而愿意联保具结的各户则往往素来关系密切，某户如有非法行为，同结者必不肯告发。故不如使同甲各户共负联保连坐之责，不另具切结，只须于各户门牌内加以说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保甲制度实行管、教、养、卫，并重原则，使保甲制既服务于“自治”，亦有利于所谓自卫。管、教、养、卫是蒋介石提出的， 1934年2月5日在浙江省政府纪念周上蒋介石提出教、养、卫三字。1936年5月16日和1937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他又增加“管”字。管、教、养、卫分别表示管理、教育、经济、军事四方面内容，陈立夫在《地方建设问题》（1941年4月）中解释说“管”即自治治事，“教”即自信信道，“养”即自养养人，“卫”即自卫卫国。但蒋介石解释得更明白，他说：“推行保甲目的是为军事化服务，军事化是我们今后要推行自治实行主义根本精神所在。军队组织就是人类一切组织的最高范型，而一切的社会组织可以说都渊源于军。”国民党当局虽对保甲制寄望极大，而保甲制的推行却收效甚少，其原因是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担任保甲长，一般不肖之徒又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正人不出，自然只有坏人的世界，良好的制度也就变成剥削人民的工具，因此民众怨声载道，这是国民党人士自己作出的评价。

南昌会战

（一）南昌会战是继武汉会战后的1939年3月17日到5月9日中国军队在江西南昌抵御日本侵略军的有限攻势的会战，这次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首次大战。中国方面自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各参战部队虽受重大损失，但还具有再战力量，当时正面战线第一线兵力已增至步、骑兵261个师又50个独立旅。国民党内虽然已经出现局部分裂和动摇，丑闻就是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由重庆潜逃河内叛国投敌，先后随汪投敌的还有国民党要员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曾仲鸣等十余人。但从全局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己经形成，对团结中华全民族“共赴国难”正在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国人民和爱国人士在积极支援抗战，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官兵表现着较高的爱国热忱和实战精神，不少爱国将领督伤所部“为国效命”。与此同时国民党最高当局在全民族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和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和谈对手，以击溃为根本方针，使蒋介石垮台的压力下不得不坚持着抗战。日本政府早在1938年1月11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案》、制定《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和根据此纲要而发布的《大陆命令第二百四十一号》中已明确规定：“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区。”并规定由西苏尼特、包头、黄河、黄泛区、合肥、芜湖至杭州之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而将作战地区仅仅局限在华中的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狭小区域内，兵力配备要限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同年10月25日日军侵占武汉后因兵力损耗较大，日本大本营为适应侵华战争旷日持久的局面，提出今后的方针是：“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然对被压缩中之国民政府如放任不顾则仍有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之有实行一部作战之必要。”同时日本对驻中国日军的任务进行划分，分区而治。日本驻武汉地区的第11集团军实际上成为唯一的一支对中国进行野战攻击的部队，与中国湖南及其周围江西、广西地区扼守西南大后方的的中国政府主力部队形成对峙，并不断寻机攻击，企图以军事打击配合日本政府政治诱降的政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为实现上述战略意图，日本政府在其国内迅速动员和组建新的兵团，逐次向中国增加兵力。

（二）1938年10月下旬中国军队有计划地撤出武汉后仍有近90个师的部队部署于武汉周围，武汉以西、以北是李宗仁所部第五战区6个集团军13个军3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和1个骑兵旅，部署在皖西、豫南、鄂南和鄂西北广大地域；武汉以南、以东是薛岳所部第九战区8个集团军21个军52个步兵师，部署在赣西北、鄂南和湖南要域。此外两战区内还有若干特种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以上部队对武汉构成包围态势。第九战区以东则是顾祝同所部第三战区4个集团军22个步兵师和2个步兵旅，可与第九战区互为策应。其具体兵力部署如下：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罗总司令卓英指挥十二个师固守现阵地，积极拒止敌之渡河攻击并应保持重点于左翼；湘鄂赣区游击队樊总指挥篙甫指挥第八军、第七三军四个师由武宁方面指向德安、瑞昌间攻击敌之右侧；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两个师即向武宁东北地区集结并接替七十三军任务；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两师即向武宁西北地区集结并接替第八军任务，统限于3月15日前接替完毕。第一集团军卢汉部四个师即向修水、三都推进准备尔后之作战；第十五集团军关麟征及第三十一集团军周暑所指挥各部应不断向鄂南、湘北之敌袭击牵制敌兵力之转用；孔荷宠游击队应确实破坏遮断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庐山游击队及各县游击队应不断在敌后方活动破坏交通，袭击敌轴；洞庭湖西北岸各部队对湖面间应严密戒备。1939年2月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南的赣北、湖北地区与日军第11军形成对峙，各部队仍在进行补充整训。其部署为：罗卓英第19集团军在南昌北正面进行防御，以第70、第49、第79、第32军及预备第9师在箬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鄱阳湖西岸并列展开；王陵基第30集团军第72军在武宁地区担任防御；樊崧甫所部（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8、第73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担任防御；汤恩伯第31集团军第13、第18、第92、第37、第52军担任鄂南、湘北守备；卢汉第1集团军第58军、第60军、新编第3军及战区直辖第74军控制于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预备队。2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1厅据各方情报判明日军有攻占南昌企图，提出对应意见。3月8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

（三）并对指导要领及部署作原则指示，要求第19集团军固守现阵地，拒止敌渡河攻击；湘鄂赣边挺进军指挥第8、第73军由武宁指向德安、瑞昌，攻击敌之左侧背；第30、第27集团军向武宁附近集结，第1集团军向修水、三都推进，准备尔后作战。薛岳于3月9日、10日接连致电蒋介石，提出部队整训未毕、补给困难、准备不及，要求延至3月24日开始实施。蒋介石于3月13日复电，强调：“惟因目的在先发制敌及牵制敌兵力之转用，故攻击开始日期不能迟于本月敬日（即24日）。”但当中国军队尚在准备采取攻势之际日军即开始进攻，于是第九战区就地转入防御。1938年10月25日日军侵占武汉后因兵力损耗较大，日本大本营为适应侵华战争旷日持久的局面，提出今后的方针是：“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然对被压缩中之国民政府如放任不顾则仍有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之有实行一部作战之必要。”为实现上述战略意图，日本政府在其国内迅速动员和组建新的兵团，逐次向中国增加兵力。1938年10月26日日军侵占武汉后因发动新的攻势准备不足，为确保已占领线和掩护兵团往返整补，仅以三个师团使用于鄂西、鄂北，四个师团使用于赣北之永修、湘北之岳阳。与中国军队在鄱阳湖以西，修河南岸沿武宁、通城、九岭、新洋河、洞庭湖线，除小部队接触外两军隔河对峙达五个月之久。日军大本营和“华中派遣军”为巩固对武汉的占领，确保长江中下游航道，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驻守武汉，在其序列的共有7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比其他各区、各军具有更多的机动兵力，是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实施打击的主要力量。根据日军大本营的规定，其作战区域一般保持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安庆、信阳、岳阳、南昌间地区及邻近要点。南昌是江西省省会，是南浔铁路和浙赣铁路的交会点，是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后方联络线和补给线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空军以南昌机场为基地，经常袭击九江附近在长江中航行的日海军舰艇，对九江及武汉日军的后方补给交通线威胁甚大，故日军要改善其在华中的态势必然要进攻南昌，并占领之。日“华中派遣军”在武汉作战中就企图攻占南昌，因第106师团沿南浔路向南攻击时在德安西北的万家岭遭到中国第九战区第1兵团的围歼，伤亡惨重，被迫停止前进。占领武汉后为切断浙江、安徽、江西经浙赣路至大后方的交通线，解除对九江及长江航道的威胁。占领南昌机场以缩短其对中国南方进行战略轰炸的航程，决定一俟第11军各部经过休整补充后便首先实施南昌作战（代号为“仁号作战”）。

（四）1939年2月6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向第11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其中指示：“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第11军应从现在的对峙状态下以急袭突破敌阵地，一举沿南浔一线地区攻占南昌，分割和粉碎浙赣线沿线之敌。同时要以一部从鄱阳湖方面前进，使之有利于主力作战，攻占南昌附近后应即确保该地以南要线。”“华中派遣军”还和“中国方面舰队”商定协同作战计划，并命令在湖北的第16师团和在杭州的第22师团在南昌作战开始前先在汉水方面和钱塘江方面采取若干行动，以牵制和迷惑中国军队。南昌作战时间定为3月上旬，开始攻击时间由第11军司令部确定。2月9日第11军又和航空兵团和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商定协同作战计划，冈村宁次为了保证进攻成功，在准备期间数次派作战主任参谋乘飞机侦察地形、守军的防御体系、工事状况及兵力配置、重武器的位置等，据此选定渡河（修水）点和进军路线、主要突击方向。为提高进攻的力度和速度，冈村宁次改变以往将野战重炮兵和战车配属各师团分割使用的方法，在强渡修水时改由军集中使用、统一指挥。同时改变将战车分布在步兵战斗队形直前、掩护和引导步兵攻击的传统战术，将战车编为战车集团，在第一线部队前方2天行程的距离上在航空兵支援下进行远程迂回，突破守军防线，为部队开路。炮兵由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长澄田崃四郎指挥，共有各种火炮300余门，战车由战车第5大队大队长石井广吉指挥，坦克及装甲车共有135辆。2月中旬第101师团、第106师团和配属炮兵开始向德安以南地区集结，战车队在德安以北集结。下旬第6师团开始向箬溪、武宁方面行动，井上支队开始打通鄱阳湖水路，第16师团、第9师团在湖北安陆汉水左岸和粤汉路北段开始佯动。第11军原定于3月10日“陆军纪念日”发动攻击，但自2月中旬起连续下了1个多月的雨导致河水泛滥、道路难行，迟误准备时间，直到3月9日第11军才确定作战开始之日为3月20日。1939年3月12日日“华中派遣军”命令其直属的第116师团派出石原支队和村井支队（由第119旅团5个大队分编而成）在海军支援下由湖北乘船出发，对鄱阳湖东岸进行搜索，保障水陆交通和主力部队左侧安全。至15日未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遂结束搜索行动，在各要点配备必要兵力。

（五）3月17日日军抢先展开进攻，3月18日村井支队乘军舰从星子出发，在永修东北约30公里的吴城附近登陆，向中国守军进攻，遭到中国第32军等部的顽强抗击。同日日军第101、第106师团主力及其炮兵、战车队等依次向修水北岸推进，分别占领进攻出发地域，此后炮兵即开始进行试射和火力侦察。3月20日16时30分日军第11军命令炮兵第6旅团长指挥所有炮兵向修水南岸守军第49军、第79军阵地猛烈射击，进行总攻开始前的炮火急袭，长达3个多小时，其中杂有大量毒剂弹。守军阵地多处被毁，第76师师长王凌云以下官兵多人中毒。19时30分第106师团由虬津开始强渡修水，20日晚第101师团也由涂家埠以北开始渡河，修水宽约30米。因连日阴雨导致河水上涨约3米，虽给日军渡河增加困难，但守军阵地多处被淹，水上障碍物大部分被冲走。日军2个师团分别突破守军前沿，乘夜连续突击，到21日拂晓占领纵深2公里的滩头阵地，掩护其工兵架设浮桥。8时日战车集团通过浮桥，从第106师团正面向东山守军进攻，尔后沿南浔路西侧向南昌迂回。3月22日21时30分日先头战车群前出至奉新，占领南门外潦河大桥，战车集团的突然进攻使守城部队未能撤收配置在城郊的38门火炮即匆匆退走，3月23日日军占领奉新。与此同时第101师团一部沿南浔路正面攻击，在炮火掩护下强渡修水后在涂家埠受到中国第32军顽强阻击，形成胶着。日军开始总攻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于3月21日急令第九战区各部队固守阵地，同日蒋介石电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速调第102师至南昌，加强南昌守备兵力，归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另调第16师、第79师至南昌东南之东乡、进贤，警戒鄱阳湖南岸，并策应南昌方面的作战。同时电令第19集团军以有力部队约2个师的兵力分路向敌后方的马回岭、瑞昌、九江、德安等要点袭击，破坏铁路、公路，断敌后方交通，阻止敌后续部队增援。但因通信联络不畅及部队行动迟缓、协同不好等原因，以上计划未能实施，而战场情况已发生变化。23日蒋介石已感到日军攻占南昌，志在必得，因此产生予敌以杀伤，然后放弃南昌的意图，特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此次战事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以最大之打击。即使南昌失守，我各军亦应不顾一切，皆照指定目标进击，并照此方针，决定以后作战方案。”

（六）3月25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白崇禧、薛岳、罗卓英、顾祝同，指示：“罗集团主力应保持重点于湘赣公路方面，攻击敌右侧，向赣江方面压迫之，切戒以主力背赣江作战（也就是要第19集团军主力转移到赣江以西机动位置，避免被敌逼至赣江边于不利态势下决战）；南昌正面以必要一部固守之，必要时可在抚、赣两江间逐次抵抗，掩护赣南。”该日日军在南昌以西击破由第三战区增援的第102师，26日日军进至赣江左岸生米街附近，当日渡过赣江，从南面迂回南昌并切断浙赣铁路。第101师团主力也经万埠、璜溪，于26日进至生米街，当晚渡过赣江，向南昌突击。其第101旅团沿南浔铁路经乐化、蛟桥，于26日到达南昌西北赣江北岸。第19集团军发现日军迂回南昌后急令第32军从南浔路上的涂家埠撤回南昌，会同第102师固守南昌，但第32军尚未全部撤回，而日军战车集团及第101旅团已分别突进至南昌西面及北面的赣江桥。守军虽炸毁桥梁，将其阻止于赣江以西、以北，但日军第101师团已从南面突进南昌。守军兵力单薄，火力又弱，经激烈巷战后伤亡甚众，奉命向进贤撤退。3月27日日军第101师团占领南昌，3月28日日军第11军奉命令第101师团确保南昌，第106师团主力回占奉新，准备向高安或奉新以西作战，4月2日日军占领高安城。武宁位于修水河北岸、南浔铁路以西约80公里处，背靠幕阜山，地势险要，是中国第九战区赣北防线的左翼要点。第30集团军所属第72、第78军与湘鄂赣边挺进军所属第8、第73军部署于修水河两岸，统一由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保卫南昌曾计划派出有力部队从武宁向东，向虬津、德安间进击，袭扰沿南浔路南下之敌的后方和侧背，破坏敌之交通。日军第11军在判明中国军队的部署和企图后也将武宁方面作为其南昌会战的重要一翼，派出第6师团向武宁行动，牵制、阻击中国军队，保障其主力的右侧背安全，以顺利夺取南昌。3月20日日军在南浔路正面战斗打响的同时其第6师团也由箬溪（虬津与武宁之间）沿修水北岸向西攻击，但遭中国第73军、第8军坚决抵抗，进度缓慢。

（七）21日下午第6师团一部在飞机、火炮掩护下从箬溪以东强渡修水，主力向武宁进攻，其第36旅团向杨洲街进攻。防守武宁地区的第30集团军利用山地进行顽强抗击，使日军进展极为困难，苦战4天仍未能突破守军阵地。3 月23日晨日军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继续发动猛攻，并不断投射燃烧弹、化学弹。守军蒙受重大损失，于24日撤出吴城镇，向后转移。村井支队占领吴城后继续实施打通赣江及修水的作战，排除中国方面敷设的水雷，至28日方进至武宁以东约4公里的新宁镇一带。其第36旅团24日在杨洲街与守军第19师激战，于27日攻占靖安。因南昌战斗已经结束，而其师团主力被阻于武宁以东，于是迅速返回，转攻武宁。因第73、第8军连日苦战后伤亡较大，第30集团军着第72军接替武宁东北防务。日军第6师团集中兵力猛攻，激战至29日守军撤至修水南岸，日军进占武宁，又经过激烈战斗后至4月5日日军第36旅团进至修水南岸。在此期间蒋介石曾一再致电白崇禧、薛岳，着武宁方面的第30集团及崇阳、通山方面的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应不顾南昌方面战况之变化，断行反攻，绕袭敌军侧后。向南浔路上的马回岭、德安、永修及瑞昌挺进，断敌交通，阻敌增援，但此计划未能实施。日军攻占南昌后东沿鄱阳湖东南岸，南至向塘，西在高安、奉新、武宁一线与中国第三、第九战区保持对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虽占领南昌，但消耗较大，尚未整补，守备兵力不足，决定乘日军立足未稳时举行反攻。同时令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亦称“春季攻势”），袭扰、牵制日军，防止其继续向西进犯长沙。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策划反攻南昌，使用兵力预定为第九战区的第1、第19、第30集团军及第三战区的第32集团军，共约10个师，由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统一指挥。4月17日蒋介石将自己的《攻略南昌计划》电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并征求意见，作战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预定4月24日。”

（八）其兵力部署的主要内容是：令第1集团军（总司令高荫槐）、第19集团军及第74军（军长俞济时）分别经奉新、大城地区向修水至南昌间南浔铁路挺进，彻底破坏交通，断敌增援，并协力攻略南昌；令第19集团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逐次推进至高安，为总预备队；令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以3个师的兵力由赣江以东进攻南昌，并组织1个团的部队，以奇袭手段袭取南昌；令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进攻武宁。4月18日白崇禧复电蒋介石，对兵力部署提出自己的建议稍有变动，强调进行奇袭及破坏、扰乱敌之交通及后方，切断敌之联络线，并认为攻击时间应提前从速实施，至迟须在22日左右。4月21日第九战区的部队首先开始行动，第1集团军以第60军第184师和第58军新10师进攻奉新，以第58军新11师监视靖安日军；以第74军主力进攻高安，以第74军及第49军各一部北渡锦江，进攻大城、生米街。激战至26日日军退守奉新、虬岭、万寿宫一带，第19集团军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据点，但尔后进展困难、攻击受阻，两个集团军的部队均未能按照计划挺进至南浔铁路。第三战区的第32集团军以第29军第16师、第79师、预备第5师及预备第10师之一部于4月23日渡过抚河，进攻南昌，激战至26日攻克市汊街（南昌南），向南昌逼近。27日日军集中第101师团主力实施反击，在猛烈炮火及航空兵火力支援下与中国军队在南昌东南、正南郊区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该地区内的各村庄据点。第79师师长段朗如因部队伤亡过大，于4月28日夜改变进攻部署，并发电报向军及集团军作了报告。第32集团军总司令以擅自更动计划为由报第三战区批准，将其撤职查办。蒋介石急于攻下南昌，听到报告后于5月1日下令，以贻误军机罪将段朗如军前正法。令第16师师长何平戴罪图功，令上官云相到前方督战，限于5月5日以前攻下南昌。5月2日第102师收复向塘，再克市汊街。第16师一度攻占沙潭埠，但在日军援军反击下又被夺去，上官云相遂将第26师投入战斗。

（九）5月4日再度发起进攻，战至5日黄昏预备第5师攻至城外围阵地并破坏铁丝网，但日军火力密集，该师伤亡很重，无力继续攻击。第26师第152团于5日拂晓突入新龙机场，击毁日飞机3架。第155团于5日9时突进至火车站，但均遭日军猛烈的火力袭击及反击而受阻。5月5日蒋介石限期于5月5日攻下南昌的命令下达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认为：以南昌防御战后尚未得到补充而武器装备又远逊于敌人的部队，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而又依托防御工事的敌人进行攻坚作战，不可能按主观决定的时间攻下南昌。但他不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于5月3日致电陈诚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说：“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击自4月漾日（23日）开始已11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之坚固阵地。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5月5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陈诚于5月5日将薛岳的电报全文转报蒋介石，当时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对限时攻克南昌的命令也认为不符实际，5月5日也致电蒋介石及何应钦，婉转地提出不同的建议，他说：“我军对敌之攻击必须出其不意，始能奏效。今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军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我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于南昌方面，以兵力三分之一继续围攻，三分之二分别整理。在外则仍宣传积极攻略。”两封电报的用意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作战指导不符战略方针为理由希望蒋介石改变限期攻克南昌的命令。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又得到陈安宝军长牺牲及进攻部队伤亡惨重的报告，5月6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从南昌及莲塘夹击城郊的第29军。

（十）激战至17时第29军被包围，第26师师长刘雨卿负伤，军长陈安宝及第156团团长谢北亭牺牲。第29军参谋长徐志勋及刘雨卿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见已不可能完成攻占南昌的任务，为避免部队被歼，冒被蒋介石杀头的危险决定向中洲尾、市汊街突围。预备第5师化装便衣潜入城中的1个团因无后续部队接应，被迫撤出。南昌会战中中国合计损伤兵力5.2万余人，死亡兵力4.3万余人；日军合计损伤兵力2.4万余人，死亡2200余人，损伤比例高达19:1。会战虽以国军战败失守南昌为结果，但是打破日军击溃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南昌会战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些列会战的前奏。南昌会战中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但它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却有积极的一面。南昌会战表明日军虽然占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而且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这是“七七”事变以来的新发展，同时也证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导上确有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意图。南昌失陷使得第3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境，军事补结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线，使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南昌会战给以后的作战也带来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官兵不怕牺牲、殊死作战的精神为南昌会战以后的抗日战争起到模范作用。反攻南昌虽未成功，但主动反攻的行动表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挥上有了某种进取意识，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战略战术的弊端：一味打正规战、简单阵线防御缺少纵深的的阵地战，轻视运动战和游击战，这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抗衡当然要吃亏。就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向国民党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国民党也采纳一部分，给以后的会战提供宝贵的经验。国民党军队在收拾残局的同时于较短时间内即酝酿并转入反攻，这是日军所始料未及的，达到“攻敌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反攻时机的选择是正确的。

（十一）从其方针及部署上看：以一部主力出击乐化、永修间的南浔路，切断南昌之敌的后方联络；以一部佯攻西面之奉新、高安、安义及米生街，吸引敌之注意力，以配合上官集团石在南昌正南方向的主攻。这种较为含理的方针及忽片使反攻初期的进展比较顺利，一时是日军陷于手忙脚乱的境地。决心放弃南昌，后又转入积极反攻都是基于掌握战争主动权这一主旨，在客观上也达到“经我不断猛攻奇袭，敌寇已陷疲于奔命之苦”的效果。蒋介石在口头上一再声称：“不复与敌人作一点一线之争夺，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但是在反攻南昌的作战中当奇袭未能成功，已形成以弱我向强敌进行阵地攻坚战时不顾战场的实际情况，仍限令于5月5日前攻下南昌，以致不仅南昌未能按其主观愿望攻克，而且部队遭到大量不必要的伤亡。第九战区保卫南昌选定的主要防御方向为南浔铁路方面，而日军的主突方向则在修水以西，相差甚远。有些担任防御的军队（第79、第49军等）仅部署1个师在第一线，正面长达15公里。而军的主力却部署在第一线后方1日行程之处，这在当时的机动条件下不仅策应困难，而且也违反以军为基本战略单位、军长应直接指挥战斗的原则。致一点被突破即全线陷于被动，不能有效地遏止、迟滞敌人。反攻南昌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以主力进攻南浔路沿线之敌，彻底破坏交通，切断日军的增援及联络，以一部攻南昌。而担任这一主要任务的第1集团军和第74军为相隔甚远的几个日军独立据点所阻，无一点兵力进至南浔路上，对战役产生极不利的影响。遭受毒气也是修水防线被迅速突破和中国军队在战斗中伤亡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日军在强渡修水前进行炮火准备时使用全部能够发射毒气弹的火炮进行急袭，仅19时20分至30分的最后10分钟中即发射毒气弹3000余发。紧接着日军野战毒气队又在12公里进攻正面上施放中型毒气筒1.5万个（其中第101师团正面施放5000个，106师团正面施放1万个），修水河中国守军阵地的2公里纵深内完全为毒气所笼罩。守军伤亡极重，当时中毒的团以上军官即有第26师师长王凌云、旅长龚传文、团长唐际遇和第105师的团长于禬源等。部队缺乏防毒手段及措施，处于惊慌之中，指挥失灵，致战斗力接近丧失，日军得以顺利渡过修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