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迪·卡诺小传
这是文中提到的《关于火的动力的思考》再版时，传主的弟弟伊波利特·卡诺所写的传记，其中收录了很多萨迪·卡诺笔记本中的内容。
由于本人对物理、政经等学科多了解不多，某些提法也许不够准确。不过，在萨迪·卡诺的知识面面前感到自身知识面欠缺太多，稍一较真就捉襟见肘，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不是本人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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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迪·卡诺的一生并不以哪件令人瞩目的大事著称，为他作传只需要几行字。而他的一部科学著作长久以来无人知晓，却在他去世几年以后呈现在世人眼前，使他的名字进入发明家的行列。至于他本人、他的才智、他的性格，这一切都完全不为人所知。既然他的私生活还有一个见证人，唯一的一个，这个人难道不该履行一项义务吗？任何人的著作若配得上一份光荣，都会引起自然而然、格外正当的好奇心，难道这个见证人不该满足这样的好奇心吗？
尼古拉-莱昂纳尔-萨迪·卡诺，1796年6月1日生于小卢森堡宫。那是王宫的一部分，我们的父亲当时作为督政府成员，就住在这里。父亲对“萨迪”这个名字格外偏爱，因为这在他心中唤起智慧与诗意的印象。他的第一个儿子就叫这个名字，尽管这可怜的孩子命运不济，只活了几个月，但他依旧管第二个儿子叫萨迪，以纪念那位著名的波斯诗人和伦理学家。
一年的时间刚刚过去，流放的打击落到了这位督政官头上，为了他的生命，至少是他的自由，他不得不躲避果月的阴谋家们。我们的母亲带着儿子远离了这座违法行为刚刚取胜的王宫。她去圣奥美尔的娘家避难，与此同时，她的丈夫流亡到了瑞士，而后是德国。
“你哥哥是在大事变的忧心和动荡之中出生的，而你生于默默无闻退隐时期的平静之中，”我们这位格外优秀的母亲常对我说道，“你们各自的体质就受了这种不同起点的影响。”
的确，我哥哥体格娇弱，后来，他通过多种多样、安排合理的方式锻炼身体，这才结实了起来。他中等身材，极端敏感，同时又极其有力，他不仅是矜持，而是近乎孤僻，但有时候又勇敢得人所罕见。他若认为自己在和不公斗争，什么也拦不住他。童年时的一则轶事就显示出了他这方面的特点，我们何不讲一讲呢？
督政府被执政府取代。两年的流亡之后，卡诺回到了祖国，被任命担任战争部长一职。波拿巴那时对共和派还颇为照顾，他回忆起在自己军事生涯的起点，卡诺曾支持过他，于是他维系着他们之间自督政府时期延续下来的亲密关系。战争部长去马尔梅松和首席执政一同工作的时候常带着儿子，这孩子四岁左右，待在波拿巴夫人身边，她格外喜欢他。
有一天，波拿巴夫人和另外几位女士登上了一艘小船，她们自己在池塘上划着。波拿巴突然来了，为了逗乐，他捡起几块石头，扔到小船周围，水溅在划船的女士们光鲜的衣服上。女士们不敢公然显出不悦。小男孩对着这种表演观察了一会，突然大胆地站到马伦哥的胜利者面前，挥拳威胁着，“首席执政，”他喊道，“你这家伙能不能别再戏弄女士们了！”
听了这突如其来的斥责，波拿巴停了下来，十分惊愕地看着孩子，而后爆发出一阵狂笑，目睹这一幕的其他人也都笑了起来。
另一回，战争部长打算回巴黎，于是去接托付给波拿巴夫人的儿子，波拿巴夫人发觉这孩子从她这里溜走了。找到这孩子是在很远以外的一座磨坊里，他正请别人给他讲解机械结构。好几天来，他一直记挂着他这个念头，而善良的磨坊主虽不认识这孩子，还是好意回答着他的问题。好奇心，尤其是对于机械和物理的好奇心，是萨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面对这早早显示出来的天赋，卡诺毫不迟疑地把儿子的学业引向了自然科学。他自己就能包揽这项工作，新政府的君主制倾向已经使他做出决定，脱离政府机构，只去过勤勉的退隐生活。萨迪只在查理曼中学上过几个月布尔东先生的课程，以准备进入综合工科学校。
这学生进步迅速：刚刚十六岁，他被综合工科学校录取了，是同一届学生中的第24名。那时是1812年。第二年，他作为第一名毕业了，进入炮兵部队。可是别人认为他要去梅兹学校还太年轻了，他便在巴黎继续学习了一年。在这种情况下，1814年3月，他加入的实则是万森纳的部队，而非像几乎所有历史学家关于巴黎围城所写的那样，加入了肖蒙山丘的军队。尊敬的夏斯勒先生是萨迪的一位同窗，在1869年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是他想到纠正了这个错误。
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没有更早地进入战场，但他们并没放弃请缨的机会。在我哥哥的文件当中，我找到了一份给皇帝的请愿书，是学生们于1813年12月29日签署的：
陛下，祖国需要所有的捍卫者，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忠于他们的格言，请求迅速赶赴边境，同在那里为拯救法兰西献身的勇士们一道分享光荣。学生军团要骄傲地为挫败敌人做出贡献，而后回到校园，培养学识，准备好再度为国效力。
卡诺将军当时在安特卫普，他刚刚在英国、普鲁士、瑞典的联军面前守住了此地，法兰西的旗帜还在此飘扬。1814年4月12日，他给儿子写信：
我亲爱的萨迪，听说综合工科学校的军团功勋卓著，而你以如此光荣的方式第一次拿起了武器，我格外高兴。待我被召回的时候，战争部长许可你来找我，我非常欣喜。你可以了解一个美丽的国家、一座美好的城市，当许多别的地方被灾难压垮，我满意于我维持了此地的安宁。
和约签订了，萨迪的确到了安特卫普同父亲团聚，而后随着父亲回到了法国。
十月，他离开了综合工科学校，作为第6名列入了为将来担任随军工程师培养的青年人的名单，以少尉学生的身份去往梅兹的军校。他撰写的几篇科学方面的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尤其是有一篇关于天文学和大地测量学器械的论文，叫《经纬仪》，曾因为极富创造才能被援引过。
我是从奥利维耶先生那里得到了这些细节，他是萨迪同一届的同学，日后成了中央理工学校的创始人之一。萨迪其他的同学，除了我刚刚提过的几何学学者夏斯勒先生而外，还有杜维维耶将军，可惜的是，他在1848年六月起义中遇难。我还要提到洛贝林先生，他是萨迪的密友，在萨迪病入膏肓之际和我一同来照顾病人，还在《百科全书》杂志第55期上为萨迪发表了一篇小传。
1815年的事变让卡诺将军在百日皇朝期间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并以又一个巨大的灾难告终。
对萨迪来说，这成了一个试验人心的机会，他谈及此事不无憎恶：某些级别更高的军官曾拜访过他那个少尉的小房间，这些人爬上三层楼，只为了向新任部长的公子问个好，竟也不嫌屈尊。
滑铁卢结束了这些人的殷勤。波旁王朝复辟，卡诺被流放了，萨迪则被先后派往各处要塞，履行他工程师的职责：数数砖头，修修墙面，测绘注定要被埋进文件夹的地图。他干得尽职尽责，却不指望奖赏，因为他这个前不久还替他博得无数阿谀的姓氏，此时足以让他从今以后都晋升无望，只能熬日子。
1818年，突然来了一道王命，准许所有部队的军官参加新成立的参谋部的考试。如果能在这个参谋部里担任重要的职务，比当工程师更有好处，而萨迪倒没有理会这一点。不过他厌倦了四处驻扎的生活，他的公务的性质只会让他驻扎在各处小堡垒里，这没法给他的求知欲提供足够的资源。而后他想申请离职，正如他所预料，他提出的离职被毫不费力地同意了，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清闲。尽管工兵部队的几位军官善意地提出反对，看到一个象征着荣誉的名字从他们当中消失，他们真诚地感到惋惜，但萨迪还是到巴黎去考试了，而后于1819年1月20日被授予中尉军衔。
他立即闲了下来，他利用这个机会，在巴黎和巴黎附近的乡间过着勤学的生活。这种生活只中断过一次，1821年，他去德国旅行，见我们在马格德堡流亡的父亲。我们三个人一起幸福地度过了几个星期。
两年之后，死亡夺去了我们可敬的父亲，我独自回到法国，发现萨迪一边研习科学，一边交替着深耕艺术。在这条道路上，他的喜好又把他引向了创新的方向，因为没有人比他更讨厌传统和旧习。在他的乐谱架上只能见到他练习的吕利写的曲子，他只演奏维奥蒂的协奏曲。他的桌上只能看到帕斯卡、莫里哀和拉封丹的作品，他最喜欢的那些书，他几乎都能背下来。我把这种方向称作创新，是因为此时还是在紧随1830年革命而来的文艺运动之前。至于萨迪对《致外省人的信》的作者的好感，与其说是青年数学家对科学界大师的尊重决定了这一点，不如说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帕斯卡有着严肃的宗教思想，憎恶伪善和虚假的虔诚。
萨迪对美和实用同样富于感受力。他常去卢浮宫博物馆和意大利剧院，同时也常去植物园和国会工艺博物馆兼学校。音乐于他而言几乎是一种嗜好，他大概是从我们的母亲那里得到的这份嗜好，母亲钢琴弹得极好，她的同乡达莱拉克和蒙西尼，尤其是后者还曾指点过她。单是能出色地演奏小提琴还不够，他还更进一步学起了乐理。
他在才智上永不满足，不允许自己在任何一门学问上一无所知：他勤奋地去法兰西公学院、索邦大学、矿业学院和博物馆、图书馆听课，好奇地拜访工厂，初步地学会了制造过程。数学科学、自然历史、工艺美术、政治经济，他用同等的热情研习着所有这些知识。我见过他从事体操、剑术、游泳等活动，乃至练习滑冰，不只是作为娱乐，还是作为一门学问来钻研。在这些领域，萨迪技艺高超，偶尔他忘乎所以地谈起这些，令专业人士都感到惊讶，因为精神上的满足是他追求的唯一目标。对于到不了解他在科学方面积累了多少财富的人面前去出风头，他颇感抵触，除非是和少数几个朋友私下交谈，而这少数的朋友对他掌握的知识也只了解很小的一部分。他为什么决定把他关于热动力学的想法写作成形？尤其是，他为何决定面向公众发表？我也在问着自己，尽管我和他一同住在王家公园街的小公寓里，当第一次复辟时的警察威胁着我们的父亲，父亲曾经幽居此地。萨迪一心想让自己的文章清晰易懂，故而让我读他手稿上的章节，好确认专注于其他学科的人也能读懂。
也许狭小的驻扎地、工作间和几间化学实验室里离群索居的生活助长了他天生的矜持性格。但在小圈子里，他绝不沉默寡言，他乐于参加最快活的游戏，沉醉于最活跃的漫谈：“在笑声中度过的时光是用得最好的。”他在某一处写到。他的语言中满是俏皮话，辛辣而不恶毒，新奇而不怪诞，有时自相矛盾，但没有别的用意，只是一种纯良无害的智力的体操罢了。冷淡的外表之下，他有颗滚烫的心。他乐于助人，忠心耿耿，待人接物上真诚可靠。
1826年末，又一道王命发了下来，要求参谋部的中尉们回到军中。萨迪请求回到工兵部队，得到了批准，次年，根据他的年资，他得到了上尉军衔。
然而他感到军务繁重，他渴望自由，故而在1828年脱下了制服，以便来去自由。利用他的闲暇时光，他旅行了几次，去拜访我们主要的工业中心。
他常去见克莱芒·德索姆先生，后者是国会工艺博物馆兼学校的教授，在应用化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克莱芒·德索姆先生很乐意跟他商量。这位先生生于勃艮第，那是我们的故乡，我认为这种情形令他们更为亲密。
萨迪是在这段时期以前（1824年）发表了他的《关于火的动力的思考》。
他看出关于利用这种动力的理论是多么不先进。他观察到针对机器的设计进行的改进成败与否只凭借摸索，几乎是靠运气。他明白，要让这项如此重要的技术脱离实验方法，提升到科学之列，研究由热产生的运动时就应当采用更普遍的视角，独立于一切机械力量和个别因素。这就是他书中的见解。
他有没有料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竟会变成一门新学科的根基？如果料到了，他会更加重视这本小册子，将其广泛地公之于众，他自己会更加心甘情愿地走出默默无闻的境地。
事实上（他的工作笔记提供了证据），他已经注意到热和机械运作之间存在联系。奠定了那条学者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之后，他致力于继续研究，这肯定会使他建立起第二定律，也就是守恒定律，他显然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若是这样，热力学从那时起就已经建立了。
但他的研究突然被一件大事变打断了，那就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
萨迪满怀热忱地迎接着这场革命，这倒不是出于某些个人利益的角度，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
昔日的国民公会议员有几位尚在人世，包括那些颇具名声的，但新政府根本无意去寻找他们。有人递出了菲利普-平等之子——彼时已成了法国国王——的一句话，即使是虚构的，至少也相当符合在他那种立场上的见解。“对国民公会议员本人，我什么也给不了，”他说道，“但对他们的家人，我有求必应。”
无论如何，他身边的近臣找到我哥哥，泛泛而谈地试探我们的倾向，以备有朝一日把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召到巴黎议会，而卡诺1815年时正是巴黎议会的议员。对于这个机会，我们简短地商议了一下。我们两个人都并无声望，要给我们这份礼遇，必然是以某种世袭制的名义，我们若接受了，不可能不背离卡诺的原则，他曾于贵族世袭制作斗争。来自父亲的观念使我们对这种提名兴趣索然，也决定了我们会如何回答。
那段时期，萨迪经常参加民众集会，但他从不脱离单纯的观察者的角色。
这并不是说他在有机会的时候不会迅速有力地采取行动。有一件事就足以显示出这一点，尤其是他沉着的特质。
拉马克将军葬礼的那一天，萨迪好奇地走在起义区域附近。突击开始之前，一名骑兵似乎是喝醉了，骑马在街道上飞奔，挥舞着马刀，撞倒了行人。萨迪冲上前去，机灵地躲开士兵的武器，抓住他的大腿，把他扔在地上，让他躺在水沟里。萨迪这样勇敢地伸出援手，令旁人赞叹不已，而他避开欢呼的人群，继续走他的路。
1830年以前，萨迪参与了综合工科工业协会，这是由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组成的，目的在于共同研究；1830年以后参与了综合工科联合会，也是由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组成的，目的在于向大众推广有用的知识。
然而，民主的希望似乎被推迟了，萨迪又回到研究工作当中，继续他的科研，他动力十足，把压抑在灵魂深处的政治热情全转移到了科研上面。他深入地研究气体和蒸汽的物理属性，尤其是它们的弹性压力。不幸的是，他根据对比实验编制的表格一直未曾完成。不过很幸运，维克多·雷诺先生以精准著称的出色工作填补了萨迪·卡诺本人业已知晓的这段科研空白。
他过于用功，这导致他在1832年6月末生了病。他曾短暂地恢复了健康，故而快活地给一位曾给他寄过好几封信的朋友写信：
这一次我不是无故拖延。我病了很久，很是疲惫。我喉咙发了炎，而后是猩红热（这种凶险的疾病，您大概是知道的）。我只得在床上躺了十二天，睡不着觉，吃不了饭，没有任何消遣，凭着蚂蟥、汤药、灌肠和同一家店里买来的其他一些玩意愉悦身心。这个小插曲依旧没结束，我虚弱至极。
这封信是7月底写的。
他的病复发了，而后是脑膜炎。这么多的打击耗尽了他的精神和身体，他几乎还没康复，再接着，1832年8月24日，霍乱向他袭来，几小时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就像是出于不祥的预感，他格外关注当时的瘟疫大流行，他带着专注与他对一切事物的那种洞察力关心着瘟疫的进展。
萨迪·卡诺去世时正年富力强，他必将大放异彩的一生才刚起步，在几位朋友心中留下了深挚的敬重与热爱。他的草稿本见证着他活跃的头脑、多样的知识、对人道的热爱、对正义与自由的洞见。在这上面可以找到他每一类研究的痕迹。不过，他唯一一部完成了的作品就是我们第二次出版的这一部。这足以使他的名字不被遗忘。
而他的精神面貌值得另外著书，供人了解。在此，我们仅希望呈现一幅草图。但要评价萨迪·卡诺，比起我这几页纸，更好的方式是通过他那些散落在草稿中的思想，我们在此虔诚地将它们收集在一起。有的是他为自己勾画的实用行为准则；有的是他打算插进论文里去的观察结果；有时是他刚刚感受到的强烈印象，无论悲伤还是快乐；也有时——尽管很少——是情绪不佳时针对人和社会的讥诮。他从未想过他这些笔记，这私下里的灵魂吐露会被除他之外其他人的眼睛读到，尤其是有朝一日会被用来根据他本人的话评判他。至于我这方面，我从中找到了和我父亲的思想那种动人的相似之处，纵使这对父子生前不幸，几乎总被种种事变彼此分开。
首先来看关于日常事务的备忘录：
早上规划如何利用这一天，晚上思考做完了什么。
进行多种多样的身体和精神锻炼：跳舞，马术，游泳，剑术和刀法，步枪和手枪射击，滑冰，弹弓，高跷，网球，滚球；单脚跳，交叉双臂，下腰，跳高和跳远，撑着墙用单脚转身，晚上睡前穿着衬衫锻炼，以助发汗；车床，细木工，园艺，边走边阅读，朗诵，唱歌，小提琴，作诗，作曲；八小时睡眠，醒来时散步，餐前餐后绝不饮酒；慢慢吃饭，少食多餐；避免游手好闲，不做无益之思。
接着是一些更普遍的规则：
开启新生活时要养成好习惯。
永远不要回顾过去，除非是为了启发未来。悔恨是无用的。
预先下定决心，免得行动当中再去思考：届时应当不假思索地服从自我。
迅速做出的决定往往是最正确的。
要经常顺从最初的灵机一动：在同一个问题上深思得太多，最终想出的往往是最坏的主意，或者至少耽误了一段宝贵的时间。
我们要忍受轻微的不悦，就像没有意识到那样；但无论任何人，如果显出伤害或者侮辱我们的意图，就要有力地击退他们。
不要装出自己没有的性格，也别假装自己维持不住的角色。
要坚定，但别自负；要勇敢，但别放肆。
在结交挚友时要慎之又慎。对可靠之人毫无保留，和其他人则不必来往。
要知道如何让别人高兴，问问自己即可。
不说空话。一切交谈若不能启发你我、引起兴趣或愉悦心灵，则是有害的。
自己知道的事要少谈，不知道的事绝对不谈。
为什么不更常说“我不知道”呢？
和每个人谈他们更了解的事，这让对方自在，还能从中获益。
绝不开可能伤人的玩笑。
只用最精确地符合分寸的语言表达。
认真倾听同您谈话的人，这样他才可能好好听您答话，并且让他愿意听您的论据。
讨论中不要发怒，也别气馁。
论辩的时候不要针对人身。如果您知道某些关于对手的特殊情况，您当然有权让他感知到这一点，好让他有所收敛，但做这种事要谨慎，不要在听众面前伤害他。
当讨论退化成争吵，那就打定主意默不作声，这并不是认输。
谦逊会为长处增色多少啊！有才之人隐藏自己的知识，就像被自己果实的分量压弯的树枝。
何必非要卖弄才情呢？我更愿意让别人认为我愚蠢、谦逊，而不是聪慧、自负。
人没有比让别人羡慕自己更大的欲望了。
自私自利是所有坏毛病当中最普遍、最惹人憎恨的一个，更确切的说，是唯一一种惹人憎恨的恶习。
以自尊为乐，这是所有乐事中唯一一件真正能变作荒谬的。
我不明白人们为何将“好的道理”和“常见的道理”混为一谈来表示“情理”。没有什么比通情达理更少见的了。
痛苦会令灵魂枯萎。
我们来抄录一条愤世嫉俗的俏皮话，我们想要指明，这是相当罕见的：
应当送所有正派的人去服苦役，那样我们在其他所有地方遇见的就都是坏蛋了。
不过即刻，在这下面，平静的情绪又回来了：
对于一切可能突然落在我身上，而我得以避免的不幸，我都感到喜悦。
生命是一段格外短暂的路途。我已走完了路程的一半，我会尽我所能，走完我的余生。
希望是最大的财富，因此为了获得幸福，要为未来牺牲当下。
别太苛求，完美是很罕见的！
一件事物越接近完美，别人就越会注意到它轻微的缺陷。
无视可以无害地取乐的机会，这是在辜负自己，是一种浪费。
矫饰出来的欢乐会令单纯的欢乐失去一切价值。
有时需要抛弃理智，也罢；可是等需要理智的时候要如何找回来呢？
爱几乎是诚实的人唯一一种可能显露出来的激情，唯有爱才和正直彼此协调。
别做任何世人所不能了解的事。
真正的贤者是那些为了美德本身而热爱美德的人。
有人说人是自私的，但最为美妙的欢乐会从一个人身上传递给另外的人。只有在同他人分享的情况下才能体味欢乐。
如果一个人可以不断地满足自己的渴望，那他就永远也没时间渴望了。因此，幸福必然是由交替组成的，不能维持在恒定的水平上。
关于战争和征服的话题：
每一个征服者，等他终于折磨完了我们这个可怜的地球，不妨对他说：“你们难道就不能对着一个小纸球挥剑去吗？”
人们说起“战争法”，就仿佛战争未曾毁掉所有的法律一样。
有人说，为了阻止人口过快增长，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战争收割的是年轻人的花朵，却放过了那些不再被大自然宠爱的人。因此，战争必然促进了物种的退化。
而后，作者又把笔墨转向了医学：
在某些方面，医学在直接地对抗自然的意愿，自然倾向于让一个物种当中那些体质更好的个体生生不息，而用无数种理由毁掉那些娇弱的个体。动物和未开化状态的人都是如此：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活到成年，也只有他们才能为种群繁衍。社会救济和医学延续了弱势的个体的生命，他们的后代通常也和他们一样弱势。斯巴达人野蛮的规定剥夺了身形不好的孩子们的生命，为的是保持整个种族的力与美。这样的规定同我们的道德相对立，不过，让人类免于衰落和退化，这是值得期待的。
希腊人和罗马人没有改换人种，却堕落了，这证明了制度施加于道德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安插一个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片段，来展示一下我们拿到的这些篇章是多么多样：
根据现代经济学家的体系，政府对国家的工业和商业介入得最好尽可能少。但有时候也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介入可能是有用的。
赋税被经济学家们看作一种恶，不过是必要之恶，因为赋税能提供公共支出。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政府掌握了足够的收入，比如通过地产，取消所有税收就成了令人期待的举措。
税收是一种影响生产和商业的方式，会为生产和商业提供一个自然情况下不会选择的方向。如果确立税收的时候缺乏判断力，或者仅以收税为目的，这样的影响大概会产生有害的后果；但如果用明智、巧妙的方式支配税收制度，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用征收地租税取代地产税是有益的。这样，产业主们要想避税，就只能开发自己的地产。如今他们通常只收地租，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多余的钱财用在无产出的消耗上，然而从事农业的产业主会自愿把钱财用在改善田产上。
对地产收税的结果是产业主直接开发土地，由此会有优良的种植技术和土壤改良，这些只有长期坚持才会产生结果，而对于农民而言，这段时间太过久远了。
对地产收税有助于划分土地，小产业主参与进来，和只追求年金与地租的资本家们竞购。
大资本家没法自己耕种面积广大的土地，又不愿意把地租赁出去降低收入，就会根据新的产业主能够耕种的面积把土地分片出售，再把他们的钱投入工商事业。
卖方之间的竞争会暂时降低不动产的价格，使小有财产的人也可以拥有地产。那时就会看到，往往管理不善的大规模产业减少了，它们更容易易手，自然会传递到能够开发产业的更能干的人手中。
地产主们为了避免赋税而从事耕作，他们会定居农村，他们待在那里能够传播知识和财富。他们的收入先前用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方面，此时则用于支付改善田产所需要的费用和人工支出。
要建立这种税收制度，必然会遭到为数众多的拥有地产而不耕作的人的反对，而他们刚好组成了全国最有势力的阶层，因为法律几乎就只是由他们制定的。
也许应当让现有的产业主不受新赋税的影响，以减轻他们的反对力度，直至最近的一次产权变更，无论是通过售卖还是继承。降低产权变更的费用也能够缓和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的过度。况且整体说来，税收方面的一切改变都应当逐步进行，以免财产领域发生粗暴的大变革。
若干年内出租一份产业，可以看作在租期内出售用益权。比如说，假设年产出是本金的二十分之一，那么九年的收益就已经超过了地产本身价值的三分之一。故而对此类售卖适用针对不动产的法律是合理的，由此便要对产权变更收税。不能或不愿耕种自己土地的人，与其出让地产本身，不如只在一定期限内出让用益权，售价按照固定期限偿付，而非一次性付清。这就是地租。
有人假定让买方支付产权变更税。事实上，承担这笔赋税的一直是卖方。买方会比较自己支付的金额和他能够获得的收益，这种比较决定是否成交。如果他看不出自己能获利，他就不会买。在注册权不存在的情况下，买方获得同样的收益用的是同样的资金，而这笔资金会完全进入卖方的资产。
由此，最终只有产业主承担了产权变更税。只要在这方面提高赋税，对他们而言就是损失，而且这种赋税小业主比大业主承担得更多，因为小业主的产权变更频繁。与此相反，地租税更多地由大业主承担。
地租税不涉及占有林地的产业主，但可以通过对出售采伐区征税加以补偿，这种赋税很合理，因为未经采伐的林地是一种不动产。未经采伐的林地往往比其所占据的土地拥有更高的价值。
最后用一些反映出萨迪·卡诺对宗教的看法的段落作为结束：
人们把不了解原因的事件归于偶然。一旦他们猜中了原因，偶然就消失了。说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出于偶然，也就是说我们没能预见此事。我认为我们简直没法给“偶然”这个词赋予另外的词义。对无知者来说的偶然，对于更有知识的人就未必是偶然了。
如果人类的理性不足以看清神的秘密，那神为什么不把人类的理性塑造得更敏锐一些呢？
上帝在可以轻易地启发人类、使人信服的情况下，是不会因为人不信他就惩罚人的。
如果上帝是至善的，那为什么要在来世惩罚罪人呢？这样既没法让人回归正道，也不能拿他做范例。
根据教义，上帝就像斯芬克斯一样，他给人出谜语，并吞掉猜不出来的人。
教会给了上帝人类的一切情绪：愤怒、复仇欲、好奇、暴虐、偏心和懒惰。
如果从基督教当中删掉所有并非来自耶稣基督的内容，这个宗教就会变成全世界最简单的一个。
是什么动机导致一些作者排斥整个宗教体系呢？难道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反对的这些理念对社会完全是有害的？他们是不是把宗教和人们对宗教的滥用都一道摒弃了呢？
信仰是一种全能的存在，它热爱我们，关怀我们，给灵魂以巨大的力量来抵御不幸。
一个适宜于灵魂的宗教，应当由对社会和道德施加着最有益的影响的可敬之人来布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