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官和制度

宋朝，是一个一直都颇有争议且毁誉参半的的王朝，而且不喜欢这个王朝的人也是很多的，可以说路人缘是仅次于清的第二不招人喜欢的王朝。但是这个朝代又延续和发展了唐朝辉煌的文明，更是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这个朝代取得重大突破，瓷器、戏剧等文化艺术也在这个朝代又了进一步的提升，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同时，又与亚非各国开展文化交流的时候也展示了这个朝代的高度包容性和开放性。

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在经济和文化繁荣的背后，是这个朝代政治的平庸和腐朽。在对外战争中宋朝往往是屡屡对外妥协，给人展现的是软弱无能。这种给人的感觉就是重文轻武，当然事实也是如此，这一切原因还要从宋朝的政治体制说起，而且这种体制也造成后期的冗官现象。

一切还要从安史之乱后说起，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节度使权力恶性膨胀，独揽军政大权，而中央的实力却是大大受损，所以慢慢形成了藩镇包围中央的局面，而这种现象在唐灭亡后五代十国里更是常见剧情。在五代十国期间竟然涌现出六十多位皇帝，然而国祚短命难以维系，政局如此动荡，造成“兵革不息，苍生涂地”的疮痍景象。

赵匡胤也是在这种局面下被将士们的推举，然后在陈桥发动政变，取代后周成为皇帝，建立了宋朝。但是这样得来的国家神器并不牢固，同时他又老赵也知道唐朝因为中央贫弱、地方独大而天下分崩离析的教训，因此他通过“收精兵、削实权、制钱谷”的改革措施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顽疾。

在军权上，他在中央建立起枢密院掌握统兵权，但是无“握兵之重”而是在枢密院之外建立起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这三个机构统称为“三衙”并各设正副都督；在地方官职上，中央委派文人出任州郡长官管理政事，也就是“知州”，同时又设立“通判”对其监督；为了分割知州财政权又设立转运使，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后来成为最高行政官员；此外，就连知州的司法权也被提点刑狱司主管。

读到这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一个地方官的权力就这样被层层分割乃至呈现出被架空的局面，那还要地方官干嘛？但老赵就是要这样分割权力，防止地方谋反。虽然建立起了相互牵制和分散事权的地方官僚体系，却使得地方官员数量空前增加，这就是典型的“冗官”现象。

同时为了为了维护皇权，让君臣关系更加和睦，老赵又建立了优待官员家族子弟的恩荫制度。恩荫又称门荫、荫补和任子，是一种依靠家谱和关系任官的制度，一些达官显贵的子弟，不需要经过科举选拔，也不问其才能品行，只要背景够显赫，就可以进入朝廷任职，这个法子有点像有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即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虽然这个法子只针对达官显贵，但相比于已经进行了百年的的科举而言，老赵这简直就是在开历史倒车。这个制度下招揽的人大多都是无能之辈和纨绔子弟，面对这种“人才”很快就出现了将帅不谙兵马，学士不习书礼，三司不识财务的现象。当然老赵这样做也是为了分割权力以拱卫王室，但是朝堂内如此平庸之辈且数量又如此之多，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能与之抗衡的也只有晋朝了。

另一方面与历朝历代不同的是，宋朝别出心裁的建立起独特的“文官政治”制度，而这套制度的出现也跟科举制的高度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科举制本出现始于隋，发展在唐，到了宋朝，这一制度更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宋朝为了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对科举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无论是科举内容还是应试人数的规模上都大幅增加。

宋朝光科举取士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唐朝的二十倍之多，社会重学风气逐步形成，在科举之下“求君于科场之中”以求飞黄腾达成为一种舆论共识。科举制的兴盛带动了宋朝文化、艺术、科学等领域的繁荣，然而又进一步加剧了“冗官”的严重性。

虽然宋朝为了节约开支曾经实施过三次规模较大的裁官策略，分别是宋太祖的“开宝省官”，宋高宗的“建炎省官”和宋孝宗的“隆兴省官”。

前两次的举措都相对温和，分别主要采取按各州县户口和人数确定官僚数量与裁减原有虚设机构并在新设机构上重定吏额。而隆兴省官则相对严厉，直接限制“荫补”特权、严格规定官员必须在70岁致仕、并限制科举制“特奏名”（科举制专为久试不中，科场潦倒的士人所设的科名）的额数。

此外，王安石变法也曾试图改革臃肿的官僚制度。它按照《唐六典》进行官职的循名责实，颁布《寄禄格》以阶易官、按格定禄，使得官员的职务和职称相符合，提高行政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然而这些改革并不彻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官僚制度，而在治理冗官裁撤官员的过程中，又会引起官僚的激烈反弹，甚至还引起几百人大闹相府、游行示威的闹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成果又会被新一轮的“冗官”所侵蚀。宋朝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顽固不化的政治体制，使得从根本上改变冗官制度几无可能。

而官僚机构的臃肿首先造成的就是人浮于事。一方面，宋朝实施的是官职分离制度，名义上是一套体系，而实际差遣管事的又是另一套。前一套体系容纳的就是大量吃空饷的冗官，因为宋朝规定，在职的官员“并不治本司事”，而要以“他司主管”，唯有“特敕”方能执政。因此这些官员闲散无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惰性，提高行政效率简直是一纸空谈。

另一方面，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增设大量机构以进行职权分割，军权、财权、行政权由多人把持并相互牵制。它的确对某些官员权力膨胀炙手可热的现象起到阻遏作用，然而这也意味着在重大决议上众口难辨而难以取得共识，进而拖累办事效率乃至危及国运。

宋朝的官民配置比极其失衡，其他朝代更是望尘莫及。况且在宋朝“文人治国”的大背景之下，为了取得全国地主阶级的支持，宋朝对官员的俸禄供给也是相当优厚的。正如前面所说，一位官员往往身兼多个虚职，尽管在其位不谋其职，却也照样拿着与正式官吏同样的俸禄，也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干什么实事，你的待遇也和那些想要有作为的官员一样。

因此，这样不思进取的怠惰气氛始终弥漫着整个宋朝政坛，懒政怠政的官员数量多如牛毛，甚至还腐蚀了原本以社稷为重的贤臣们。他们无法为朝廷和宋朝社会带来改观，而其待遇却格外优厚，只能使得国家财政处于收不抵支的赤字状态，而这些沉重的负担却要最终转嫁给百姓。

通过恩荫进入统治集团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德才学识就可以占据高位，岁岁吃禄米，年年拿俸钱。王安石这样讽刺他们：“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义，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

这种现象的长期猖獗，导致宋朝政坛始终无法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风气，大量官员并不想把本职工作和业务做好，反而盘算如何贿赂高官、趋炎附势、攀附权贵、拉拢关系以求升迁得道的机会。朝廷内外充斥着国家的蛀虫，而到了后期甚至出现了党争，宋朝这艘大船最终就在这种官僚体制下一步一步走向了没落。宋朝的文官尚且如此，那么宋朝的武官是啥样的？这个话题我们就留到下期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