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语言的第二十六系列

    事件使得语言成为可能。但是使之成为可能并不意味着使其开始。我们总是在言语（speech）的秩序中开始，而不是在语言（language）的秩序中开始，在语言的秩序中，一切必须被同时给出，并且一次性地给出。总有某个人开始说话。开始说话的人即是那个进行展现的人；他所谈及（talk about）的内容即是所指称者（denotatum）；他所说出（say）的东西即是意指。事件不是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个：它既不说话，也不被言及或说出。然而，事件的确属于语言，并且萦绕着它，以至于它不实存于对其进行表达的命题之外。但是事件与命题并不相同；被表达的东西与表达并不相同。事件并非先于语言实存（preexist），而是预先内在（pre-inhere）于语言之中，从而给予了表达一个基础和一种条件。要使语言成为可能，这就意指着要保证声音不与事物的声响品质、身体的声音效果或它们的行动和被动相混淆。使语言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那个将声音与身体分开，并将它们组织成命题的东西，它释放了声音的表达性功能。总是一张嘴巴在说话；但是声音不再是吃东西的身体之噪音——一种纯粹的口部性——而是变成了一种主体表达自己的展现。人们总是言及诸身体和它们的混合物，但声音已经不再是附着于这些身体之上的品质，而是与它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即指称关系，并且使得它们可以表达这种言说与被言及的能力。指称和展现并没有建立语言，它们只是随着语言而成为可能。它们预设了表达。表达建立在事件之上，作为一种可表达或已表达之物的实有体（entity）。使语言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事件，因为事件既不会与表达它的命题相混淆，也不会与说出它的人的状态相混淆，更不会与命题所指称的诸事态相混淆。而且实际上，若是没有事件，所有这些都只会是噪音——而且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噪音。因为事件不仅使那些它所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成为可能并与之分开，而且还在它所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中做出了区分（例如，在命题中有着指称、展现和意指的三重区分）。

    事件如何使语言成为可能？我们已经看到，事件的本质是纯粹的表面效应，或者是无动于衷的无形体实有体。事件是由诸身体、它们的混合、它们的行动和被动所产生的。但它在本性上不同于产生它的东西。例如，它被属派到诸身体、诸事态之上，但此时它并不是作为一种物理品质；而只是作为一种非常特别的属性，一种辩证的、或者说是意向相关的和无形体的属性而指派到其上的。这种属性不在表达它的命题之外实存。但它在本性上不同于它的表达。它实存于命题中，但不是作为身体或品质的名字而实存，也不是作为主语或谓词而实存。它只是作为命题所可表达物或所表达物而实存，被一个动词所包覆。发生在事态中的事件和内在于命题中的意义是同一个实有体。因此，由于无形体事件得到了构成并且构成了表面，它将它的双重指涉中的项提升到了这个表面：它作为意向相关属性所指涉的诸身体，和它作为可表达实有体所指涉的诸命题。它将这些术语组织成两个系列，并将它们分开，因为正是通过这一分离并在这一分离之中，它才能把自己同导致了它的诸身体和使它成为可能的命题区别开来。这种分离，这种事物和命题（吃/说）之间的界线-前沿（line-frontier），也进入了“成为可能”者之中，即进入了命题本身，进入到了名词和动词之间，或者说，指称和表达之间。指称总是指向身体，并且原则上指向可摄取的对象；表达则指向可表达的含意。但是这条界线-边界如果不最终接合它所分开的东西，那么它就不会在表面实施系列的分离。它通过同一种无形体力量在两边同时进行操作，这种力量一方面被定义为发生在诸事态中的东西，另一方面被定义为内存于命题中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只有一种力量，尽管它可能有多个维度。）

    界线-前沿导致了分歧系列的收敛；但它既不废除也不纠正它们的分歧。因为它并没有使它们在自身之中收敛（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围绕一个悖论元素进行收敛，即一个贯穿了界线并在系列之中循环的点。这是一个总是被移置的中心，它仅为了那些本身就分歧的东西而构成了一个收敛之圆环（肯定析取的力量）。这个点或元素即是准原因，而表面效果则附着于其上，这恰恰是因为表面效果与其有形体原因在本性上是不同的。正是这个点通过不同种类的神秘语词来在语言中得到表达，它保证了系列的分离、协调与分支。因此，语言的整个组织呈现出三个形态：形而上或先验的表面，无形体的抽象线，以及去中心的点。这些形态对应于表面效果或事件；在表面上，即是事件内在的意义之线；在线上，则是无意义点、表面无意义，它们与意义共在（co-present）。

    两个伟大的古代体系，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他们试图在事物中定位出那个使语言成为可能的东西。但是他们的方式非常不同。为了不仅要建立自由，而且还要建立语言及其运用，伊壁鸠鲁派创造了一个基于原子之偏斜（declension）的模型；相反，斯多葛主义者创造了一个基于事件之接并（conjugation）的模型。因此，伊壁鸠鲁主义者的模型优先考虑名词和形容词；名词就像原子或是语言身体，通过它们的偏斜来得到协调，形容词就像这些复合物的品质。但是斯多葛主义者的模型却基于一种从“更骄傲”的术语来理解语言：动词及其接并，这与无形体事件之间的联系相关。语言中名词或动词哪个才是主要的这一问题，我们不能根据那条一般的格言“一开始，就有行动”来加以解决，无论人们认为动词就是主要行动的代表，还是说认为根源（root）就是动词所具有的主要样态。因为动词并不代表一种行动；它表达了一种事件，这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语言不是从主要的根源那里发展出来的；它是围绕着形成元素组织起来的，这些元素完整地规定了它。但是如果语言不是根据外部时间的接续而逐渐形成的，那么我们因此也不应该认为，它的总体性是同质的。诚然，“音素”保证了“语素”和“语义素”内部可能存在的所有语言学区别；但反过来，进行意指的形态学单位也规定了在所考察的语言中哪些音素区别是相关的。整体不能用一种简单的运动来描述，而应该用一种语言行为和反动（reaction）的双向运动来描述，这种运动代表了命题的圆环。[1] 而且，如果语音行动为语言形成了一个开放空间，那么语义反动就形成了一种内部时间，若是没有这个时间，这个空间就不能依照特定语言来加以规定。因此，若是不管元素如何，并且只从运动的角度来看，名词及其偏斜化身为了行动，而动词及其接并则化身为了反动。动词不是外部行动的形象，而是语言内部反动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在其最一般的概念中，动词包覆了语言的内部时间性。正是动词构成了命题之圆环，它让意指承载于指称之上，并且让语义素承载于音素之上。但也正是从动词中我们才能推断出圆环所隐藏或卷起的东西，或者说，一旦被切开、铺开并部署在一条直线上，它就会揭示出来的东西：作为命题之所表达者的意义或事件。

    动词有着两个极项：当下，鉴于一种以接续性为特征的物理时间，它指示着它与一个可指称的事态的关系；以及不定者（the infinitive），鉴于一种它所包覆的内部时间，它指示着它与意义或事件的关系。整个动词在不定的“语气”与和当下的“时间”之间摆动，前者代表了从整个命题中脱除出来的圆环，相反，后者将圆环闭合在命题的所指称者上。在两者之间，动词按照指称、展示和意指的关系来弯曲其接并——即时间、人称和样式的聚合。纯粹的不定者是永恒纪元，直线，空白形式和距离；它不允许时刻之区分，但继续在过去和未来的双重同时方向上被形式地划分。不定者在暗示语言内部的时间时一定也会表达意义或事件，亦即，语言所提出的问题之集合。它将语言的内部性与存在的外部性相连。因此，它继承了事件之间相互交流。至于单义性，它从“存在”传递到语言，从“存在”的外部性传递到语言的内部性。多义性总是名词的多义性。“动词”是语言的单义性，处于一个未规定的不定者之形式中，没有人称，没有当下，没有任何语音的多样性。这就是诗歌本身。因为它在语言中用一个事件表达了所有事件，而不定动词表达了语言之事件——语言是一个独特的事件，现在它与使其成为可能的东西融合在一起。

[1] 关于这个回归或反动的过程以及它所暗示的内部时间性，参见古斯塔夫·吉约姆（Gustave Guillaume）的著作和埃蒙德·奥尔蒂格（E. Ortigues）在《话语与象征（Le Discours et le symbole）》 (巴黎: Aubier, 1962年)中对这部著作的分析。吉约姆从中得出了一个关于无限的原创概念，在《法语动词变化体系中的时间阶段和层次（Epoques et niveaux temporels dans le système de la conjugaison français）》 (结构语言学手册（Cahiers de lmguisuque structurale）, 第4号, Universite de La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