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之名，对簿公堂，《长安三万里》为何成被告？

昨日拜读了洛阳隋唐史学会“针对电影《长安三万里》部分情节描述、部分人物故事与历史严重不符的问题发布的声明”，深感震惊，该声明不长，却存在大量失实描述和误导性言论，包括对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情节进行严重错误的描述，针对史学界尚有争议的观点传播“不符合这个观点就是篡改历史”的观念，甚至将被史学界主流意见否定的观点当成“公论“来宣传，作为看过电影的普通观众，不能理解贵会何以能理直气壮拿着这样漏洞百出的声明要求电影制作方道歉，在此就贵协会专家们提出的四点所谓“部分人物故事与历史严重不符”的问题提出以下质疑：

1 贵会称，“李白与杜甫第一次相逢在洛阳，并非影片中描写的长安”

第一，电影中没有出现“李杜第一次会面”的情节，李白和杜甫在长安甚至没有一次对话，贵会为何要捏造不存在的电影情节？

第二，“李白与杜甫相识于洛阳”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贵会为何向公众灌输“不符合这个观点就是不尊重历史”的观念？

这个观点的确一度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定论，然而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争论再起，先后有多位学者对李杜相识的地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如耿元瑞《关于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郁贤皓《李杜交游新考》《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王辉斌《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王伯奇《李白初识杜甫时地新考》，邝健行《从杜甫诗论测李白生平的一些问题》（邝文收于《中国李白研究》集萃，中国李白研究会编，2007）等，《唐代文学研究年鉴 1991》（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等编著，1992）中的“李白生平中十大热点问题综述”，《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中的“唐以后杜甫研究的热点问题”，均将该争论列为李杜研究的热点问题，贵会作为“隋唐史学会”，当不会不知情。

贵会宣传“李杜相识于洛阳”的主流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不符合该观点”和“不尊重历史”之间画上等号却极为不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李白研究会、《杜甫研究学刊》均认为这一问题尚有探讨的空间，贵会凭什么给公众灌输“不照着这个观点拍=极端误导公众=不尊重历史”的观念？当然，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和电影《长安三万里》没有关系，因为电影压根没提李杜是怎么相识的，而且电影导演明确表示过，他们也认为李杜相识在洛阳，只不过电影是高适的回忆视角叙事，高适并没有参与李杜相识，所以电影中没有这段历史。但是，假如有一部电影真的拍了李杜在别的地方相识，就能算“极端误导公众”吗？

再想请问贵会的各位专家，是否也曾公开指责那些发表论文说李杜相识不在洛阳的学者们“极端误导公众”“不尊重历史”？是否也曾向对这一争议推波助澜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李白研究会、《杜甫研究学刊》提出过道歉要求？笔者孤陋寡闻，不曾有闻。作为一家“史学会“，本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既然贵会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以“还原真实历史”“维护历史人物的真实性”为己任，为何多年以来在学术争鸣中失声，对各方“李杜不是相识于洛阳”的学术观点置若罔闻，不在学术领域中针锋相对，用论文和著述去"还原历史真实"，单只抓住一部文艺作品大做文章？

2 贵会称，“杜甫早年生活在洛阳，并非影片中描写的长安”

电影中少年杜甫只在长安出现过一次，没有任何剧情提及他为什么会出现，是长居、旅游、还是探亲，完全不得而知，贵会用“并非”这样的描述将该情节与“杜甫早年生活在洛阳”对立起来，误导观众认为电影把少年杜甫长期生活的地方改在了长安，是对电影情节的曲解。

杜甫少年时代长期生活在洛阳，这一点并无争议，但杜甫的父亲曾长期在长安一带为官，因此有一些学者推测他少年时代有可能去过长安，如“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毕朝阳认为，杜甫的父亲曾在长安做官（武功县尉，奉天县令），所以杜甫小时候也曾到过长安。毕朝阳在杜甫的诗中（“今日江南老，他日渭北童”《社日两篇》）找到了依据，“我这个白发老人现在虽客居江南，可我童年时也曾在长安生活过”，而渭北是借指长安，抒发的是杜甫对长安岁月的怀念之情”。

贵会曲解剧情，制造不存在的对立，伤害同胞感情，令人遗憾。

又：网上某些争议质疑杜甫在片中自称“京兆人氏”，认为是将杜甫的家乡改在了长安，按此处的“京兆”并不是指杜甫的家乡，因杜甫十三世祖杜预为京兆杜陵人，京兆亦为杜氏之郡望，杜甫本人在自称中通常都是带郡望（也是杜预的籍贯）而不是带家乡，如“京兆杜甫”“杜陵诸生”“杜陵布衣”等，他给继祖母写的墓志中称在巩县做过县令的祖父为“京兆杜府军讳某”，给在洛阳抚养他的姑姑写墓志时称其为“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盖“京兆杜氏”是名门望族，在那个出身门第直接影响社会地位甚至个人前途的的年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 贵会称，“一日三绝”发生在洛阳天宫寺，并非因影片中描写的扬州”

贵会又一次曲解、捏造了剧情，电影中没有“一日三绝”，只有“一夜双绝”。贵会声明中引用了《唐朝名画录》对“一日三绝“的记载，现转引于此，以为参照：

“时将军裴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道子封还金帛，一无所受。谓旻曰：“闻裴将军旧矣，为舞剑一曲，足以当惠。观其壮气，可助挥毫。”旻因墨旻为道子舞剑。舞毕，奋笔俄顷而成，有若神助，尤为冠绝，道子亦亲为设色，其画在寺之西庑。又张旭长史亦书一壁，都邑上庶皆云：“一日之中，获睹三绝。””

由贵会提供的记载可知，“一日三绝”的典故，源自当事人在一天之内看到了裴旻、吴道子、张旭三人施展绝技，且典故中裴旻舞剑是因为吴道子要求看他舞剑来激发创作灵感，吴道子乜果然在看完剑舞之后作画有如神助，而在电影中，裴旻舞剑、吴道子作画都是扬州裴府宴会上的“预告表演节目”，两者同时进行，李白还没到裴府便已知道这个安排，并说“吴道子的画，裴将军的剑，大唐双绝，一夜可见”，至于张旭，并没有任何情节、台词提到他在这一晚写过字，又何来“获睹三绝”呢？

除了“一日三绝”的三位主角都出现在扬州的裴府夜宴上，这段情节的背景、因果、经过都可谓与“一日三绝”的典故毫不相干，显然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因为电影是高适的回忆视角叙事，所以在高适的经历中加入了这样一个小插曲，除了《唐朝名画录》中“一日三绝”的主角，同一段情节中也出现了正史记载的唐文宗亲封的“大唐三绝”的主角（李白、张旭、裴旻），都是为了让观众在高适的回忆中看到盛唐的群星荟萃，不能说只要一段情节里有裴旻、吴道子、张旭三个人，就不问情由说是把“一日三绝”的故事搬到了扬州，这是牵强附会的曲解。

至于为何是扬州，根据笔者的理解，是因为高适在安史之乱后任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电影后面有一段情节，讲高适目睹昔日繁花似锦的扬州变得民生凋敝、满目兵戈，抚今追昔、令人唏嘘，为了突显这样的对比，就需要在电影前段渲染和平年代扬州的繁华与美好，当笔者看到高适苦熬到五十多岁终于功成名，面对斯情斯景却毫无欣喜之情，画面配音溢出的尽是苦涩时，对于安史之乱带来百姓的苦难顿时产生了身临其境的触动，贵会的专家们却只为了裴旻、吴道子、张旭同时出现扬州而钻牛角尖，实在令人遗憾。

4 贵会称，“救下郭子仪的是李白，并非影片中描写的高适”。

贵会作为“隋唐史学会“，难道不知道史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李白救郭子仪”是虚构的故事吗？自詹瑛《李白诗文系年》开元二十三年夏之附考，即《李白郭子仪互救辩讹》一文问世后，史学界主流基本认同了该文的观点，即认为李白救郭子仪之事的原始记载出自晚唐裴敬的《翰林学士李公墓碑》，相关内容系杜撰，其后各种记载包括《新唐书》的相关内容均是由此衍生而来。贵会可以不赞同相关结论，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打着“尊重历史”的旗号把史学界主流认定为虚构的说法当成“史实”来宣传，难道不是“极端误导公众”吗？再者，既然贵会认定“李白救郭子仪”才是“史实”，又为何不见贵会在学术期刊上舌战群儒，在学术上针锋相对，而只见贵会因为一部电影改编了主流意见认为是虚构的故事而咄咄逼人、要求其道歉？这与打着'维护历史真实性”的旗号要求改编“草船借箭”“借东风”的人道歉何异？

电影《长安三万里》首映至今已四十余日，贵会筹备此文想必也非三五日之工，毕竟，《长安三万里》的情节虽有不少虚构，但以行业协会的名义揪着一些合情合理的虚构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只会自降格调，声明中的四点想必是贵会经过反复斟酌才挑选出来的，然而耗时多日，贵会拿出来的还是这样一篇漏洞百出的声明，在笔者看来，反倒说明了《长安三万里》在虚构的尺度上相当有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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