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下)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第三十四章 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1、按照李嘉图的说法，货币——金属货币——的价值是由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只有在货币的数量同要交换的商品的数量和价格保持正确比例的时候才是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货币量超过这个比例，货币价值就会降低，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如果货币量降到这个正确比例以下，货币价值就会提高，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在第一个场合，金过剩的国家，会把跌到价值以下的金输出，并把商品输入；在第二个场合，金就会流往金的估价高于其价值的国家，而估价低的商品就会从那里输往它能获得正常价格的其他市场去。既然依照这些假定，“金本身，不论是铸币或是条块，都能变成大于或小于它自身金属价值的一个金属价值的价值符号，那么显而易见，流通中的可兑银行券也有同样的命运。虽然银行券可以兑换，也就是它的实在价值符合于它的名义价值，但是由金和银行券构成的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可以升值或贬值，这要看这一总量由于上述原因升到由流通中商品交换价值和金的金属价值所决定的水平之上或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而定……这种贬值不是纸币对于金的贬值，而是纸币和金共同的贬值，或一国流通手段总量的贬值，这是李嘉图的主要发现之一；奥弗斯顿勋爵之流利用了这一发现，把它用做1844年和1845年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立法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55页）

2、前书对李嘉图这个学说的错误已经作了论证，这些论证用不着我们在这里重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把上述皮尔银行法强加于人的这一派银行理论家，是用什么方法对李嘉图的这些教条进行加工的。“19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1825年和1836年的大危机，并没有使李嘉图的货币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使它得到新的应用。这已经不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不是休谟眼中的16、17世纪的贵金属贬值，或者说，也不是李嘉图眼中的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纸币贬值，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人们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的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源和抵御它的对策。这个经济气象学派所依据的真正的理论前提，实际上不过是以为李嘉图已经发现了纯粹金属流通规律这一信条。留给他们去做的，是使信用券或银行券流通也从属于这个规律。商业危机的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在长期普遍上涨之后突然普遍跌落。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可以说成是货币同一切商品相比其相对价值上涨，相反，价格的普遍上涨也可以说成是货币的相对价值跌落。两种说法都是叙述现象而不是解释现象…...说法虽然不同，但课题并没有改变，正如这一课题从德文译成英文也并不改变一样。因此，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用在这里特别合适，因为它赋予同义反复以因果关系的外貌。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跌落？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上涨。反过来问，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上涨？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跌落。我们可以说，价格的周期性涨跌就是由于价格的周期性涨跌，这同样是正确的……只要同意把同义反复变成因果关系，其他一切就好办了。商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货币价值的跌落，而货币价值的跌落，我们从李嘉图那里知道，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也就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货币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水平。反过来也是这样，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使货币价值超过它的内在价值。因此，价格周期性地上涨和跌落是由于周期性地有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在流通。如果有人证实，价格在流通中的货币减少时上涨，在流通中的货币增加时跌落，那么即使这样，也仍然可以断言，由于流通中的商品量有了某种虽然在统计上完全无从证明的减少或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就有了虽然不是绝对的然而是相对的增加或减少。我们已经知道，按照李嘉图的看法，价格的这种普遍波动就是在纯粹的金属流通中也必然发生，但由于涨跌的交替发生而抵消，例如，流通中的货币不足引起商品价格的跌落，商品价格跌落引起商品向国外输出，商品输出引起金输入，货币输入再引起商品价格上涨。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则相反，那时会输入商品和输出金。尽管这种普遍的价格波动产生于李嘉图式的金属流通的性质本身，但是它的尖锐的和暴力的形式即危机形式却属于发达的信用事业时期，所以十分明显，银行券的发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调节的。金属流通以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作为补救手段；而贵金属是立即当做铸币进入流通的，因此，它们的流进或流出使商品价格跌落或上涨仿照金属流通规律来进行了。如果货币从国外输入，那么这就证明流通中货币不足，货币价值太高，商品价格太低，因而银行券必须同新输入的金成比例地投入流通。反之，它必须同金的流出国外成比例地从流通中收回。换句话说，必须依照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或依照汇兑率来调节银行券的发行。李嘉图错误地假定金只是铸币，因此所有输入的金都增加着流通中的货币，从而使价格上涨，所有输出的金都减少着铸币，从而使价格跌落。这个理论的假定在这里变成了实际的实验，有多少金存在就要使多少铸币流通。奥弗斯顿勋爵（银行家琼斯· 劳埃德）、托伦斯上校、诺曼、克莱、阿巴思诺特以及一大批其他在英国以‘通货原理’派著称的著作家，不仅宣扬这种信条，而且通过1844年和1845年的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法把它变成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立法的基础。这一信条在最大的、全国规模的实验之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关于这点，在信用学说中才能加以说明。”同上，第165-168页）

注：在如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用现象解释现象的学说仍然屡见不鲜。

3、因为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调节着商品的市场价格，所以这里很清楚，奥弗斯顿把表现在贴现率上的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或者更确切些说，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同对它的需求脱节）和对现实“资本”的需求混为一谈，这是多么错误。认为商品价格是由流通的货币量的变动来调节这种论断，现在被这样的说法掩盖起来了：贴现率的变动，表示对不同于货币资本的现实物质资本的需求的变动。我们已经看到，诺曼和奥弗斯顿事实上都在这个委员会面前这样说过；而且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后者，不得不求助于可怜的诡辩，直至他最后完全进入了死胡同（第二十六章）。说什么现有金量的变动，在它增加或减少国内的流通手段量时，必然会使该国范围内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这实际上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如果金被输出，那么，按照这个通货理论，输入金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会提高，从而在金输入国的市场上，金输出国的出口品价值将提高；相反地，在金输出国的市场上，金输入国的出口品价值将降低，而在这些出口品的原产地金输入国，它们的价值将提高。事实上，金量的减少只会提高利息率，而金量的增加则降低利息率。如果不是因为在成本价格的确定上或需求和供给的决定上，要考虑到利息率的这种变动，商品的价格是完全不会受这种变动影响的。

注：原文中还举出了许多实例，但在此省略。

4、聪明的穆勒认为，如果发行票面额一镑的银行券，“把它作为给那些要支付工资的工厂主等等的贷款……这种银行券就不免要落到那些把它们用于消费目的的人手里，在这个场合，银行券本身就会形成一种对商品的需求，并可能暂时有促使物价上涨的趋势”。[第2066号]难道穆勒先生认为，因为工厂主用纸而不用金来支付工资，所以他们将支付较高的工资吗？或者他认为，如果工厂主得到的贷款是票面额100镑的银行券，把这种银行券再换成金，那么，这个工资和直接用一镑券支付时相比，将形成较小的需求吗？难道他不知道，例如在某些矿区，工资是用地方银行券支付的，因而要好几个工人合起来才得到一张五镑券吗？这就会增加他们的需求吗？还是说银行家用小额券贷款给工厂主比用大额券更容易而且预付的货币更多吗？[如果穆勒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不是表现出一种在任何矛盾面前都毫不退缩的折中主义，那就无法解释他对于一镑银行券的这种特别的恐惧。一方面他在许多问题上赞成图克，反对奥弗斯顿，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商品价格是由现有的货币量决定的。因此他决不认为，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发行一张一镑银行券，就会有一个索维林回到银行金库里去；他担心的是，流通手段的量会增加，并因而贬值，也就是说，可能使商品价格上涨。隐藏在上述那种恐惧后面的无非就是这一点而已。——弗·恩·]

5、如果没有1844年的法令，那么银行就能毫无困难地为它所接到的所有第一流汇票进行贴现（第1018-1020号）。但是，有了1844年的法令和在银行1847年10月所处的情况下，“不论银行向有信用的商行要求多高的利息率，商行都会情愿支付，以便维持自己的继续支付的能力”[第1022号]。这种高利息率，正是这个法令的目的。

注 ：“这个法令的目的”正是金融资产阶级对自身利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