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包拯形象

2023-02-15 21:07 作者:扎西_Tashi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载自《包拯千年之谜》作者春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一个人历经一千多年，受到各个时代的赞颂，而且不论是统治者还是广大的黎民百姓，都尊之为楷模，这是很少见的。包拯的形象之所以能千年流传、不断增辉，在人性、品格、精神境界里究竟有哪些美好的因素，弹击着世人的心弦？

惩恶扬善的宋代包拯

一千多年来，包拯作为不朽的形象，在各种各样的包拯故事中，流传得极为广泛而又久长。纵览千年的包拯形象，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演变不是突发的，而是渐进的，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独有的特性，显示其特有的光彩。

在包拯所处的宋代，他的故事已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呈现给大家的主要是惩恶扬善的光辉形象。

作为历史人物的包拯，清正廉洁，不贪财贿，确断曲直，昭雪冤狱，刚毅正直，惩恶扬善。当时就有民谚赞颂他：“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为塑造包拯形象提供了历史真实的基础。

但是，民间流传的包拯故事并不拘泥于史实，一般都是从历史人物的原型加以生发、演变、编撰。包拯实际上是作为清官的代表来塑造和传扬的。

在封建社会中，清官良吏凤毛麟角，贪官豪霸比比皆是。包拯形象实际上是人们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的一种折射，是对封建压迫的一种变相的抗议。

包拯在当时即已受到平民百姓的尊敬拥戴，其敢同权贵作斗争、清正廉洁、惩恶扬善的种种事迹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广，越传越神，故事性也就越来越强了。

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续夷坚志》记载一则逸事。宋徽宗宣和二年（ 1120 年）秋，泰安驻军抢掳了一名颇有姿色的女子，欲将她高价卖给妓院。这女子自称是包拯的孙女，不愿为娼。当地有巫婆为搭救她，便装做包拯附体的模样将抢掳者责骂一顿：“我是速报司，限三天内将女子嫁与良家，否则灭你满门。”这一招果然奏效，使女子得嫁良家而未入娼门。这件事距包拯逝世58年。可见，世传包拯死后转化为神的故事，至少此时已经广泛流传了。

宋、金两代的都市，由于经济发达，非常繁荣，市民阶层数量不断扩大，出现了新的娱乐场所——瓦舍。瓦舍里汇集了四面八方的艺人，他们各献其艺，各有所长，有的搬演杂剧、院本，有的说唱故事，有的表演杂技，十分热闹。

有关包拯故事的最早传说就是在这里形成的。明代冯梦龙所辑《警世通言》中收入的《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以及明洪梗所辑《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合同文字记》，是现存宋代有关包拯断案的2篇话本，也是最早的包公故事小说。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故事从一个算卦先生说起。

大宋年间，汴京开封府出了个卖卦先生，姓李名杰。这一日，去兖州府奉符县开卜肆。且说这位先生精通周易，五行深晓，果是阴阳有准。

不一会儿，只见一个人走了进来。这人身穿两领皂衫，腰间系一条丝绦，脚穿一双干鞋净袜，袖袋里装着一轴文字。这人和李杰先生打过招呼，说了生辰年月。李杰先生细细一算，道：“这命算不得。”

这买卦的人，就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宋代吏员职称，经办案牍等事），名叫孙文。孙文问道：“如何不给我算这命？”李先生道：“再请你说一遍生辰八字，以免有什么误差。” 孙押司仔细地又说了一遍。李先生摇头叹息，说：“ 官人，还是回去吧！”孙押司不解。李先生越是不肯说，他越问得急。李先生无奈写下四句诗：“ 白虎临身日，临身必有灾。不过明旦丑，亲族尽悲哀。”

孙文看过，问李先生是灾是福。李先生说道：“实不敢瞒，尊官当死。”孙文又问：“什么时候？”先生道：“今年。”孙文又问何月？先生道：“今月。”孙文此时心里暗暗吃惊，忙问何日？李杰先生道：“今日。今日三更三点子时当死。”孙文不觉怒从心上起，叫道：“若今夜不死，明日定要砸你的铺子！” 先生道：“今夜你不死，明日来斩我的头。”孙文一气之下把李杰揪出铺子，顿时围观许多人。孙文向众人说道：“大家说这是什么道理！我闲着无事来买个卦，他却说我今夜三更三点当死。” 众人也忙来劝解，好说歹说，孙文才去县衙办事去了。

傍晚时分，孙文回到家中，因算了一个灾卦，心中烦闷。

孙文娘子见丈夫不乐、面带忧容，问道：“ 有什么烦恼的事情？” 孙文便把上午如何算卦的事情讲了一遍。娘子一听，忙劝孙文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把那破算卦的话当一回事。孙文气不过，便叫娘子做些酒菜解解闷。不一会儿，酒菜做好，孙文三杯两盏地喝起酒来，不觉醉眼蒙眬，倒在椅子上睡着了。孙文娘子见丈夫睡着，忙唤来使女迎儿将孙文扶到房中上床去睡。

且说孙文娘子吩咐迎儿灭了火烛，对她说：“今天算卦先生说押司今夜当死，你我且不要睡，看个究竟，若今夜不死，明日定要找那个算卦的算账。”两人做些针线，不觉县衙更鼓正打三更三点。只听见孙押司从床上跳下来，开开大门，一只手掩着脸，跑了出去。孙文娘子唤醒迎儿前去追赶，只听见押司扑通一声跳入奉符县河里去了。那条河直通着黄河水，水流甚急，哪里捞得尸首！

孙文妻及使女迎儿就河边号啕大哭。一时间，左邻右舍纷纷赶到，都觉得十分悲惨。

不觉时间又过了3个月。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少不得有人前来提媒说亲。开始押司娘子不愿意，后来便提出3个条件，若不成，宁可孤孀度日。媒婆问哪3个条件，押司娘子说：“第一件，我死的丈夫姓孙，如今也要嫁个姓孙的；第二件，我丈夫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如今也要嫁个这般职称的人；第三件，不嫁出去，而要他入舍。”天底下也有这般巧事，媒婆这就说起一人，符合这3个条件，这人就是奉符县原第二名押司，如今第一名押司死去，他便是第一名押司了。这人也姓孙，人称小孙押司。

不上两月，小孙押司入舍到家。夫妻两个，好一对儿，日子过得情投意合。这一日，使女迎儿去厨下烧火，只见火筒塞住了，烧不着，便把火筒在灶床脚上敲，没敲几声，只见灶床脚渐渐起来，离地足有一尺以上，一个人顶着灶床，脖子上套着井栏，披着一头散发，伸着舌头，眼里滴了血来，叫道：“ 迎儿，与爹爹做主！”迎儿吓得大叫一声，昏然倒地。小孙押司夫妻两人忙来救得迎儿苏醒。问她刚才见到了什么。迎儿如实说了一遍，被押司娘子打个耳光：“ 你这丫头，教你烧火，竟装出这般死活模样！”

第二天，押司娘子把迎儿叫到身边道：“ 迎儿，你在我家也有七八年了，我也看你在眼里，如今我与你说个亲。” 不多日，押司娘子把迎儿嫁给了一个姓王名兴的人。这人又喝酒，又爱赌。迎儿嫁过去没多久，一点家资都被王兴糟蹋光了。这一日，王兴又让迎儿向小孙押司借钱。迎儿受不了丈夫的打骂，只得连夜走到小孙押司家，见门却关了。迎儿想敲门，又怕遭埋怨，进退两难，只得又走回来。正走路上，突然听见一个人喊她：“迎儿，我与你一件东西。” 迎儿回过头来，看见人家的屋檐上站着一个人，舒角幞头，绅袍角带，抱着一卷书轴，低声说道：“ 迎儿，我是你原先的押司。你把手来，我给你一件东西。”迎儿接住东西，不见了那个绅袍角带的人。迎儿打开小包，见是一些碎银子。迎儿回家将此事说给王兴听。王兴说：“迎儿，你从前说那灶前看见原先押司的话，我也一直记得。这事八成有些蹊跷。”

又过了一些时日，押司娘子叫迎儿一道去东岳庙烧香还愿。来到东岳庙殿上烧了香，行到速报司前，迎儿裙带系得松，脱了裙带。押司娘子先行过去，迎儿正在后面系裙带，只见速报司里，有个舒角幞头、绅袍角带的判官说道：“迎儿，我是你先前的押司。你与我伸冤！我给你一件东西。” 迎儿忙接过东西，看了一看，心想：“真怪！泥神也会说起话来？” 忙将东西揣在怀中，也不敢说与押司娘子知道。当日烧了香，各自回家。

王兴听说有这般怪事，便让迎儿将那东西打开看看，却是一幅纸，上面写道：

“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来后人饵，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来年二三月，句已当解此。”

王兴看了，不懂什么意思，只告诉迎儿千万别把此事说出去。

捻指间，到了第二年二月间。奉符县换了个知县，庐州金斗城人，姓包名拯。

包拯到任三日，并未有什么事。夜间忽得一梦，梦见自己坐在大堂之上，堂上贴着一联对子：

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

包拯醒后，反复思索这两句话，不知到底怎么解释，就吩附小孙押司将这两句话写在木板上，挂于城门上，若有能解此中意思者，赏银子10两。一会儿，就有许多人围观，但都看罢摇头。恰巧王兴这时正在县城门附近买枣糕，听说此事，忙跑过去观看。王兴看过之后，心里暗吃了一惊，买了枣糕回去后，与迎儿说了这事。迎儿说道：“先押司三次出现，叫我给他伸冤，又白白地得了他一包银子。若不去告官，只怕鬼神也要责罚我们。”

王兴犹豫不决，恰巧碰到邻居裴孔目，就把裴孔目扯到僻静的巷子里，问他是否该报官。裴孔目说道：“那一卷纸在哪里？”王兴说：“现在就藏在我浑家衣服箱里。”裴孔目告诉王兴，回去讨来这卷纸，然后再去报官。

裴孔目先到衙门等包大人退堂，见小孙押司不在左右，就跪将在包拯面前，禀道：“老爷，木板上的两句话，只有邻人王兴晓得来历。他说是岳庙速报司给他的一卷纸，纸上除了那两句话，还写了许多言语。”包拯问道：“王兴如今在哪里？”裴孔目道：“已回家取那一卷纸去了。” 于是包拯差衙役速拿王兴回话。谁知王兴回家打开箱子，取了纸条，字迹全无，只是一张素纸。差役已到，王兴没有办法，只得随着来见包大人。

包拯见到王兴，问道：“王兴，裴某说你在岳庙收得一卷纸，可取上来让本官一看？”王兴连连叩头禀道：“小人之妻，去年在岳庙烧香，走到速报司前，神道出现给了她一卷纸。纸上写着一篇话，中间实有老爷说的那两句，可小的今日打开箱子去取时，却变成了一张白纸，请大人明察，小的不敢说谎。”

包大人看了看王兴，问道：“这一篇话，你还记得吗？”

王兴道：“小的记得。” 就将那纸上的几句话说给包大人听了。

包拯仔细推详了一会儿，问王兴道：“那神道把这一卷纸给你娘子，可说了什么话？”

王兴说：“那神道只叫给他伸冤。”

包拯听罢佯装大怒，喝道：“王兴，我且问你！他做了神道，有什么冤没处伸！偏偏就你的小婆娘会替他伸冤！你还不从实说来！”

王兴见包大人发怒，连连叩头，就将大孙押司之死以及迎儿3次看到大孙押司现身之事细细地讲了一遍。

包拯听罢，呵呵大笑，喝教左右速拿小孙押司夫妇二人。待小孙押司夫妇二人跪在堂上，包拯将惊堂木一拍：“你们两个做了伤天害理之事，还不如实招来！”

小孙押司道：“小人不曾做什么事。”

包拯就将速报司的一篇话解说出来：“‘大女子，小女子’，女之子，乃外孙；是说外郎姓孙，分明是大孙押司、小孙押司；‘前人耕来后人饵’，饵者，食也，是说你白得他的老婆，享用他的家业；‘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大孙押司死于三更时分，要知死的根由，掇开火下水，那迎儿见大孙押司现身在灶下，披发吐舌，眼中流血，此乃是勒死之状。头上套着井栏，井者水也，灶者火也，水在火下，你家灶必是砌在井上，死者之尸，必在井中！”包拯字字有力，连连追问。小孙押司夫妇跪在堂下，浑身直哆嗦。

包拯忙喝叫衙役押着小孙押司到他家中，拨开灶床脚，果然发现是一口井，唤集土工，将井水吊干，络了竹篮，放人下去打捞，捞起一个尸首。话说也奇怪，众人齐认看，那尸首居然面色不改，正是大孙押司，脖项上果有勒痕。小孙押司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开口。众人都很惊骇。

原来，这小孙押司当初被大雪冻倒，后被大孙押司所救，教他识字、写文书，并在县里给他谋了个差事。谁曾想，这小孙押司经常出入大孙押司家，与大孙押司娘子勾搭在一起，于是便趁算命之事，在夜半三更将大孙押司勒死，投入井中。小孙押司又掩面装着大孙押司跑向奉符县河，把一块大石头投入河中。当时，大家只听到声响，只当大孙押司投河死了。好一个毒辣的谋杀亲夫案！小孙押司夫妇见事迹败露，只得招认。双双问成死罪！

后来有人问包拯道：“那日，在衙上解字，为何没解最后一句？”

包拯道：“那句已两字合在一起实乃包字。”说完哈哈一笑。

包拯初任，因为断了这件奇案，名闻天下。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宋朝汴凉西关外义定坊有个居民刘大，名天祥，娶妻杨氏。兄弟刘二，名天瑞，娶妻张氏。这兄弟俩数口儿同家过活，不曾分居。刘天祥没有亲生儿女，杨氏嫁与天祥时带个女儿，俗称“拖油瓶”。刘天瑞生个孩儿，叫刘安住。本地有个姓李的人家，在当地做个社长，生一女儿，名叫定奴，与安住同年生。两家交厚，在未生时就指腹为婚。杨氏想等女儿长大，招个女婿，多分些家私。妯娌之间，难免有时伤着和气。亏得天祥、天瑞兄弟俩较通事理。

这一年，庄稼受灾，官府下文要居民分房减口，往他乡外府趁熟。天祥与兄弟商议，要出去远行，投靠他乡。弟弟天瑞道：“哥哥年老，不便外出，还是我带妻儿出去走一趟吧。”次日，天祥找来李社长，说道：“年岁荒歉，难以度日。上司旨意居民减口，往他乡趁熟。如今，我兄弟天瑞三口儿，择日启程。我家从来不曾分居，意欲写下两派合同文书，把应有的庄田物件、房廓屋舍，都写在这文书上。我兄弟俩各留一份。天瑞若一二年回来便罢，若其间万一有些闪失，这派文书便是个证见。特请社长做个见人。”

当下各人画个花押，兄弟二人各收了一份。天瑞择了个良辰吉日，收拾行李，辞别兄嫂。弟兄两个，皆伤感流泪。唯有杨氏巴不得他三口出门，甚是得意。

天瑞带了妻儿，一路风餐露宿。不久，来到山西潞州高平县下马村。正是丰稔光景，诸般买卖也好做，就租了个富户人家的房子住下了。那个富户张员外，夫妻两口，为人疏财仗义，乐善好施，只是膝下并无寸男尺女。见了刘天瑞夫妇为人和气，两下相处也十分相得。那刘安住刚 3 岁，生得眉清目秀，乖觉聪明。张员外满心欢喜，心想过继安住做个螟蛉之子。张员外的妻子郭氏也有这个意愿。于是，张员外便央人与天瑞夫妇说道：“张员外见你家小官人，十分疼爱，有心要把他做个过房儿子。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天瑞和张氏听罢答道：“我家贫寒，不敢仰攀。若蒙员外如此美意，我们两口住在这里，也增些光彩呀。”那人回话给张员外夫妻，两下择个吉日，过继了刘安住，改名张安住。天瑞妻子张氏与员外又是同姓，又拜了员外做了哥哥。自此，往来交厚。

自此将及半年，刘家夫妇二口却都染上了疫症，一卧不起。张员外见他夫妻俩病了，请医生治病调理，如同亲人。只是眼看二人病情不见好转，不过8日，张氏病逝。天瑞大哭一场，身心俱裂，病情也愈来愈危。这日，天瑞自知活不过几日，便将张员外请来，对他说道：“大恩人在上，小生有句心腹话儿，不知当说不当说。”员外道：“妹夫，我与你义同骨肉，有甚话，但讲，决然不负所托。”天瑞便将离家出走时所立合同文书交给员外，道：“安住孩儿幼小无知，既承大恩人过继，只望将孩儿抚养成人，把这纸合同文书交给他，将我夫妻俩移葬祖坟。小生今生不能报大恩人阴德，来世情愿做牛做马。”说罢，泪如雨下，当晚瞑目而死。

安住渐渐长大，员外将他视为亲生，送他到学堂读书。安佳伶俐，过目成诵，又为人和顺，孝敬二亲。张员外每年春秋节令，就带他上坟拜自己的父母，只不说明其中的缘故。光阴如箭，日月如梭。捻指之间，安住已长至18岁了。这一年又遇清明节令，张员外夫妇俩又带安住上坟。只见安住指着旁边的坟堆问员外：“爹爹年年叫我拜这坟墓，孩儿一向不曾问得，不知是孩儿什么亲眷？” 张员外道：“我儿呀，爹爹正要对你说，只是怕你晓得自己的爹爹妈妈，便把我们的抚养之恩都看得冷淡了。你本不姓张，也不是这里人氏。”张员外就将刘天瑞如何与兄弟立下合同文书、远走他乡趁熟，自己又是怎样将安住过继，以及天瑞夫妇病逝之事一一说与安住听。又说道：“你爹死时，要你回乡安葬他们的遗骨。你如今已长大成人，也可圆了你父母的这个心愿。”安住闻言，哭倒在地。张员外和郭氏叫唤苏醒，一切事宜交待清楚。安住便择日启程回乡移葬父母遗骨。临行前，张员外送至路口，道：“安住，休要久恋家乡而忘了我们义父母！”安住道：“孩儿怎肯知恩不报！大事办完，仍到膝下奉养。”3人各各洒泪而别。

安住一路上不敢迟延，早早来到汴京西关义定坊。一路问到刘家门首，只见一个老婆婆站在门前。问道：“有烦老妈妈给我通报一声：我姓刘名安住，是刘天瑞的儿子。闻得此家便是伯父、伯母家舍，特来拜认归宗。”只见那婆婆一听此话，便有些嗔色，就问安住道：“如今，二哥、二嫂在哪里？你若是刘安住，须有合同文字为证，不然如何信得是真？”安住道：“父母15年前，死在潞州。我亏得义父抚养到今。文书就在我行李中。”那婆婆道：“孩儿呀，我就是你伯娘。既有文书那便就是真的了。你可把文书给我，待我进去与你对对看，接你进去。”安住慌忙施礼：“不知就是我伯娘，多有得罪。”安住打开行李，将文书双手递将过去。杨氏接过转身往里面走去，却呆了半晌不见出来。

原来杨氏的女儿已赘过女婿，满心只要把家私尽数与他，日夜防的就是叔婶侄儿回来。今见安住说叔婶俱亡，天祥与安住又从不曾相识，她便心生歹计，只将文书藏在身边，待安住再来要时，与他白赖，反正此事没有第三人知晓！

刘安住等得气叹口渴，人影也不见一个，又不好走得进去。正在两难之际，只见前面走来一个老年人，问道：“小哥，哪里人氏？为何在我家门口呆呆地站着？”安住道：“你莫非就是我伯伯吗？我就是15年前父母带了去潞州趁熟的刘安住！”那人道：“如此说来，你正是我的侄儿啦。你那合同文书安在？”安住道：“刚才伯娘已拿将进去了。”刘天祥欣喜过望，携着安住的手，来到前厅。安住倒身下拜。天祥道：“孩儿行路劳顿，不须如此！我和你伯娘年纪已老，真是风中之烛。自你三口儿去后，15年杳无音信。我们兄弟两个，只有你一个人。偌大家私，无人承受，烦恼得我眼也花了、耳也聋了。如今幸得你回来。但不知你父母可好？怎么不一同回来看看我这个哥哥？”安住听罢，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就把父母双亡、义父抚养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刘天祥也痛哭了一场，就唤出杨氏来，说道：“侄儿在此见你哩。”杨氏道：“哪个侄儿？”天祥道：“就是15年前去趁熟的安住呀。”杨氏把脸一沉，道：“哪个是刘安住？这年头骗子可多，大概是看我们还有些家私，假冒来的吧？他爹娘去时，有合同文书。若是有，便是真的；若没有，就是假的。”天祥道：“刚才孩子说已交给你了。”杨氏道：“我不曾看见。”安住一看事情有些蹊跷，忙道：“是孩儿亲手交与伯娘的。怎么又说这话？”天祥对杨氏道：“你休要逼我！孩儿说你拿了他的。”

那杨氏只是摇头，不肯承认。天祥道：“安住，这文书委实在哪里？你可实说。”安住道：“孩儿怎敢有欺？确实是伯娘拿了。人心天理，怎好赖得？”杨氏破口骂道：“你这哪来的野种！我什么时候见过你的文书？”天祥道：“你果然拿了，给我看一看又何妨！”杨氏大怒，指着天祥的鼻子骂道：“你这老糊涂！我与你夫妻之情，你倒不信我，倒信一个陌生的小子。若果是侄儿来，我欢喜还来不及，如何会扣留他的文书？这花子故意来捣乱，哄骗我们的家私哩。”

安住道：“ 伯伯，孩儿情愿不要家财，只要傍着祖坟埋葬了我父母这两把骨殖，我便仍到潞州去了。我自有安身立命之处。”杨氏笑道：“谁听你这花言巧语？”当下提起一条杆棒，望着安住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那安住躲闪不及，被打得鲜血直流。天祥虽在旁解劝，却自己也不认得侄儿，见杨氏抵死不认，不知是真是假，委决不下。那杨氏将安佳推出门外，把门闭了。

刘安住气倒在地，过了多时渐渐苏醒过来。对着父母的遗骸，他放声大哭。事有凑巧，安住未生时父母曾指腹为婚，亲家是李社长。李社长此时正好路过，见前面有一人在放声大哭，便上来询问，一问吃了一惊；又让安住将15年前之事说来听听。李社长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道：“安住，谁人把你的头打破了？”刘安住便将伯娘杨氏不肯相认的事讲了一遍。李社长听罢十分恼怒，又将指腹为婚之事说给安佳听。安住施礼拜了岳父，便到李社长家中安顿。李社长对安住说道：“安住，你可记得合同上的文字？”安住就将文字背了一遍。李社长道：“我如今再去见那杨氏，如若认便罢，若不认我就与你一同去开封府告状！”

李社长来到刘天祥家，与杨氏说明来意。未想杨氏刁蛮，死不抵认。李社长见状，只得写了状词，同刘安住来到开封府。

李社长和刘安住当堂叫屈。包拯接了状词，看毕，先传唤李社长。李社长从头说了。包拯道：“莫非是你包揽官司，教唆他的？”李社长道：“他是小人的女婿，文书上原有小人的花押，怜他幼稚含冤，故此与他申诉。怎敢欺骗青天大老爷！”包龙图道：“你曾认得女婿吗？”李社长道：“他3岁随父母离乡，今日已隔15年，不曾认得。”包拯道：“既不认得，又失了合同文书，你如何信得他是真的？”李社长道：“这文书除了刘家兄弟和小人，并无一人看见，他如今从前至后背得不差一字，岂不是见证？”

包拯又唤刘安住，问了事由，验了伤，问道：“莫非你果不是刘家之子，借此来招摇撞骗吗？” 安住道：“老爷，天下事是真难假。我如何做得这般没影的事体？况且小人义父张员外，广有田宅，也够小人一生受用的了。小人原说过情愿不分伯父的家私，只要把父母的骨殖葬在祖坟，小人便仍回到潞州义父处居住。望青天老爷明察。”

包拯随即拘唤刘天祥夫妇同来。包拯叫刘天祥上前问道：“你是一家之主，如何没主意，全听妻言？你说那小厮，果是你的侄儿不是？”天祥道：“青天老爷，小人自来不曾认得侄儿，全凭着合同为证。如今，这小厮抵死说是有的，妻子杨氏又抵死说没有，小人如何决断？”包拯又叫杨氏上前，再三盘问，只是推说不曾看见。包拯就对安住说道：“你伯父、伯娘如此无情。我如今听凭你着实打他，且消了你这口怨气！”安住落泪，道：“老爷，这个使不得。小人本为认亲葬父行孝而来，岂能做这逆伦之事？！”

包拯当下又盘问了杨氏几句，道：“那厮果是拐骗，情理难容。来呀，把这小厮下在牢中，改日严刑审问。”刘天祥等3人，叩头而出。杨氏暗自欢喜。李社长又十分气恼：“人称包爷神明，如今也不过如此！”

却说包拯暗自吩咐牢子不准为难安住，一面又吩咐衙门中人张扬出去，只说安住破伤风发，不久待死，一面又派人往潞州将张员外请到，问了仔细。包拯此时心中大明。

次日，包拯开堂再审，衙役将一行人带到。包拯叫张员外与杨氏对辩，随后又叫监中带出刘安住。

只见牢子回道：“病重垂死，行动不得。”当下，张员外、李社长闻听，放声大哭，只指着杨氏大骂。包拯喝道：“公堂之上，休得胡闹！”随即，监中又有人传出话来，刘安住已死！

包拯吩咐道：“那厮得何病而死？快叫人验尸。”不多久，监中回话：“相得死尸约年18岁，太阳穴为他物所伤致死。四周有青紫痕可验。”包拯大怒，对杨氏喝道：“如今怎么处？倒弄出个人命来！你那杨氏，我再问你与小厮有什么关系？”杨氏道：“老爷，我和小厮不关甚么亲。” 包拯道：“若是关亲，你是长辈。他是小辈，打伤身死，不过是误杀子孙，不致偿命。你既与那小厮没有关亲，杨氏！你岂不闻得‘杀人偿命’！他是别处人，你不认他罢了，拿什么器杖打破他的头，做了破伤风身死？”

杨氏闻听，早已吓得魂不附体。

包拯喝道：“来人呀！枷了这婆子，下在死囚牢里，秋后处决！”只见两边如狼似虎的衙役暴雷似的答应一声，就抬过一面枷来，吓得杨氏面如土色，只喊得：“青天大老爷，他是我的侄儿。”

包拯喝道：“你一会儿说不是，一会儿说是！既是你侄儿，有何凭据？” 杨氏道：“现有合同文书为证。”当下从身上摸出文书，递给包拯看了。

包拯看毕，传唤左右：“将刘安住尸首抬出来！”不大一会儿，只见刘安住容貌如旧，连打破的地方也好了，哪里破伤风身死？！众人皆明白原来是包拯的计谋。杨氏抬头见刘安住，满面羞惭，无言抵对。包拯提笔判了一干人犯，各自回家。

张员外拜别刘天祥、李社长，先回潞州去了。当下，刘安住成亲，一月后夫妻俩一同回到潞州，奉养义父、义母去了。

以上几则故事，是有关包拯的早期传说。它们有个共同之处，就是惩恶扬善，但就包拯形象而言并不丰满，这些传说对包拯着墨不多，包拯在故事里只是承担了断案的任务。然而，这些故事话本，标志着包拯由历史人物向文学形象的转变；也标志着包拯故事由口头流传、场上搬演到文学创作的飞跃。由此包拯故事开始了它的积淀。

解民倒悬的元代包拯

南宋灭亡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解民倒悬就成了元代包拯形象最鲜明的特征。叶子奇的《草木子》对元朝的统治作了这样的记载：“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严酷的民族歧视政策被元朝统治者写入“成吉思汗法令”。

他们把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蒙古族以外西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统称色目人；这两种人又被合称为“北人”。第三等是北方的汉族人，即汉人。第四等是反抗时间最长因而最受统治者憎恨和压迫的南人。

“北人”在政治上享受优厚的“权利”。蒙古人杀死人，只给苦主50两烧埋银，而汉人打伤人却可以判死罪。多桑的《蒙古史》记载着这样一条法令：“杀一穆斯林，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赏值仅和一头驴相当。”统治者可以肆无忌惮地骑在人民的头上，被统治者连苟活性命也得小心翼翼。遭受空前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人民自然希望有包拯那样主持正义的清官。元代包公戏中有不少的权豪势要，这些都是元代统治阶级的化身。

元蒙统治者统一天下后，官吏不发俸禄，而是采取一种“独到” 的方法，任凭官吏自行征敛。《元史·成宗纪四》记载，大德七年（公元1303 年），查出赃官污吏18473人。仅仅一年，就查出这么多，而其未被查出者又有多少呢？贪污盘剥之风如此，足见其吏治的腐败！

蒙古贵族马上得天下。元朝皇帝深感危机四伏，为了长治久安，也想对那些权豪势要的霸道有所约束，但他们对怎样治天下并不通晓，加上语言不通，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他们实行民族压迫，视汉人、南人为三、四等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求助于汉族、南人中的地主阶级，以辅助他们实施统治，组成蒙汉统治阶级。这也是元朝最高统治者也推崇包拯，并允许包公戏有较大发展的原因。

包拯形象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人民生活在令人窒息的黑暗里，总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来抒发自己的心声与愤怒。他们急切地希望有包拯那样的清官来为自己伸冤。从包拯形象的艺术特征来看，与宋、金时期相比，元代的包拯形象从说唱进入戏剧，包公戏的创作呈现了一派兴盛景象。唐诗、宋词、元曲，中国文学的体裁样式到了元代发生了里程碑般的变化。元曲，分为散曲和剧曲两种。散曲就是“词余”，是一种新的诗体；剧曲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元杂剧。在元代短短90多年的时间里，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一大批杂剧作家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于元代文坛。

包公戏也揭开了包拯故事新的一页，塑造出具有浓烈的元代特色的包拯形象。编撰宋朝的故事，讽喻鞭挞元朝的权豪势要，解民于倒悬，这就是元代包拯形象最显眼之处。在这方面，居主导地位的要数大戏剧家关汉卿了。

一提到关汉卿，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窦娥冤》

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包公戏的最早创作者，也是包拯故事开始出现第一位确知姓名的作者。

关汉卿是元代最杰出的戏剧家，明初贾仲明称他是“梨园领袖”。

他一生创作了60多部杂剧，题材广泛，对元代黑暗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关汉卿生活于13世纪20年代前后的14世纪初，这个时期，元蒙统治者吞没金、宋，刚刚统一中原。他读书，却不走做官的道路，而是走向市井，走入下层社会。他了解民众的疾苦，创作的作品洋溢着战斗的热情，闪烁着反抗的火花。为民主持正义、敢同权贵较量的包拯的故事也就自然成了关汉卿创作的题材。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是关汉卿现存的塑造包拯形象的优秀作品之一。戏剧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在开封府中牟县，有一个王老汉，膝下有3个儿子。为了能让儿子读书识字，老两口节衣缩食，清苦度日，扶养3个儿子长大成人。这日，王老汉进京为他们买些学习用的纸笔。他刚走出中牟县，迎面碰上疾驰而来的人马。王老汉躲闪不及，被马撞倒。只见马上之人连忙将马带住，看了看王老汉，破口大骂：“你这老头子，是什么人，竟敢冲撞我的马头？！”不等王老汉开口，一班如狼似虎的家丁冲上去，对着王老汉就是一番拳打脚踢。王老汉偌大年纪，哪里经得这番痛打？不一会儿就断气身亡，一命呜呼。这马上之人就是朝中权豪势要，姓葛名彪。葛彪见王老汉死了，笑着对左右说：“打死一个人，就像房檐上揭片瓦。走吧！” 随后，扬长而去。

王老汉的妻子不见老汉回家，就让儿子们去寻，这才发现，父亲已被葛彪打死。儿子们既悲痛又愤怒，寻机打死了葛彪，报了杀父之仇。此案被报到开封府，3个兄弟被带上公堂，争着将杀人的罪名揽到自己身上。包拯见此情景道：“难道你们想串通一起不成？必须有一个要抵命。”接着，包拯便把中牟县报来的案卷又仔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文书上写着：“王大、王二、王三打死平人葛彪。”心想，这三个小厮怎么连个名讳都没有，此中必有文章。包拯道：“既然你们三兄弟串在一起，那我来决定谁来抵命。”包拯停了停，指责其中的一个道：“就让你抵命！” 这时，王母连忙说道：“禀老爷，他是‘葫芦提’。”包拯看了看王母，又指着另外一个道：“那你来抵命！”这时，王母又说他是‘葫芦提’。”包拯对着最后一个道：“只好你来抵命了！”这时，只见王母道：“告老爷，就他偿命吧。”包拯冷冷说道：“王氏，你看本官葫芦提吗？”接着，包拯话锋一转，大声喝道：“大胆王氏，本官险些被你瞒过。眼前放着个前房后继，这两个小厮必是你亲生的，这一个小厮必是你乞养来的螟蛉之子，所以你才让他偿命！”这时，只见王母沉默不语。但经过一番查审，包拯发现王母答应让偿命的小厮竟是王母亲生的，而被王母开脱的才是乞养来的。包拯不禁被王母的大义所感动：分明是王母忍痛将亲生儿子说成是杀人犯。包拯在前日曾做一梦，梦见3个蝴蝶被蜘蛛网网住，甚为可怜。

今日，包拯看见3个小厮，不禁触景伤情，当下，包拯决心救下王氏三兄弟。

恰好前日开封府提了一个偷马贼赵顽驴，在元代偷马贼是要判死刑的。包拯借此巧用调包计让赵顽驴顶替了三兄弟，最终使王氏一家获得团圆。

在剧中，权豪势要在葛彪身上充分反映了元蒙统治者异常残暴和骄横的本质，自称“打死人，就像从房檐上揭了片瓦”，而在王母身上却闪现着一个母亲的慈爱善良的圣洁光芒，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下层人民的美好品德。

包拯在剧中出场较早，并且表现出了洞察人情、度理精细的性格特征。在关汉卿的笔下，包拯已经不是封建王法的维护者、执行者，而是站在老百姓的一边，运用智谋替民雪冤。这种形象的塑造反映了解民倒悬的正义要求。

如果说《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谴责了权豪势要的凶恶、歌颂了王母的善良及反抗精神的话，那么关汉卿的另一部包公戏《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则着重揭露了元代权豪势要的累累罪行，深刻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其批判色彩更为浓厚。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我们且看鲁斋郎一幅自画像。鲁斋郎一上场就向观众自我介绍：“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上小民闻我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小官鲁斋郎是也。随朝数载，谢圣恩可怜，除授官职。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行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绒儿小鹞；每日作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人……”

鲁斋郎自称是个本分人。他的处世哲学是：人家有的我也要有，人家的东西便是我的东西。所以，他先抢了李四的妻子，占为己有，等到看上张三的妻子后，又将李四的妻子赏给张三，让张三把自己的妻子送到他府上。这个形象正是元代社会孕育出来的权豪势要的典型。

关汉卿对包拯这一剧中形象的塑造富意深警，显示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包拯在剧中虽官封龙图阁待制，正授开封府尹，却不能直接将罪大恶极的鲁斋郎斩于市曹，只好运用智巧，把“鲁斋郎”的名子减去笔画，写成“鱼齐即”，蒙混皇帝，判了斩字；斩首之后，又添上笔画，写成“鲁斋郎”上奏；皇帝大吃一惊，还不相信自己会判了斩字。这种情节的处理，正揭示了鲁斋郎行凶作恶依靠的是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维护的是本阶级利益的残酷现实。

在元代，除了关汉卿外，还有很多人编撰鞭挞权势豪要的包公戏，影响比较大的要数一位没有留下名姓的作者所编撰的《陈州粜米》。

《陈州粜米》

庆历年间，陈州大旱三年，黎民苦楚。朝官范仲淹奉旨与几位大臣商议救灾，要派两员清廉官员到陈州开仓粜米，钦定五两白银一石细米。号称“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的刘衙内，看到有利可图，就极力保举自己的儿子——小衙内刘得中和女婿杨金吾前去，并带有御赐紫金锤，有生杀大权。两人到了陈州以后，采用抬高米价、斗里加糠、小斗出米、大秤收银的办法，大肆搜刮民财。

贫民张撇古愤怒指责他们的做法，结果被小衙内刘得中用紫金锤打死。张撇古临死时嘱咐其子小撇古到京师向开封府告状报仇。刘得中和杨金吾两人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事传至朝廷，皇上决定再派一员正直的官员去陈州结断这一桩放粮公案，并赐势剑金牌，握有先斩后奏之权。

小撇古在议事堂门外向刚从外地办案归来的包拯诉说陈州事件。包拯原准备“致仕闲居”，但听了小撇古的冤情，不禁义愤填膺，便毅然决定亲往陈州为民除害。包拯装扮成庄稼老儿，沿途私访，了解到刘、杨二人常去妓女王粉莲家，并将紫金锤“当”在她家，便运用智谋，获得刘、杨的罪证。包拯到了陈州，手执势剑金牌，历数刘、杨罪行。杨金吾将有“御书图号”的紫金锤“当”给妓女，判处死刑。接着安排有杀父之仇的小撇古用紫金锤打死了作恶多端的小衙内刘得中。刘衙内为儿子和女婿的性命担忧，便向皇帝讨了一纸赦书，赦活的不赦死的，以为刘、杨二人打死张撇古可以不偿命，便派人星夜赶往陈州，结果恰恰中了包拯的圈套，没能救活刘、杨，反而使小撇古获得赦免。

《陈州粜米》的作者现在已无从得知，经推测，这应当是元代中后期出现的作品，是全部元代包公戏中的压卷之作。对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揭露和批判，赞扬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是《陈州粜米》这部作品思想意义高于一般的元杂剧以及其他包拯故事的关键所在。作品展示给观众的是，封建统治阶级贪婪凶残的本质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尖锐对立。

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以及其他元代包公戏相比，《陈州粜米》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该作品批判面十分广泛，展示的是阶级与阶级的对立，而不是简单的个人与个人的矛盾斗争。作品通过小衙内刘得中和杨金吾把整个统治阶级的上下左右连接起来，展示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对立。皇帝赐给小衙内刘得中紫金锤，用以防备陈州百姓刁顽，结果，紫金锤被用来打死了敢于反抗的张撇古。当包拯要惩治小衙内时，皇帝竟下了“只赦活的不赦死的”的赦书，毫无遮掩地庇护本阶级的成员。台阁大臣范仲淹、韩琦、吕夷简“难得糊涂”，明知刘衙内是个贪官，他的儿子和女婿去陈州，用意十分明显，却不加阻拦，仍然委小衙内以重任，派他到陈州去盘剥百姓、行凶作恶。

陈州州官“断事处处摇摇摆摆”，还好吃酒煮的团鱼和螃蟹。雇来的“顶缸外郎”自称是本分老实，却克扣粮食，贪图自己富贵。好一幅灰暗的官府丑陋图！

其二，《陈州粜米》塑造了一个嫉恶如仇、宁死不屈的农民张撇古。他敢痛骂小衙内之流是吃仓库的耗子、咂浓血的苍蝇。他在临死前，依然十分顽强，叮嘱儿子小撇古到京师告状雪冤。这种形象在所有的元杂剧中是不多见的。

其三，《陈州粜米》是第一部以包拯为主角的作品。它成功地塑造了包拯的形象。从包拯故事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在以往的包公戏中，包拯在剧中只是充当一个断案的角色，承担一个断案的任务，在戏的结尾处出现，给好人与坏人一个“交待”，而对包拯性格的塑造却着墨很少，根本谈不上什么个性特征《陈州粜米》则完成了包拯这一形象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过程，而且相当成功。

在元代杂剧中，包拯形象一般有两个性格特征：一是刚直无私，敢于同权豪势要作斗争；二是清明智慧。然而，这仅仅是写出了包拯形象的性格共性。《陈州粜米》首先真实揭示了包拯内心深处的矛盾斗争和性格的逻辑发展，而不是把他神化。剧中的包拯已经是年近80的老人，刚刚从江南巡访归来。由于自己的刚正不阿、清廉正直，始终遭到权奸的嫉恨，此时的包拯万般感慨。他也曾想到：“我与那权豪势要每结下些山海也似的冤仇，曾把个鲁斋郎斩市曹，曾把个葛监军下狱囚，剩吃了些众人每毒咒，到今日一笔都勾。从今后不干己事不开口，我则索会尽人间只点头，倒头来优游。”与权奸们斗争了大半辈子的包拯，临老产生了急流勇退的思想。这是人之常情，也使得剧中的包拯更加真实了。但当包拯听到小撇古的倾诉，他那对贪官污吏的憎恶之情又被唤起，那刚正不阿、为民除害的正义感又被激扬起来，便毅然主动承担了去陈州断案的任务。对包拯心理活动前后变化的细致刻画，一方面烘托了他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和解民倒悬的主导性格，另一方面又使他像普通人一样具有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使剧中的包拯形象更加贴近生活、富有真实感。

其次，《陈州粜米》一改其他元代包公戏中包拯不苟言笑的形象，使包拯具有了人情味，且诙谐风趣。在议事厅上，范仲淹等公卿都请包拯去陈州查巡，他都一再推脱；当刘衙内假意地说：“老府尹到陈州走一遭去，打什么要紧” 后，包拯却立刻接过话茬说道：“既然衙内差老夫去，我看衙内面皮。”

刘衙内非常尴尬，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得满脸堆笑，请求包拯到陈州以后多多照顾他的儿子和女婿，而包拯此刻则指着手中的尚方宝剑，回答道：“我知道，我这上头看觑他！”回答得既幽默又严正。包拯微服私访，路上碰见妓女王粉莲，从她口中得知小衙内和杨金吾与她厮混，且把钦赐紫金锤“当”与她，便为她牵住受惊的驴子，前往狗腿湾调查罪证，于是一个十分滑稽的画面出现了：一个令权豪势要胆战心惊的龙图大人、开封府尹竟为一个三等妓女牵着驴子行走在陈州的大路上。包拯也觉得滑稽，自嘲道：“普天下谁不知包待制正授开封府尹之职。今日到这陈州，倒与这妇人笼驴，也可笑呢！”这个情节的描写，使包拯不仅可畏可敬，也还十分可亲，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包拯是经过不断加工、美化的清官典型。包公戏中很多内容是虚构或杜撰的，但也有其一定的真实的社会背景与生活原型。戏剧艺术的包拯和历史真实的包拯有神似，也有形似。《陈州粜米》中所编撰的包拯故事与陈州当年的实情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陈州在今河南淮阳，宋时属京西北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冬，陈州一带遇到罕见的大雨雪（元代包公戏中改为“大旱三年”）至翌年春天，大小麦的减产已成定局。陈州知州陈中师上书请求朝廷减免本州的赋税，而当地主管财赋的转运司非但不体谅灾民的疾苦，反而决定每斗50文的小麦折成140文（当时缴纳赋税可按时价钱物相折，称为“折变”），即比时价增加了2倍，并强迫灾民在夏税时缴纳（其贪婪凶残的本性与小衙内、杨金吾无二），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当时，任监察御史的包拯得知此事，就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的奏疏。包拯说：“窃知本路转运司牒陈州，令将今年夏税大小麦与免支移，只令就本州送纳见钱；却令将大小麦每斗折见钱一百文，脚钱二十文，诸般头子仓耗又纳二十文，是每斗麦纳钱一百四十文。况见今市上小麦每斗实价五十文，乃是于灾伤年分二倍诛剥贫民也，则民间钱货从何出办？”因此乞请朝廷按小麦实价缴纳见钱或本，免添折见钱，“庶使京辅近地不济人户，稍获苏息”。但朝廷如何回复，未见记载。

附：《陈州粜米》的情节内容在明清的演变。

明说唱词话《陈州粜米》在内容上已与元杂剧有很大不同。陈州三县干旱，仁宗皇帝命令将10 万军粮赈济饥民，但由于4位皇亲在陈州贪赃枉法，陈州依然有很多人饿死。陈州民众上告朝廷，仁宗命换监仓粜米人。王丞相推荐包拯，仁宗钦赐包拯松木、黑漆、黄木和桃木四种“大枷” 法物，有权审断官僚权豪、皇亲国戚。包拯出使陈州时，路遇西宫的张妃，她借用正宫曹皇后的仪仗去东岳烧香。包拯认为偏宫妃子却摆着正宫的仪仗，是违犯国家法度的事，就命衙役打了銮驾。

仁宗得知很不满意，责备包拯欺辱皇宫内院之人。包拯据理力争：“既是偏宫妃子，因何做正宫的行踏？”“微臣这一件事理不正，亦去陈州监粜不得。”仁宗只好让步。包拯打扮成秀才，沿途骑驴查访，几经困境：赵省大郎赖包拯偷牛，包拯被其吊于树上；秦衙内因包拯打死其银蹄狗，又把包拯逮入土牢。包拯一路还了解到秦知县抢民女、黄氏兄弟欺行霸市诸事。待进入陈州时，包拯已掌握了4位皇亲抬高米价的证据，然后升堂审断，斩了4位皇亲。秦衙内也被处斩。秦知县、赵省大郎、黄氏兄弟皆被判以不同的刑罪。

到了清代，陈州放粮的故事又有改动。《三侠五义》第九至十五回讲包拯查赈赴陈州之事。庞太师之子庞昱受命到陈州放粮，借机贪赃枉法，以致陈州民怨沸腾。

包拯上疏，直述仁宗用人不当。仁宗批阅之后，加封包拯为龙图阁大学士，仍兼开封府尹，前往陈州稽查放赈之事。包拯并不谢恩，跪奏道：“臣无权柄，不能服众，难以奉诏。”仁宗皇帝就赏了包拯御札三道。包拯这才领旨出朝。包拯的谋士公孙策以“札”字音同“铡”字，附会成“三把铡刀”，并分上、中、下三品，龙、虎、狗的式样。

包拯看了大喜，就让木匠做成样品并送圣上御览。

圣上早已明白包拯用意，是借“札”字之音改作“铡”字，做成三口铡刀，以作镇吓百官之用，“不觉龙颜大喜，称慕包拯奇才巧思”。包拯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勇士带着御铡奔赴陈州。

与包拯相识的南侠展昭，路遇灾民，得知庞太师之子安乐侯庞昱在陈州为非作歹，便暗中帮助包拯查赈惩奸。庞昱见包拯来陈州，觉得“来者不善”，决定派勇士项福行刺包拯。包拯得展昭相助，设计捉住项福与庞昱。经审讯对质，两人画供认罪。最后包拯亮出三口铡刀，用龙头铡腰斩了庞昱，用狗头铡铡了项福。

明清时的陈州放粮故事已与元代杂剧《陈州粜米》相去甚远，包拯出场去陈州的背景由范仲淹劝说变为王丞相推荐，再变为仁宗钦命。包拯所受的御赐法物或刑具也由元杂剧中的势剑金牌演变为松、黑、黄、桃四种大枷，再演变为龙、虎、狗三口大铡；同时惩治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由一般臣僚演变为皇亲国戚。另外，明成化说唱词还增加了打銮驾这一情节内容。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明清的包拯放粮故事都删去了张撇古被打死、小撇古告状的情节，仁宗皇帝也变得越来越好，由元代杂剧中的下出赦书救贪官变为明代说唱词中的对包拯让步，直到清代小说中就干脆变成了老百姓世代乞盼的明君：见包拯用计骗铡，不但不生气，反而“龙颜大悦”，同时他赋予包拯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敢于反抗的“刁民”变成了能够忍耐的“顺民”，和贪官站在一边的“坏皇帝”变成了站在包拯一边的“好皇帝”。这些演变，或许能给人们以更多的启示。

明察善断的明代包拯

明代包拯故事繁盛局面的出现，是在明代中后期《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两部短篇小说集付梓刊发以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宋代包拯故事话本以描写案发过程为主而揭示人情世态，元代包公戏则借解民倒悬的包拯形象来抒写对元蒙统治者的反抗，及对权豪势要的愤慨。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明代中后期，已走向它的衰落阶段。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土地兼并日益加剧，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随之而产生。而这时，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出现了，新旧生产关系混杂在一起，社会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面貌，各处病态现象孕育于这一时代的土壤之中。

金钱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富裕生活的保障。在封建社会前期，对金钱的向往尚不明显，到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发达，金钱越来越强地“散发”着迷人的诱惑力。“有钱能使鬼推磨”正是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金钱关系的典型写照。本来，经济地位的上升，以金钱关系取代封建权势，乃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但金钱的诱惑又导引出大量的犯罪，在现实生活中有更多的人为谋取钱财铤而走险，不惜杀人性命，双手沾满了鲜血。

商品经济的活跃促进了城市的繁荣。苏州、杭州等长江中下游一带由于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城市的发展，滋生了一批流氓、恶棍等社会渣子，偷劫、拐骗等犯罪活动也越来越多。

同时，封建社会的禁欲不断产生畸形后果。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和“存天理、灭人欲”等道德家们的说教，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自我标榜禁欲，一方面却是个人欲望的疯狂发泄。

案件越来越多，而且复杂奇巧；官吏越来越贪，而且昏庸无比。不仅是人民群众，就连统治阶级也对官吏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清正廉明，又要细察善断。于是，包拯这个形象就得到了进一步的丰满和发展。他不仅是一个为民做主的清官，而且是一个集破案、断案于一身的法官、侦探。人们赋予包拯以精、巧、细、实的性格特征、深入调查和智慧断案的特点。这么一个富于理想色彩的侦察官，胡适先生称之为“东方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在这个时期的诸多作品中，以《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为代表。这些作品，基于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现实，描写了大量的谋财害命、强奸杀人和市井偷骗案件，勾勒出那个社会历史环境背景下的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权力关系、金钱关系、人身关系等等所蕴含的各种矛盾，以及围绕这些矛盾所产生的对抗和各种扭曲的社会病态。在写作上，前所未有地将描述各种犯罪活动放在了重要位置，从而突破了以往较为单一的包拯形象。

《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共有包拯断案的故事150多篇。就数量而言，在这之前的宋话本仅3篇包拯故事，元代包公戏也只有20多种，去其重复者仅得18种。就内容来看，它们既不像宋代话本那样以描写案发过程为主从而揭示人情世态，又不似元代包公戏那样借包拯断案来抒写对社会之愤慨，也不同于成化说唱词话侧重于包拯生平事迹的勾勒绘写，而是将重心转移到描述各种犯罪活动上，着力于写包拯的断案。这个时期的包拯形象，不仅是为做主的“清官”，还是集破案、断案于一身的法官、侦探。最大特征是在继承了元代包公戏发端的包拯断案的精察、智慧特点，使包拯成了中世纪“东方的福尔摩斯形象”。

这样，包拯在文学作品中不再是“尾巴”式的人物，而成了重要的侦探官和断案者，从而得以突出了他的精、巧、细、实的性格特征。

在宋、元时期，包拯断案主要靠智慧和神灵。明代时期的包拯形象不仅保留着上述要素，还突出了求实作风，包拯往往还走出公堂，实地勘查，辨明案情。乔装改扮、微服私访，也成了包拯好用的方法，充分展示了包拯断案的精察、智巧、细致和求实诸多方面的性格特点。

彰忠斥奸的清代包拯

在以往的包拯故事、小说及戏剧中，包拯是一个解民倒悬、为民做主的救星，是一个细察善断的“东方的福尔摩斯”。在他身上最大限度地寄托了善良而备受欺凌的人民群众的愿望。到了清代，文学形象的包拯开始适应封建统治阶级需要，被尽量“美化”成尽忠皇上的忠臣，所演绎的大多是一个个忠臣包拯的故事。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奸臣扰乱朝政、祸国殃民，是常有的事。实际上，它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特殊产物。封建君主集大权于一身，以个人好恶为决策依据，为奸臣擅政提供了条件。自从明代开始，中央集权制又有了发展，皇帝统揽所有大权，贪官污吏的活动更为猖獗。明朝276多年，先后有汪直、刘瑾、王振、严嵩、魏忠贤诸奸作乱，封建社会步入晚期后的政治衰败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为适应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需要，在文学创作中就涌现了大量的以忠奸斗争为主题的戏曲及小说。

他们借包拯彰忠斥奸，期望着在现实生活中有包拯这样的忠臣、直臣来匡扶朝政。

清代统治阶级特别总结了明朝灭亡的教训。

明代后期政治腐败，终造成闯王进京

清兵入关而失天下的结局。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刚刚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尤其需要“忠君思想”的发扬光大，从而笼络更多的封建文人为其统治服务，肃清朝政，彰忠斥奸。

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造成政权不稳、失民心、失天下的，大都是由官员的贪赃腐败所引起的。清官、直臣、忠臣成了皇帝及平民百姓共同称赞的对象。当然皇上更喜欢忠臣，平民更喜欢清官，而往往清官也是忠臣，忠臣也是直臣，这就使统治阶级所倡导的清官文化与老百姓所称颂的清官情节，在特定的条件下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清统治者有意宣扬包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包拯故事的繁盛。以前，人们赞扬包拯，称赞他为民做主、清正廉洁。到了清代，统治者给他的祠堂所提的匾额也都成了“移孝作忠”、“忠孝完人”，“忠”成了宣扬包拯思想的主题。

明末清初，江浙一带出现了一批传奇作家，清代主要的包公戏大多出自他们笔下。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苏州派”作家，他们是李玉、朱素臣、朱佐朝等文人。李玉是“苏州派”的杰出代表，生于明万历末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左右。清军入关使“国破家何在，城春草木深”的悲凉气氛再一次笼罩在心系民族兴亡的文人身上。李玉的“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 的曲词，深深感染了一代汉人。和李玉一样，朱佐朝、朱素臣等文人，也念念不忘明朝旧事。朝代更替的巨变，使作家们痛定思痛，反思明代朝政得失。

自神宗以下，君王多近美色而忘国事。

神宗宠幸郑贵妃，并置祖宗之制不顾，欲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引起大臣“争国本”之乱。光宗宠爱李妃，以致为色丧命。由此，朝中党争迭起，纷纷扬扬不可开交，正直忠心者遭黜，奸邪阴险者升迁，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天启年间，东林党人惨遭杀戮之事，让人想之心寒、提之齿冷。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内宫欲伤太子朱常洛，这就是有名的“梃击案”。

光宗死后，其宠妃西李欲夺大权，占住乾清宫，后经群臣力谏，才移居仁寿殿，这就是有名的“移宫案”。朝堂之上群臣相互倾轧，宫廷之内刀光剑影。《明史》在撰写奸臣传时，说他们“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

有清统治者的倡导，有封建文人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反思，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苦难，忠臣包拯的故事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乐于传颂。这不能不说是清统治者的胜利，他们把人民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憎恨转移到对少数巨贪、巨恶之臣身上。

长篇小说《乾坤啸》，托宋朝之名，说的是明朝事，赞扬的是忠臣包拯。长篇小说《万花楼演义》（又名《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演传》《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传》）写的是诸多忠臣联袂对奸臣展开斗争，为政府分忧的故事。《三侠五义》则是写包拯带着一大班子侠客义士帮助（宋朝）政府的故事。下面我们对这几部小说，分别作一些简要的回顾。

《乾坤啸》

宋王乏嗣，皇后乌氏劝他幸一宫女韦合霍。这个宫女因才貌俱佳而为宋王宠幸。但她妖媚惑主，使宋王沉溺于声色之中，并将她的无赖哥哥韦继仝擢为锦衣卫都指挥。韦妃因为惑主并僭穿国母服饰，受到乌皇后的训斥，由此而怀恨在心，便与内常侍丙融合谋，欲陷害乌皇后，以夺昭阳正宫之位；丙融又与韦继仝计议，让宫娥卜凤带一剑入昭阳宫，剑上刻有“乾坤啸”三字。因为乌皇后之兄乌廷庆镇守檀州，所领将士剑上均刻此三字。宋王更衣时发现此剑，认为乌皇后与乌廷庆欲谋行刺，遂下令拘捕乌廷庆全家，将乌皇后打入冷宫。乌廷庆之子闻讯，与新婚妻子逃奔在外。宫娥卜凤悔恨莫及，被韦妃察觉，与丙融用毒酒将她害死。文彦博受命审理乌廷庆一案，但无结果。包拯巡察回朝，宋王命他审理。包拯夜勾卜凤之魂，问清情由，将丙融、韦继仝斩首。包拯又要将韦妃正法，宋王难以割舍。包拯便让卜凤之魂，将韦妃的魂灵勾走。乌皇后复回昭阳，乌廷庆一家也终得团圆。

这是朱佐朝的戏剧作品《乾坤啸》的主要故事情节。乌皇后、乌廷庆、乌昭（乌廷庆之子）、文彦博、包拯等人组成“忠臣系列”，韦妃、韦继仝、丙融等人则为奸臣一方。随着双方矛盾冲突的逐渐激化，忠奸双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奸邪的一方，韦妃、丙融狡诈毒辣，韦继仝蛮横无理。在对他们的形象刻画上，作者极尽嘲笑、讽刺之能事。

韦继仝在其妹妹韦合霍未被封为妃子以前，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市井无赖。他为报复乌昭未给予他5两银子之仇，与狗诈呆一起去找赵豹，请他暗中揍打乌昭。赵豹佯装答应，要韦继仝脱一件衣服给他换酒喝，韦继仝将衣服脱给他。赵豹是侠义心肠，狠狠地将韦继仝和狗诈呆揍了一顿，使韦继仝赔了衣服又挨打。韦继仝与狗诈呆遭到赵豹痛打之后，回到家中聚赌，忽然一名校尉闯了进来。他们以为是抓赌的，各各躲起来。校尉四处寻找，他们无法逃避，只好一个个钻出来，申辩自己没有赌博。韦继仝钻出来时更吓得心惊胆战。然而，当校尉告诉他是奉旨请他上任做官时，他一改故态，立刻趾高气扬起来，称自己和韦妃是一胞兄妹，又马上要狗诈呆去抓赵豹报仇。一副无赖嘴脸令人憎恨！

相反，作者朱佐朝在描写忠臣乌氏一家遭到迫害时极力铺写其悲哀与悲壮，特别是对乌昭逃亡的描写更是催人泪下。他与俞小姐成婚之时，突然接到家中老巷头报来父亲受陷害的凶信，于是一对尚未享一刻欢娱的小夫妻踏上了逃亡之路。为了逃出锦衣卫虎口，他们又不得不分手。戏剧第十五回，乌昭与俞小姐分手，赵豹、赵妻分别跟随。在分手未走多远之时，乌昭又叫：“娘子转来。”俞小姐问：“官人怎么说？”乌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急哭下”。赵豹也叫：“妻子转来。”赵妻问：“怎么说？”赵豹嘱咐她：“你同小主母在路上须要小心。”他们“各叫转看着哭下”。这一场面，加重了离别之苦在观众心中的印象，令人爱憎之情交织在一起，过目难忘！而乌昭之父乌廷庆，得知朝廷要来逮捕他时，明知冤枉，却坦然进京，并且亲手绘下逃亡在外的儿子的画像，让校尉搜捕。对忠奸两方的描写，恰成鲜明对比。

包拯在该剧中依然是作者浓墨重彩的人物，突出了包拯的赤胆忠心，与奸邪之徒作丝毫不妥协斗争的精神。卜凤被韦妃、丙融用毒酒害死，冤案没了线索，于是包拯夜设乌台，勾来卜凤魂灵夜审。

得到事实真相后，包拯没有请示宋王，立即拘来韦继仝与丙融，取得口供，然后夜赴朝房，禀示宋王，要拘捕韦妃。宋王不肯，包拯说：“若无韦氏，下官今日不出朝了。”

包拯让内侍再奏，宋王无奈，只好传旨说将韦妃打入冷宫。包拯还是不肯让步，说道：“你惜这个不良女子，若不明正典刑，何能服众朝臣之心么？”

于是让卜凤之魂勾摄韦妃之魂，终使元凶韦氏受到应得的惩罚。

包拯在剧中的形象显然是出于朱佐朝表现反权奸、责君主这一主题的需要。

《万花楼演义》

《万花楼演义》把包拯、杨宗保、狄青的故事糅合在一起。

全书从狄青姑姑被征入宫赐为八王妻起笔

叙狄青受鬼谷祖师指点练武，到京中与张忠、李义结成义兄弟，在万花楼饮酒时打死奸党胡坤之子，受到包拯保护，后狄青又历遭奸党的迫害，终于与姑姑狄太后相认，比武而封官。

奸党为害狄青，荐他押送征衣到杨宗保的边关。路上遭刺客暗害，又逢雨雪天气，征衣被强盗劫去，贻误期限，但随后狄青又杀死西夏将帅，夺回了征衣。杨宗保见其英武，上本表奏，朝中奸党却抓住他曾失征衣之事而大兴波澜，欲致他和杨宗保于死地。

包拯闻知杨、狄遭奸人陷害的消息，火速从赈济的陈州回朝，路经陈桥镇，巧认几十年前被刘后陷害的李妃。

回朝后，包拯劾斩奸党，又审郭槐，使李宸妃与仁宗母子相认

自此朝中忠良得势，狄青等武将在边关亦屡次得胜，最后以赐杨宗保之子杨文广与西夏百花公主完婚而结束。

“忠奸之争”是作者李雨堂所要表现的主题，所以小说中的人物很明显地分忠良和奸邪两个队列。包拯、狄青、杨宗保等人代表的是忠良正直之臣，他们有的能文，有的能武。包拯等文官在朝中主持正义，是非分明，曲直有辨，且勤于政事；狄青、杨宗保等在边关戎马倥偬，克己奉公，带军纪律严明，一心保卫大宋疆土，抵御西夏的入侵。他们是作者讴歌与赞扬的对象，并把包拯美化成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狄青是天上的武曲星下凡，使得忠良之臣成为一种神的象征，具有了神的力量——不可战胜的正义之力！

而另一队列，庞洪、孙秀、胡坤、沈国清、郭槐等则构成了一个奸臣的队伍。他们因各自的利益和共同的私欲而结合在一起，不断陷害忠良，以扩大自己的权势，满足自己的私欲。忠奸之间，尖锐对立，不共戴天，展开了一场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奸臣们以庞洪为中心结成私党，他的女儿是贵妃，所以他的地位在奸臣中也最高。

庞洪的女婿孙秀本是知府。为了能做大官、做高官，他不断钻营，先拜在大奸臣冯丞太尉门下，又婚赘于庞洪，由此官阶不断升迁，最后竟坐到兵部大司马的职位上。制台胡坤是庞洪的门生，沈国清也称他为“先师”。他们之间，你帮我，我帮你，官官相护。孙秀到山西抚慰美女父母，得赃银3万两，回朝后分为三股，冯丞、庞洪亦各得一份。狄青打死胡坤之子胡伦，就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处处遭到算计。包拯、狄青、杨宗保诸人忠鲠无私，就成为他们的死对头，想方设法寻找他们的破绽，排斥异己。

李成假冒大功，被杨宗保所杀，其妻沈氏到朝中要替丈夫报仇；其兄沈国清求及庞洪，庞洪直接向他索要了4万两银子，然后帮沈氏出谋划策，弹劾杨宗保。狄青与姑姑狄太后相认，教场比武后又封一品提督。身份的变化，意味着奸臣在擢取权力时又多了一个拦路虎。为了除掉狄青，他们想出一条毒计，让狄青押解征衣到边关去，却暗中寄书信让仁安知县王登和潼关马总兵害死狄青。

忠臣的队列是以包拯为中心。包拯位居宰相，审清郭槐狸猫换太子案后，又成为国母和皇帝的恩人。这样，包拯就有了更大的权力来保护杨宗保和狄青等一批忠直之臣。

狄青打死了市井恶霸胡伦，包拯认为胡伦死有余辜，狄青是为民除害。孙秀到包府求情，请他严惩狄青。包拯冷言相对，“倘国家大事，大人可以到来相商。如今不过是一桩误伤人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若要私说情面，休得多说！”孙秀道：“包大人，尔说的多是蛮话！”包拯答道：“下官原是蛮话，只要蛮话蛮得有理就是了。”包拯的这一举动表现了他和奸贼的水火不相容。狄青认姑姑后，夜间醉酒，穿着表兄潞花王的衣服去杀庞洪，岂知酒涌上来，倒在路上睡着，恰巧庞洪和孙秀路经此地，将他捆绑起来。包拯这时带着张龙、赵虎在街市巡查，正好迎面碰上，就将狄青劫留下来，救了他的性命。狄青被庞洪荐举押解征衣，包拯告诫狄青道：“王亲此去押解征衣，是庞老贼荐的，谅有奸谋，路途上须要提防。又属重任之事，倘然途中阻隔，误了限期，杨元帅执法无情，不认汝是王亲，定然正法不饶。如今下官预修书一封，汝且带藏在身，倘恐违限期，自有照应。”

包拯以自己的忠直和权位保护杨、狄等忠良之臣，压制庞、孙等奸臣，最终将一批奸臣正法。一个彰忠斥奸的包拯终得匡扶朝政。

从《万花楼演义》所编撰的故事和所塑造的包拯形象来看，作者对明朝灭亡的原因在进行总结。他们期盼明朝的兴复，反思明朝的腐败。进而他们幻想着，若是当年有一位忠臣、直臣来匡扶朝政、振兴纲纪，或许明朝还不会灭亡。他们的这种思想感情变成文学作品时，就表现出了一个个忠奸斗争的故事。昔日老百姓的“救星”包拯，此时就成了这批作家们的“救星”，精神的救星。他们把包拯塑造成忠臣典范，终成了封建统治者的“救星”——在他们的戏剧里，忠良之辈有了包拯的相助，终于没有出现东林党人的下场与结局。包拯以彰忠斥奸的鲜明形象展现在艺术作品中。

在《万花楼演义》中，包拯成了一个尽忠皇上的忠臣。他勤勉于政事，是为了保护忠良。他保护杨宗保、狄青，弹劾奸臣，乃是因为担心“擎天栋柱忠良，被其尽情一网打尽，圣上江山谁与保守？”他可以与奸臣争斗，对君王却唯唯诺诺。“以往”的包拯一心想的是替民伸冤，“现在”的包拯则一心想的是替皇上保江山。

再回过头来看看元杂剧《鲁斋郎》的故事。包拯为了伸张正义，与皇帝斗智斗勇，终斩了恶棍鲁斋郎。这样的包拯形象，在清代新编的各种故事中已很难看到了。

《三侠五义》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

影响最大的包公小说《三侠五义》刊行，一时间风行海内外，影响至今未衰。

小说以已经流传的包拯故事为基础，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故事。全书以第二十八回为界线，前面以包拯为主要人物，给读者的印象是一篇包拯的传记。后面则以侠客义士为主要描写对象，主要有“御猫”展昭

陷空岛——“五鼠”——钻天鼠卢方

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

以及北侠欧阳春、丁兆兰、丁兆惠（双侠）、小侠艾虎

黑狐妖智化和小诸葛沈仲天等。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评论了《三侠五义》说：“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仍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

鲁迅先生以思想家和小说史家的双重眼光，指出了《三侠五义》和《水浒》在思想内容上的实质区别，同时也指出，“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那么《三侠五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又是什么样的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作了说明：“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故凡侠义小说中之大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

小说中，展昭没见皇上之前，暗中帮助包拯除暴安良，颇有“绿林好汉”之英雄气概

但见了皇上之后，其奴性就暴露无遗。其他大侠亦是如此。他们一个个都归附于包拯门下，为他效力，而包拯又尽心于皇上。这样塑造的结果，为百姓所拥戴的清官和侠客义士，一改“解民倒悬”的形象而成为圣明天子统治天下的工具。

以往的包拯往来微服于民间，察民情、解民苦，而今却一改形象，或穿梭于各忠良之臣的府邸，成了统治阶级当中一部分人的保护神；或结交义士，招纳英雄共为朝廷效力。

当然，清代“忠臣包公”的形象，依然具有很强的人民性，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道德审美倾向。

包拯虽然诚心诚意感戴圣恩，却依然是一个公正廉明、敢于为民请命的清官。

但清代的包拯形象终也失却了以往作品中包拯身上的诸多光辉。这样的形象或许合乎历史上诸多忠臣的实际情况，但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却有了一定的距离。

解民倒悬的元代包拯、细察善断的明代包拯，到清代终成了彰忠斥奸的包拯，从下层人民的正义象征转变成了统治阶级的传声筒。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说白了，《三侠五义》就是一场包拯带着一帮侠客义士帮助朝廷的故事。

反腐倡廉的当代包拯

包拯的形象经过一千年的演变，显得越来越丰满、光彩，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

在当代，人们给他赋予新的内涵

使包拯成为反腐倡廉的典范、精神文明的榜样。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指出：包青天刚正不阿，希望中国能多出几个包青天。

包拯坐镇开封府，惩治了天下无数贪官污吏，对皇亲国戚无所畏惧，就连皇帝也怕包拯三分。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包拯始终认为，以民为本，只有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受贪官污吏欺压，国家才能富强，天下才能太平无事。

如果让贪官酷吏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甚至会人亡政息。

中国古代历朝败亡，莫不败于奸臣、贪官，以及那些“手握玉爵、口含天宪”、专权乱政的官宦之手。近代著名报人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一书中，对贪官污吏作了一段生动的刻画：“故今之巧宦，莫妙于阳避处分而阴济奸贪，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上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之欢心，得同官之要誉，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忧。做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囊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于是而上司荐之曰干员，同僚推之曰能吏，小民之受其鱼肉者，虽痛心疾首，籍口侧目，而无如何也。”

中国古代，以官治国，以官治官；现在，我们以法治国、以法治官。但法律还是要靠官来执行，而“司法的腐败”又正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

包拯被誉为执法严明的典范。他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依据是宋朝的法理，即所谓的“王法无亲”、“王法无私”。

元杂剧《陈州粜米》中，包拯对刘衙内与杨金吾的判词云：“今日个从勘问，遣小撇古手报亲仇，方才见无私王法留传与万古千秋。”《鲁斋郎》中的判词说：“鲁斋郎苦害生民，夺妻女不顾人伦，被老夫设智斩首，方表得王法无亲。”《生金阁》在杀庞衙内之后的判词云：“论王法斩首不为幸。”《盆儿鬼》中对劫财杀人犯的盆罐赵的判词云：“不是孤家好杀人，从来王法本无亲。”明代传奇《珍珠记》第二十一场《诉冤》中云：“王法无私，正直昭然。”总之，违反“王法”的都要绳之以法。那么多的贪官酷吏死在铡刀之下，就是包拯执法的成果。包拯的形象，首先是个清如水、明如镜、刚正不阿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