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巫”：不可战胜的女性» 猎巫不是什么历史进步的美好故事

原文：

吉·贝奇特在他那部记录欧洲猎巫史的著作中，并没有掩盖任何的恐惧，而是回溯了当中的所有事件，并细致地讨论了它们的文化意义，其最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简言之就是，不打破几颗蛋就没有煎蛋卷吃。他确实认为这一时期是一场“变革”的一部分，而变革，他认为，“只能通过消除某些敌对立场或消灭支持（或宣称自己支持）这些立场的人才能完成。”他断言：“本意在于屠杀女巫的运动，在不知不觉中，也促成了诞生孟德斯鸠、伏尔泰与康德的运动。”总之，他对自己总结出的这一逻辑表示赞许：“杀了旧女人，成就新男人。”（注：吉·贝奇特，《女巫与西方》。）他的话再次证明了，研究猎巫运动的史学家们本身就是驱逐女巫的那个世界的产物，他们的思想仍被困在他们自己构建的牢笼内。与该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芭芭拉·艾伦赖希与迪尔德丽·英格利希的看法：她们不仅提到了个人的悲剧——理想被扼杀，热情被扑灭——还提到了社会在驱逐女巫的同时所失去的一切，以及这些女性本可能成就和改变的一切。她们说，对女巫的剿杀是一场对才华和知识的剽窃浩劫，并希望重新夺回——或者至少是出手指证——曾经遗失的东西（芭芭拉·艾伦赖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女巫、助产士与护士：女性治疗师的历史》。）……

贝奇特硬要将他讲述的恐怖历史转化成所谓的历史进步的美好故事，这使他说出了某些牵强附会的臆测。比如，他在书中写道：“在这场不正当的女巫屠杀中，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得到了好处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整个时代的思想朝着更理性、更公正的方向转变了；自卫与辩护的权益得到了加强，对人权也有了意识。”但这句话里的“不正当”要怎么解释呢……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的分析（提醒大家，写于1893年）看上去有理得多：“在这段时期里，人们的思想都被引到了同一个方向。教会教给大家的主要教训就是，得背叛亲友才能保证自己得到拯救，这催生了某种极端的自私。每个人都为了确保自己的性命而不惜出卖他人，即便那人是血亲或爱人，一切人类情感都被丢弃到了一边。怜悯、体恤、同情都被根除。基督徒里再也找不到正直的踪影。恐惧、痛苦与残酷成了绝对主宰。(……)对女人的鄙视与仇恨被更加强烈地灌输给人们，教会教给大家的自私的训诫之一就是，对权力的执迷以及背叛。对老年人也不再尊敬。年老的悲苦与病痛再也激不起人们心中的一丝同情。”（注：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女性、教会与国家》。）这种景象足以浇灭人道主义者的满腔热血。

«“女巫”：不可战胜的女性»

莫娜·肖莱 著

崔月玲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