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

“秦”这个字眼，总是能勾起人们最强烈的感情。每当提起它，愤怒、赞叹、敬畏会一起涌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秦一直以来被后世视作问题王朝。这个在东周初期仍丝毫不起眼的西部附庸国，凭着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从一卑微的藩属逐渐成长为一方霸主，又经过一次次主动的或被动的学习，一次次成功的或不成功的出击，进而成为实力最强、制度最先进的诸侯国。在一番大规模地外交和战争之后，秦国最终成功地统一了整个华夏文明区域，成为关陇地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帝国，将中国历史带入新的阶段。从战争中一路走来的秦人对自身的制度和文化有强烈的优越感，然而却没有意识到其中蕴含着毁灭的种子。这不能怪他们，几百年不间断的战争让秦人成为战争大师，他们善于在战争中求生，却不知如何维持和平。胜利助长了他们的骄傲，痛苦不堪的处境使被秦人蔑视的黔首们选择了起义。大泽乡的那个雨夜揭开了秦国灭亡的序曲，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的统治被推翻。以至于“秦”成了暴虐统治的代名词。到了汉朝，由于儒家被确立为国家正统思想，知识阶层开始不遗余力地对秦朝进行口诛笔伐。敌视秦的做法被一代代儒家王朝传承了下来，秦一直被刻意地塑造成了反面的典型。于是秦的祖先被打扮成了异族西戎，秦始皇被虚构成吕不韦别有用心生出的儿子……。这样的丑化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在丑化秦的同时，后世的王朝几乎忘了，它们所沿用的典章制度大部分都来源于秦。直至今日，秦留下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仍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稳定地发挥着作用。

那些快要失忆的精神元素曾是我们祖先的一部分，拂去史书上的厚厚的灰尘，秦人的形象原本光彩照人。下面是一些最为典型的秦国元素，对应着的是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

秦惠王面对张仪诱人的伐韩建议和司马错平实的平蜀主张，却不动神色地选择了后者；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后，朝廷充斥着排外的呼声，秦王政考虑到郑国的专长和郑国渠将来的实际效益后，让郑国留在了原位上。

秦简公让百姓和官吏戴上了佩剑，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带剑的特权，又通过“初租田”，承认了那些勤劳的小地主和农民对土地的占有；秦献公废除了秦国流传已久的从死制度，又将所有秦人编入户籍，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秦孝公全力支持商鞅变法，先进的社会制度在秦国生根发芽，确保秦国夺得最后的胜利。

建国伊始，秦襄公就战就死于伐戎的过程中，后世子孙接过襄公手中的剑继续向前，几经磨难，直至据有西戎。秦穆公为了称霸中原与晋国长期角逐，因决策失误和实力不济，接连在崤和彭衙两地遭受两次打败，但败军三将依然受到重用，直至他们在王宫之役中取得大捷；秦国数次兵临魏都大梁城下，却又铩羽而归，后来转变策略才取得新的进展；长平之战后，秦国因行动迟缓，连续被赵军个各国联军击败，将军被俘，得地复失，可秦国奋力一搏，转眼间又重新占据了优势。秦国从失败中奋起的事迹很多，如果全列出来，将是一个很长的单子。

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从楚国那里换来了百里奚，又连蒙带诈地将来自西戎的由余留在了秦国；秦康公并不介意士会不得已才留在秦国的心态，照样予以信任；秦孝公将秦国命运交到了在魏国混不下去的商鞅身上；口才华丽、权欲熏心的张仪受到了重用，胸怀锦绣、气量狭窄的范雎被拜为相邦；商人出身、唯利是图吕不韦也主导秦政十多年；秦王待尉缭如长者一般，谦恭到无以复加；李斯一封《谏逐客书》便阻止了秦国的排外运动。

秦国是一台绝佳的战争机器，所有部件全部围绕战争高效运转，不做任何无用功。僵化的旧等级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以爵位划分的新等级，爵位不是固定的，取决于耕战的功劳。人们没有自由可言，但在机会面前却人人平等；官僚掌控了一切，但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这样的制度之下，秦人在田野上拼命劳作，在战场上奋力厮杀。

在周武王伐纣后，飞廉东逃商奄，商奄反周，周成王征伐商奄，杀飞廉，把反叛的商奄之民，也就是秦人，西迁到今甘肃甘谷境内，戍防戎人“是秦先人”。而商奄即今山东曲阜包括莱芜一带的嬴姓大国。[1]在先秦史学界，一直有“秦出东夷”和“秦为西戎”两种学术观点。比如，历史上，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就认为，秦人出自西方。而现代历史学家和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等人的研究，则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不过，“秦为西戎”那可一直是主流意见。[1]

李学勤先生曾撰文指出，“清华简”之《系年》（战国中期人撰写的一部史书），其中有一章详细记载了秦人先世的史事：在周武王伐纣后，飞廉东逃商奄，商奄反周，周成王征伐商奄，杀飞廉，把反叛的商奄之民西迁到今甘肃甘谷境内，戍防戎人“是秦先人”。而商奄即今山东曲阜包括莱芜一带的嬴姓大国。所以，秦人最早的先人，是从东方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