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塔沙与切特尼克的合作

       尽管代表着对立的民族主义，但在面对共同的敌人，即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日益强大的时候，整个克罗地亚独立国及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旋即于1942年春天签署了合作协议，这些协议大多维持到战争结束——

       “只要存在武装游击队的威胁，切特尼克部队就会自愿与克罗地亚武装部队合作，打击和消灭游击队，并在这些行动中接受克罗地亚武装部队的指挥。”

       除此之外，协议还规定，克罗地亚独立国军方将需要向切特尼克军提供武器和弹药，在围剿共产党游击的行动中受伤的切特尼克人可以在独立国军的野战医院得到治疗，战死的切特尼克士兵的遗孀和孤儿将获得与独立国军士兵的遗孀和孤儿获得的援助等同的国家财政援助。

       另外，克罗地亚独立国当局还需要安排释放乌斯塔沙集中营中的塞族人，但只有在切特尼克指挥官的特别推荐下，因此，游击队员及其同情者并不在此列。1942年6月30日，乌斯塔沙的“领袖，即即安特-帕维利奇向NDH其他各部发送了一份由马歇尔-斯拉夫科-克瓦特尼克签署的声明，概述了克罗地亚独立国与切特尼克的签署的各项合作协议。

       乌斯塔沙及NDH同切特尼克的主要指挥官签署的合作协议顺序如下：

       ●1941年12月，在克罗地亚的克宁，也就是后来的南斯拉夫内战期间的塞族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首府，切特尼克方面的蒙奇洛·杜伊奇（迪纳拉师指挥官），布兰·博古诺维奇（迪纳拉师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比军团指挥官），马内·罗克维奇（迪纳拉师亚历山大一世国王军团【笔者：还记得这个国王吗？他就是被乌斯塔沙和马其顿独立分子合伙干掉的】）。帕季察·奥姆奇库斯（迪纳拉师彼得二世国王军团）和帕焦·波波维奇（迪纳拉师奥尼辛·波波维奇军团指挥官）首次与当地乌斯塔沙麾下的市长大卫·辛西奇开始谈判。

       ●1942年4月27日在姆孔吉奇格勒，切特尼克 "科契奇 "支队指挥官乌罗什-德雷诺维奇与乌斯塔什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

       ●1942年5月23日，切特尼克“Mrkonjić”步兵营的指挥官拉扎尔·特沙诺维奇与克罗地亚独立国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

       ●1942年5月28日在拉皮可，切特尼克的奥兹伦和特雷巴瓦分队的指挥官克维杰廷·托迪奇和萨沃·博日奇与克罗地亚独立国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

       ●1942年5月30日，切特尼克的Majevica支队的代表与克罗地亚独立国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

       ●1942年6月9日，切特尼克博尔哈"支队"的指挥官拉德-拉迪奇与NDH当局达成协议。       

       ●1942年12月17日，来自奥托查克地区的切特尼克指挥官斯拉夫科-比耶拉亚茨和约万-达博维奇与NDH当局达成协议。

       ●1942年5月26日，乌斯塔沙部长姆拉登-洛科维奇在给国家安全局地方当局的公报中写道，根据这些协议，"国民警卫队总部同意你们的建议，向希腊东部社区，即塞尔维亚东正教的领导人提供一百万库纳的援助。

       ●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同时参加了几乎所有的与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对游击队发起的大规模围剿或攻势：

       比较著名的有科扎拉攻势、白色方案、跳马行动、1944年克宁战役等等。

       1945年，切特尼克指挥官莫姆契洛-朱伊奇和他的部队在乌斯塔沙领导人安特-帕维利奇的允许下，得以穿越克罗地亚独立国国境，逃向西方。1945年4月，安特-帕维利奇自己承认，他接待了 "来自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切特尼克头子)总部的两名将军，并与他们达成了联合打击铁托及其领导的共产党人的协议"，而在5月的头几天，切特尼克部队在前往布莱堡的途中经过了乌斯塔什控制的萨格勒布，之后切特尼克人和乌斯塔沙军队的成员，在不同地点，包括马里博尔附近的特兹诺一块被南斯拉夫解放军Remove了。

                          结构

       指挥部的最高负责人是安特-帕韦利奇（

Poglavnik，意为 "头目"）。1941年4月10日，阿道夫-希特勒接受贝尼托-墨索里尼对帕维利奇的提议后，帕维利奇随即正式被任命为克罗地亚国家元首。克罗地亚国民警卫队是克罗地亚的武装力量，不过后来又并入了所谓的克罗地亚武装部队。

                          符号

       乌斯塔什的标志是一个大写的蓝色字母 "U"，其内有一个爆炸的手榴弹标志，详情请见CV16587645，也是本人所写的巴尔干金曲背景大百科【1】：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组织(上)：简介和历史的开头。

       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国旗是红、白、蓝的横三色，中间画有克罗地亚国徽的盾牌，左上方是U即“乌斯塔沙”。其货币为NDH库纳。

       乌斯塔的问候语是 "Za dom - spremni！"。

       先敬礼：Za dom!为了家园（土地）！

       后答复：Spremni!(我们)时刻准备着！

       乌斯塔沙的人用这句话代替了纳粹的问候语 "希特勒万岁"。今天，塞尔维亚人或与克罗地亚权利党有联系的非乌斯塔沙的保守派在名义上将其与乌斯塔沙的同情者联系起来。然而，一些克罗地亚人认为它是一种爱国的礼节，强调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国家。在互联网上，它有时被简写为ZDS。

                  巴尔干的遗毒

                     流行文化中

       在哈里-特莱多夫的短篇另类历史故事《为祖国做好准备》中，乌斯塔沙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在同一作者的无关作品《在我的敌人面前》中扮演了一个简短的背景角色。在这两部作品中，帕维利奇建立的政权在1940年代后持续了数十年。（这么不得人心的政权，居然还可以让统治延续几十年😓😓😓）

       流行的克罗地亚歌手汤普森经常在他的音乐会上以乌斯塔什的敬礼为演唱会的开幕仪式。维森塔尔中心已经对此进行了抗议，以及克罗地亚的其他修正主义和否认大屠杀的企图。

                 现代的克罗地亚

       为了统一对克罗地亚独立的支持势力，克罗地亚首任总统弗兰里奥-图季曼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主张 "pomirba"，即乌斯塔沙和游击队之间的民族和解。这导致亲乌斯塔沙的观点、符号和礼节在克罗地亚政治右翼中开启了复兴。尽管其中一些后来被禁止，但欧洲的各大媒体指出，在90年代以克罗地亚独立国著名的法西斯头目米兰-布达克命名的大约20条街道中，有一半2019年在克罗地亚国内仍有留存。

       犹太人和塞族组织、克罗地亚历史学家和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国际观察家都一再警告克罗地亚的修正主义，这种修正主义试图淡化乌斯塔沙的罪行，甚至赞美乌斯塔沙政权。

       最近的例子包括出版了一本颂扬 "克罗地亚骑士 "马克-卢布里奇的书，他作为乌斯塔沙集中营的负责人，在乌斯塔沙对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和罗姆人的种族灭绝中对十万多人的被屠戮有责任，还有一部纪录片将儿童在乌斯塔沙集中营中的死亡数据降到了不可置信的地步。

       另外还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卢布里克的这本书是在克罗地亚天主教会的协助下推广发销的。教会的资料也将儿童在集中营中的死亡人数降到了最低。克罗地亚历史学家指出，教会一直是推动修正主义和最小化乌斯塔沙罪行的领导者。2013年，克罗地亚天主教大主教管区的报纸《Glas Koncila》发表了关于亚塞诺瓦茨的系列报道，作者是否认亚塞诺瓦茨的伊戈尔-武基奇，他声称亚塞诺瓦茨是一个 "单纯的工作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处决。2015年，克罗地亚主教会议负责人要求克罗地亚军队采用乌斯塔什的 "Za dom spremni "礼节。

       克罗地亚球迷曾多次喊出乌斯塔沙的 "Za dom spremni "礼节，为此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多次对克罗地亚足协进行处罚，理由是 "法西斯主义的毒瘤"。2014年，克罗地亚足球运动员约西普-希穆尼奇因带领全场球迷喊出乌斯塔沙的礼节而被禁止参加世界杯。

       2014年，当时的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市市长为一座献给1990年代居屋大队的纪念碑揭幕，该纪念碑以乌斯塔什指挥官的名字命名为 "拉斐尔-博班骑士"，其中包括带有乌斯塔沙 "Za dom spremni "礼节的居屋徽记。从那时起，HOS组织每年4月10日（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独立国成立纪念日）都会在纪念馆组织纪念活动，期间身着黑色制服的参与者会高喊乌斯塔沙的 "Za dom spremni "礼炮。

       2016年，克罗地亚HOS战争老兵组织在亚塞诺瓦茨集中营张贴了一块带有乌斯塔沙 

"Za dom spremni "礼节的牌匾。尽管犹太人和其他组织提出抗议，但这块牌匾仍然被允许保留了下来，直到美国国务院大屠杀问题特使的批评，迫使政府将其移至附近的一个城镇。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对政府容忍最小化乌斯塔沙罪行的指控，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二战抵抗组织拒绝与政府代表一起出席每年的亚塞诺瓦茨纪念活动。

       2019年，奥地利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展示乌斯塔沙的标志，以及之前被禁止的纳粹标志，主要原因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在克罗地亚政府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布莱堡纪念活动中展示了同样的标志，奥地利警方多次以纳粹和法西斯礼节逮捕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三名奥地利欧盟议员宣布，数万名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参加的布莱堡仪式是 "欧洲最大的法西斯集会"

       奥地利天主教会禁止克罗地亚天主教会在布莱堡举行弥撒，因为正如他们所说，"布莱堡的弥撒已经成为政治工具化的表现形式的一部分，是政治-民族仪式的一部分，用于选择性地体验和解释历史"，并补充说，它滥用了 "用于政治目的的宗教仪式，而没有与法西斯主义世界观保持距离"。

          "乌斯塔沙"一词的现代用法

       二战结束后，乌斯塔沙已经分裂成了几个组织，目前没有任何政治或准军事运动声称其遗产是他们的 "继承者"。今天，乌斯塔沙一词被用作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贬义词。在塞族人中，乌斯塔沙一词有时被用来描述塞族恐惧症，或更普遍地用来诋毁政治对手。

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进行的利用

       自二战结束以来，塞尔维亚历史学家利用乌斯塔沙政权来宣传塞尔维亚人抵抗轴心国，而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则广泛支持他们。然而，乌斯塔沙缺乏普通克罗地亚人的支持，也从未在民众中积累过任何重要的支持。

       乌斯塔沙政权得到了部分克罗地亚人的支持，这些人在战时曾感到在塞尔维亚领导的南斯拉夫受到压迫。在20世纪80年代，塞尔维亚的历史学家创作了许多关于二战期间克罗地亚的塞族人被迫改信天主教的作品，这些历史学家之间的辩论公开成为民族主义的辩论，也进入了更广泛的媒体。80年代贝尔格莱德的历史学家与政府关系密切，他们经常在晚上上电视讨论二战期间乌斯塔沙对塞族人种族灭绝的虚构或真实细节。塞族神职人员和民族主义者指责所有克族人对乌斯塔什犯下的罪行，并计划对塞族人进行种族灭绝。这些宣传活动的目的是为克罗地亚有计划的犯罪和种族灭绝计划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