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中国起源—— 希腊哲学是基于中国资料的近代伪造

原作者：诸玄识

文章地址：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28365851476325

四点提示：

1、西方哲学包括“古希腊”哲学和近现代欧美哲学，是被使用汉字“表意”（概念）这种唯一原创的“哲学语言”，于17世纪后期开始编织的。

2、所有的泛西方“历史”及“哲学史”都缘起于“复制中国”——借助于绝无仅有的中国古籍、表意概念和纪年方法等，在近现代“重建”的。

3、与西方中心论灌输给我们的“常识”相反，“哲学在欧洲之外”和“《易经》是源头”的观念，差不多是17—18世纪西方知识界的“常识”。

4、较之中国哲学是“道器合一、体用不二”以及阴阳辩证，西方哲学是“道”的分裂或碎片——“器用”和“阳亢”，滥用汉语概念而畸形膨胀。

 

 

（一）从语言文字上阐明西方不可能原创哲学

       长期以来，在诠释科学与哲学时，绝大多数的中外学者都会溯源至“古希腊”；并且常常援引希腊语的单词，来作为其中某些概念的原创标识。但这已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陷阱。

       “希腊哲学是一个西方中心论的建构。”马萨诸塞州大学的教育家帕拉斯凯瓦（João M. Paraskeva）批评：“……古希腊哲学与文化出自绝佳的虚构，一个被西方中心论包装和美化的神话，成为一种被热烈追求的准宗教信仰。”

       仅仅希腊语的“历史”就足以否定整个“古希腊”。为什么？因为能够表达科学与哲学的希腊语是最近伪造的，而之前则不存在。详述如下：

       为了佐证和继承“古希腊”，流亡法国的希腊学者科莱斯 （Adamantios Korais, 1748—1833）发明了“纯正希腊语”（Καθαρεύουσα），宣称是“振古如兹、自古相传”。它的诀窍是“新词做旧、仿古欺世”——以源于亚美尼亚的东正教希腊语为形式，包装来自西欧（法语、英语和德语）的现代语义或概念。前者不能表达世俗生活和真实自然，后者实际上是汉字“表意”（“汉语密码”）。然而，两相结合的实际效果则是有害的“化合反应”——语言禁锢，人神冲突。

       1834年，由西欧列强组建的希腊地区第一个民族国家，将“纯正希腊语”定为其官方语言（文字），以取代当地母语——“民间通俗语”（Demotic: 斯拉夫语、土耳其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的混合物）。从那以后的100多年里，该国度饱尝语言危机与社会动乱，仿佛是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的余波。

       把西欧新概念置于宗教性希腊语的形式之下，犹如语言被裹尸布捆扎而活埋；这就使“纯正希腊语”自始就陷于致命悖论——浮文巧语，词不达意；很难进行日常沟通，遑论从事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了！所以它备受诟病，例如：

       “扼杀了语言的自然发展”（《希腊历史辞典》）；“困扰现代希腊的学术事业与政府机能”（James R. Russell, 哈佛大学教授）；“在大多数科技中，没有标准的希腊文术语”（密歇根大学欧洲资讯）；“不适合于抽象思维”（Michael Herzfeld, 哈佛大学教授）……。

       但另一方面，对于希腊上层和欧洲列强来说，“纯正希腊语”毕竟代表着“古典”与特权。于是，在统治阶级与守护母语的广大民众之间、在抱持传统、抱残守缺的文化权贵与要求语言解放的知识分子之间，形成对抗，日益冲突，屡屡发生流血惨案。

       希腊学者洛德（W. R. Loader）在剑桥大学期刊发文抨击：“纯正希腊语”是实验室制造的怪物（laboratory - created monster），它的拥护者是一群害人害己的反动派。尽管如此，这些利令智昏的肇事者无法认清，此种语言文字从未真正活着。因此……扼杀鲜活生动的人民语言的罪恶行为，终究是徒劳的。

       终于在1976年，希腊政府宣布废除“纯正希腊语”，代之以吸收了国内外的新因素、因而是升级版的“民间通俗语”，改称为“标准希腊语”。后者却被宣传为子虚乌有的“古典希腊语”的二次变体。全视角来看“希腊语”如下：

       （子虚乌有的）“古典希腊语”…… 宗教性希腊语〔中古后期〕→ 纯正希腊语〔1834—1976年，号称“古典变体”，与民间通俗语并存〕→ 标准希腊语〔1976年至今，号称“二次变体”：民间通俗语的升级版〕→ 冒充“古典希腊语”

       尤其讽刺的是，之前成功伪造“古希腊”（名人名著）所使用的语言，都不是希腊语；例如，由教会传说或“手稿残片”，编纂成现代经典文本的《荷马史诗》、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和亚里士多德的鸿篇巨制，所使用的文字分别是英文、法文和德文。但在20世纪下半期，所有的“希腊名著”都被翻译成希腊文（标准希腊语），这就成了“古典遗产”！

       让我们在语言学上进行深度分析。

       如果一种语言（文字）能够表达哲理、逻辑和审美的意境，那么，它就具备了这两个功能：内涵上具有知性和外延上相对通用。尽管现代各国、各民族的语言差不多都是如此，但我们应该指出两点：

（1）它们是最近几百年才有的现象，而之前除了汉字（表意）之外均不存在；

（2）它们是两套系统“合二为一”的结果，而单纯的语言（文字）则不胜任。

      单纯语言（文字）——或称“自然语言”——所表达的意思（语义），止于日常用语，局限于“俗”的层面，而达不到“雅”的高度（哲理、逻辑和审美）。

       后者（“雅”）属于另一套、而且是高级的媒介系统，它源于《易经》，而对万事万物的特性、变化、关联和规律，进行符号标识和统筹命名。这被称为“表意”——表达“普遍通用概念”，反映“人类共通认知”。

       换言之，单纯语言（自然语言）的特点是，囿于某个时空，具体而狭隘，无缘于普遍性与抽象性；因此，它本身永远无法臻于“表意”境界。后者作为一种高级媒介，被嵌入自然语言之中，这就有了今天所盛行的“现代性”人类语言。

       “表意”嵌入自然语言的过程，最早发生在五千年前，它形成了汉字（表意文字）——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文明交流工具。正因为如此，17世纪的培根和莱布尼茨等欧洲精英称：中文（汉字）是“真正的字”、“哲学语言”、“人类思想的字母表”和“科学与艺术的符号系统”。

       直到17与18世纪之交，西方才有幸开始分享汉字“表意”，因而彻底变革了它的各种语言（文字）。正如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马阿特（Jaap Maat）所说：“培根著作中所预示的是，欧洲人发现汉字使他们的书面语言发生了革命。”

       刚逝世的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2021）曾说：“……西方人发现了汉语结构是所有其他世界语言（得以成立）的关键。”[]的确，幸亏从汉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文字才纷纷从部落土语，升级为相对通用与知性的语言（文字）。

       由此可见，近代以前的西方、乃至“中华文化圈”以外的世界，不存在文明及其所有方面（包括哲学）。 

 

 （二）“哲学来自东方”是近代早期欧洲的共识

       虽然许多学者都主张科学与哲学均源自“古希腊”，甚至称它们是西方的独特禀赋，而为中国传统所缺失之；但是，他们却根本不懂得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奥义及其在这方面的意义，即：

       鉴于针对自然的科学与哲学都是“双刃剑”，它们在近代以前和之后的存在方式乃截然不同：

       近代以前，因为囿于“地方性生态”（双刃剑对内、威胁自身）；科学与哲学要有，只能是在“道”（“动态平衡、整体和谐”智慧）的驾驭之下而成为“隐学”。

      近代以来，因为某些地理环境（海洋地缘）可以通向“全球性生态”（双刃剑对外，牺牲寰宇）；故而科学与哲学皆从“道”分裂出来，特立独行，成为“显学”。

       确切地说，在“东学西渐、中学西被”的过程中，“道隐无迹、朴散为器、化而欲作、始制有名”，这才出现了包括“古希腊”在内的西方及现代科学与哲学。

       英国哲学家克里奇利（Simon Critchely）说：“哲学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思想运动的过程，……哲学的真正源头……可能在亚洲，在中国。”

      《剑桥世界史》（第5卷）写道：历史上的欧亚大陆存在着这样一个思想传统，即：所有的知识都起源于东方，再流向西方；它形成了（中古）伊斯兰文化和（近代）欧洲科学的主脉，这才是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亦即，沃尔特·雷利（Sir Walter Raleigh, 17世纪初）所说：如果我们看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将发现，远东民族是传播者，……赠予知识。直到今天，越往东越文明，越向西越野蛮。

      另一本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书《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John Hobson, 2004）揭示：“在1780年之前，没有一个欧洲人会声称欧洲（文明）是由其自身创造出来的。”而作为文明的总源流，“中华帝国似乎被神奇的力量所推演，具有人文智慧和理性，以及精巧的创新能力”。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认为：“文明、科学和学术及其发展，都开始于中国；而直到最近，它们才在我们欧洲出现。”

       密歇根大学教授波特（David Porter）指出：“西方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化’（Sinicizing），此乃欧洲参与历史世界主义（‘天下文明’）的紧迫性。”

       西方文明的摇篮在华夏、而非“古希腊”！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希望“用中国取代希腊成为（西方）古代的实体”。

       英国的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揭示：“可以在古代中国的知识和见解里，找到‘古希腊文明’的种子。”

       然而，“大多数的（相关）书籍都会告诉你：‘最早的哲学家是希腊人’。”英国哲学杂志总编科恩（Martin Cohen）对此质疑，并且似乎赞成莱布尼茨与耶稣会士的这一见解，即“中西一元、源于易经”。

       科恩写道：《易经》问世于五千年前，这可能是世界最早的书。“古希腊人”当时在干什么？（甚至没有人质疑苏格拉底的存在，他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了吗？）。……20世纪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荣格（Carl G· Jung）称，《易经》才是一本“爱智慧”的书。……像《易经》和《道德经》这样的文献，包含了许多西方哲学的核心思想。……然而，欧洲人则倾向于掩盖“东方赐予”，一如他们把科技历史写成以西方为主轴。……但事实上，东方（尤其是中国）古人是数学、医学、印刷和天文学的开拓者。他们没有创作出哲学经典，那才怪呢！

       莱布尼茨认同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和其他耶稣会士的如此观点，即西方及世界的知识与学术（包括哲学）之源头，都在《易经》——

       《易经》是“所有人类智慧的溯源处”，“一切种类的知识的源泉”，它包含了“全部科学的原则”，亦为“普遍性的科学”即“科学之科学”；《易经》的象数“蕴藏了人类知识的原型”；“整个的数学原则最初都来自《易经》”；其作者“伏羲是所有哲学家的王子”（prince of all philosophers）。

       关于西方是如何从中国引进哲学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教授斯托弗（Suzanne M. Stauffer）写道：耶稣会士把孔子作为一位哲学家和导师介绍给西方，这就满足了欧洲人对新哲学的渴望。来自中国的令人敬佩的哲学模型，关注人文，这是欧洲传统与实践中所不存在的。启蒙学者拥抱中国文化，尤其着迷于儒家无神论哲学、德礼政治和经济思想……。随着启蒙学者在哲学上的努力和进步，儒家思想渗透社会、深入人心。在德国，莱布尼茨及其同人对中国哲学——尤其是理学——深刻领悟和全面综合，从而创造出系统的单子论和动态形而上学。在法国，伏尔泰借鉴了中国哲学、政治和宗教思想，以此来倡导理性、自然神论和人文政治，而致力于改变欧洲。……艾利西夫（Danielle Elisseeff）称：“中国是新思想大厦的基石之一。”

       欧洲启蒙学者将儒家思想视为“完美的理性哲学。”[]他们还从不同角度，把中国哲学称作“实践哲学”（社会性）、自然哲学（无神论）或道德哲学（人文型）。

       在西方中心论于19世纪炽盛之前，其知识界认同“哲学来自中国”。美国宾州大学的两位教授勃兰特（Bettina Brandt）和普迪（Daniel L. Purdy）主编的《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写道：事实上，直到18世纪下半期，所有人都同意“哲学存在于欧洲以外的文化中”。斯宾诺莎书信中的一段话表明，“哲学存在于欧洲之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莱布尼茨经常提到中国哲学及哲学家，……他把孔子、朱熹和传奇人物伏羲都称为“哲学家”，并将自己反复引用的儒学资料《性理大全书》，称作“哲学纲要”。……莱布尼茨把中国视为“哲学之国度”（land of philosophy）。〔从伏尔泰到北美的杰斐逊和富兰克林，都把中国视为“哲学家的天堂”[]〕。……莱布尼茨提议，中国应该派“传教士”到欧洲传授自然哲学。……那时，“自然哲学”一词差不多是哲学的代名词。……沃尔夫（Christian Wolff）讲授的哲学是中国的……，称中国是“哲学王理想的榜样”。……（之后）中国哲学却被种族主义所抹杀，黑格尔排斥欧洲以外的文化。……（然而）一旦说明“中国”在近代欧洲的实际存在，这就意味着把西方哲学的权威置于危险之中。

       香港大学教授尼尔森（Eric S. Nelson）指出：“以欧洲为中心的哲学是相对较新的现代编造。”

       得克萨斯大学的帕克（Peter Park）介绍：西方哲学史在18—19世纪被改写。……之前公认西方哲学不是起源于西方，……而是植根于亚洲。……改写历史，而将非欧洲排斥在哲学史之外，归因于种族主义。……换句话说，近代西方承认，哲学起源于东方；而到18世纪末，才开始宣称“哲学起源于希腊”。

       “西方哲学是种族主义”，这是美国学者凡諾登（B. W. Van Norden）文章的标题。该文写道：西方的主流哲学是狭隘的、缺乏想象力的、甚至是仇外的。……西方哲学曾经是开放的和世界主义的。例如，《论语》被翻译成《中国哲学家孔子》……，莱布尼茨着迷于中国哲学，……沃尔夫讲授“中国实践哲学”。……（而后）欧洲知识界浸淫于“白种人优越论”，断言非高加索人缺乏哲思。……康德是出了名的种族主义者，他宣称：“白种人独具天赋，……整个东方找不到哲学，……优雅与美德从未进入中国人的头脑”……。

 （三）被儒家启蒙和改造的“古希腊”名人名著

       按照成说，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 约3世纪）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史家，以希腊文写作；写下（古希腊）《名哲言行录》，包括200余位哲学家。

       如前所述，在其于18世纪从中国获得语言文字的“表意”内涵之前，西方不存在真实的文献。因此，西方各国馆藏的“古代手稿”全不可信。正如巴黎图书馆馆长哈尔端（Jean Hardouin, 1646—1729）所揭露，所谓西方“古典时代”的名人名著、文献文物，尤其是“古希腊”的，全是假的。

       即便是假馆藏或伪手稿，也拼凑不出来《名哲言行录》是公元3世纪的作品！美国得克萨斯中北学院教授索伦森（Stephen Sorensen）写道：通常认为，一部关于希腊哲学的历史巨著，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问世于公元3世纪。然而，不少学者说其中的“泰勒斯生平”，是阿尔贝蒂（Leon B. Alberti, 1404/1414？—1472）模仿自己事迹的虚构。……今天的历史学家推断，拉尔修手稿出现的时间最早在11—13世纪之间……。然而，一切都是糊涂的，因为没有可靠的手稿。与该书有关的文献分别是：（1）1759年出现在巴黎，宣称13—14世纪；（2）那不勒斯国立图书馆，12—13世纪；（3）君士坦丁堡旧塞图书馆，13—14世纪；（4）梵蒂冈（藏书）第140组，公元14年；（5）格雷库斯的收藏，12—14世纪……。我的问题是，这部书的原作者真的生活在公元200年左右吗？

       在现代西方，《名哲言行录》沦为下列作品打假的靶子：马丁内斯（Javier Martínez）主编《古典文学的伪造和伪造者》；斯蒂芬斯（W. Stephens）等主编《现代欧洲早期的文献伪造》；哈克（Matthias Haake）著《历史文献的伪造与操纵——第欧根尼·拉尔修与雅典授予芝诺的荣誉公民证书》；叶尔曼（Bart D. Ehrman）的《被伪造愚弄的伪造者》和《伪造与反伪造：早期基督教的假文献……》。

       英国思想史家戈特利布（Anthony Gottlieb）评论：第欧根尼·拉尔修……不可信的写作，来自第二、第三手资料；却是最令人愉快的传记作家，至少让读者扬起一道眉毛。……第欧根尼·拉尔修是个无稽可考的“历史学家”，他像（怀旧之海）的一头鲸鱼，吞并了所有漂浮的故事。

       然而，最关键的则是该书第一个可考文本——1758年在阿姆斯特丹问世的法文版（Les vies des plus illustres philosophes de l'antiquité）；非常奇怪，在这部关于“古希腊”哲人群体的传记中，孔子赫然在列，乃至儒家思想及其表达方式弥漫书中！就像“关于苏格拉底的各种不连贯的轶事，似乎采用了孔子（论语）的叙述方式”。

       姑且不论其遣词造句都是使用新语言（新概念）——“汉字表意”（汉语密码）。应该指出，今天流行的《名哲言行录》已被反复修改和充分融合，以致很难找到任何“中国元素”了。

       从1758年版《名哲言行录》参杂孔子或儒家思想这件事，我们可以推断，“希腊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国哲学扶植起来的。分析如下（3点）：

       第一、“乘时借势”。在近代西方，儒家及孔子被视为真正的哲学与哲学家；它（他）俨然是“试金石”，却被当成了“敲门砖”。另一方面，“古希腊”出自神职学者之手，处于启蒙运动的边缘；除非被孔子这位“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带挈，否则很难登上大雅之堂。

       应该指出，大约以1758年为界，“古希腊”发生了“丕变”：之前是反动的和小规模的，之后则是“现代性”和巨量的。例如，亚里士多德是“启蒙运动的公敌”[]和“真正科学的大敌”。——美国哲学家戈特黑尔（Allan Gotthelf）

       近代西方经历了儒家——“纯粹哲学智慧的伟大楷模”——的洗礼：中国是……智慧和艺术的典范之国。……孔子的哲学思想在当时不限于中国，而他则是“被供奉在万神殿里的全人类圣贤”……。中国哲学，成了欧洲人扎进神学心脏的利器，并且在法国重农学派和百科全书派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上，留下来印记；它被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奎奈、莱布尼茨、沃尔夫和歌德等欧洲精英所笃信，以致文化自卑的那一代欧洲人将其视为完美模式与终极目标。……对于启蒙运动的先锋伏尔泰来说，孔子是唯一的世界师表……。伏尔泰用中华文明的精髓来增进他的事业，旨在将欧洲推向现代性……。

       第二、“人文化成”。儒家启蒙西方，使之与旧欧洲（宗教性）决裂，走向“世俗化、文明化”以及“人文性、现代性”；而“古希腊”则也必须完成这方面的“转型”（包括语言文字）。只有这样，“古希腊”才有可能被启蒙知识界所接受。美国圣母大学教授詹森（Lionel M Jensen）写道：

       到18世纪末，随着欧洲获得“启蒙文化自觉”，孔子作为“普世圣人”，在当时的西方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儒家”这个术语意味着尊重、文雅、道德、正直、理性和古典……，这正是处于宗教战争和君主苛政中的欧洲人所追求的。……而孔子与中国形象则出现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诸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孔德、奎奈、丰特纳、狄德罗、莱布尼茨、沃尔夫、马勒伯朗士、贝勒，甚至笛福。然而，孔子最伟大的时刻出现在175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法文《名哲言行录》中，包括一篇长达90页关于孔子及其学说的论述。……（因此）中国古人的形象塑造了……我们（西方）“现代性”的自我形象。

       埃及学者阿明（Samir Amin, 1931—2018）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西方是按照其本身的模样，伪造出具有近代性的“古希腊”。[]而英国神学家沃顿（William Wotton, 1666—1727）则揭露：“‘古希腊人’确实是按照古代中国编造出来的‘现代人’。”

 

      第三、“中为洋用”。我们稍后将会阐述，西方“历史”及“哲学史”基本上是挪用中国资料的产物。

       在启蒙时代，欧洲学者对中国文献的挪用，既是革故鼎新的需要，又是一种“时尚”。美国北卡大学教授黑德利（John M. Headley）写道：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把欧洲的亲华情结推向了高潮。……在支持对中国文化狂热占有的欧洲人之中，有统治者路易十四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还有众多的包括牛顿和莱布尼茨在内的知识领袖。然而，启蒙运动对儒学挪用最显著的例子，则是175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言行录》；在这部关于西方古典时代的思想家列传中，能够发现长达90页是叙述孔子或儒家学说的。通过将儒家文化与西方“古典传承”相结合，建起了一座通往中华文明的桥梁，旨在把“中国”（知识）融入欧洲文明，从而使后者拥有与前者同样的自然法与文化标准。

       詹森教授还说：“孔子的形象被广泛剽窃。”[]亦即，美国贝勒大学教授蒙格罗（David E. Mungello）指出：“中国知识（宝藏）经过耶稣会士的调和与搬运，在欧洲流传开来，最终被同化（变成了“西方文化”）。……上述西方人从中国所获取的，若按照今天的标准，则是无耻的剽窃（scandalously plagiaristic）。

 （四）西方“历史”及“哲学史”是汉学的分枝

       “今天被视为次要学科的汉学，竟在17世纪的欧洲，在形成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理论等现代学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

       近代欧洲的知识界挪用汉语文献，乃蔚然成风、蔚为大观；以致我们能够断定，包括哲学史在内的全部西方“历史”都是中国式的。正如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约翰斯（Christopher Johns）所说：“主导这个阶段（17—18世纪）“全球历史”研究的，是中国编年史，……它在许多方面都对西方“重建”自己的过去，作出了学术贡献。”

       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指出：“中国文献资料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西方的阅读文本，……中国历史已融入西方‘历史’的创作之中。”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斯蒂曼（Alexander Statman）详述：（近代）欧洲学者通常取材于非欧洲的文本，以此来阐明“世界历史”，并宣称自己民族的过去是其中的一部分。典型案例是，那些法国学者从中国古籍中提取资料，用于撰写“世界历史”。……启蒙时代的巴黎学术圈较广泛地运用中国的原始证据，他们多是凭借自己的汉学知识来解决“世界历史”问题。……范克莱（Edwin Van Kley）称：“那些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有效结合起来的学者们，解决了（西方）古代世界的编年问题。”……到1750年代，他们从中国古籍中描绘出一幅“人类历史”的图景……。我把它称作“中国范式的世界历史”！……法兰西学院……通过翻译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中国历史资料，并把它们融入自身的研究之中。……（其理由是）不仅中国和欧洲在过去就有联系，而且一方的历史可以揭示另一方的“历史”。

       中国古籍尤其被用于构建“古希腊”。芝加哥大学教授拉斐尔斯（Lisa Raphals）说：……中国证据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契机。……中国史料被用来弥补一些希腊记录的空缺。多样性、连续性和大范围的中国资料源……发挥了历史贯通性的功能；……尤其是在民族志上，中国证据为研究（世界）各种传统打开了视野。

       另据伦敦大学教授洛弗尔（Julia Lovell）的揭示，歌德（Johann W. Goethe, 1749—1832）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负责收集中国文献译本，形成德语资料库，并用它来复兴“古希腊”。

       兰德尔（Marilyn Randall）的书《实用主义剽窃》提到尼采格言：“翻译意味着征服”，以及洪堡所说：“当语言丰富达到一定程度，一个民族也就变得富足了。”

       德语，从18世纪被其国王腓特烈拒用的部落语言，[]到19世纪摇身一变为“哲学语言”；这归因于通过翻译和模仿，而注入汉字“表意”（概念）。

       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戴维·琼斯（David M. Jones）说：作为（近代）欧洲消化中国资料的一部分，德国寻求“汉语钥匙”。……莱布尼茨认识到中国语言和世俗人文，对于创造新欧洲的功效。……米勒（Andreas Muller）发现了解码汉语的方法——《汉字秘钥》。……他们假设：欧洲与中国分享共同的逻辑与语言结构。

       比吉特·林德（Birgit Linder）也说：“……（近代）德国对中国知识的追求主要是哲学的；……通过翻译将中国哲学、历史和文献转变成德语资料。”

       直接从中国文献中开发出“西方哲学”！这是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Birgit Tautz）的研究结论：耶稣会士提供的中国资讯和莱布尼茨的相关写作，……对于欧洲接受东方哲学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难道不是汉语文献把知识与人的主体性从“神”那里都解放了出来？难道不是中文的符号概念和认知方法均已注入那正在形成中的西方知识里吗？莱布尼茨坚持采用最接近古汉语的翻译，……为欧洲开辟出一种技术和发明的语言（哲学语言或概念语义）。[]他……通过对中国文献的翻译和释义，在研读中发明哲学……。[]18世纪上半期，源于中国表意文字与书籍传统的“启蒙普世主义”，不仅连接着那些以宗教和语言为内容的欧洲文本，而且还绽放出世俗哲学。……另一方面，来自“汉语密码”（Chinese Cipher）的抽象概念，……被提炼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莱布尼茨认同：“汉字是哲学表述系统的理想原型”[]；“《易经》是真正哲学、数学和新逻辑的源泉”。[]

       整个的近代西方哲学“自始至终是中国”。伦敦大学教授麦克菲（A. L. Macfie）主编《东方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其序言云：在这里，欧洲思想被确定为一系列……思想家或哲学家的理论：它开始于欧洲最早的思想家之一马勒伯朗士（1638—1715），他热爱东方（中国）哲学；它直到海德格尔（1889—1976），他还是热爱东方（中国）哲学。在这期间（三百年），欧洲主要哲学家的著作形成了标准的哲学体系。……莱布尼茨、沃尔夫、廷达尔、伏尔泰和魁奈在解释中国思想时，几乎总是利用如此观念与信念来培植欧洲传统。……休谟（1711—1776年）的时代，东方思想是如此弥漫，以致他本人和其同时代的欧洲学者，都无法置身事外。也就是说，亚洲在18世纪的西方思想中（尤其是在世俗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在休谟思想的形成中也起到了主导作用……。休谟及其当时的欧洲同人都是东方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产物。……虽然休谟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没有提到东方，尤其是没有提到之前两个世纪，中国文化浸透西方这一事实……；但是，休谟及其欧洲同人包括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和哈奇森，无不深受东方的影响。休谟在法国……耶稣会士学院创作《人性论》，那儿的图书馆藏书4万册，很多是关于东方的……。休谟极大地启迪了康德，后者则弘益其19世纪的晚辈，诸如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和尼采。……休谟的思想受到东方的根本性影响，这显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又深远地波及此后的欧洲哲学。正如罗伯特·沃尔夫所指出的那样，……康德欠休谟一笔巨大的债，它几乎相当于许多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欠康德的债……。

       鉴于此，陶茨干脆把西方哲学称之为“中国哲学”。她还说：“如果重新讲述‘中国故事’，则必将把中国置于德国及欧洲……文化史的核心。”

 （五）中国派生西方（希腊）哲学的“虚拟枢纽”

       在中国哲学衍生出“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虚一实；前者是毕达哥拉斯——“虚拟枢纽”，后者是莱布尼茨——“真实枢纽”。

       先说“虚拟枢纽”，那就是：基于中国资料伪造了毕达哥拉斯，再基于“他”以及更多的东方源泉，伪造出其他的“古希腊哲学家”。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词条“毕达哥拉斯”写道：第欧根尼·拉尔修书中的……毕达哥拉斯传奇是虚构的。……毕达哥拉斯这位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其实什么也没写，也没有其同时代的人写下任何关于他的事迹。……（《名哲言行录》中）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将毕达哥拉斯描绘成一个“半神人物”（semi-divine figure），竟然成为时尚；说“他”创造了希腊哲学传统中的所有真理，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成熟思想。为了支持如此观点，又以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名义伪造了许多论文。……（据说）在公元1世纪末，就有以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名义写的大量书籍，把它们当作毕达哥拉斯的原始文献，乃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从中得出他们的核心思想。在后来的传统中，也有一些书被认为是毕达哥拉斯作品；但是，它们都是他人写的，冠其名而已。……（据说）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有了三本以毕达哥拉斯名义流传的书，其内容分别是关于教育、自然和政治家才能的。……最近发现的许多有关毕达哥拉斯的秘密论文，都是为之前伪作圆谎而出笼的。

       “毕达哥拉斯真的存在吗？”英国数学网站（Mathsbyagirl） 写道：毕达哥拉斯大概是数学领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高中学生都想知道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奥秘。但是，这个人物根本不存在！……克里奇利说：“可悲的是，现在的古典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毕达哥拉斯从未存在过。很可能是一群南意大利的学者，叫做‘毕达哥拉斯学派’，为其信仰发明了一个‘创始人’……。”事实上，哪来有关毕达哥拉斯生活的资料？仅有一点……“原始”文字，说毕达哥拉斯活了600至1000年！……在一些人看来，上述谎言和荒谬则意味着，“毕达哥拉斯是被邪教团伙夸张或拼凑出来的虚幻领袖”。

       纽约大学教授瓦尔迪兹（Juan Valdez）疑问：“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很容易让人想起，那奠基中国哲学的《易经》中的形而上学。”[]亦即，马丁·科恩所言：“《易经》和《道德经》……包含了许多西方哲学的核心思想。”

       英国汉学家贝尔福（Frederic H. Balfour, 1846—1909）断言：“毕达哥拉斯哲学本质上是中国式的。（在中国哲学上），我们面对的第一个标志是‘太一’，这竟变成了毕达哥拉斯伟大的‘一’，或者‘单子’；……‘单子’分裂为阴和阳——自然的法则。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斯维特利科娃（Ilona Svetlikova）指出：作为著名法国汉学家雷慕莎的学生，格拉迪施（August Gladisch, 1804—1879）发展了老师所观察到的中国哲学与毕达哥拉斯主义及柏拉图主义的相似性；……并且把后者（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理论体系追溯到古代中国，认为是相同的道德、数理和音乐哲学。格拉迪施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是“希腊的中国人”（Hellenischen Schinesen）。……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的小说中，……倡导毕达哥拉斯主义；而对于彼得堡（学派）来说，它所呈现的格拉迪施的研究书目，与安德烈·别雷的志趣是一致的，即主张“西方思想的东方起源”。

       然而，“毕达哥拉斯哲学”究竟如何形成？

       美国学者甘威尔（Lynn Gamwell）说：“莱布尼茨注意到，他正在复兴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理论，与理学的‘道’的成分颇为相似；但中国人所持有的是完全自然主义和有机的……。”

       美国莱斯大学教授史密斯（Richard J. Smith）介绍：“白晋的最大和最持久的愿望之一，就是证明《易经》的数字和图表（特别是河图洛书）与毕达哥拉斯、新柏拉图主义者和卡巴拉体系之间的关系。”

       白晋告诉莱布尼茨：《易经》的作者伏羲是古代“普世的立法者”，他将法律、习俗、宗教、文字和书籍都赋予古老民族；但在不同民族的“古代”文献中，伏羲被换成不同的名字，来代表他们自己的“先哲”，诸如赫尔墨斯、透特、以诺。而获得从伏羲传下来的知识与智慧的，则有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主义者……。

       那么，“毕达哥拉斯”又是如何被“复兴”的呢？法国汉学家梅谦立（Thierry Meynard）的书中写道：继陆若汉（Joao Rodrigues）和其他耶稣会士之后，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相信，世界上所有哲学都只有一个共同来源。因此……借助于中国的数学命理学来重构毕达哥拉斯，或许是值得的。在龙华民之后，白晋和基歇尔（Anathasius Kircher）都努力通过中国资料来获取普遍性的古代知识。……（另外）龙华民还从邵雍的数学命理学中找回毕达哥拉斯的这一理论。

       雷慕沙（J. P. Abel Rémusat, 1788—1832）考证：“公元前6世纪中国哲学家老子的观点，通常被归属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其他‘希腊人’。”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除了西方的相关传说之外，毕达哥拉斯等“希腊智者”最初都是耶稣会士使用中国史料，为之“恢复”的。

       意大利东方学家哈盖尔（Joseph Hager, 1757—1819）考证，许多被说成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发明”，包括棋、算盘、乐器、罗马数字、数理哲学和天文学等，尤其是毕达哥拉斯的“成果”，实际上都是来自中国。哈盖尔感叹道：“太多抄袭中国的（So many plagiarisms from China）！”

       亦即，爱丁堡大学教授布雷（Francesca Bray）所言：“西方学者……恬不知耻地互相剽窃对方的思想；……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会毫无顾忌地将这些来自世界另一边的思想，化为己有。”

 （六）中国派生西方（希腊）哲学的“真实枢纽”

       阅读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德拉戈（Antonino Drago）论文《莱布尼茨在科学与哲学史上的决定性作用》，笔者感到，至少在西方哲学上，莱布尼茨起到了“从无到有”的关键作用。

       勃兰特和普迪指出：莱布尼茨“实际上是对儒学进行……挪用的奠基思想家。”

       莱布尼茨的最大贡献应该是从“中学”开发出“西学”——西方知识体系。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斯特姆（Fred Gillette Sturm）的这段话，端倪可察：莱布尼茨与在华耶稣会士的书信往来，显示莱布尼茨是欧洲接受外来知识的桥梁……。毫不夸张地说，在西方遗产中，莱布尼茨的成果是现代思想史上最具萌芽性质的……；现代欧洲的科学与哲学中的大量新东西，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借取的？……（换言之）在其现代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中，西方已经挪用了中国成果，这不可以从莱布尼茨那里查得到吗？……一个最基本的结论是，……莱布尼茨作为一座桥把中国哲学引入了欧洲的主流思想之中，以致现代西方的哲学、科学和政治意识形态都深受其影响。

       形成希腊及西方哲学必须具备这六个要素，即“表意”概念、自然法、普遍性、辩证法、形而上和逻辑；它们都是莱布尼茨透过耶稣会士从中国获得的，正如蒙格罗所说：“……莱布尼茨曾直接与几位耶稣会士联系，要他们从中国借取实践哲学。”后者的要素奠基了西方（希腊）哲学。

 

第一、表意概念（哲学语言）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说，在莱布尼茨那里，中文（表意汉字）是“哲学语言的模型”[]和“哲理性写作的完美蓝图”；“中文模式起着西方哲学基石的作用”[]；“中文写作的概念成为一种‘欧洲幻觉’（European hallucination）”。言下之意，奠基西方哲学的哲理概念来自汉语“表意”（普遍通用概念）。

       在其暮年，德里达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断：“我们强烈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即希腊哲学是否起源于希腊或欧洲？是否可以说，它就是中国哲学？”

 

第二、自然法（“自然神”）

       它是包括哲学、科学、法学和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知识体系的前身。

       伏尔泰称孔子是“完美的自然神哲学家”。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以其笃信“儒家自然神”为荣。

       美国佐治亚法学院的戴维斯（Walter W. Davis）说：“宋明理学似乎是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信奉的自然神的理想原型，而自然神则缘起于一种建立理性宗教的愿望；……它假定存在着作为宇宙秩序创造者的神圣天意，一个以自然法则统治万物的至高无上的神。”

       莱布尼茨提议“中国应该派人来‘传教’，教欧洲人‘自然神学’及其实践。”这件事由耶稣会士代劳了。

       儒家自然哲学对于西方文明有四个功能：（1）结束宗教战争（自然秩序）；（2）取代神权统治（自然神）；（3）建立世俗国家（天赋人权）；（4）形成西方知识（自然规律）。后者在认识论上奠基了西方科学、哲学、法学和经济学。

 

第三、普遍性（抽象性）

       西班牙埃雷拉主教大学教授加列戈（José Andrés-Gallego）指出：“普遍性的概念是莱布尼茨‘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谢伯斯（Heinrich Schepers）进一步说：“莱布尼茨的普遍通用概念……构成表达任何思想的基础。”

       〔陶茨教授：〕对莱布尼茨来说，在理性的驱使下，书面汉语则描述了字眼背后的事物；亦即，与古籍蕴藏有关的汉字体系，表达了万事万物的本质。……莱布尼茨的“普遍主义”的主张，根源于中国的文献传统。……他通过“阅读中国”，终于找到了世界固有的普遍主义。他的中国笔记标志着认识论上的转变：它通过锚定中国哲学中的普遍性概念，种下了启蒙普世主义的种子。……进而，让欧洲人通过“阅读中国”，把中式的启蒙普世主义本土化。……上述过程最终变成了一种哲学意图，欧洲哲学的主体性由此出现。

 

第四、辩证法（阴阳观）

       美国阿肯色大学教授芬莱（Robert Finlay）指出：“辩证法是莱布尼茨从理学引进的，这一遗产随后传给了赫尔德、谢林、黑格尔和怀海德。”而斯特姆则补充道：

       尤其是在阐述《易经》基本思想的方面，莱布尼茨深受理学的影响。……他的1714年作品与阴阳辩证法（包括“理”、“气”），两者雷同。……黑格尔也明白，他的绝对精神的辩证法，与《易经》中的阴阳互动极为相似。……欧洲传统中的辩证法显然是莱布尼茨引进的。……辩证法在中国哲学遗产中乃根深蒂固，而欧洲的辩证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儒家哲学传统。……可以肯定，莱布尼茨是通往中国哲学的一座桥，从而把辩证法引入西方主流思想之。

 

第五、形而上（道的形式）

       莱布尼茨赞同白晋的这一说法，即：伏羲是“全人类的哲学之父和创始人”，《易经》是个“完整的形而上学系统”。[]伦敦国王学院的西蒙·科夫（Simon Kow）写道：

       1698年，白晋向莱布尼茨传达了他的观点，那就是……《易经》是以简明和自然的方式标识了所有科学的原理，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完美的形而上学体系。……这本书包含了真正的哲学。……白晋在1700年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继续说到，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和《易经》作者伏羲，是“哲学王”，实际上就是赫尔墨斯；换言之，他（伏羲）是包括埃及、希腊和犹太—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古老智慧与神秘教义之父。……。因此，按照白晋的解释，《易经》阐述了数学形而上学；或者说，它是（早期）科学研究的完美和通用的方法……。

 

第六、逻辑与逻各斯

       白晋还告诉莱布尼茨：中国是“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

       西方逻辑最初是莱布尼茨从汉字“表意”中提取的。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指出：“通过将汉语作为一种模式，当成真正知识的工具，由此来修补我们（西方）抽象语言的缺陷”；“汉语所代表的，是所有的西方逻辑和抽象系统的自然选择”。

       莱布尼茨认为，汉字的清晰归功于它们与其表达对象之间的关联性，它们是完美……形式逻辑语言。

       美国社会哲学家富勒（Steve Fuller）指出：“莱布尼茨的理想最初系于中国表意文字——关于普遍性思想的语言，它近似于现代符号逻辑的理想。”

       密歇根大学教授凯尼尔（Kurt von S. Kynell）也说：“莱布尼茨认为，类似于中国表意文字的东西和基于它的通用语言，是合乎逻辑的起点。……中文作为一种逻辑表意文字，……很容易在逻辑和数学基础上被理解。”

 

 

结束语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包括伪希腊的）是同源一体，后者是前者的分裂形式。进而，中国哲学是“一”（道的整体、对立统一），西方哲学是“二”（道的碎片、主客二分）；前者在实践中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和谐，后者则相反。

       简明扼要地表述哲学上中国与西方的主从关系如下：

       中国哲学（主轴）：“正”/道的整体〔阴阳平衡〕→“反”/道的碎片〔阳亢：西方哲学↑〕→“合”/道的整体〔阴阳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