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牛的传说——有感于山西永济蒲津渡铁牛的修复
铁牛的传说——有感于山西永济蒲津渡铁牛的修复
王萍
《东南文化》 2000年
永济古称“蒲坂”。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据《蒲州府志》记载，永济原为“蒲反”,是魏国的领地。秦国压取后，又还给了魏国。魏人喜蒲之返还，就把此地称为“蒲返”。《汉书·地理志》上说，本为蒲，秦始皇东巡，见长坂加土于坂，所以叫“蒲坂”(此为传载。蒲坂古时即称为蒲反。古时坂反相通，反即为坂也)。
黄河从西北高原倾泻而下，冲击黄土高原，浩浩荡荡向东流去，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绕在这九曲十八弯的断层地带，自然形成了一块肥美富饶的盆地，这就是如今的永济县。据《蒲州府志》记载：“汉置蒲坂县”,隋后，蒲坂并入河东县。北周武成元年(559年)改为蒲州，清朝雍正六年(1728年)始为永济县。相传远古时代的舜王就出生于此地，并在这里“淘河滨”为民治水。尧舜帝王都曾在此建都，辛勤耕耘。这里历史悠久，得天独厚，豪杰辈出，文化发达，经济繁荣，是中华民族发源地的中心，是炎黄子孙最早繁衍生息之地。至今，在群众中还广泛流传着“一巷三阁才，对门九尚书”的歌谣。
一、蒲津渡遗址
蒲津渡遗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城西15公里的古蒲州城西门外，西北方向110米处，面积为2000余平方米。这个渡口有座桥，名曰“蒲津浮桥”;是横跨在黄河上最早、最长、最大的第一座浮桥，始建于春秋时期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秦公子钺出奔于晋，就在此造舟为梁，比其船而渡，从而开始了秦晋交往的大门。到战国时期，秦昭襄王为统一大业，曾在此两次造桥。东魏齐献王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也都在此造桥。汉高祖刘邦定关中，曹孟德西征马超，还有隋文帝、唐太宗等都在此维修浮桥，兴师济渡。历代许多帝王将相，都十分关注它的兴修、改造、使用。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履行了它的历史使命。断断续续、兴兴衰衰延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共延续了1900余年，在我国桥史年代上居第一位。因此，我国史学家，在《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巨著中记下了蒲津桥的丰功业绩。
从春秋到北魏的900年间，它是不固定性的浮桥；从北魏到唐开元300年间，为竹缆连舟固定式的浮桥；从开元十二年到金末的500年间，是铁索连舟。地锚是铁牛、铁人、铁山、铁柱，也就是说铁牛负铁索桥的使命是500余年。自元兵烧桥后，桥废渡绝，而铁牛存之如故。到明初又借这个地锚造桥。
二、蒲津桥的重要组成部分：铁牛、铁人、铁山、铁柱
唐开元时，蒲州城由当时全国六大雄城之一升为中都，继又升为四辅之一的上辅，蒲津桥的使命在这个时候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而桥却还是竹缆连舟，破败不堪。兵部尚书张说于开元十二年向唐明皇禀报：“蒲津渡绠断船破，无岁不有，虽残渭南之竹，仆陇坻之松，败辄更之，不罄供费。津吏成罪，县徒告劳，以办常矣!"皇帝听罢，双手一合：“嘻!我岂虑哉!”为何他听了张说的禀报，马上拍板定案。理由有三：
一是唐玄宗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时逢盛世，国家富强，史有“开元盛世”之称；
二是当时国家铁产量较高，经济繁荣，文化发达；
三是加固蒲津桥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自古君无戏言，话一出口，就必照办。这是一件大事，工程非常浩大，究竟怎样加固连他也有不少担忧，于是，他"乃思索其极，敕祜于下",“始下群议”。意思是让满朝文武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当时主要从三方面加固：一是改竹索为铁索；二是加固石堤；三是铸铁牛加固桥墩。决策定了，就干起来了，当事人张说是这样纪实的：“冶铁伐竹，取坚易脆，图其始而可久，抒其终而就逸。大匠藏事，百工献艺。赋晋国之一鼓，法周官司之介齐。飞廉煽炭，视融理炉，是炼是烹，亦错亦锻。结而为连锁，熔而为伏牛，偶介于两岸，襟束于中漳，锁以持航，牛以执缆"。
为什么要铸铁牛呢?铸铁牛的作用是对拽铁索作河桥的地锚。同时也体现了我们祖先对治理黄河的希冀。《易经》讲：“牛为坤，坤为土，土胜水”。古人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为治理黄河泛滥，铸铁牛卧河边以镇之，象征着高山峻岭拦巨澜，起到掩挡洪水漫流，造福于人类的作用。古人最讲究的是阴阳对错、阴阳并存。因而在铸造铁牛时，也铸造了七星柱，仿天上的北斗星布局代表天，这样天地全有(铁牛为土，代表地)。七星柱实际作用是栓船的桩，与铁牛、铁山、铁人融为一体作为浮桥的地锚。从铁牛、铁人的布局，看桥的位置：
按发掘出土顺序，给四个牛编号。1号牛在西北方位，2号牛东北方位，与1号牛成行。3号牛在西南方位，与1号牛成前排。3号牛与4号牛成行。4号牛与2号牛并成后排。1、3号牛在石堤之东，距堤1.30米。2、4号牛尾距现存的蒲州古城东墙51米。3、4牛距现存的蒲州古西城门110米，这样就能较准确地判断出蒲津桥的位置。从牛的布局，看桥的宽度。1、3号牛相距10.30米，2、4号牛相距10.30米。每牛尾下有一根大铁轴，作拎桥索用，各轴长2.3米，直径0.5米，轴上有图案花纹。每轴系两根桥索，共系8根。这样就能较准确地计算出桥的宽度大概为10.30--10.40米。
黄河古道东岸的四尊铁牛、铁人，历史之久，数目之多，工艺之精、份量之重，体积之大，铁质之坚，实用之值诸方面，与全国同类文物相比，都是空前的。如此壮观的铁牛、铁人、铁山，是桥的重要组成部分。铁牛对桥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永济县志·开元铁牛铭》一文中对铁牛的功绩作了评论，“桥如长虹，笮如游龙；缆之维之，如砥如墉。将使元鱼失其怒，阳候敛其雄，属非斯牛之力，而又谁主其庸哉?"这虽然把铁牛的功绩描写得较为神奇。但真正的作用是代替了旧地锚，起到了固桥的作用。
1号牛在西北方位，属牡性(雄);2号牛在东北方位，属黄毛黑唇牛；3号牛在西南方位，属犍牛；4号牛在东南方位，属抠牛(犊)。
铁牛都坐东向西，皆伏卧，各铸于长3.5米，宽2.3米，厚9.7厘米的铁板之上。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巾后股各向外，肩负桥粱的重任。每牛下有六根大铁柱，入地丈余，坚固不拔。
四牛外侧各布一铁人。1号牛外侧的是维吾尔族，这一民族古称“回纥”、“畏兀儿”等，主要居住在新疆一带。这尊铁人，体健壮，个头高，鼻翼大，已露出地面高1.75
米，身宽0.79米，作叱牛之状；2号铁人是蒙古族，矗立牛旁，昂首挺胸，作牵引状，从面部细看，心中蕴藏着浩浩壮志，不外乎是牵好自己的牛，完成固桥的神圣职责；3号铁人是藏族，农牧两兼，唐时吐蕃王朝即和中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唐曾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驸马列都尉，由此可知藏民族和唐王朝的关系，藏族作为一个民族代表是理所当然的；4号铁人是汉族，曲肱双手握拳状，习惯地放于右胸旁，时刻准备作隐而待发的样子，上身穿大翻领上衣，类似西服，这说明“西服”是从我国唐朝服装发展而来的，这可是一千多年前的铁证。这四人代表着四个民族，表示了唐朝当时各民族间的团结友好，表示着中华民族处于一个大团结的家族。
蒲津渡浮桥是一个有实际功能的艺术珍品，是技术和艺术有机结合的典型，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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