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天地邈远（上）
文/严英秀
【一】
那天，二哥打来电话，说母亲住院了，情况严重。不容我询问一言半句，他即刻挂断了电话。我紧攥着手机，一时间脑子有点迷糊。沙发上坐了很久，手机又响，二姐微信语音说，你回来吧。我的手指哆嗦着，只发出一个字：好。
那天是2018年9月17日，农历八月初八。我之所以如此确认生活中从来都习惯忽略的农历日期，是因为——下一个初八，戊戌狗年的九月初八，是母亲的出殡日。
我的母亲，从发病住院到最后的葬礼，只花了一个月。短短的三十天时间。这么急，这么快，她撒手离开，好像，再也等不及一时半刻；好像，再也忍不了一时半刻。
也许，这一次，确是遂了她的心愿了。她常常喟叹自己的老而不死，到头来却死得这么干净利落，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她常常惧怕自己病瘫在床上，累及儿女，生不如死，事实上，她将生活自理坚持到了最后，尽管那是无比艰难的。她让我们接屎端尿的事情只是发生在医院的强制中。出院后，为了让她接受放在床边的坐便器，我费尽口舌。她是那么执拗地不愿意麻烦别人，她死爱面子，爱干净，极端害怕任何不洁的气味。
也许，尽管如此，她看上去还是活得太久了。久得使得她的离去已不足以使太多的人怜惜。我多少次地从人们口里听到过关于她的精妙的譬喻，年过八十的人就像在树上熟透到烂的果子，就像是山路上违章行驶的报废车辆，“啪嗒”一声落下来，“吱呀”一声彻底熄火，根本是眼皮子底下的事。他们那么自然平常地谈论她的生死，有时当着她自己的面，有时甚至谈笑风生。一个人的死，真的应该是另一些人越来越随意地挂在嘴上的盼望吗？我在心里一遍遍地死磕过这个问题，一遍遍地不能原谅。但除了拒绝面对，除了不甘心放手，我并不能做到比任何人更为周全。我不能原谅自己，雷霆万钧地胜过了不能原谅别人。
火车。汽车。赶回老家县城的路上，我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肯定只是生个病住个院罢了，母亲不会有事的。人家老人一年里住好几回医院，但母亲从兰州回老家好多年这才是第一回住院，她肯定不会有事的。我相信着自己的安慰，但我的口腔里突然地起满了燎泡。夜色里站到县医院的大楼下时，剧烈的心痛从左胸口电击般蔓延全身，几乎让人迈不动腿。电梯里挤满了乡音，每一声发音都催人泪下。
终于站到了病床前。母亲的19 床。大哥只叫了一声妈妈，便别过头抽泣了。那样的母子相聚，在漫长的分分合合中从未发生过。她蜷缩在各种管子下，蜡黄着皱纹纵横的脸。她大睁着眼，以事不关己的涣散眼神打量着我和大哥，然后却又把目光投向监测仪的红光和蜂鸣。她已认不出我们了。
那天距离我暑假开学离开母亲，只过了二十八天。二十八天，我的母亲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
无法用言辞描述那个夜晚的煎熬。二姐说，你们赶了一天的路，今晚就别在医院守了。于是我回家休息。但我没想到，脚一踏进院门，我立刻后悔了。我无力安顿自己在没有母亲的家里。那个院子，从来没有过没有母亲的时刻。那个院子里，永远都是我们走，永远都是她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走。当我们回来，无论时隔多久只消推开门，喊一声，妈，我回来了，她就会出现在面前。她永远伫立在老地方等着我们。
那是第一次，一生中的第一次，我回来了，却不见我的母亲。巨大的虚空，横亘在家的每一个角落，塞满了院落的每一处缝隙。无边无际的虚空，无法被漫漫长夜淹没的虚空。卧室窗外的石榴树，在风中摇了一夜的枝叶，我的心随着那“唰啦唰啦”的声音抖了一夜。
终于挨到天亮，一口气跑到医院，母亲的气色却比头天晚上明显地好转了。早餐她吃了半个油饼，并且说好吃。21 床的大妈过来招呼说，儿子女儿一回来，你就好了啊！母亲微笑着，催促我送香蕉给大妈吃。
情况似乎一点点好起来。第二天只剩下我在她身边时，她埋怨说，谁把你叫回来的？要是我随便这么一病你就回来，那你学生的课还上得成吗？
那时候，母亲的生命已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了。但母亲不知道，她以为自己只是随便的一病。她像以往一样，习惯性地念叨我的工作。我更不知道，我以为我和她之间还会有许多的未来。我对她说，那过两天等你好一些，我先回去上班，国庆节长假再回来？她像个孩子一样乖乖地点头，眼里却是深重的不舍。于是我立即打消了去而再返的念头。还是那个21 床大妈，她悄悄对我说：放心吧，闺女，你妈还很有些活头！我快八十的人了，什么没经过？我仔细端详了你妈的脸，周正得很。一般过世的人一两个月以前，鼻子就慢慢歪了。你妈妈的鼻子，还笔挺着呢。
后来，在最后的日子，锥心蚀骨的疼痛中，我想起大妈的话。我趴在母亲身上，我伸出左手指，又伸出右手指，我一点点地，一次次地，小心地抚弄母亲的鼻子。我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在我的手指下，在我的泪滴中，那个笔挺的鼻子，慢慢塌陷了。
但9月27日那天，我们是欢悦的。住院十天后，母亲出院回家。我无法预知厄运当头，天真地以为那天是一个失而复得的节日。医生说病情基本稳定，脱离危险期了，但高龄老人的肺心病不可能痊愈的，情况还是严重，几样药一顿都不能停，要按时服用。
母亲是那样地渴盼着回家。在医院的每个早晨，她都央求我们，今天让我回家吧！我们告诫她，好好吃饭就让回家，不吃饭回家没有液体输没有氧气吸怎么办？于是她努力地吃饭，一天天地更加配合医生护士。主治大夫查房时大声说，老太太，你这两天表现好，病也就好了。像你刚住院时那么耍脾气胡闹，我们还怎么治？她认真又礼貌地欠身听着，脸上是羞惭的笑。输液时针管脱落流出的血弄到了床单被套上一些，她希望我们出院前洗干净。这是人家医院的床啊，她小声嘀咕了又嘀咕。
扶母亲走出病房，她招手和护士们一一道别：麻烦了啊，麻烦了！我的母亲，她将克己恭人进行到了最后。她将自己认为的得体和优雅坚持到了最后。
逼仄的电梯，在我的眼里却一派天地豁朗，多日来纠结在我胸口的痛悄然消释了。母亲不知道，我比她更不能忍受她在医院的分分秒秒。她的每一回遭罪，都那么真切地击在我的身上。那天，从中午开始，因为插着尿管她一直喊下体痛，她一直呻吟不断。到夜里三点半，我连续三次去找医生，他才同意了拔管。母亲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那段时间里，我也尿不出来了。我一趟趟跑卫生间，我憋得全身痉挛，却怎么也尿不出来。那根致她于疼痛和羞耻的塑料管，同时深深地插进了我的身体。
我不能忍受这一切。我不能忍受她的治疗单上，写着的却不是她自己的姓名。每一次护士例行询问19 床什么名字时，我总是惶惶起身，却喑哑无声。我说不出那个陌生的名字。那个冰凉的、坚硬的名字。
【二】
一个小村庄，被连绵起伏的大山环抱着，一派云蒸霞蔚的气象。已值仲秋，村子四围的树林灌木依然葳蕤葱茏，鸟声啁啾，衬得整座村子呈现出了乡村想象中典型的唯美模样，蓝天白云，红墙碧瓦，俨然画境。
称为“小村庄”，其实它应该是故乡方圆几十里一带村落中十分有规模的村子了。几百户房舍依山而建，从东到西依次展开，错落有致，视野豁朗，而狭长的南北却呈高低逶迤的坡势，没有坦途。好在四通八达的路已基本硬化，雨雪天气也不会有太多的泥泞了。整座村庄很是焕然一新的样子，家家户户都是藏汉合璧风格的朱红大门檐。这里正在进行美丽乡村项目建设，政府投资几千万，前不久，还上了电视新闻。
但村子里并没有多少人，一半以上的人家都锁着大门。青壮年农民的进城务工是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的，但不一样的是，在村里比青壮年更难得一见的是儿童。是的，村子里只有留守老人，没有留守儿童。这是一个纯藏人的部落，却是一座有文化传统的，对教育具备完全的自觉性的山村。村里的为人父母者无论挣钱多少，当务之急就是把孩子们送去县城读书。尽管村里也修建了看上去非常好的学校和幼儿园，但他们还是不辞辛劳为孩子选择教育质量更有保障的地方。
所以，一大群人一长排车突然地进村回乡，惊扰到的只是那些在秋日的好天气里倚在家门口昏昏欲睡的老人们。但当他们睁开了眼睛，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他们便慢慢走来，以平和亲爱的声调打招呼：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好像她昨天刚刚离开，好像他们一直晒着太阳等着她回来。
是的，母亲回来了。
居斯。我出生的山村。母亲回来等死的山村。
从此后，世界上，还会有一个地方于我比它更重要吗？还会有一个地方，让我如此地确知人生已没有前路，只剩归途吗？
我知道，我还需要比较长的时日消化人们对母亲的盖棺论定。关于她的寿终正寝，善始善终，关于她的福泽深厚，功德圆满，关于她的四世同堂，枝繁叶茂。甚至，那天，火葬仪式开始时，天下起了雨，然后，停了，然后结束时，又微微地下起来。喇嘛说，那些懂得的老人们也都说，那是再好不过的吉兆，母亲洗了骨头，干干净净地走了。这意味着她必将顺风顺水地抵达极乐之境，无牵无挂地投胎转世，也意味着她会继续福润子孙，恩荫门楣。
我相信所有的肯定、赞美和钦羡不只是因为死者为大，基于根深蒂固的乡土伦理认知，它们是真诚的。城里生活了一辈子，繁衍儿孙几十人，几十人里没有一个不上道儿的，没有一个败门风的。耄耋之年，金秋季节，适时返乡。回乡第五天便安详离世，叶落归根。五天，时间不长，自己既没太受病榻之苦，又使儿孙免于伺候之累。但五天也不短，不致使后事准备落于仓皇，又大可告慰四面而来告别的亲人。就连最后的时辰，都是上上好的。是的，在所有人的众口一词中，母亲的离去就像是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但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切都安慰不到我？
鞭炮齐鸣，鼓乐合奏，活佛超度，嘛呢诵唱。在长达八天的葬礼过程中，在称为“喜丧”的一切隆重盛大的习俗仪式中，我都是那个隔绝在人群之外的人。无论他们说什么，笑什么，忙什么，哭什么，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的妈妈没有了。我的妈妈没有了。
那天黄昏，当我一个人走到老屋门前的大酸梨树下时，我不禁再次失声痛哭。六岁时彻底离开故乡，如今整座村子东西南北我能记起来、能认出来的地方只有这酸梨树下。这是母亲生下我的老屋，这是我幼童时期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生活的老屋。这里，是我一生走不出的恐惧的起点。我生命中所有的阴影都源于此。母亲，从这里开始，从五岁开始，我便日夜担心失去你。我们曾离开了那么久，我们曾走得那么远，但为什么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我终究在这里，失去了你。失去你，我的外在身份符码，我的社会生活标识，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偷窃而来的夸饰，突然被一件件扯落了。一夜之间，我从头到脚被打回原形。居斯村的老人们，居斯村的同龄人们，他们远远就喊出了我的乳名，他们一眼就认出了四十多年前的黑夜里那个为母亲的病痛，东奔西跑四处求援的绝望的孩子。如今，她回来了，终于沦为赤条条的孤儿。
谁能告诉我，五十岁成为孤儿，和五岁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
这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这个世界上，无人分享这百年不遇的被掳掠。
一个路过的阿婆扶住了我，她没有劝慰我，而是以近乎严厉的口气教训我：你哭什么？这世上有一直陪着儿女的父母吗？投胎为儿女，不是天经地义就该送父母走吗？你妈走得这么好，你还哭个不停，真不应该啊，你不如赶紧多念几声嘛呢去！
她是对的。身边的人肯定都是对的。我知道错在于我。说到底，我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一个极端自私的人。而且，是一个没有文化根基，没有心灵信仰的人。
母亲停在我们家后来的新屋中。说是新屋，也有三十多年光景了。依稀记得上初中时，父亲经常回乡，说是在建新屋。后来建成了又嚷嚷找亲戚看屋。总之，关于这座房屋的讯息在几十年间总是源源不断地传到我们城里的家，但我从来没来过这个屋。每当家人说起山里的老家，我想到的只是那个酸梨树下的老屋。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座叫新屋的老房子。第一次，便是在这种情形下。
母亲停在堂屋的中间，正对着敞开的屋门。她肯定看得见出出进进交织的人影，肯定看得见一院子熙熙攘攘的热闹。是的，一院子装不下的热闹。几天时间内，村里出门在外的人们因为这件事，都前前后后地赶回来了。当许多人一起开口说话时，声浪喧腾得彼此听不见在说什么。山里藏人心肠热，性子急，声音大，当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一件大事时，便全然顾不得自身的形象了。他们步履匆促，搭在身上的外套不时滑下来。他们言语交错，互相交代各种任务。每个人手上都有活，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土、烟灰、煤尘、香屑，甚至肉末、菜星。虽然，我们兄妹几个人已彻底隔膜了乡村生活，不说丧仪礼制，就连自己的吃饭睡觉初来乍到我们都无法安顿，但有了他们，一切便开始按部就班地完成，所有的担忧迎刃而解。我的母亲，历经了八十六年难以尽述的种种岁月，最后，便这样地交回给了她的族人，交回给了乡村古老的宗法礼规。
我的心里，深刻着对这些人的感恩。但我明白，我无以为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大多数人的名字。事实上，他们是那么容易满足，不求回报。长年在外的我们，回乡时若给他们敬一支烟、端一杯酒，他们便笑逐颜开，掏心掏肺了。我六岁时离乡，能忆起来的故乡实在太有限了，我不知道过去的老家人是什么样的，但我看到现在的老家人确乎是如此之好。多少年来，无论是在文学的叙事中，还是在日常的表达中，大家都习惯了慨叹“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然而，当我归来，我看到的善良、真诚、淳朴、慷慨，却超出了我的想象。醇厚的人情、严格的族规、强大的乡土伦理在我的故乡居斯村，依然发挥着金钱权力不可替代的作用。每有重大事件，村人会立即忘记街头巷尾的龃龉，撂下鸡头狗脑的恩怨，密密地站到一起。他们七嘴八舌，说话就像在吵架，但他们永远团结一致，彼此依傍。
我在所有人的忙碌之外，看着、守着母亲。母亲走后的整整七天，我做过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在堂屋的门口，看着她。这陌生的新屋，这在我们弃置不用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径自荒芜了的老房子，成了母亲最后的驿站。这座屋的热炕上，我一直紧握着她的手，一直紧握着不肯放松。直到五天后的那个黄昏，那个傍晚，她的手在我的手里一点点，一点点地变得冰凉。直到身边的人硬生生地把我的手和她的手掰开，掰开。
现在，母亲在堂屋，而我只能看着她了。
我看着母亲，我知道她一定是能看得见我们的。她肯定看见了热心的乡亲们，看见了她那么多的娘家侄甥为了她，从四面八方，新疆、四川、内蒙古，以及甘南州府、舟曲县城匆匆赶来，一来便日夜不停地忙碌。她会不会感到不安，受之有愧？这得耽误孩子们多少工夫呢，母亲肯定在这样嘀咕。但她的心里是欣慰的，她是爱体面的人。她生前一怕死不对地方，二怕死不对时候：若遇酷暑，自己身上会有味道；如逢严冬，儿孙们要受冷遭罪。现在，天时地利又人和，母亲是不是终于放下了最后的心？
我久久地看着母亲。事实上，我只是看着她栖身的居所，那最后的叠床架屋，最后的鎏金銮银，最后的流光溢彩。她殚精竭虑的一生终等于这些浮华的颜色，这些铺张的荣耀了。
今天天气变冷，妈妈的膝盖肯定受冷了。她肯定冷。我说。
大姐夫瞪了我一眼，立即从我跟前走开了。大嫂斥责我，你为啥老往那儿看，你到别处去行不行！
我到哪里去？茫然四顾，四处都是人。可他们知道母亲的膝盖在冷着吗？我知道他们不相信我。从最初的那一刻，母亲从热炕上被移到这重重叠叠的颜色中的那一刻开始，他们便只懂得天人永隔，阴阳无涉了。我知道我只能接受这个，但我清清楚楚地感知到从敞开的堂屋门，丝丝缕缕吹向母亲膝盖的风。我真真切切地触摸到母亲的冷。这一辈子，她吹了太多的风，受了太多的冷，到晚年，她的膝盖，她的腿关节，是再也招架不住一丝一毫的风寒了。发病住院前的九月，别人都还是未换季的夏装，她却已套上了厚厚的保暖裤。现在，连我们都穿上了棉衣外套，她却那么一动不动地，让膝盖对着大开的屋门，对着秋叶飘零的院落，她怎么会不冷，怎么会感觉不到风！
母亲感觉到的风，像刀子一样剐着我。
我想拿一床毛毯去盖住母亲的膝盖。意念恍惚中，我甚至感觉到自己正在完成那些动作，我的手已经触摸到了她——啊，不！我知道那是多么疯狂的，不可饶恕的举动。我使出全身的力量，让左手紧紧压制住右手。
大侄子平儿听到我的话，便抓着我的手哭了。那贴心贴肺的泪砸在手背上，灼人的痛。表妹文说，姐，你不能这么想，我大姑她现在不在咱们这个屋里，她是在自己的好地方。你看这轿棺金碧辉煌的，这是她的庙宇，怎么会冷呢？而表弟英吉悲愤地摇着头：要是知道冷，那她还算死了吗！
英吉一年半前死了年轻的妻子，三个月前又遽然送走了还不算年迈的父亲。我亲爱的二舅，母亲走时是喊着他的名字的。英俊能干的表弟，曾那么充满信心地操持一个殷实温暖的家，如今，人去楼空的感觉使人不忍直视他家的院门，而他偏时时地照顾着我。我觉得在他面前，我为八十六岁母亲的辞世太过悲痛几乎是可耻的，但我无力自控。
所有应答我的人里，只有小堂弟媳妇的话是及物的，温暖的，是在那么一刻稍稍抚慰到我的：小姐姐，你放心，你不知道婶子身上里里外外穿着五套衣服呢，厚实得很。
是的，我不知道。但问题是，那最应该是我知道的。作为女儿，那应该是我为母亲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我不容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在我们回村的第三天，大舅妈就特意交代过我，等母亲咽气了，我和二姐千万不能慌神，哭是万万要不得的，一定要头脑清醒、手脚麻利地为母亲沐浴净身，更衣穿戴。虽然儿媳妇们在，虽然这么多的亲戚女人们都在，但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程，亲生女儿动手才是最妥帖的。孩子，这个你可要记住哦！送我走到她家门外时，大舅妈又叮嘱了一遍。
但我那时候并不想记住她的话。我本能地排斥，不想直面那可怕的结局。母亲眼见着是更虚弱了，但她意识清晰，她还在吃着一点点饭，我还在悄悄喂着出院时医生交代的那些药。当她每咽下去一口饭，每一匙药，我就觉得我们离人们所说的那个结局又远了一步。我握着母亲的手，用我全部的生命谛听着，感知着那依旧怦怦跳动的脉搏。我趴在她身上，她耳边，一遍遍地念叨：妈妈加油，妈妈加油！求你不死，求你好起来，我们回家去，回城里去。
我不知道，大限已至。大限正在一步步逼近。
第五天，傍晚，当最后的时刻到来时，我和母亲的手是硬生生被分开的，我是硬生生被推出屋的。母女一场，我就那样丧失了最后一次触摸她、安抚她、亲近她、孝敬她的机会。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咎由自取。我罪不可赦。
后来，当我瘫倒在火葬场的雨水泥泞中，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你哭死都没用，你把头磕破都没用！你妈是白生了你一场了，你连真正意义上的最后送她一程都没能做到。你是你妈最牵心的小女儿，可你因为愚蠢的自欺欺人，从来没看过一眼那些衣裙，那些裤褂，那些靴袜，你不知道它们的用料、厚薄、款式、颜色。她从这个世界带走的最后的温度里，没有一丝是你的气息。
母亲，这是一个死结。这是我对你生生世世的亏欠。
圣者仓央嘉措说：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那么，母亲，因着我对你今世再也无法偿还的亏欠，来生，我们是不是还可相伴？是不是？
【三】
我和母亲之间横亘着一个夜晚的离别。只是一个夜晚。但它重过了之前我们漫长的分离的总和，也区别于最后的诀别。它就像是命运特意安排给我的深重的惩罚。
那是2018年10月4日，母亲出院回家的第八天，我离家返兰。我走出院门时，时钟不偏不倚指向正午十二点。然后是第二天，第二天的同一个时辰，我在原路返回的火车上对着忽有忽无的手机信号，一遍遍哭喊：我回来了，马上就到了！让妈妈等着我！告诉妈妈，她不能死，她不准死！我没日没夜地伺候她半个月，我刚离开一个晚上，几个小时，她偏偏要死，她难道是我前辈子的仇人吗！
是的，只是一个夜晚，情势急转。我头天晚上抵达兰州站时，已是八点二十，二姐电话里说，下午妈妈吃了些面片，还行，但身上软得很。九点钟回到家，再给二嫂打电话，她说好着呢，已安顿睡下了。于是我关机上床，一夜无眠。第二天清晨七点，一开机便是噩耗！父亲说，你妈咽气了。二嫂抢过电话喊，没有，老人急得胡说呢！反正情况不好，现在我们所有人准备出发去老家村子，你们也直接回乡来吧！
感谢上苍，它没让母亲在城里咽气，没让母亲在从城里回乡的颠簸山路上咽气，没让母亲在我们比她迟到村子的那三个小时里咽气——她坚强地挺到了第五天。五天里，她等到了一些人，呼唤了一些没等到的人，她表达了未尽的心愿，也听到了儿女们的承诺。五天里，她流泪两次，不过是眼角滑下的一滴，两滴。笑了三次，却是嘴角绽开着，双眉高扬着，从内到外笑透了的那种。母亲最后的欢颜，依然有着摄人心魄的美。五天里，她被儿子女婿背出去看了老家的院落，那些山和树，和蓝湛湛的天。她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终于确认了什么，她累了，不想再说。
就是这样，在2018年10月5日，母亲回到了阔别四十三年的老家。10月9日，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可为什么，在这一个个时间段里，有一个只属于我的时间，2018年10月4日中午十二点？那是母亲今生今世最后一次眼巴巴地看着我走，那是今生今世我最后一次狠心丢下她走。是的，我和母亲之间横亘着一个夜晚的离别。只是一个夜晚，却险些使我们母女一场，成为孽缘。
尽管在村里的几天时间里，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她的眼一次次温柔地看向我，就是在最后的时辰，我也知道她清楚地感知着我，尽管当我说妈妈我没有骗你吧，那天我走时说请了假就回来伺候你，现在我回来了，我不上班、不上课了时，她重重地点头，并且出声答：哦呀。
尽管如此，我的生命中还是陡地多出来一道坎。余生，我每迈一步，都将有这道坎横在面前。母亲，尽管你相信我，原谅我，可我自己怎么原谅得了自己！10月4日我走时，你还在城里温暖的家里，你还一如既往地坚强自律，卫生间门口，你甩开我的搀扶，你说我得靠自己。10月5日我来时，你却躺在老家陌生的炕头，喘着粗气。来来往往的每一个村人，就连门口大白杨树上的喜鹊和乌鸦都知道，母亲，你是一个回来等死的人。
人生何以如此残酷。一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成了生和死的距离？一个晚上，我离开是为了什么？
母亲出院回家的第二天，精神比头一天还要振奋一些。清早扶她到院子里，她说你先忙去，我锻炼一下，然后便和平日里一样，一下一下小心地踮脚，一下一下往后仰脑袋。等她锻炼完了，我让她洗脸刷牙，她说还要梳头呢，我说早饭吃完再梳吧，大早上摘帽子怕感冒了，她几乎是以豪迈的口气回答我：不会的，没那么娇贵！
母亲干干净净地坐到了沙发上，她和父亲一左一右在我的身边，我们三个人安静地吃早餐。父亲替母亲剥了一个水煮蛋，母亲说，给女儿也剥一个。我说我不吃，两个老人同时瞪圆了眼：为啥你不吃！
那是2018年9月28日，没有人告诉我，那是我作为父亲母亲最小的孩子，最小的女儿，最后一次享受父母双全、承欢膝下的人生。
那天的幸福一直持续到晚上。晚上，二姐家里在给小孙子卡卡过生日，他们再三请我过去凑一下热闹，我看母亲离不了人，就坚持没有去。老天开眼，那晚我没有分心离开母亲！老天开眼，让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无论亲戚侄甥们怎么盛情邀请，我都执意守在母亲身边，一步都不曾迈出院门。
只有失去以后，才醒悟到：当时一个平常的简单的疏忽，在今天慢镜头般分分秒秒的回放里，会成为无限放大的悔恨和痛苦。
那天晚上，母亲和我说了许多话。让我安心的，以及让我气愤难过的。有些叮嘱，譬如关于父亲，关于大哥，关于大姐的二女儿燕，现在想来确是遗嘱无疑了。她甚至很亢奋地坐起来，披着棉衣清点了一遍手头枕边的她的个人物件。
如果我有关于这方面更多的一点生活阅历，我或许能从母亲的言行举止中嗅出不祥之兆。但我没有。或许，我在潜意识里拒绝承认。上天作证，我就是在回到居斯村后还一直没有放弃过再把母亲带回来的决心！我一直等着奇迹出现，直到一败涂地在自己的愚顽上。
次日下午开始，母亲却眼见着颓靡了。然后是30 日，然后国庆假期开始了，孙子、孙女们都领着孩子来。白天，孩子们的欢笑吵闹声几乎挤破了院子，恍若让人回到了过去，回到了母亲的全盛时代。但夜是寂静到让人心悸的。父亲睡去了，我一个人守着母亲，越来越发现她的无力，她的空洞。我说妈你说点话吧，她说说什么？我说随便说什么都行，她呆呆地看我半晌，然后恹恹地闭上了眼睛。像28 日那样的母女长夜谈心，再也没有发生过。
出院五天了，六天了，一周了，就是在那样的每况愈下中，我才明白过来，母亲即使好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了。我第一次在心里有了最坏的推算：也许，她最多能熬过这个年。
那么，我怎么能有心力，有体力，完成寒假前这几个月的工作教学任务？
我做了决定后，便买了4日回兰的火车票，我对母亲说，我需要回去请假，我这一学期都请假，请假伺候你。母亲盯着我，她的眼睛里三分的欣喜，七分的不放心。那表情让人心碎。她依然是隐忍而克制的，她说去吧。
但父亲一听我要走，直接哭了。英雄好汉了一辈子的父亲，我习惯了他的不服老、不认输，习惯了他的倔强、暴躁，但我不能习惯他的眼泪。于是我也哭了，我哭着对他说了必须离开的理由，也说了一定请假回来的决心。父亲听着，一次次点头，一次次伸手抹去眼角的泪水，像个无助至极的孩子。
心碎到再也没办法打量一眼父亲母亲，我几乎是小跑着出了家门。是的，我必须得走。长时间的离岗请假有严格的手续交接，肯定不能打电话完成。有一部小说集的再版校样和合同催着我签字，一部散文集的书稿要赶紧定稿，发给编辑。朋友的儿子6日结婚，不能不去。
这些事情，我一样都未能按计划实施。没来得及请假，没在合同书上签字，没发出书稿，没能参加婚礼。这世界没有因为我的不在场发生一丝一毫的缺损。鲁迅说过，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不同的只是我和母亲。因着貌似重大的这些未遂事件，我和母亲几成阴阳之隔。
只是一个夜晚。我久久地想着这个问题，从母亲弥留之际想到万事皆休，从居斯村想到北京城。现在，当我一个人在荒漠般的家里再次一遍遍回想母亲最后的日子，当所有人的面孔一张张定格在我的眼前，我如梦初醒，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离开了一个夜晚，为什么我和母亲之间隔着一个夜晚。那不是上苍对我的惩罚，而是母亲对我的最后的袒护。
几乎是从十年以前，母亲就开始说了，母亲一直在说：女儿，我的事情上，你不能说话，你的哥哥姐姐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什么时候，你都不能站出来拿主意。
母亲告诫多年，但终究还是不放心我。母亲选择了让我缺席的那个夜晚，那个清晨，成为拿主意的重大时刻。那个覆水难收的主意，那个万劫不复的时刻。
摘自《当代藏族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
之《走出巴颜喀拉》
青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