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帝国军队与国家形势本身的关联』第一节-帝国各时期的综合开支

2022-08-11 15:40 作者:傻狗本狗Official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和拜占庭帝国的政府彼此需要，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方的善意。即使是在帝国军队分配到军区土地后，帝国军队的军饷也要依靠帝国政府发放。即使是在十一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基本处于和平的环境下，也没有人怀疑帝国需要某种程度的防御。帝国皇帝有权解除所有军事指挥官，就像他一再做的那样，帝国皇帝甚至可以解雇帝国军队大量的士兵，不过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帝国军队自然也有权力去推翻帝国皇帝（他们有时确实会这样做），并在这之后清洗帝国政府，尽管这只会在灾难性的七世纪的初期及末期才出现。作为帝国军队和帝国政府的首脑，帝国皇帝通常会试图让这两个体系同时保持有效运作。

然而，尽管帝国军队和帝国政府都有着完备的体系和强大的实力，并且任何一方都可以支配另一方，但在帝国军队和帝国政府之间的较量中，帝国政府至少还存有微弱的优势。因为除了帝国皇帝之外，帝国军队缺乏任何统一的领导，即使帝国新皇在登基前是一名将领，但很快他就得以民政为主进行统治。除了宣布另立新皇外，帝国军队既不能去征税，也无法自行发放军饷，并且还无法找到另一个可以效力的国家。帝国军队最接近于此情况发生在十一世纪末期，当时的将领菲拉雷托斯·布拉查米奥斯（Philaretos Brachamios/Φιλάρετος Μπραχάμιος）成功设法在四分五裂的帝国东部索去了一块领土，然而这是不稳定的，最终昙花一现。至于帝国政府，他们则有能力使帝国军队规模大大减小，并以另一类的军队来取其代之，正如他们在十一世纪末期所做的尝试那样。帝国军队拥有武装实力，而帝国政府则拥有更为强大的财政权力。

尽管帝国政府总能征募到足够多的兵员，但却似乎经常在发放年俸方面遇到困难。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众说纷纭，说明并不只是一个原因造成了这种问题，而且不同时期的肇因亦不相同：帝国军队规模过大，发放给帝国军队的年俸过高，帝国政府征税有所遗漏以及除了军费预算以外的财政预算支出冗余过高。最后，这一系列的原因致使帝国在危机时期，即使是拥有最大的财政收入也可能根本不足以满足帝国的最低防御需求，或者说仅仅是勉强够用。我们只能通过形成一些关于帝国财政预算的概念来理解发放帝国军队的军饷有多么困难，包括军备支出、其他支出以及任何总体盈余或是赤字。

我们已经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出帝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军饷支出，同时我们还知道即位赠金和五年期定期赠金的数额，在任何特定皇帝的统治时期，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这些金钱分摊至每年的数额。至于军需品的计算则有些困难，因为军需品有时是以实物的形式征收的，我们既不能确定何时何地被征收，也没有找到被折现的记录。然而为了比较，凡是国家提供的军需品，就需要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表内，否则仅以货币统计则会造成“发放给军队的军需品实物并没有花费政府和纳税人的钱财”的错觉。

幸运的是，在这一时期，除了开始和结束的时段，诺米斯马金币的价值都非常稳定，这有便于我们进行比较。撇开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作为提高年俸发放的手段而推出的虚高的武器装备和制服津贴不谈，因为这些津贴往往高于购置的实际成本，至少大多数军需品的成本基本保持不变。如若我们参照拜占庭帝国早期的数据，则假设在我们的讨论中所涉及到的时期内，一匹马的饲料成本约为一年4诺米斯马，备用马匹摊下来的年成本约为1诺米斯马，武器装备和制服的年成本约为5诺米斯马。帝国发放给禁军军团和御前亲卫、御前侍卫的年俸也相当丰厚，大约为每年5诺米斯马左右（等值于六世纪的1阿诺娜，而非五世纪的1阿诺娜）。至于编定精英军团的骡子价格则和马匹的价格大致相同，因为二者所消耗的饲料量大致相同。[1]

军备预算内最后一个主要项目是战时津贴支出。当君士坦丁七世于911年远征克里特岛时，禁军教导军团的士兵得到了9诺米斯马的战时津贴（等同于他们一年的年俸），而君士坦丁七世于949年再次远征克里特岛，色雷斯西亚军区部队的部分士兵却分文不得。此外，911年远征克里特岛的战时津贴支出为239,128诺米斯马，而949年远征克里特岛的战时津贴支出则为209,622诺米斯马，这两次战役分别调动了44,908名军人和27,010名军人。[2]前者分摊至每位军人那么大约为5.3诺米斯马，如果考虑到军官得到的战时津贴，那么这个数据大致为帝国军队士兵半年的标准年俸收入。在这之中，禁军军团士兵的口粮费并未包括在内，因为军区部队的士兵是需要自带口粮的，而禁军军团的士兵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出征，他们都拥有帝国政府发放的军饷。[3]有趣的是，无论是海路入侵抑或是陆路入侵，阿拉伯诸国每年对拜占庭帝国的作战军费都大致在200,000至300,000诺米斯马之间。拜占庭帝国对克里特岛的作战军费也在这个范围内，尽管它们更接近于最低值。

显然，一场在九至十世纪由帝国发动的典型作战行动，其作战军费约为200,000诺米斯马，如此看来，为此对克里特岛发动两次作战显然是相当昂贵的。帝国的皇帝们平均每年都会发动一次对外作战，这使得军事活动相当频繁，帝国政府也因此要对这些作战行动支付巨额军费。仅就于八世纪而言，狄奥法诺斯在其所著文献中提及，在719年，阿纳斯塔修斯二世为了从利奥三世那夺回皇位，支付给保加尔可汗特尔维尔360,000诺米斯马作为其麾下部队的作战军费。[4]尽管这个数据要比阿尔·贾米和君士坦丁七世时期记录的数据更高，但狄奥法诺斯所记载的数据可能包含了除了作战军费之外的费用，因为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并没有皇帝应有的国家财政以及大部分帝国军队的支持。

对于帝国早期而言，我们有利奥一世和普罗科皮乌斯·安西米乌斯（Procopius Anthemius）[5]对汪达尔王国联合作战的数据，这场战役的目的在于将汪达尔人驱逐出北非地区。通过对比后世的历史学家吕底亚人约安尼斯和当时的历史学家伊苏利亚人坎迪杜斯（Candidus）所列出的东罗马帝国作战军费的数据，二人所给出的数据几乎一致，大约在7,300,000—7,400,000诺米斯马左右。[6]约安尼斯认为这个数据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单次作战军费。然而在这巨大的数字背后，实际上还包括了普罗科皮乌斯·安西米乌斯发放的即位赠金和利奥一世发放的五年期的定期赠金。这两类赠金从理论上来讲，都晚发放了一年，然而在事实上，在四世纪和五世纪，这类赠金通常都会晚上一年才发放。[7]如若事实如此，那么这个作战军费的数据事实上有所注水，因为其中包含了非作战时期也会发放的年俸和赠金。

因此，这个作战军费的数据可能纳入了发放给帝国军队士兵的标准年俸、战时津贴、作战期间的口粮费、马匹的饲料费、建造一些额外船只的费用，以及给予当时西罗马帝国军队的津贴。普罗柯比与当时的历史学家普里斯库斯的意见相一致，普罗柯比认为利奥一世对帝国军队士兵和桨手极为慷慨，对汪达尔王国的联合作战总共花费了9,400,000诺米斯马，[8]这意味着除了东罗马帝国提供的7,400,000诺米斯马之外，西罗马帝国仅设法提供了2,000,000诺米斯马。

吕底亚人约安尼斯声称，联合远征军的规模为40万人，而普罗柯比则认为联合远征军仅有10万人，这显然并不包含桨手。[9]这次联合作战的失败是灾难性的，从此西罗马帝国一蹶不振，而东罗马帝国则没落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前文暗示的联合远征军中的75%的桨手比例与我们所掌握的其余三次拜占庭帝国海上远征的细节相吻合，该比例通常在67%—86%之间。[10]派遣一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远征军攻打北非的困难之处就在于需要找到足够多的桨手来运输军队。如果我们假设大多数的桨手都是在策划战役时被征募的，并且他们在战后的命运要么是阵亡要么就是复员，那么东西罗马帝国都必须提供一致大约50,000人的正规军，这是一个相当大却很有可能的数字。

我们想否定约安尼斯给出的联合远征军有40万人的说法，并采用普罗柯比给出的联合远征军有10万人的说法，并认定普罗柯比给出的数据中包含了桨手。但是这个想法却与无法与实际支出相匹配。10万人的联合远征军的军备开支，即使是最不可能的假设，即战时津贴等于军人得到的一年标准年俸收入的情况下，所得出的最终数据也仅略多于9,400,000诺米斯马的四分之一。[11]如果联合远征军有40万人，假设战时津贴等于军人得到的一年标准年俸收入一半的情况下，附加上口粮、马匹饲料的费用，那么这一总额将达到大约为3,700,000诺米斯马，如若再附加上非作战时期也会发放的年俸和赠金，那么这一总额将达到约8,400,000诺米斯马。[12]如此，造船和各种杂项费用则只能算为1,000,000诺米斯马。事实上，这次联合作战的实际军备开支，除去本就应该发放的赠金和常规年俸，大约应为4,000,000诺米斯马。

所有的信息和史料来源都一致认为，此次联合作战的规模绝对是空前的。在533年对汪达尔王国的作战中，拜占庭帝国派出的军队仅有48,000余人，在这其中约有30,000名桨手，2,000名海军官兵，以及包括了6,000名骑兵在内的16,000名陆军官兵。这场战役持续了两年之久，帝国政府为此支出了550,000诺米斯马的作战军费。[13]这场战役的作战军费大概是一场在九至十世纪发动的典型作战行动的作战军费的两倍，然而这个作战军费似乎是帝国早期对外作战的平均作战军费，因为在许多年里，帝国并不会发动对外作战。

关于帝国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其他杂项开支情况，我们能知道的相对不多，普罗柯比似乎提到，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帝国发放给政府官员的年俸总额为10,000磅金，折合为720,000诺米斯马。[14]迈克尔·亨迪姑且同意了这一说法，并对整个政府官员的人数进行了估算，从而得出帝国发放给政府官员的年俸总额为1,100,000诺米斯马左右。[15]这与我对九世纪中叶帝国发放给政府官员的年俸总额为450,000诺米斯马的估算值存在一定的关联。[16]由于这个数据背后的那个时代，帝国的政府官员的人数削减至了原来的一半，因此帝国发放给政府官员的年

俸总额自然应当同步削减为原来的一半。这种估算方法适用于帝国扩张以及领土缩小的时期，并以此进行相应时期帝国发放给政府官员的年俸总额的推算。帝国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最后一项杂项开支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粮食救济金补贴，这项粮食救济金补贴始于四世纪时期，直到希拉克略时期被迫中止。根据相当丰富的史料文献，迈克尔·亨迪推算出这项粮食救济金补贴的支出约为800,000诺米斯马，并且这个数据在四世纪至七世纪这段时间内通用。[17]至于帝国政府在公共工程上的财政支出，我们可以通过耗资最多的公共工程来进行估算。查士丁尼一世在532年修建圣索菲亚大教堂（Ἁγία Σοφία）[18]时投入了300,000诺米斯马，这还是其六年工期里第一年的费用。[19]查士丁尼一世在君士坦丁堡修建的圣使徒教堂（Ἅγιοι Ἀπόστολοι）[20]和在以弗所（Ephesus）修建的圣约翰教堂（Ἁγία Ιωάννης）并不那么宏伟，但是修建这两座教堂的财政支出亦在1,000,000诺米斯马左右。类似于拉文纳的圣维塔莱教堂（Ἁγία Βιτάλε）之类的小型教堂，由于有私人赞助，帝国政府在该教堂的修建上仅投入了26,000诺米斯马。自查士丁尼一世以后，没有哪一位帝国皇帝能够在公共建筑上的投入与他相提并论，即使是狄奥菲卢斯这位在其所处时代被称作是“伟大建筑赞助人”的皇帝，我们也仅能知道他在宫廷内的金饰价值远超过1,440,000诺米斯马。

至于帝国政府给予蛮族的贡金，这个开支通常比较小，而且无法对帝国的财政造成任何压力。马尔西安（Marcianus）[21]在450年给予匈人的贡金为每年151,200诺米斯马（折合为2,100磅黄金），这个数值是在443年贡金（50,400诺米斯马，折合为700磅黄金）的基础上加增的，而443年的贡金又是基于435年贡金（25,200诺米斯马，折合为350磅黄金）的基础上加增的。[22]在506年，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同意向波斯人给予39,600诺米斯马（折合为550磅黄金）的年贡。[23]帝国政府给予贡金的最高额出现在532年，查士丁尼一世为了达成和萨珊波斯的永久和平，给予了萨珊波斯792,000诺米斯马（11,000磅黄金）的贡金。[24]与此同时，查士丁尼一世停发了原本发放给边防军的年俸，使得帝国财政反而相对出现盈余。在561年，查士丁尼一世为确保与萨珊波斯的第二次和平，同意每年给予30,000诺米斯马的贡金，并同意提前给予前七年的贡金。

帝国的皇帝们都试图保持充足的货币储备，因此帝国的财政经常出现预算盈余的情况。马尔西安在其去世的457年为帝国留下了7,200,000诺米斯马的储备，这其中的大部分是他的前任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Θεοδόσιος Β'）[25]留下的。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其去世的518年为帝国留下了23,000,000诺米斯马的储备，由于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491年即位时国库几乎没有什么货币储备，所以这笔资产大多都是在他统治期间攒存的。君士坦丁五世也是著名的“守财奴”，在其去世的775年，他也为帝国留下了远超3,600,000诺米斯马的储备。

因为我们可以得知在842年的帝国拥有约6,984,000诺米斯马的储备，856年的帝国则拥有7,848,000诺米斯马的储备，所以我们可以计算出当时帝国储备的年度储蓄量为62,000诺米斯马。在瓦西里二世去世的1025年，皇帝为帝国留下了14,400,000诺米斯马的财富，这其中的大半是自989年以来积攒的，因为瓦西里二世在这一年结束了持久的内战。因此在瓦西里二世时期，帝国储备的年度储蓄量约为350,000诺米斯马左右。[26]

基于前文，我们利用以上的这些数据，附加上帝国军队的规模与军饷，做出如下表所示的十一个不同时期的帝国财政预算表。因为帝国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其他杂项开支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些开支的估算会与实际情况有着相当大的误差。恩斯特·斯坦因（Ernst Stein）对六世纪后期帝国财政预算做出的粗略估算值，大致在7,000,000诺米斯马左右，这与我对565年帝国财政预算做出的估算结果（8,500,000诺米斯马）大致相似。[27]然而如此看来，这两个估算值的差值其实还是存在较大的出入，因为恩斯特·斯坦因选择不将实物以等价值的货币计入帝国的财政预算中，而我将军需品和粮食救济金津贴折合成货币形式计入了帝国的财政预算中。如若将这二者移除计算，那么我得出的帝国财政预算的估计值大致在6,100,000诺米斯马左右，和恩斯特·斯坦因得出的帝国财政预算的估算值的差值不到1,000,000诺米斯马。

【注释】

a.该时期的财政预算包括了戴克里先和伽列里乌斯的统治地区，以便于统计目的，所有关于第纳里金币的数据都被折算成诺米斯马金币的数据计算（1/72磅黄金）。

b.这一数据包含了3,500名教导军团的士兵、21,500名野战军的骑兵以及97,500名边防军的骑兵。

c.这一数据是以马尔西安时期的90%来进行估算的。

d.这一数据是以马尔西安时期的90%来进行估算的。

e.这一数据包含了300名警备军团的士兵、29,000名野战军骑兵以及97,500名边防军骑兵。

f.这一数据包含了300名警备军团的士兵、30,000名野战军骑兵以及97,500名边防军骑兵。

g.这一数据是以帝国军队总人数的20%来进行估算的。

h.参考本书，p.185—194和p.195—196的表格，这一数据并不包含基比拉奥特军区部队和希腊军区部队的桨手、舰长和领航员。

i.参考本书，p.185—194的表格，这一数据仅包含基比拉奥特军区部队和希腊军区部队的桨手、舰长和领航员。

尽管迈克尔·亨迪认为六世纪时期的帝国军队士兵只拥有5诺米斯马的年俸，然而事实上这个数值很有可能仅是帝国军队士兵得到的实际年俸的四分之一，不过他得出的这一时期的帝国财政预算支出仍然在5,000,000至6,000,000诺米斯马之间。他得出的这个数值包括了粮食救济津贴支出，不过并不包括军需品支出，[28]而如果我得出的数据中不包括军需品支出，那么我得出的估算值应该在6,900,000诺米斯马。无论如何，拜占庭帝国的国家财政预算都与其他国家的财政预算一样，每年都有有波动。只要我们能够知道各种时段的帝国财政预算的大致规模，我们就可以知道尽可能多的对我们研究有用的东西。

通过下表的估算值，我们可以得知帝国军备开支的比例占到帝国财政预算的58%—81%，平均值约为69%。[29]帝国军备开支占比最高的时期是在戴克里先时期，这对我们而言丝毫不意外，因为该时期的帝国军队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因为大规模采用军需品实物交付的方式发放军饷，导致支付效率低下。帝国军备开支占比第二高的时期出现在641年，希拉克略在当时面临的是又一个军事上的绝望局势。与此同时，帝国政府为了发放巨额军饷，帝国的财政再次陷于窘困的境地。帝国军备开支占比最低的时期是君士坦斯二世时期（668年）以及君士坦丁五世（775年）时期，这同样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在这两位帝国皇帝的统治下，帝国政府发放给帝国军队的年俸异常的低，因为经营军区土地能够解决了军人们的大部分开支。

其他时期的帝国军备开支占比基本在65%—73%的区间内上下浮动，但是这种相对一致的比例却掩盖了不同时期的重要差异。大约在565年，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的帝国财政收入与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时期差不多，但在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时期，帝国军备开支占比为65%，财政盈余占比约为9%。而后面的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帝国军备开支占比达到了72%，使得财政盈余几乎为0%。自450年—540年，以及842年—1025年，帝国的帝国军备开支占比一直在65%—71%的区间内浮动。早期的帝国军队中包含了大量只拥有微薄年俸收入的二流边防军部队，而在之后的大部分时期，帝国军队士兵得到的年俸与军事素质都相对更为统一。在300年和540年，尤其是之后的565和641年，帝国政府已经难以维持巨额的军备开支；而在450年和518年，以及八世纪之后的时间里，帝国政府却完全不需要担心军备支出对财政造成的压力，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去支付巨额的军备开支。

前文的所有统计数据，都只能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解。然而，这些数据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反过来说明当时的时代背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最后一次回顾拜占庭帝国军队这八百年的历史，并从帝国政府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事件，不过现代的历史学家往往只通过模糊的资金和人力概念来判断帝国的军事和财政举措。在不同的时期，帝国政府常常会被后世学者指责在数次危机中没有投入足够多的军队，或是征收了一些不必要的苛捐杂税，抑或是发放给帝国军队的年俸过低且拖延交付，以及放任帝国军队的不断腐败和衰退。这些对帝国政府的批评者认为，帝国理应拥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和人力资源，但是并未以应有的方式加以利用。但是，帝国真的拥有其所需的资源吗？帝国真的能够在此基础上做的更好吗？

[1]见于切内特，“价格和军饷”，p.350。

[2]见于沃伦·特里高德，“军队”，p.100—121和p.123—141。

[3]见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p.85。

[4]见于狄奥法诺斯，《狄奥法诺斯编年史续编》，p.400。

[5]西罗马帝国的皇帝，467年—472年在位，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高官家庭。

[6]见于迈克尔·亨迪，《研究》，p.221。

[7]见于迈克尔·亨迪，《研究》，p.180。

[8]见于普罗柯比，《战争史》，III.6.1—2。

[9]见于吕底亚人约安尼斯，《论元帅》，III.43；普罗柯比，《战争史》，III.6.1。

[10]见于普罗柯比，《战争史》，III.11.2—19；沃伦·特里高德，“军队”，p.150—151和p.154。

[11]在此我假设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提供的兵员人数相同，作战部队占联合远征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骑兵在作战部队中所占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如同贝利撒留在532年对汪达尔王国的远征那样。估算如下：

[12]在此我假设联合远征军有400,000人。其中作战部队占联合远征军总人数的四分之一，骑兵在作战部队中所占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估算如下：

[13]普罗柯比，《战争史》，III.19，提到的贝利萨留的仆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应该是由贝利撒留本人发放作战津贴的，而不是由帝国政府发放作战津贴。假设战时津贴等于军人得到的一年标准年俸收入一半，那么我们可以估算出此次远征的作战军费。估算如下：

[14]见于普罗柯比，《秘史》，24.30—31。

[15]见于迈克尔·亨迪，《研究》，p.164—171，对整个政府官员的人数进行了估算。估算方法如下：将帝国发放给东方近卫大区政府官员的944,800诺米斯马和将帝国发放给阿非利加近卫大区政府官员的53,000诺米斯马相加，此外再加上帝国各发放给意大利近卫大区和伊利里亚近卫大区政府官员的53,000诺米斯马，从而得出帝国发放给政府官员的年俸总额约为1,100,000诺米斯马这一结论。

[16]见于沃伦·特里高德，《拜占庭的国家财政》，p.37—49。

[17]见于迈克尔·亨迪，《研究》，p.170。

[18]位于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大型基督教堂，有近一千五百年的漫长历史，因其巨大的圆顶而闻名于世，是一幢“改变了建筑史”的拜占庭式建筑典范。

[19]见于吕底亚人约安尼斯，《论元帅》，III.76。

[20]位于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大型基督教堂，建于550年。它是拜占庭帝国的第二大教堂，仅次于圣索菲亚大教堂。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帝国之手后，圣使徒教堂曾短暂成为东正教普世牧首的驻地。1461年，穆罕默德二世摧毁了圣使徒教堂，以僻出空间建造法提赫清真寺。

[21]450年—457年在位，狄奥多西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其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相对和平稳定，与当时战乱的西罗马帝国形成鲜明的对比。

[22]参考普里斯库斯，p.227，p.236和p.304—306。

[23]见于恩斯特·斯坦因，《历史（第二卷）》，p.99。

[24]见于普罗柯比，《秘史》，24.12—13。

[25]408年—450年7月28日在位，狄奥多西一世的孙子。他于438年将帝国的法律汇编成《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

[26]见于迈克尔·亨迪，《研究》，p.224—226。

[27]见于恩斯特·斯坦因，《研究》，p.114—160，特别是p.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