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再论语言拜物教！什么是拉康的呀呀儿语？《资本主义无意识》第一章P

商品的言说令人怀疑地接近索绪尔处理构成语言的符号的方式，没有涉及时间性。这并不意味着索绪尔与语言的关系是拜物教的，但它确实意味着，通过（不自觉地）重复政治经济的失误（lapsus），他将语言学限制在交换的范围内，使得语言表征与语言生产之间的联系没有被主题化。索绪尔没有考虑到劳动过程与劳动能力之间的区别，以及劳动能力与其他商品之间的区别，从而将生产置于语言科学之外。对他来说，语言是没有剩余的，语言的使用始终具有交际性和意义。而这将会成为拉康对于索绪尔批判的核心要点：

交流意味着指称。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语言仅仅是科学话语为了解释我所提出的“呀呀儿语”（lalangue）。语言所服务的目的与交流的目的完全不同... 如果说交流接近于呀呀儿语之享乐的有效作用，那是因为交流意味着回应，换言之，对话。但是呀呀儿语首先是服务于对话吗？正如我之前说过，没什么比这更不确定（nothing is less certain）。

索绪尔在同一个姿态中被肯定和被否定。能指的自主性意味着对语言交际维度的限制，从而限制了语言的使用价值（意义、与所指的关系）。拉康在这里描述为呀呀儿语的东西正是之前从索绪尔到马克思这次转变的结果。语言和呀呀儿语的差异现在覆盖了语言意义和能指自主性的差异。呀呀儿语完全站在这种自主性一边，否定了交流和关系性（relationality）（对话）的首要地位。在这里，能指首先是享乐的工具。索绪尔发现的内核——自主性为从语言到呀呀儿语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如果不引入主体和剩余客体（surplus-object），自主性就无法实现。因此，拉康对弗洛伊德的第二次回归最终将能指的自主性延伸至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

在索绪尔那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引入解释了语言学内部（静态语言学和进化语言学）及其对象内部的分裂。语言既是一种状态（state）“也是”一种运动。语言学在这里面对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如果它关注语言中静止的非时间性的层面，它就会失去其对象其他重要的层面，即语言价值的生产；如果它聚焦于时间性，那么它就必须承认语言不存在，这意味着它面对的是一个不稳定的和矛盾的对象。在第一种情况下，语言学成为 "对呀呀儿语知识的思考"，语言变成了一种科学虚构（fiction），一种语言知识的建构；在第二种情况下，语言学无法完全解释交流，因为语言（呀呀儿语）的统一性消解于“私人”语言（呀呀儿语）的多元性之中。这种语言与言语的二分法正是拉康在索绪尔语言学中所批判的，他转而努力构建一种语言学，并将其更名为癔言学（linguisterie），这种语言学将“更严肃地”看待语言，考虑语言的“生命”、语言的时间维度以及因果性维度。拉康在这里似乎与德勒兹后来所说的“语言学造成了很多伤害”不谋而合，尤其是当它将语言与生产分离开来，而没有看到语言是能指自主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时。没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就不可能有语言。同样的批判立场也指导着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也暴露出了其不足之处，因为它无法在不隐含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的情况下解释价值的生产——这是对知识的另一种思考，它将价值赋予商品、货币，并在最抽象的层面上赋予虚构资本的直接生产力。Geld heckendes Geld，正如马克思所写的那样，“钱生钱”是产生于价值自主性的主要的拜物教幻想，因此，这种自我膨胀的幻想成为所有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核心，并成为金融化的驱动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金融活力论只有在否定性被排除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支持，否定性的分裂标志着价值主体，并通过价值主体标志着整个商品宇宙。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将生产重新引入语言，而在于揭示其双重性，即否定性主体的生成与原初剩余客体的生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不过，索绪尔还是试图从理论上阐明语言的时间性和非时间性，在他将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交融的内在特性比作一盘棋局时。这种类比结合了语言的静态和动态维度，表明特定元素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它说明了价值与差异之间的联系，索绪尔因此拒绝了我们可能称之为语言拜物教的东西，即试图将语言视为“存在的语言”（language of being）（海德格尔语），或者换句话说，试图在语言价值与意义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和连续性。

在哲学史上，我们发现了这种拜物教的两种重要的模式，它们将哲学与语言的关系导向了拜物教。首先是在《克拉底鲁篇》（Cratylus）中，柏拉图努力说明词与事物之间的模仿关系，从而将语言价值理论化，以对应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

那么，关于名称，我们的立法者如果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命名者，难道不也应该知道如何将每种事物的真正自然名称转化为声音和音节，并以理想名称为目标来制作和命名所有名称吗？

神话中的命名者形象将本性（physis）毫无损失地转化为语言。整个对话的发展相当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语言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和谐的模仿关系，因此，即使在语言的基本组成部分——音素中，我们也会遇到自然声音、质和状态的模仿。柏拉图试图以神话的方式证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根植于本质（本性，存在），能指总是意味着它们自身的某些东西，它们必然是指称性的，语言本质上是交流，是存在的语言，其中的每一个字母都来自自然的声音、状态或质。柏拉图在此提出了后来成为“肖似”（adaequatio）学说的神话版本，即词语与事物之间的适当关系。

从亚里士多德到哈贝马斯的实用主义传统出现了另一个语言拜物教模式，甚至是语言学的另一个创始神话。尽管这种实用主义并不假定逻各斯与本性、能指与存在之间有任何自然或实质性的联系，但它仍然预设了语言的本性在于稳定的指称性和规范的交流形式。语言被定义为organon（工具、器官），即使这一概念似乎将语言简化为它的交流使用价值，我们还是再次遇到了与柏拉图神话中的能指植根于理想名称中的相同假设：能指本身支持着词语与事物、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语言没有剩余；前者来自一些，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来自对语言的诡辩性滥用，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来自错误的哲学问题的地方。

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这里的利害关系远不止语言问题。在经济中，通过理财（chrematistics）和高利贷（usury）也会遇到同样的困境，在那里，金钱变成了它自己的最终目的（telos），而为了致富而致富是经济的唯一要务。但真正的问题涉及到通过能指和价值的自主性对社会联系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sation），以及对人类社会以稳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这一观点的否定。如何界定语言和金钱使用的好坏？我们如何既保证价值与意义的重叠，又防止另一种可能的重叠，即价值与享乐之间的重叠，这种重叠否定了前者，并有可能消解社会联系？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善用语言的典范不仅是交流，更是哲学，是哲学家所说的本体论语言（language of ontology），更是存在者所说的本体论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本体论将自己理解为巨大的存在之拟人（prosopopoeia of being）。因此，语言的理想功能体现在最高形式的“智慧之爱”（philia）中，这也是一种友谊，一种社会联系。存在的本体论语言植根于巴门尼德的女神所宣称的公理：“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being is, non-being is not），这使得没有否定性的语言成为主要的哲学理想之一。然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形而上学的另一端遇到的正是这种否定性，即拜物教对异化和阉割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