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个世界理论问题

我们同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上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苏联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这是路线问题；我们对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一般不骂或少骂。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这对我们有利，他们是第二中间势力；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 各国垄断资本家都是怕人民的，奈温也是怕人民。——毛泽东主席会见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谈话记录

由上我们可知毛从未想过依靠那些国家资产阶级而是依靠人民，依靠资产阶级政府是不符合中国革命经验的。但若单单一句“靠人民”而不能正确理解它，那么这只是一句泛泛而谈的空话。事实上，能否正确理解“靠人民”这句话是真正革命家和市侩庸俗政客们的重大区别，也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区别。靠人民不是在风雨飘荡中寻找依靠某种势力，寻找革命的爆发点，而是要求始终站在人民大众这一历史最强大最伟大的变革力量那边。当然这不是说我们需要空洞的民意投票来决定革命要不要进行、如何进行，没有一次成功的革命是这样进行的。这也不意味着工农又被代表了，因为带领大家前进的本身就属于得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必须建立在此基础上。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将爱国统一战线做为自己主要任务，但这绝不意味我们放弃阶级斗争，而是在当时直接专注于阶级斗争就是在反对阶级斗争本身，就是要失掉人民大众的支持。这是在深刻分析革命的形势之下的决策，是主要矛盾使然。而人民大众在如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无疑是被帝国主义压迫最深的工人、农民、小生产者。当然“人民”不应该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概念，在不同国家可以联合的情况、革命的形势都各不相同，需要认真仔细分析，笔者便在这里不多赘述了。 倘若到这里“靠人民”这句话真正的威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仍是一句空话，因为我们只看了正题，还没看反题。我们再需要看看反题“靠那些国家资产阶级政府”来达到一个更高的辩证法的合题“靠人民”来跳出走资派给我们创造的狭隘视角。在这里我们需要回到中国革命经验。(这不代表我们退回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将中国革命套在其他国家身上，我们应当把中国革命的一些经验变成当今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大部分亚非拉国家的具体普遍性）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论唯心史观破产》

在这里我们要搞清楚在上个世纪这样一次旧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已经与法国大革命不同了。这场革命绝不是把一对孤儿寡母赶出宫殿就可以成功的，问题在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而完成这个任务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则我们便只是在一个没有真正政治独立、被剥夺了实践共产主义国家来实现共产主义。 对于当今金融帝国主义的大背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究竟还有多少独立性？当南美洲被切割开的血管涌出鲜血时，那么首要任务便是止血。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众所周知的妥协性，彻底止血、反帝的任务只能由被资本主义系统排除的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锋队来承担。因此我们在面对这样一场争取民主权利的革命时不得不加着重强调领导阶级，不仅是由于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可以完成，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到达下一个阶段。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新民主主义论》

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这里我们所达到的仅仅是一个联合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倘若我们止步于此，那么结果必然是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我们到这里还是资本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我们需要往无产阶级专政努力。而这之间不需要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而这之所以需要两步走的这样一个过程，并不是任何理论演绎的结果，而是现实的具体矛盾决定的。就和列宁反对布哈林否认民族自治权一样，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帝国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分化。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如今各种民族主义以庸俗的反美主义的面目出现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并受到许多工农的支持。这与第二世界和某东亚大国的反美主义不同，第三世界是压迫与反抗，而他们则是帝国主义争霸，而且无论如何声称自己是受害者都没法改变他们帝国主义的实质。 因此在面对今天庸俗反美主义时，我们不需要陷入“反美或不反美”的逻辑陷阱——“若反美那么你就是不执着于阶级斗争的民族主义者，若不反美则是和美帝国主义者合谋的全球化主义者”。这里辩证法的合题是回归正题，达到彻底的反美，而做到这点，就和上文所说的那样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因此合题是“无产阶级领导去反美”，要摆脱那些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保全自己的独立性，来发动群众。由此来看毛的三个世界理论就绝不是与那些资产阶级政府合作。然而我们必须还必须看到在如今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很难独立的完成革命，必须需要国际间的援助，需要在反对各种帝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这便是三个世界理论的卓越的眼光。尽管现在很难有一个可以真正援助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兄弟，但一旦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爆发革命，其必定会属于全世界革命的范畴，而这对不同世界的国家影响是存在质的区别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三个世界理论往往是和“全球化”、“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等等经济决定论联系起来的。如今最典型的“南北国家”便是这个庸俗三个世界理论的最抽象的成果。在这里没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没有剥削与压迫、没有阶级斗争，只有发展程度的量的不同，仿佛第三世界只要敞开国门发展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他们这套理论下美国和乌干达似乎只有经济水平不同，仿佛只要某国的铁路修好，手上的观音土就能变成炸鸡；只要美国人的轮船进来身上的塑料布就能变成Nick；只要把铀矿卖给法国人危房、难民营就能变成大house；可现实呢？某国的铁路送来的是和炸鸡一样金黄的子弹，美国的轮船送来 了插在人们身上沾满艾滋病的针头，法国人买铀矿所支付的非洲纸币倒是多到可以建房子。帝国主义者口中所谓的发展便是剥削，第三世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他们得到的只有帝国主义为了剥削而不得不创造的工具——首都繁华高大CBD、充斥着英语的高等学府、运送企业家和红酒的机场。在这里与庸俗的辩证法相反(他们会说帝国主义带来“坏”剥削的同时也带来了“好”现代化发展)，我们要坚持说他们带来的就是最“坏”、最纯粹的剥削，因为只有当无产阶级把所谓“现代化发展”夺过来、改造成真正属于他们、为他们服务的工具，而非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工具时，所实现的才是真正的发展。而做的这些我们所做的只有革命，只有打破这整个导致一切贫困的罪恶系统。 我们所做的不是某些西方理论家口中的「以革命恐怖将自身的视野强制贯彻到现实之上的唯意志论」，而是彻底的历史合力论。因为在我们以“唯意志论”的姿态去铸就革命的历史时，宣称或者评判我们是“唯意志”的客观条件之坐标轴已经被我们回溯性的改变。因此我们不应当以一种十分连贯的视角来看待第三世界革命以及其他所有革命，在这里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条路，并不是一个非常同质化的历史驱赶着我们，而是这是革命的抉择。这种“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完成，需要的不是通过所谓“贫困”寻找一个恰当时机，而是要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做到这些需要我们对面临矛盾做出仔细地具体分析，而非草草几句“我们必然胜利”，前者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后者不过是真正的唯意志论。 由此可见三个世界划分应该是由其在帝国主义系统中的地位决定的。之所以划分出这样一个标准是由于不同世界革命的大概形式将会不同。但是更具体的应当是由各个国家革命形势决定，在这里我们面对的则是真正意义上阿多诺口中的“星丛”。

在如今的第一第二世界国家则完全不需要争取所谓的民主权利，劳资已经彻底分离，无产阶级正如《共产党宣言》里所描述的那样“失掉自己全部的民族性”，只不过之前资产阶级使得一些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掩盖了矛盾，但是他们这样做是无法持久的，如今全球工潮重新兴起便是他们把戏开始失效的表现。因此第一第二世界国家左派应当放弃对民主这个形式的崇拜，一鼓作气直接做到最不可能。在这些国家仅仅以民主权利争夺(左右翼政党城头换旗)是到不了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而且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我们应该直接要求打破旧有国家机器，要求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不代表我们放弃争取一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概念，比如言论自由、民主之类的。因为他们可以使矛盾更加公开积累，但这些并不能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事实上我们的主要任务应当由具体的革命形势而定，这里只是反对一窝脑把抽象的概念加在具体)的革命上，或者把革命分割。

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它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充分地准备好将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夺取政权，那么它就不可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反过来，在一个无产阶级已经由于民主革命而取得了政权的国家里，它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最终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生产力，还要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

尽管毛的三个世界理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都说明了落后国家的革命要分两步，但是二者有着本质性的区别。毛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强调不同国家之间革命割裂性及其辩证统一的，而非像托洛茨基一样将不断革命视为一种超越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是让自己解放自己，而托洛茨基则是寄希望于一种源起于欧洲的病毒式感染；托洛茨基还是希望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看不到帝国主义下的分裂，进而演化成一种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简单二元对立，导致其忽视了第三世界的潜力，最终只能在理论层面进行“外在反思”，成为名副其实的教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