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图馆】埃莫斯多夫谈话问题

本文作者：Treiber

本作品是对史图馆专栏的投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作品并非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仅供参考；未经授权，禁止二传，违者必究

这是1878年7月里一个最美好的日子[1]，李格尔，捷克民族党领袖，刚刚给一个居住在乡间的政治伙伴写完一封信，漫不经心地将信装进信封，然后双肘撑在书桌上，凝望窗外的小河、桥和对岸浅绿的小山岗。他寻思着这位匈牙利朋友如何由于不满奥地利的“折衷政策”，几年前简直可以说是逃亡到了克拉根福。现在他在埃莫斯多夫行医，如今在当地也算赫赫有名。[2]他们也偶尔见面，不过最近的次数越来越少，他脸色蜡黄，看来确实得了什么病，而且，病情正在发展。[3]

在信中他向阿道夫·费施霍夫提道[4]，由于全国上下对于1867年折衷政策(Ausgleich)的强烈不满，以及各地自由派对于外交部长安德拉希·久洛东南欧扩张政策的反对，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们可以试图与奥地利的自由派协商，共同面对接踵而至的威胁。

李格尔本人此时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的消极抵抗政策几乎使得民族党分崩离析。对这种政策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是摩拉维亚人，摩拉维亚代表在1873年11月28日首次进入摩拉维亚议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摩拉维亚历史权利的报告。虽然德意志人占主体的议会后来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份报告[5]，但这无疑是对民族党长久保守政策的一次公开挑衅。随后便是青年捷克的分裂：民族自由党于1874年开始出席波希米亚议会。虽然一直到1876年，两者还能勉强在帝国议会中保持一致的弃权，但是76年爱德华的批评[6]无疑又使得这两个捷克民族主义政党处于严重的分裂中。

李格尔显然已经有远见地意识到：如果他继续保持这种巴结贵族的消极政策，捷克民族党迟早有一天要被逐出历史舞台。作为著名联邦主义者的政治家费施霍夫也同意与奥地利的自由派联合，并决定联系其中的一些同情者；此外他甚至建议捷克人与波斯尼亚的南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泛斯拉夫运动。[7]这便是埃莫斯多夫谈话捷克人一方的政治基础。而在奥地利自由派一方，实际情况也与李格尔预计的基本相同。[8]

因此1878年9月，捷克民族党摒弃了固守已久的消极抵抗政策，首次进入波希米亚议会。

这个举动轰动了几乎整个内莱塔尼亚，但也同时意味着捷克民族党和保守派贵族们的决裂。10月底，费施霍夫、李格尔和几位奥地利自由主义新闻界的重要人物在埃莫斯多夫达成大致的协议——“埃莫斯多夫提案”。该备忘录讨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内莱塔尼亚的政治体制和宗教权力改革，捷克对宪法和帝国参议院的基本态度。[9]这个协议的达成让整个帝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喜出望外，捷克政治家维克托·鲁斯在波希米亚西北的一次演讲中甚至已经宣称：我们两个民族已经完全达成了和解。[10]

现在自由派和捷克民族主义者的长期联合只差临门一脚——只需要议会里的当权派自由主义者赫布斯特的一声同意即可。然而赫布斯特却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拒绝了这个提案[11]。面对捷克贵族和激进民族主义者双重压力，捷克民族党领袖不得不考虑与保守派的塔菲协商——最终塔菲的妥协赢得了捷克人的亲睐，在1879年的大选中自由派几乎被赶下政坛，导致了长达十余年的保守主义时代。

埃莫斯多夫谈话本身事实上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李格尔一方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并没有奥地利自由主义的实权人物出席会议。但是其背后隐藏的意义可谓重大——奥地利自由派和捷克民族党的基本性质问题。

奥地利的自由主义，从来不以自由主义本身为目的，确切地说，这一直以来是一种自由主义化的泛日耳曼主义。奥地利的自由派利用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重构并现代化奥地利帝国；它在意识形态上满是实用主义，而在实际问题上充斥着自由主义至始至终的理想化。此外，在自由理想的多元主义和奥地利特色的中央集权问题之间，自由派们又遇到了矛盾，自1873萧条以来，奥地利的多元色彩逐渐淡化，让步给现实的泛日耳曼中央集权者。而在捷克民族党的一边，自由主义也从来不是非选不可：就如同青年捷克党领袖的选择一样——民族自治才是70年代捷克政治活动的根本准则。

那么自由主义能拯救奥地利吗？在外交、民族问题和经济决策等诸多关键问题中，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始终陷在自由理想和帝国现实之间——他们同时反对安德拉希的扩张政策，又同时反对捷克的自治运动；他们同时在1873危机中缺乏作为，同时又作为泛日耳曼主义者强调帝国政府。直到塔菲内阁和捷克民族主义者在1879年给他们当头一棒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斯拉夫人在内莱塔尼亚竟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他们为之所奋斗一代又一代的伟大帝国在一步步分裂的路上居然早已无法回头了，所谓的自由主义理想在现实面前又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也就是因此，大批的自由主义者们最终转向真正的泛日耳曼主义，在“铁环”年间目睹着祖国离自己的理想一步步远去。[12]

后记：往后本人的写作范围主要集中在中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历史上。上一篇文章那样的的写作跨度基本不会再出现了，首先我深刻意识到自己的水平不足，完全不能在2000字的篇幅里讲清楚一个捷克主要党派近50年的历史；其次这样的文章并没有以问题为导向，我自己重读到最后发现事实上相当空洞；再者我对政治史并不是非常在行，这两篇文章其实本来想讨论的还是奥地利帝国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史，只是水平实在不足没能体现出来。因此以后的写作应该会和本文比较相似，讨论历史上的一个小事件或者小问题，事件跨度一般而言不会超过十年，有些需要长时间分析的社会史可能会例外。下一篇文章我预计还是会讨论奥匈帝国为主，也许是机械工业，也有可能是铁路，还可能是农民和工人问题。我的写作能力说实话非常弱，有意见非常希望大家提出。

[1] Richard Charmatz, Adolf Fischhof: Das Lebensbild eines Österreichischen Politikers, p. 319. 时间仅供参考

[2] Josef Samuel Bloch, 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 p. 58

[3] 本文文首仿写弗朗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判决(Das Urteil)》，无来源的细节纯属虚构

[4] 信件全文见Charmatz, pp. 319-322（原文为哥特体旧德文，阅读相当费力）

[5] Gustav Kolmer, Parlament und Verfassung in Österreich, 第二卷, pp. 286-287

[6] 见上文《捷克民族自由党简史》，已提及过的历史事件不再注明来源

[7] Charmatz, pp. 323-324

[8]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Jonathan Kwan, Liberalism and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61–1895

[9] 原文参见Charmatz, pp. 326–7

[10] Viktor Russ, An die Wähler der Landgemeinden der Bezirke Leitmeritz, Lobositz, Auscha, Aussig, Karbitz, Wegstaedl, Rechenschaftsbericht, p. 142.

[11] 关于赫布斯特拒绝提案的原因分析，可参见Jonathan Kwan, p. 110

[12] Jonathan Kwan, p. 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