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传 七

文章来源：白家窑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农民运动在湖北、江西、福建，尤其是湖南，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军事力量，虽然共产党的态度对它很冷淡。高级官吏和军事长官开始要求镇压它，说农民协会是“流氓协会”(49)，它的行动和它的要求都是非分的。陈独秀将我调开湖南，因为那里发生了几桩事件，他要我负责，并且猛烈反对我的观念。

四月间，南京和上海开始了反共的运动。在广州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一次暴动，有几十个农人和工人被杀。此后不久国共就分裂了。

许多共产党领袖现在都奉命离开武汉，到苏联或上海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到四川，我请求陈独秀派我到湖南去，任省委员会的书记，但是十天之后，陈命我速回，责备我组织一个反对当时统治湖南的人的运动。(50)党里的事务现在是一塌糊涂了。几乎每个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国共合作的解体不久也使他没落。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与朱德合作，领导了历史的“南昌暴动”(51)，并组成了后来变成红军的第一个部队。一星期后，八月七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罢免陈独秀书记之职。自一九二四年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大会起，我一直是党的政治局中的人员，并促成了这次决议(罢免陈独秀)。党采取了一个新路线，放弃所有合作的希望。开始了长久的公开的争夺政权的斗争。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一个运动，就是后来叫做“秋收暴动”(52)的。我在那里的计划是要实现五点：共产党省党部完全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农工革命军；没收大中小地主的财产；脱离国民党，在湖南建立共产党政权；组织苏维埃。当时第五点为共产国际所反对，直到后来才进展成为一个口号。

到了九月，靠了湖南的农民协会，我已经组成一个普遍的暴动，并成立农工军第一队。我的部队有三个主要的来源——农民本身，安源的矿工和国民党中叛变的军队。这个早期的革命军队叫做“第一农工军第一师”(53)，是经过省委员会批准后组织起来的。但是湖南省委会的和我部队的总纲领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好像只采取一种观望的政策并未作切实的反对。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码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样地没有发现我，虽然有七八次我抛却希望，觉得一定再要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时候，他们不搜寻了。我立即爬越山岭，走了整夜。我没有鞋子，我的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和我很要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拿它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食物。当我最后安抵农民自卫军的时候，我的衣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

随着第一师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敌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武汉军校的学生成了它的指挥员，不过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态度而不得不就任这个职位的。(54)不久，他就弃职加入国民党。现在他在蒋介石先生手下，供职南京。

这个小小的军队，领导着农民暴动，向湘南移动。它冲破了成千成万军队，作了许多次战争，吃了许多次败仗。当时的军纪很坏，政治训练的水准很低，而官兵中有许多动摇分子，所以“开小差”的人很多。在第一届司令逃走后，军队改组，剩下来的队伍约有一团人，换了一个新的司令。后来他(55)也叛变了。但是在最初的团体中有许多人还是忠诚到底，到今天还在军队中。(56)当这一小队人最后爬上井冈山(一个近乎不毛的山寨，以前为盗匪盘据)时，军队的数目只有一千左右了。

因为“秋收暴动”(57)的计划没有被中央委员会批准，又因为部队受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从城市的观点看来这个运动好像一定要失败的，现在中央委员会坚决地排斥我了。将我从政治局和前敌委员会中革出。湖南的省委会也攻击我，称我们为“劫掠运动”(58)。可是我们依然带着我们的军队，留在井冈山上，一面确切觉得我们在执行正确的路线，而以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正确。新的兵士添加进来，这一师又补充起来了。我成为它的司令。

从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师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初的苏维埃，成立于茶陵，在江西、湖南省边境上，同时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也选举出来。(59)在这个苏维埃，及以后几年中，我们依据了迟缓但是有规律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民主的纲领，伴随着一个温和的政策。这使井冈山备受党中央“盲动主义者”谴责，他们要实施一个恐怖政策，劫掠和杀戮地主并焚烧他们的财产以摧毁他们的胆量。第一师的前敌党委会拒绝采用这种策略，于是被一般盲动者戴上了“改良主义者”的帽子。我备受他们的攻击，因为不实行一个更“激烈”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冬，两个以前盘据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团左右。这两个人(60)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上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已经苏维埃化，能够保卫自己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力量合并起来了。我们共同拟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六县的苏维埃区，我们要稳定和加强湘赣粤三省接境区域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到更广大的区域中去。这种策略与党中央办法相反，他们有着迅速扩展的妄想。在军队本身，朱德和我不得不与两种倾向搏斗：第一，要想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以为是“冒险主义”；第二，要想退到广东省境之南，这我们以为是“退却主义”。当时我们的见解，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二：平均地权和建立苏维埃政体。我们要武装群众以加速这种过程。我们的政策要实现自由贸易和善遇被俘的敌军，一句话，就是民主的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