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于平淡的隐士，还是利欲熏心的官僚？说一说西晋史上真实的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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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北门》里的那个小吏，被清代学者方玉润称许为失意的贤者。因为他面对生活的苦难，只怨天而不尤人。其实这样的人在历史上还有很多，比方说写过《秋兴赋》的潘岳，但他们真的是所谓贤者吗？
（上期链接：深度解读《诗经·北门》：一个古代衙门小吏的辛酸生活史）
对《诗经·北门》，清代学者方玉润做过这样一番分析：
此贤人仕卫而不见知于上者之所作。观其王事之重，政务之烦，而能以一身肩之，则其才可想矣。
而卫之君上乃不能体恤周至，使其“终窭且贫”，内不足以畜妻子而有交谪之忧，外不足以谢勤劳而有敦迫之苦。
重禄劝士之谓何，而卫乃置若罔闻焉。此诗之所以作也。然则卫之政事不从可知哉！
夫以国士遇我者，以国士报之，以庸众遇我者，以庸众报之，亦属事所常然。而诗乃随遇安之，尽心竭力，为所当为，行所当行而已。
迨至无可奈何，则归之于天，不敢怨怼于人，而可不谓之贤乎？
——《诗经原始》
方玉润说，《北门》写的那个卫国小吏兼荷天子与国君的两重差使，繁剧的工作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而这样辛苦奔波却只能换来一点微薄的俸禄，以至于养家糊口都嫌不够，家人们因此纷纷向小吏投去埋怨之辞。
内外交困，腹背受敌。陷入了这样的窘境，小吏却只是怨天而不尤人，叹一句“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也就算了——“这便是贤者的品质”，方玉润说。
我不得不坦承，读过《北门》，我没有生出对贤者的追思与慕想。相反，我甚至怀疑小吏连呼“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很可能是言不由衷的。
因为这两句话让我联想到了另一个人和另一篇文章：
苟趣舍之殊涂兮，庸讵识其躁静。闻至人之休风兮，齐天地于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行投趾于容迹兮，殆不践而获底。阙侧足以及泉兮，虽猴猿而不履。龟祀骨于宗祧兮，思反身于绿水。
——《秋兴赋》
这是西晋作家潘岳写于公元278年的《秋兴赋》。要不是一手锦绣文章给他镀上了光环，潘岳很可能会沦为历史上的丑角。
《晋书》本传说，潘岳这个人“性轻躁，趋世利”，为了向当朝权贵贾谧献媚邀宠，甚至不惜名节，望尘而拜。如此汲汲于利禄，甚至连潘母都看不下去了，屡次斥责潘岳，要他知足，切忌投机图利。
18世纪的法国作家布丰说过一句名言——“风格即人格”。它的意思是，一个作家的人格决定着他的思想感情的动向，从而也间接决定了作家的文学风格。
可是，我们把正史传记所描写的潘岳的人格与《秋兴赋》的风格一对照，却发现布丰总结的那条“风格即人格”的规律好像不灵了：
一向利欲熏心的潘岳突然在《秋兴赋》里摇身一变，成了庄子的信徒，表示自己要像《庄子·秋水》所写的那样，宁愿学一只龟自由快活地生活在泥水里，而不愿失去生命，被人五花大绑，摆在祭台上供万众瞻仰。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从动机上分析，潘岳写下“龟祀骨于宗祧兮，思反身于绿水”，和《北门》里的小吏感叹“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类似，都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他们真的洞悉了世事的规律，看透了生命的苦难，因而大彻大悟，能坦然面对个人生活的不幸。
但也说不定，这两个人的思想境界并不像他们唱的调子那么高。或许他们只是面对困境，束手无策，于是想找个理由来抚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而已。
对潘岳，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属于后一种情况。因为就在那篇《秋兴赋》里，潘岳又写道：
宵耿介而不寐兮，独辗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鬓髟以承弁兮，素发飒以垂领。仰群儁之逸轨兮，攀云汉以游骋。登春台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
——《秋兴赋》
一个供职于亲贵衙门的低级官员，当他艳羡地仰望着那些官场上平步青云的大人物时，甚至觉得那些人官帽上的金珰和貂尾都在闪闪发光。
假如这个低级官员是庄子，我很难想象庄子会因为官职的卑微而自惭形秽，垂头丧气。可现在，这个低级官员换成了号称庄子信徒的潘岳，他却沮丧地垂下了头。
而更不幸的是，当他垂头的一瞬间，眼角的余光扫到了自己斑白的鬓发，于是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浮现了出来：眼见自己周围的人一个个飞黄腾达，潘岳自己却十年沉沦，不得迁升，只换得了岁月蹉跎，两鬓霜花。
不夸张地说，就在情不自禁地垂头的那一瞬间，潘岳不但暴露了内心的失意与脆弱，也同时击碎了自己“庄子信徒”的人设。
可问题是，明明与庄子并不同道，潘岳却又为什么非要攀援这位道家先哲呢？其实答案就在《秋兴赋》的自序里：
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高阁连云，阳景罕曜，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此焉游处。
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摄官承乏，猥厕朝列，夙兴晏寝，匪遑底宁。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
——《秋兴赋》
潘岳谦称，自己并非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世家贵胄，而只是一个山野草民，所以在散骑省那样亲贵扎堆儿的地方当差不能适应，非常难受。
虽然他把问题的症结违心地指向了自己，但其中揭露的事实却是：潘岳十年来的仕途失意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西晋阶级固化的严酷现实。
正如高胜利在《潘岳事迹二考》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
潘岳处在门阀世族的西晋时代，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晋书·刘毅传》) 的残酷社会现实下，其平凡的家世不足以提供其仕途上的进取之资，又因为他年少就“才名冠世”，遂“为众所疾”，出仕后又因卷入当时的党派斗争中，长年栖迟下僚。
——《潘岳事迹二考》
抛开朝中党争的因素，我们不得不承认家世平凡的潘岳的确是做了士族政治的牺牲品。
但是，对这个造成了自己不幸的真实原因，潘岳却不敢公开承认，更不敢公然批判。
因为坚持士族政治是西晋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贸然挑战这个“政治正确”的原则是很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因言获罪，嵇康的殷鉴不远，潘岳能不胆寒吗？
在舆论钳制的高压下，即便写文章发牢骚，潘岳也不敢直指当权，笔墨挞伐。他只好给自己的失意找台阶，伪装成庄子的信徒。
甚至为了避免惹来麻烦，潘岳还阉割了庄子的隐士精神，宣称不应该像庄子那样高高在上，对奔走于仕途中的人们投以鄙夷和批判：“苟趣舍之殊涂兮，庸讵识其躁静”——“仕”之与“隐”纯粹是个人的好恶，与道德的高尚或下流无关。
当你看真这样一个潘岳的时候，你相信他能做一个栖于林下的得道隐士吗？
再说《北门》里的那个小吏，虽然我们不能确指他究竟是谁，又经历了些什么事儿，但是从诗人的文字里，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他对公、私生活一遍又一遍的哀叹与抱怨。
在中国古代，一遇到大灾大难的年份，人们往往会乞灵于神佛，寻求宗教的庇护。
宗教的作用不是改变一个人的处境而是改变他的心境，换句话说，就是当你身陷苦难的时候，有人会以佛祖的名义，就你的遭遇，给你一个解释，告诉你苦难的到来是因为你前世造下了罪孽，而你只要能忍过这番苦难，轮回之后便能再获新生。
这个解释就像一针杜冷丁，在你被苦难折磨得不堪的节骨眼儿上暂时麻醉你的精神。“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小吏口中的“天”，我想扮演的大概就是佛祖的角色吧。
如果小吏承认自己的痛苦是人为的，那他应该抱怨，甚至愤然报复；可是当小吏找不到，或者说不敢正视那些始作俑者的时候，他就只好说自己的痛苦是天定的。
既是天定，那小吏除了平静地接受上天的安排，又能怎么样呢？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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