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探索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捍卫了列宁主义，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领导苏联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保卫和壮大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既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又有囿于特殊历史条件和体制、思想局限而导致的严重偏差和失误。 一、实现国家工业化 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必须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就提出的战略目标，也是他晚年建设社会主义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从巩固和维护苏联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发， 提出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高速度推进工业化的方针。 1925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基本完成，苏联党和政府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25年12月， 联共(布)十四大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1926年4月， 联共(布)中央全会又制定了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具体钢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由此开始起步。 对一个工业发展水平不是很高面又处于资本主义包围封锁下的农业国来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意义重大，难题很多。为推进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斯大林通过对当时苏联的国内外条件进行考察，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成为工业化的指导思想。他的有关理论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业化的出发点是把苏联建成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国家 斯大林指出，“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生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生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停留在这个阶段就等于让自己隶属于世界资本。”①他认为，经济建设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依靠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而不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支配，这是由苏联作为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事实所决定的。工业化的出发点，就是迅速改变苏联落后状态，成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强国，而不是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 (二)工业化的中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斯大林认为，苏联要成为经济上的强国，只能优先发展重工业。他说:“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否则就谈不到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②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开始阶段大都是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容易。经过一个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再转到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这是一个漫长的需要数十年至上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使斯大林决意从发展重工业于开始，这种选择是有依据的。后来，斯大林对此做出总结说: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关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 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③ (三)推进工业化必须要有高速度 斯大林在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特别强调要有高速度。他认为，经济发展速度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现代化的工业技术，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抢时间、争速度地向前发展，在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他指出:“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④他强调:“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⑤斯大林认为，苏联有足够的供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源，有共产党及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有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计划经济，而且工业发展完全符合全社会的利益，因此，实现高速度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四)工业化资金来源要依靠内部的积累 工业化的发展必须要解决资金问题，而要坚持高速度发展重工业，资金问题就更为迫切。而这种资金只能靠内部解决。为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苏联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加快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进程，把国家工矿企业、运输业、商业和银行方面获得的利润用于继续扩大工业发展。二是向农民征收“额外税”，也就是国家除了向农民征收普通税之外，让农民在购买工业品时交付一些钱， 而出卖农产品时则少得一些钱。斯大林称这种额外税为“贡税"。实际上这是一种通过利夺农民来解决资金问题的方法。三是号召全国人民厉行节约，压低酒费，把消费资金转化为建设资金。苏联政府为了积累资金采收了一系列增产节约措施，如精简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构，理运用后备金，同时还大量发行公债。通过这些途径，为苏联工业化获得了大量的启动资金。 1926年至1928年，是苏联工业化的准备和启动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重心集中转到了工业建设上来，为工业化的全面起步注入了大量资金。从1928年开始，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于1936年宣布完成了工业化，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到1937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77. 4%，重工业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占57.8%。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 斯大林选择和开创的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以当时苏联的国情和所处国际环境为根据的。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苏联缩短了历史发展进程，为社会主义苏联在险恶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为它经受大战考验最终战胜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奠定了基础。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指标并未完成，当时公布的成绩有许多水分;第二个五年计划原想降低速度，扭转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由于战争逼近也未实现。因此，在这种成功的背后隐含着种种矛盾，为后来的曲折发展埋下了伏笔。 二、实现农业集体化 苏联在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也开始了农业集体化日进程。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有重讨论了农业问题，通过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天定开展农业集体化。 大会决议充分肯定了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正确性，认为必须继续执行列宁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的政策;提出要采取各种新的措施，限制农村资本主主义的发展，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大会决议还规定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就是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苏联农业开始从合作化向集体化的转变。 在农业集体化之初，斯大林对开展农业集体化还持有比较冷静谨慎的态度。他提出要逐步地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联合小农，通过合作社和国家机关在供销方面扩大对农民经济的影响，逐渐使分散的农户转到以集约耕作和农业机械化为基础的集体化轨道上来。斯大林当时并不急于求成，而是认为集体化要一步一步走，条件成熟了才能实现全盘集体化。他说:“只有当农民经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即通过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加以改造的时候，...…只有当多数农村满布集体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全盘集体化才会到来。”⑥ 可惜的是，这种冷静态度和正确的方针很快就改变了。1928年1月，斯大林首次提出要建立集体农庄，把生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而且，强调要加快集体农庄建设。这样，就迅速开始了全盘集体化运动。做出这个决策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决定用非常措施打击不愿“卖粮”的富裕农民。深层原因是，高速工业化急需粮食以保证城市人口吃粮需求，并用粮食换取外汇以保证工业化的资金。斯大林认为，农民小商品经济是不能与社会主义工业并存的，只有农业集体化才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1929年11月，斯大林发表了关于消灭富农，在全国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的讲话，集体化速度开始加快。1930年1 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决议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把全国分为三类地区，分别要求于1931年春、1932年春、1933年春完成集体化。决议指出土地使用权和生产资料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为现阶段集体农庄的主要形式，并规定对富农由限制政策变为消灭政策。由此，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自上而下地迅速推广开来。到1932年底，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目标已基本实现。这时，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60%，集体农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70%以上。 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迅速展开过程中，一些不愿加人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绝望中屠宰牲畜、毁坏农具和焚烧谷物，大片土地荒芜，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斯大林于1930年3月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批判地方和基层干部“ 搞过火行为”。但是，这一运动本身就包含了脱离实际的冒进因素，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违反自愿原则、用行政命令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现象。因此，从改造小农经济和促进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集体化运动搞得是不成功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样的农业集体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化提供了粮食原料等等物质保障，但却严重损害了工农联盟，使苏联农业长期停滞不前。 三、创立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经过多年的奋斗和努力，在苏联一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模式是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1936年，全俄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审查并通过了苏联新宪法。这部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确认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建立起来，苏联已进人社会主义社会，这标志着苏联模式正式确立。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模式形成以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斯大林是一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始终强调坚持捍卫列宁主义的原则，维护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一切，构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指导原则。 斯大林又是犯了若干严重错误而又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错误突出体现在苏联模式的严重缺陷及其僵化上。 (一)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付诸了实践，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实践中提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但是，他过早地提出要消灭私人经济乃至个体经济，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这种情况，不利于发挥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历史作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又被视为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并且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这种高级形式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不顾生产力发展实际状况，急于把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推进，在很大程度上起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二)过分强调计划经济，忽视发展商品经济 斯大林到了晚年的时候，虽然承认社会主义苏联存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但他认为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只存在于生活资料范围内，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忽视农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比例长期失调 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斯大林曾经设想，随着重工业的发展，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但结果是，一方面县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轻 工业和农业的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相应的提高。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业化的整体进程。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没有错，但不能因此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用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四)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分析上，斯大林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观点，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并且一味强调用暴力镇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在实行集体化过程中，违背自愿原则，强迫农民加人农庄;对富农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强迫迁徙;采取超经济强制手段征购粮食。这一系列“左”的做法，激化了阶级矛盾，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农业生产力，也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斯大林还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都视为阶级矛盾，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加以解决。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也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采取清洗、镇压的手段来处置。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的不断扩大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遭到削弱和破坏。 (五)对外部世界的估量也是片面的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 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由于两个对立阵营存在，“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⑦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这种危机造成了世界市场的瓦解;二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和遏制政策，这种封锁、遏制政策促使了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西方国家在战后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遏制战略，实行禁运封锁，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从这一点上说，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是，由于他对外部世界的若干重大估计不够清醒准确包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估计不足;对科技发展会带来经济增长加速，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估计不足;这就使他把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绝对化，束缚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手脚，带来不利的后果。 苏联模式的缺陷及其僵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根源。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设想，而主要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然斯大林给这一模式留下了深刻的个人烙印，但形成这种模式的主导因素还是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历史条件以及苏联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探索和认识。从国际环境来看，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如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国际环境对它极为不利。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它同资本主义各国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帝国主义国家也一直企图把社会主义苏联扼杀在摇篮中。它必须随时准备应付各种风浪的冲击，迎接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战。尤其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在不断增长，造成了世界局势的恶化。这种严峻的国际环境给苏联党和人民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使他们不得不考虑要采取一些非 常措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迅速壮大社会主义实力，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苏联在这一时期所选择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这种国际因素的影响。 从苏联的国情来看，经济文化落后和小农人口占多数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制约。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十分发达的国家，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商品经济发展有限，农村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文化教育事业更为落后，3/4 的人口是文盲。十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并不能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很快改观。到1926年，苏联的国民经济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在青壮年人口中，文盲仍占半数左右，小生产者的比重还没有更大改变。这种国情，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落后状况激发了苏联党和人民产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倾向。小生产者占优势的情况使苏联模式在形成过程中容易受自然经济影响，排斥商品经济，并为家长制作风和个人专断的领导方式提供着社会基础。 从历史传统来看，俄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民主法制传统少，君主专制主义流毒较深。自15世纪伊凡雷帝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以来，俄国一直在强化君主专制政治。在18、19 世纪，俄国曾被视为欧洲的“封建堡垒”。历代沙皇都把各种类型的杜马看做是自己的“装饰品”，从未让其真正起过作用，国家机构始终保持着高度集权的特征。直到1917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俄国还只是有限度地实行。俄国历史上专制主义传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落后心态，对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偏好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从而使苏联模式的框架结构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传统的色彩。 从社会主义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在苏联建立和发展，是一种开创性的事业，既没有现成的道路，又没有现成的经验，一切都要靠在实践中去摸索、去创造。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出现一些失误， 产生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有过失误，走过弯路，但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很快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斯大林未能像列宁那样及时发现和纠正实践中的偏差，往往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同他思想方法的片面性等因素有着必然的联系。 从理论影响来看，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优势。但是，如果搞得不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设想存在某些教条主义的理解，也容易造成实践中的偏差。苏联模式在创立过程中，有教条式地理解甚至曲解科学社会主义一些理论观点的问题。 如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急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把计划经济绝对化等等，都多少同教条式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些理论观点有关系。 这种教条式的理解，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也产生着负面影响。 我们都知道，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是非功过问题，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一个焦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苏联模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它虽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佳道路，但却是出于当时实际需要的一种现实选择，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实际成就更是不可磨灭的。在斯大林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中虽然产生了许多偏差，出现过严重的失误，但是毕竟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工业化，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并且从各方面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条件。这是他为苏联社会主义留下的巨大财富。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经历了严重曲折，最后在1991年解体。在这种剧烈变动中，人们看到的是:一方面， 苏联领导人从长期僵化(一个极端)，跳到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个极端);另一方面，还从长期大国争霸战略(一个极端)，跳到对国际反动势力退让乞求以致自行瓦解(另一个极端)。他们面对时代、形势和实践的变动，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几乎什么主义都有，而唯独没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总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诞生到失败，包含多方面的经验教训，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历史的教训，归根到底，就如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所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⑧ ①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4月），《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页。 ②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4月），《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463页。 ③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46年2月)，《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④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 年2月)，《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页。 ⑤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 年2月)，《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页。 ⑥斯大林：《和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3页。 ⑦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2月），《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 ⑧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