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荣等四县考古调查和发掘

万荣等四县考古调查和发掘

陈 斌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7年

涑水河以北乃至汾河下游一带，考古工作者曾在1957年至1973年间，作过零星的考古勘察。1979年7月至12月间，在原基础上，我们重点对涑、汾两水流域的万荣、稷山、新绛、河津等四县进行了为期近6个月的考古调查。并有选择地进行了试掘。参加考古调查工作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李锡经、易苏吴、陈斌、运城地区的张国维、樊一定等同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地区及万荣等四县文化主管部门给予了大力鼎助，在这里深表感谢。

在考古调查中新发现古文化遗存29处。

万荣县有万荣公社西解、北牛池、南牛池、古城公社古城、北里、涧薛、北涧、南涧、柳家院(刘家沟)、沟岭上、皇莆公社北吴、南吴、袁家庄(图一);河津县有樊村公社滹沱、固镇、东崖底(图二);稷山县有稷山公社吉家庄、贾峪、化俗公社程杜、东段、河清公社南辛庄、阳史、前刘、周流、古堆遗址，属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存；北里、古城、杨赵公社武城、蔡村公社柴村、底史、下迪公社阳史(图三);新降县有古交公社前刘、周流、三泉公社古堆等遗址(图四)。西解、南涧、固镇、武城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存；北牛池、涧薛、南辛庄、阳史、前刘、周流、古堆遗址，属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存；北里、古城、南吴、沟岭上、滹沱、程杜、东段、吉家庄、贾峪、底史、三泉遗址，含新石器时代仰韶、龙山文化遗存；柳家院遗址含新石器时代仰韶、龙山和早商文化遗存；袁家庄、北涧遗址含新石器时代仰韶、龙山及早商，西周文化遗存；北吴遗址含新石器时代龙山与早商文化遗存；南牛池遗址含新石器时代龙山和早商、西周文化遗存；东崖底遗址含商文化遗存；柴村遗址含东周文化遗存。

试掘地点选在万荣县西解村(编号wx);北里村(wb);古城公社(分南区，东区)(wgn,wgd);袁家庄(wy)遗址。探沟试掘面积分别为12、8、12、16平方米。其中在古城东、南两区各作了2×3米，在袁家庄遗址作了两条2×4米的探沟，试掘所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资料基本包括了本次所调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故暂将考古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文化的遗存从略①。

(一)仰韶早期文化

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存，见之于北里遗址。请详见《万荣西解遗存的发现及其在仰韶文化中的位置》一文②。

(二)仰韶中期文化

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的遗存，见之于北里、古城遗址。

北里遗址，在附近断崖上，见有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但试掘中不见。文化层堆积厚度为2.90米。文化内涵较单纯。耕土层以下即仰韶中期的文化堆积。文化层及遗迹的叠压打破关系为：②→③→④→(H1)。

古城遗址(南区、东区)的文化堆积厚度分别为2.90米和3.54米。南区文化内涵较单纯，耕土层下即仰韶中期的文化堆积。叠压或打破关系为②→③→④→⑤层。南区也曾发现龙山中、晚期的文化遗存，但试掘中不见；东区文化内涵复杂，(H3)及④层以下，均属仰韶中期的文化堆积或遗迹。相当龙山中、晚期的文化堆积或遗迹，直接叠压或打破了仰韶文化堆积或遗迹。文化堆积和遗迹叠压或打破关系为：②→(H2)→③→

(1)遗迹

北里遗址发现灰坑一个(wbH1)。属圆形直筒平底坑。坑口直径1.55米，底径1.10

米，坑深0.70-0.80米。出土有少量遗物。

古城遗址东区，发现灰坑两个(WgH1,H3)。(H1),圆形，直简，平底。(H3),圆形袋状坑，底部较平。坑口直径1.70米，底径2.22米，坑深1米。出土有大量遗物，应属废弃之窖穴。

(2)遗物

生产工具，种类较少(图五，1-14)。石器有琢制的斧；磨制的铲、刀、网坠；陶器有琢制和磨制的刀，磨制的纺轮、瓶、球；骨器有磨制的锥等。石斧，亚腰，正刃正锋，顶部残，使用痕迹明显。石刀，平面呈长方形，平刃偏锋，在其中部偏上，两面磨制成孔。刀孔一般先在两面磨槽，再对钻成孔。网坠，呈卵形，其上端有一周凹槽，用以系网绳之用。陶刀，均用残陶片随意加工制成，平面一般呈长方形和不规则椭圆形，平刃偏锋，在正中钻制或磨制成孔，有的两侧琢凹槽无孔。纺轮，呈圆饼状和梯形两种，均对钻成孔。瓶，泥质红陶，形制呈圆球状和扁形棒状，其表面呈圆形蜂窝状凹坑。

生活用具以陶器为大宗，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要陶系；次(细)泥灰陶，夹砂褐陶，磨光黑陶；白陶少见。泥质陶见于各种容器，水器；夹砂陶见于炊器和少量容器。由于火候不均，部分红陶呈红褐色和橙黄色。

器表除素面磨光和绘彩外，一般以线纹为主，次弦纹、附加堆纹，篮纹和方格纹少见。线纹施用普遍，见于不同陶系。弦纹一般同线纹并施，仅见于夹砂陶。彩陶器皆细泥陶，磨光后施彩。彩绘以黑彩为主；白彩、红彩及白彩和红彩并施者少见。彩陶纹饰多以弧线三角和圆点纹构成；另有条带纹、圆点纹、棱形网状纹、人字纹、弦纹、垂三角纹、植物叶状纹等。以动物为母题的图案仅见鸟纹、蝌蚪纹(图六、七、八)。

制法采用泥条盘筑手制法。口沿部分多有慢轮加工痕迹，罐、缸、尖底瓶等内壁上盘筑的痕迹清晰可见。陶器多以底、腹、颈(肩)、口，依次联接成器；底、腹口相接者少。火候一般。

器形炊器有夹砂罐(为主)、灶；容器有泥质罐(少见)、盆、钵、瓮、缸、盘形器、杯、碗、器盖；水器有瓶。

折沿罐 较多见。口沿由敛口凹缘尖圆唇，向敛口平缘尖圆唇过渡(图九、15-17,图十、1,2,图十一、5)。

卷沿罐 卷沿圆唇(图九、14,20)。矮领罐 敛口直领(图九、21,22)。扳耳罐 敛口圆唇，卷沿垂肩，附鸡冠耳一对(图十、16,18,图十一、17)。

灶 敛口圆唇，腹直内收，腹内侧上端附有支扳(图九、6)。

盆 复原一件。形式多样，或素或彩。或施篮纹。有卷沿、折沿圆唇之分(图七、16,17,图八、1-6,17,图九、7)。

钵 复原一件。或素或彩，有侈口、敛口圆唇之分。多平底，个别器底内凹，红顶者少。彩绘一般施于钵口部和腹部(图七、1-14,23,图八、10-13,16,18,19,图十一、7,8)。

瓮 敛口圆唇或敛口平唇。有夹砂素面、泥质彩绘两种(图七、18,图八、7-9,图十、4,7,17,图十一、13)。

缸 有“T”形口，折沿圆唇之分(图九、1,2,8,图十、6,13)。

盘形器 直壁圆唇，浅腹，底内凹。一件。器底周边施线纹(图八、14,图十、21)。

杯 复原一件。或素或彩。口微侈，圆唇(图七、22,图九、13)。

碗 均可复原。侈口圆唇，平底。个别在内壁粘有红色矿物质(图八、15图十、8,图十一、18,19)。

器盖 复原一件。有侈口尖圆唇、平缘圆唇之分(图九，5,18,19,图十，10,图十一，3,4,12)。

小口罐 侈口圆肩(图十一、14)。

彩陶罐 卷沿圆唇，领部施红衣黑彩(图七、19)。

瓶 口沿有重唇内敛，重唇外翻，杯形口，单唇(内侧起棱或“T”字形唇)四型。颈以下一般施线纹；篮纹，彩绘者少见。以尖底瓶为主，平底瓶少(图七、15,图九、3,4,9-12,图十、5,9,11,12,14,15,19,20,图十一、1,2,9,10,11,15,16)。

装饰品，仅见陶环。形式多样(图十二、1,2,7-9,14-16,21,22)。

北里、古城两处遗址，这时期陶器主要在种类、形制演化规律上，基本趋于一致。基

本组合均以罐、盆、钵、缸、瓮、器盖、碗、盘形器、尖底瓶为主；在用彩上以黑彩为主，次白彩。彩绘纹饰，以弧线三角与圆点纹构成；条带、棱形网状、圆点条带、弧线纹也有之。但又各具其特点。如：古城遗址不见北里遗址的矮领罐、平底瓶、灶、杯等器；不施三角纹。古城(东区)遗址不见缸，独有小口罐。而北里遗址在用彩上还有少量红彩、白彩单施或与红彩并施，棱形网状纹也占一定比例。不见三角条带纹、亚腰三角纹、蝌蚪纹、人字纹、植物叶状纹。两处遗址的盆、瓮、尖底瓶在口缘形态上也不尽相同，用彩风格各异，具有古朴韵律。从器型演变看，均已具分期之可能。

(三)龙山早期文化

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见之于袁家庄遗址。

袁家庄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且文化

内涵丰富。T1,厚2.75米；T2,厚4.24米。耕土层下即分别为龙山晚、中、早期文化堆积。以T2为例：文化层或遗迹叠压打破关系：②→③→H1→④→⑤→⑥层。

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以T1⑤、⑥层；T2⑤层、⑥层为代表。龙山中，晚期文化堆积及遗迹，叠压或打破了龙山早期文化堆积。

在遗址地表和断崖层中，每每有仰韶文化中期及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但试掘中不见。

(1)遗迹

T¹⑤层下，发现房屋遗址一处。属半地穴方形建筑。直壁，深1.10-1.60米，南北直径3米。北面似有阶梯，活动面较平整，有烧土痕迹和白灰面块状物。试掘中显露出房屋东南角部位。

(2)遗物

生产工具较少。石器有磨制的斧，体较长，椭圆形，正刃正锋，有使用痕迹(图十二、3,10);也有少量石质半成品工具。

生活用具以陶器为大宗。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灰陶，磨光黑陶次之。因火候不均，夹砂陶常呈灰褐色或红褐色，一般见于炊器和容器；泥质陶仅见容器。

器表 除素面磨光外，以绳纹为主；篮纹次之；方格纹、附加堆纹、刻划纹、弦纹再次之。以多线条组成的三角刻划纹饰少见

(图十二、23)。绳纹多见于夹砂陶器腹及底部，饰之有粗有细。篮纹一般较窄，无锐角，斜施或竖施；附加堆纹或呈泥条状或小圆饼状，多与绳纹并施于陶器的颈、腹、底侧。制法 多采用泥条盘筑法，辅以慢轮加工。手制痕迹常见于釜、灶、罐、器盖等器的口缘、底内外侧。采用口、腹、底部相接，底包帮制法。

器形 炊器有罐、釜、灶、盆、鼎；容器有大口罐、小口罐、瓮、盆、钵、缸、豆、器盖等。器底分平底、圈底、三足器等。

罐 敛口翻沿平唇，施绳纹，附加堆纹，器形较小(图十三、10)。

釜 口微敛，平唇，腹曲收，似圈底，胎厚。有火矣痕(图十三、5)。

灶 仅见底部，底外侧多经轮修，有火烧痕迹(图十三、6)。

孟 卷沿圆唇，一侧有圆形流状嘴，鼓腹(图十三、12)。

鼎(足)或鸭嘴状或三角锥形，平底实足跟。或素或施“之”字形附加堆纹(图十三、7)。

大口罐 侈口方唇(图十三、11)。

小口罐 口微侈，尖圆唇，高领垂肩，施篮纹(图十三、9)。

夹砂瓮 敛口平唇，唇部和通体施绳纹。见有乳钉状瓮足跟(图十三、3)。

泥质瓮 敛口尖圆唇，折肩，磨光黑陶。一件，肩部有一对乳钉状扳耳；一件，在口沿外肩上刻有“X”形刻划符号(图十三、1,2)。

盆 敛口圆唇，口大腹浅(图十三、13)。

钵 较少。口微敞，圆唇(图十三、14)。

缸 侈口方唇，唇部和腹部施绳纹，颈部施附加堆纹(图十三、4)。

豆 仅见豆盘底部及豆柄上端(图十三、8)。

器盖 侈口方唇，沿外侧先施附加堆纹，后再通体施绳纹(图十三、15)。

(四)龙山中期文化

相当龙山文化中期的遗存，见之于古城遗址东区③层、H2;袁家庄遗址T1④层、T2④层和H1。皆叠压在龙山晚期文化层下，同时又分别叠压或打破仰韶中期、龙山早期文化层或遗迹。两处这时期遗存，相对年代接近，文化性质基本相同，但袁家庄遗存似偏早一些。

(1)遗迹

古城遗址发掘窖穴一座(wgdH2)。圆形袋状。坑壁上挖凿工具痕迹清晰。坑口径2.88米，底径4.28米，深2.24米。内涵白灰面及大量遗物。袁家庄遗址发掘窖穴一座(wyT2H1)。圆形袋状。坑口口径0.90米，底径1.80米，深1.14米。内涵白灰面及少量遗物。

(2)遗物

生产工具(图十二、4,11,17,18,24,)较少。石器以磨制为主，有铲、刀、辨、拍子等；打制石器少见。铲，正锋正刃，较薄。铸，偏锋侧刃，剖面呈矩形。刀，正锋正刃。一件，呈矩形，在中部两面磨槽后钻孔；一件，两侧磨成三角形缺口，在中部两面钻孔。拍子，盘状，上端呈亚腰椭圆形，便于把握。下端呈圆弧扁状。属制陶工具。

生活用具以陶器为大宗。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要陶系，次泥质磨光黑陶。夹砂陶多见之于炊器和大型器皿；泥质陶多容器。由于火候不均，灰陶部分呈红褐、灰褐或红色。有的表里不一。

器表 除少量素面外，以施绳纹为主，篮纹次之，附加堆纹、长方格纹、弦纹、刻划纹再次之。绳纹一般拍打印痕较浅，或规整或松散。多同附加堆纹并施于夹砂器物上，个别器底部施绳纹。篮纹，皆斜施之。拍打印痕较深者，一般稍宽且规整；浅者一般较窄且出叉。常施于泥质陶器上。施方格纹、弦纹、刻划纹者少见。

制法 除口部多经慢轮加工外，仍多采用泥条盘筑法。小型陶器则采用手捏。一般分三道工序相接成器。为加固起见，附加堆纹多施于口、腹及器底外侧联接之处。于此同时使器物在客观上更显纯朴自然，美观大方。陶器分平底器、圈足器、三足器三种。这时期三足器见增。

器形 有炊器之“釜灶”、灶、鼎、犟、罐、甑、孟，容器之盆、陶罐(少量)、圈形器、缸、三足瓮、碗、杯、豆；另有罐形器、器座、器盖，“釜灶”,釜、灶合一，圈底罐形釜，侈口圆唇，深腹。附加有两对鸡冠耳扳。一件复原，灶壁较直，与釜联接之处均匀分布有五处圆形散烟孔；灶门呈近扁方形。灶壁外侧先用两道附加堆纹加固，再通体施绳纹，灶底外侧经轮修(图十五、1);有的“釜灶”体型较小，釜部多半球型或圆鼓腹型，敛口平唇，附加扳耳一对。釜与灶连接之处分设四处散烟孔。通体施绳纹(图十四、3,9)。

灶 复原一件。灶壁微鼓，上端有四处散烟孔，拱形灶门(图十五、6)。

鼎 一件，罐形，侈口浅腹，圈底。下有三个三角状扁锥形实足跟(图十五、15,);鼎足有三角锥形平底足跟和鸭嘴形实足跟。足部或素或施绳纹、划纹、附加堆纹等(图十五、8,17-19)。

斝 仅见腹片，圆折腹(图十五、23)。夹砂罐 分侈口罐、单耳罐、长颈罐、花边口罐、直口罐(图十四、2,3,8;图十五、9,10,13,20,21)。

泥质罐 分小口罐、折腹罐、长颈罐(图十五、4,11,24)。

甑(?)直壁，下设一孔(图十五、14)。蚕(?)仅残存流状嘴处(图十四、5)。

盆 复原一件。敛口折沿，方圆唇，圆折腹，下腹内弧，平底。附扳耳一对(图十五、26);一件，残，圆折腹，上下腹皆内曲，扳耳一对，磨光黑陶(图十五、25)。

罐形器 小口罐形，平肩无底。全器有烧烤痕迹，似作通烟之用(图十五、3)。

缸 直口平唇，直壁微内收，似平底。施绳纹，附加堆纹(图十五、5);也有带扳耳者。

三足瓮 圜底，下附三个矮扁方形实足跟(图十四、10)。

碗 浅腹，口沿一侧施附加堆纹状把手(图十五、16,22)。

杯 皆小型器，或素或施篮纹(图十二、5,27;图十五、7)。

豆 仅见豆柄部分，磨光黑陶(图十五、12)。

圈足器 仅见圈足底部(图十二、19)。

器座 一件。束腰，泥质红陶(图十四、6)。

器盖 皆残器。侈口圆唇，敛口圆唇，施绳纹(图十四、4)。

尊 大侈口，圆唇，颈部施附加堆纹一周，素面(图十四、1)。

装饰品 仅见少量陶环，泥质灰陶(图十二、25,26)。

古城遗址，这时期陶器基本组合有：“釜灶"、鼎、犟、单耳罐、侈口罐、长颈罐、小口罐、折腹罐、盆、缸、三足瓮；灶、额、罐形器、碗杯、圈足器、器盖，器座较少。陶器颜色多呈红褐色或褐色。

袁家庄遗址，这时期陶器基本组合有：“釜灶”、鼎、直口罐、花边罐、缸、盆、三足瓮：小口罐、长颈罐、蚕、豆、碗、器盖较少。“釜灶”、鼎、盆、小口罐、长颈罐、缸、三足瓮的基本形态与古城遗址同类器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自身特点。如：“釜灶”,平唇，体型较小，多呈半球形；缸，胎较厚，有扳耳；三足瓮，足跟较窄；不见折腹罐；却多见直口罐、花边罐。

(五)龙山晚期文化

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见之于古城遗址东区②层，袁家庄遗址T1②,③层，T2②,③层。耕土层下即为龙山晚期文化层，分别叠压或打破了龙山中期文化层或遗迹。

(1)遗迹

均未发现这时期建筑遗迹。

(2)遗物

生产工具(图十二、6,13,20)较少。石器有磨制的斧、刀等。不见打制石器。斧，体小，圆顶扁形，两侧圆钝，刃残。刀，一件呈长方形，正锋正刃，中部钻孔，孔较大；一件呈三角形，三面皆刃，上端两面磨槽。陶制工具，仅见以陶器残片磨制的圆形饼状器。

生活用具 以陶器为大宗。灰陶为主要陶系；泥质灰陶次之；磨光黑陶，泥质磨光灰陶再次之。夹砂陶见于炊器及大量容器；泥质陶仅见少量容器。火候不均造成部分陶器颜色呈红褐色或褐色。

器表 除少量素面磨光外，多施绳纹，次篮纹、附加堆纹、印纹、方格纹、刻划三角纹、弦纹、镂孔等。绳纹多同附加堆纹并施在夹砂陶器上；篮纹多施于泥质陶器和个别

陶器底部，一般拍打印痕较浅且模糊不清。垂三角刻划纹，麦穗状印纹仅见陶片(图十二、

12,28)。

制法 慢轮兼快轮法，常用于泥质陶器；模制和泥条盘筑法仅见于少量夹砂陶器。器型有炊器之鼎、罐；容器之盆、罐、缸、三足器、小口罐、豆、尊、碗和器盖等。

鼎 数量较多，鼎足呈三角形实足跟，个别带器耳(图十六、3-5)。

夹砂罐 有单耳罐，花边口罐，(敛口)折沿罐，鼓腹罐等，多作炊器(图十六、2,6,9,11,14)。

泥质罐 有单耳罐，小口罐等，只作容器使用(图十六、12,15)。

盆 一件，翻沿圆唇，曲腹，施绳纹，弦纹，夹砂灰陶(图十六、1)。

缸 敛口平唇，扳耳一对，施绳纹(图十六、10)。

三足器 圆底，下附长方形矮足跟(图十六，13)。

豆 仅存豆座部分，侈口，浅腹，平底(图十六、7)。

装饰品 有泥质灰陶陶环。基本形态与龙山文化中期的同类器相同。

古城遗址这时期的遗存较少，只出土少量的鼎，缸等陶器(残)。陶器形制同袁家庄遗址的同类器不尽相同，但总体风格近似。袁家庄遗址这时期的遗存，比较丰富并有一定的代表性。

结    语

多年来，万荣县新石器时代考古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河津，新绛，稷山等三县，这方面的工作也很有限。故此，这次调查，特别是试掘工作的进行，虽然还有不足，却使我们得到了极其重要的地层根据和比较丰富的实物资料，这对进一步认识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内涵，文化性质及周边文化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新石器时代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以下就此谈几点认识：

1.在西解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弥补了老官台文化或磁山，裴李冈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缺环。基本弄清了半坡类型与后冈类型的平行发展的关系。详见《万荣西解遗存的发现及其在仰韶文化中的位置》一文③。

2.以北里、古城遗址为代表的仰韶中期文化遗存的陶器，形制上或多或少的同半坡类型仰韶文化早期的文化因素相似。如：杯形口瓶、钵等；而罐、灶、尖底瓶、瓮、杯、碗和以黑彩弧线三角与圆点为母题图案的盆、钵、瓮等；已具有了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的基本特征。不过自身特点也很突出，如：缸和部分彩陶图案。这类遗存的文化属性当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古城遗址的尖底瓶，陶环等，在形制上与西王村仰韶文化的瓶相同或相似④。似乎是仰韶文化中期偏晚的进存。这对于研究庙底沟类型的发展演变，以及在不同区域内所反映出的区域性差别，或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早期和中晚期的关系及文化传播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袁家庄遗址的龙山早期文化，以釜、灶、瓮为主。炊器种类较多。鼎的使用似不及釜，灶普遍。从形制、陶质、陶色以及纹饰种类等方面，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特征较为接近。如：夹砂罐、小口罐、鼎等。但釜(圈底罐形)、灶的区别很大，另外有益、无犟，瓮出土量较多。故虽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有相同之处，自身特征或地域性差别也很明显。但仍属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范畴，相对年代似稍早于后者。

4.龙山中期文化的遗存，陶器主要特征同“陶寺类型”早期的同类器接近，或多或少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早期有着内在的联系③。如：古城遗址的釜灶、单耳罐、缸、三足瓮、长颈罐，基本形态相同或相似；而折腹罐、小口罐、盆等更接近庙底沟二期文化

的同类器。总体上袁家庄，古城两处遗址，这时期的文化性质，仍应属庙底沟二期的范畴，前者稍早于陶寺类型早期，相对年代应介于庙底沟二期向陶寺类型早期过渡的时期。相当陶寺类型早期偏早。

5.龙山晚期文化，从罐、鼎的形制，纹饰上，仍保留着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风。如：单耳罐，具有“陶寺类型”早期向袁家庄晚期过渡的迹象⑤,泥质罐与三里桥龙山文化的同类器几乎一样。相对年代晚于“陶寺类型”早期，而又不同于或早于“陶寺类型”晚期。对于这一文化遗存，我们暂称之为“袁家庄龙山晚期文化”。

总括袁家庄龙山文化早、中、晚三期的遗存，地层或灰坑叠压打破关系清晰；文化内涵即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发展演变关系明确，可得出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向庙底沟二期偏晚或“陶寺类型”早期，再过渡到袁家庄龙山文化晚期，这样的发展序列。袁家庄遗址之重要便是显而易见的了。

(绘图：尚永红)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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