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1900-1927)書摘與問題討論

相藍欣,《義和團戰爭的起源》選摘 一到三章
〈清廷朝政的失衡〉〈失控的洋人〉〈德國式的帝國主義〉
本书作者运用各国原始档案史料挑战过去将义和团事件视为清政府排洋心态,以及列强之间争斗后必然会爆发的叙事,所以作者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聚焦在慈禧太后与官员此时的政策是否受到外来假想敌所主导,以及事件爆发前各国政府力阻中外冲升级的情况下,为何最终产生失控的局面。
本文所选的章节为本书前三章,主要铺陈事件前夕中外矛盾的大致情势。首章是〈清廷朝政的失衡〉,透过恭亲王奕訢《乐道堂文钞》以及时人的回忆录,铺陈这位亲王在晚清政局中发挥稳健进步与平衡各方的作用,以及朝廷各方势力的消长:当时的矛盾包含八旗勋贵与汉人士大夫之间的矛盾;甲午战争之后帝党与后党的决裂,汉族官员分为较保守的北派与开放的南派,尤其是南派受到康梁与光绪的影响势力上升,但在戊戌政变之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反扑,此时已经退居政治舞台的弈訢,在逝世前也感受到清廷内部权力失衡,朝廷也逐渐往仇洋排汉一方倾倒。
第二章〈失控的洋人〉利用洋人日记、回忆录与教案档,揭示不同职业的洋人在列强对华政策与中国内政改变下的处境,首先是外交官,由于甲午战败与新帝国主义扩张影响,列强对华竞争白热化,列强的菁英、商业与传教士事业也逐渐渗透清国,因此已不能仰赖中国通来处理对华事务,改以曾任非洲事务的外交官,此举将中国视为列强的私产;与民间打交道的传教士们逐渐深入,也与底层百姓或秘密社团发生冲突、教案频发,而传教士又受益于治外法权,使得清政府花费更多钱赔偿外国。再来是来华的冒险家们,第一类是在清国担任海关税务总司的赫德,受职务所需求的是统一的经济体,才能获得更稳定的税收,因此反对列强对华的争夺方式;第二种则是银行家、军火商等企业家,各国彼此竞争透过对华贷款的方式换取土地、铁路、矿产开发、港口租借权等。而从失败的百日维新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代表英日势力在华势力减弱,亲俄保守派使俄势力上升,后起的德国也逐渐挑战英在华的势力。
第三章〈德国式的帝国主义〉,讲述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维持均势的情况下,对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加剧,尤其是后起德国与义大试图挑战英美在华的既有体系。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下台后的对外政策从欧洲中心传移到全球政策,因此对华举动愈发积极,又逢圣言会在国内失势,圣言会传教士开始海外传教工作,因此也成为德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则在此背景下前往山东传教,因其性格问题进而引发民教冲突。而在德国的炮舰政策下兴起佔领胶州湾的意图,并在的巨野教案后成功完成目标,即使中方快速处理教案,但囿于机会均等的原则,列强已各自租借港口,使得局势难以挽回。此次外交失败间接导致百日维新开展;由于清政府无法将教案与外交事件分开处理;又在教士权力增加,地方官权力减弱的情况下,民间兴起排外风潮,自发组成祕密结社,为日后义和拳事件爆发埋下导火索。
作者介紹
相藍欣教授,畢業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SAIS)碩士、博士。師從著名的美歐問題專家戴維·卡萊歐教授,戴維·卡萊歐著名的研究,如對歐洲歷史與全球化背景下現實的政治、經濟、軍事因素分析,對轉型中的國際關係格局中看出歐洲應該如何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因此在《義和團戰爭的起源》一書中也能看到國際政治的研究範式,此外著有《重建帝國主義遠東--英美對華政策,1945-1950》和曾翻譯《凱恩斯傳》和《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報告:大趨勢—2020年的世界》。

沈艾娣,《夢醒子—一位華北村莊士紳的生平:1857-1942》選摘
〈儒生〉〈議士〉〈商人〉
本书讲述山西乡居知识份子刘大鹏如何面对廿世纪的各种变革,而作者运用非典型微观史学方法,即使用地方史资料、口述访谈,以及刘大鹏书写五十年的《退想斋日记》,这个史料记载刘的乡村日常生活,并得以检视刘在儒家思想、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上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以及讨论刘所身处在国际贸易影响下社会的结构改变。
本文选用刘大鹏人生中受到外部世界影响甚钜,即作为儒生、议士与商人等三阶段。〈儒生〉讲述刘大鹏的童年时光与早年参加科举生涯,在此期间因为太平天国影响,其他省分透过山西票号转送银两于京,再加上东南沿海福建茶叶透过长江贸易体系,运往汉口再经由山西销往俄国,使得此时的晋商最为繁盛。而刘之后两次进京赶考,分别为1895年与1898年,前者是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对日交涉谈判,后者则是百日维新前夕,这两次事件改变社会对于西学与改良的观念,虽然刘也观察到此时变,但刘的思考方式依然以儒家道德实践为重。而在〈议士〉一章,刘所居住的赤桥村也受到拳民影响,发生民教冲突。但原先在刘的认知中拳民的扶清灭洋义举,却被政治改革派与支持现代化者所惩罚,进而产生对政府对拳民举措的错愕感。
在现代化新政的持续下1905年废科举,刘丧失教书先生的工作,而新学学子相较于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更有话语权。到了辛亥革命、俄国革命后地方经济愈发衰退,前者因清国垮臺使山西票号失去信用,后者则是经由山西的蒙俄边境贸易中断,所以就以山西城市与民众来说民国初年的现代化进程,反而带来社会动盪、经济停滞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刘大鹏为一展政治抱负参选县议士,并在地方政治上活动,但因其所仰仗的儒家价值观过于陈腐,导致其最终辞官。〈商人〉一章中,虽在刘政治上失利,但转向煤矿业后,又遇到一战导致煤矿、造纸业所需的明矾进口量降低,本地的煤矿开採量增加,再加上刘个人正直的声望与能力,使之事业有成,甚至在心态上将矿坑事业比附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桃花源,但随着政府追求工业化与加税,大型矿业公司逐渐取代当地人的小型矿场,导致依靠本省工商业的农村人口陷入贫穷,刘的生计也受到影响遂弃工商业从农。
作者介紹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2][3]牛津大學博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學歷史系,現為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教授。曾師從華南學派的科大衛教授,向他學習區域社會史,並且承襲華南學派看待地方的範式,即強調事情發生的具體地點,並具體思考地理語境,與當地人交談,並認真對待生活在地理環境中的人們,因此才會在科大衛的建議下寫成有關山西乃至華北區域社會的《夢醒子—一位華北村莊士紳的生平:1857-1942》一書,以看見宏大敘事之下時人所經歷的其他面相。現在致力於清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研究領域包括地方史、華北鄉村、宗教和革命經驗,並從一個地方視角去探討中國、法國、義大利之間的跨國史研究。著有《製造共和國民:中國的政治儀式與象徵,1911—1929》和《報紙與中國鄉村的民族主義,1890—1919》,最近出版《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
問題與討論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1900-1927)」,從十字路口的比喻來看,即是中國受到外國力量影響後走向現代化的抉擇,最終的結果是生存還是毀滅。具體來講,是講述受到1900年庚子拳亂後,晚清政府最後的改革,以及改革失敗後導致的辛亥革命,而就在這樣的十字路口,可以看到晚清政府對外政策的角度,以及底層百姓的生活層面來理解。
首先在《義和團戰爭的起源》一書中,可以看見當時外部世界的變化,在甲午戰爭之後列強對華政策轉變,以及從歐洲的國際局勢來看,因為德義兩國對於英法等當時國際秩序既得利益者的挑戰,進而導致挑動各國在東亞的均勢狀態。內部朝廷也在戊戌政變後,朝廷中多是不懂國際情勢的官員,使得政策愈發保守化,同時晚清政府的面對外力威脅的問題,主要來自無法就權利義務上區分各國在華發生的衝突,比方說傳教士帶來的教民衝突,容易上升為外交事件,進而影響清政府對外國家運作,成為列強為己牟利的口實,如此往復。在民間層面,外國勢力也從宗教、經濟建設等層面逐漸進入中國內部,進而導致民眾累積排洋的怨氣,最終匯聚成庚子事件。
同樣是民間《夢醒子:一個華北鄉居人的人生》一書,卻給提供另一個視角,一位不太願意接受新式思潮、以傳統儒家價值為重的知識分子劉大鵬,受到國家因外國勢力影響產生的新政策改革所影響,如廢科舉後自身掌握的知識已無實際利益可尋,即原先能透過科考當官的方式不復存在;抑或是原先的能賦予山西財富的山西票號系統在清國垮台後失去效用。或是受到世界大戰影響,劉大鵬所居的山西農村得以透過煤礦礦產重振地方經濟,且因劉大鵬本人秉持的儒家價值觀,讓他為當地人所尊重,因此在煤礦產業上頗有收益,但這樣的機緣又受到閻錫山的政策影響,最終失敗。或許晚清中國所面臨到的「外力威脅」,象徵的是國家制度軟弱無力,因此無法應對外界帶來的挑戰與新興的貿易制度,使得在外交上頻頻失勢;對內統治上,則因地區發展愈發不均衡,導致社會失序,經濟崩解,同時也有一批人嘗試以自己的經濟能力維持地方社會秩序,然而清政府最終還是因地方鐵路權責的爭議下爆發了辛亥革命,並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1] 沈艾娣,《夢醒子:一個華北鄉居人的人生》(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17-41、69-113。
[2] 參考引用,〈專訪| 沈艾娣:一位華北鄉紳的「進步之苦」〉,https://ppfocus.com/0/hid95c228.html,人人焦點, (2022年3月24日檢索)
[3] 參考引用,〈沈艾娣趙世瑜對談《夢醒子》:時潮激盪,下層士紳如何自處〉,https://ppfocus.com/0/hi4e2ac9f.html,人人焦點, (2022年3月24日檢索)


參考書目
相藍欣,《義和團戰爭的起源》(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2003),頁1-75。
沈艾娣,《夢醒子:一個華北鄉居人的人生》(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17-41、69-113。
後記
最近又要開始趕期末報告了,台灣這邊課程又要遠距,真的讓人很苦惱,
累哇歷史 2022-5-7 台北城南宿舍 無雨 夏日可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