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史·花之乱（3）战国前夜
大和国的局势
大和国的兴福寺是摄关家藤原氏的氏寺，可是后来藤原氏分裂以后，兴福寺的大乘院、一乘院两地便分别被摄关家中的九条家、近卫家掌握。室町幕府并未在大和国设立守护，兴福寺在大和国的地位就相当于其他分国的守护，因此兴福寺的分裂，也导致大和国陷入了分裂之中，最终在永享年间酿成内乱。
永享元年（1429年）六月，一乘院的僧人井户杀死了大乘院的僧人顿称坊，继承顿称坊遗产的僧人丰田中坊为了报复井户，对井户发起了袭击。井户是大和国的官符众徒（相当于守护代）筒井氏一族出身，因而筒井氏、十市氏派出人马对井户进行支援，另一方面，丰田中坊则得到了国人越智氏、著尾氏的支援，一场由私斗引起的战乱就此展开。在这场内战中，幕府站在了筒井氏的一方。
永享六年（1434年）八月十四日，筒井顺觉发兵攻打敌对势力越智氏，结果遭到越智氏的反击战死。筒井顺觉之子成身院光宣连忙拥立在西大寺出家的哥哥顺弘继任家督，同时向幕府讨要援军。在幕府的支援下，越智家经、著尾次郎左卫门相继在永享十一年（1439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十一日战死，战乱就此终结。
在将军足利义教遇害以后，许多早年被幕府处罚的人都因为管领细川持之的大赦而被赦免，越智氏、著尾氏的残党也在这个时候返回了大和国。敌对势力的回归对筒井氏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筒井顺弘烧毁了筒井城逃亡，后来又因为与弟弟成身院光宣不和出走。筒井顺弘离开后，成身院光宣拥立在相国寺出家的弟弟筒井顺永还俗出任家督。
在此期间，早年因为得罪足利义教被流放的大乘院门跡经觉也获得了赦免，在越智氏的支持下返回了奈良，强行占领了大乘院。次年，由于细川持之的去逝，畠山持国出任幕府管领，大概是由于二人有着相同的命运，畠山持国一转幕府先前的态度，支持起了大乘院经觉对抗筒井氏。
嘉吉二年（1442年）十一月一日，经觉下令撤销成身院光宣的河上五关的代官职，导致成身院光宣在兴福寺内闭门抵抗。次年正月二十七日，出走的筒井顺弘族人加入了经觉一方，在越智氏的支援下夺取了筒井城。不过没多久筒井顺弘就被族人杀死，筒井城重新落入成身院光宣与筒井顺永的手中。九月十六日，经觉方的丰田赖英率领军队侵入兴福寺，烧毁了成身院光宣一方的佛堂，将成身院光宣、筒井顺永赶回了筒井城。眼见幕府支持大乘院经觉，许多墙头草的僧众纷纷加入了经觉一方谴责成身院光宣。
嘉吉四年（1444年）正月二十三日，管领畠山持国下令讨伐成身院光宣、筒井顺永。二月二十六日，越智家荣、小泉重弘率军对筒井城发起攻击，却反被筒井军击败，担心筒井军反击的经觉连忙逃出兴福寺前往京都避难。好在经觉方的丰田赖英在次日于筒井军进入奈良的路上击败了筒井军，保住了奈良，经觉这才重新返回了兴福寺。
到了文安二年（1445年）细川胜元出任管领以后，幕府对大和国的态度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细川京兆家的支持下，成身院光宣、筒井顺永卷土重来，攻占了奈良。大乘院经觉与成身院光宣的斗争在此之后一直断断续续打了十来年，直到享德三年（1454年）十二月时，双方才达成和睦，结束了战乱。
长禄之变
自从“禁阙之变”以后，三神器中的“神玺”失踪，此后在南北朝统一以后没落的南朝残党们相继在地方掀起叛乱。
文安四年（1444年）八月，南朝方的円满院円胤在畠山家的领地纪伊国北山举兵，不过由于响应者寥寥无几，円满院円胤费尽周折也没能走出大山。直到三年以后，这次叛乱才被畠山持国派出的军队镇压，円满院円胤的首级也被送到了京都示众。
享德四年（1455年）二月二十九日，在相国寺出家的南朝天皇后裔梵胜藏主、梵仲持者兄弟逃亡。兄弟二人本是将军足利义教的犹子，每年都从幕府领两千疋钱作为“衣装料”，生活较一般僧人而言已经是十分富足。可是尽管如此，这两兄弟一刻都忘不了复兴南朝的夙愿，因此在享德之乱发生以后，他们便想趁乱起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幕府担心南朝天皇的后裔被反幕府势力利用，便对赤松家允诺，只要赤松家能够寻回神玺，便可以复兴赤松家，恢复赤松家在幕府的地位。
赤松家的旧臣们为了复兴主家，便纷纷聚拢到了赤松政则的身边，同时开始搜寻失踪的神玺，最终探查出了当初逃亡的梵胜藏主、梵仲持者兄弟在南朝残党的拥护下进入了大和国的吉野，并且神玺很可能也在二人手上。
康正二年（1456年）十二月二十日，赤松家旧臣小寺藤兵卫等人在越智家荣、小川弘光等大和国国人的支援下进入了大和国的宇智郡，开始谋划袭击吉野之事。为了以防万一，赤松家的旧臣们在大和国足足生活了一年之久，故意装作对幕府不满的样子，与两位皇子接近。
长禄元年（1457年）十二月二日夜里，此时天降大雪，眼见时机成熟的赤松家旧臣们决定行动，一行人兵分两路出发，一路前往吉野北山，讨伐成为南朝“天皇”的哥哥，一路则前往河野乡，讨伐成为南朝“征夷大将军”的弟弟。两位皇子哪里是这些武士的对手，很快就丢了性命。次年三月，小川弘光等人袭击了两位皇子的母亲住所，夺回了神玺。
因为赤松家旧臣们的努力，足利义政十分高兴，下令将富樫成春领有的加贺国半国及备前国新田庄赐给赤松政则，以复兴赤松家。不过，尽管赤松政则在名义上复兴了家族，但是赤松家的家臣们却在两地遭到了当地势力的阻挠，根本没有办法顺利统治领地。
将军身边的“三魔”
在战国时代以前，室町幕府任命的守护需要在京参加幕政，将领地委托给家臣、也就是“守护代”来管理。不过，因为守护们在京都也不能只是光杆司令一个，所以许多守护代其实也都不在地方居住，而是跟随守护一起上京。其中，斯波武卫家的家臣、尾张国守护代家出身的织田久广因为在京奉公，被任命为“在京守护代”，而他的哥哥织田乡广则留在尾张国，被任命为“在国守护代”。因为织田乡广才是织田家家督，所以严格来说织田乡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护代，织田久广则是“守护又代”。
嘉吉元年（1441年）十二月，织田乡广因为侵犯了尾张国内的贵族与寺社的领地，抢走了他们的年贡米，被人给告到了京都。当时家督斯波义健的后见人斯波持种在与家臣甲斐常治、织田氏一族商议后，决定罢免织田乡广的家督之位，改由织田久广出任家督，顺带兼任在国守护代。织田乡广原本向斯波家承诺自己会引咎切腹，但是他又不甘心就这样没落，于是开始了逃亡之旅。
宝德二年（1450年），织田乡广辗转来到了京都，联系上了足利义政的乳母今参局，希望今参局能够在足利义政那边说说好话，让自己重新出任守护代。很快，足利义政就下令赦免织田乡广，命其重新出任尾张国的守护代。将军此举在幕府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要知道斯波家虽然是幕府将军的家臣，但是在当时分封的背景下，任免守护代之事乃是斯波家的家事，将军是不能插手的。很快，斯波家的笔头家老、越前国守护代甲斐常治就向幕府表达了不满，斯波家上下也坚决反对织田乡广复归。
此时幕府的管领乃是畠山持国，他所在的畠山家因为家督继承人之事正闹得不可开交，足利义政为了拉拢他，下令让畠山持国之子畠山义就成为畠山家的继承人，所以畠山持国便站在了足利义政的一方。但是，当畠山持国得知斯波家重臣甲斐常治的态度后，不愿得罪甲斐常治的他又开始坚决反对让织田乡广出任守护代。畠山持国甚至对足利义政进言到：“义教将军时，就是因为将军插手守护的家事，才引得天下大乱，斯波家之事应该听从甲斐常治的建议。”末了，畠山持国还表示将军大人如果一意孤行，自己将辞掉管领之职以示抗议。
此时的足利义政已经决意让织田乡广复归，在今参局的怂恿下，他决定下一剂猛药。宝德三年（1451年）三月，足利义政将畠山持国的妻子封为自己的“御母”，在认了干妈以后，畠山持国之子畠山义就便成为了足利义政的义兄弟，足利义政也成为了畠山义就的坚强后盾。幕府原本是想按照足利义满的例子封细川胜元的妻子为足利义政的“御母”，但是因为二人年纪相仿有些不妥，因此迟迟没有施行，反倒给足利义政钻了空子。为了报答将军之恩，畠山持国再次转变了态度，坚决支持足利义政的决定。
“尾张守护代更迭事件”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下愈演愈烈，引起了足利义政生母日野重子的注意。日野重子找来了足利义政，劝说儿子应该尊重斯波家的意见，不要插手守护的家事。可是，足利义政却被今参局迷了心窍，完全听不进母亲的好言相劝，最后日野重子气冲冲地搬出御所，前往嵯峨的别墅宣布隐居。日野重子是足利义教的正室夫人，足利义胜、足利义政两代将军的母亲，在幕府内部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日野重子的突然隐居惊动了朝廷与幕府的幕臣们，见风使舵的畠山持国见众怒难犯，便又再再次改变立场，以管领之名带着细川胜元、山名持丰等“相伴众”召开会议，最终幕臣们连署上书，要求将军认错，不再插手尾张国守护代的任免，同时接回母亲日野重子，并要将军保证今后幕政由将军与幕臣们协商处理，禁止今参局插手政务。
幕臣们的上书让足利义政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年仅十五岁的将军最终向家臣们妥协，不得不答应了幕臣们的条件，织田乡广复归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次的守护代更迭事件，让足利义政认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也认识到了在守护集团的干涉下，幕府将军的权力其实非常有限。此时的足利义政虽然暂时向守护们低头，但是他的心里却已经暗暗下定决心，要模仿父亲足利义教那样构筑一个将军专制的全新的统治模式。
在“尾张守护代更迭事件”中活跃的人里，今参局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今参局只是足利义政的乳母，为何能有这么大的能力左右将军的决定，甚至让将军与亲生母亲绝交呢？
根据京都相国寺的僧人瑞溪周凤在他的日记《卧云日件录拔尤》中的享德四年（1455年）正月六日的条目中的记载，这天临济宗的僧人竺云等连前来拜访瑞溪周凤，顺便还说了一个八卦：
“世人们说现在世上有着被称为‘三魔’的人，有人还用落书将三人的画像画出，贴在了路边。根据落书的内容所言，三魔乃是指御今（oima，今参局）、有马（arima，有马元家）、乌丸（karasuma，乌丸资任）三人……”
落书中对今参局、有马元家、乌丸资任三人称呼的结尾都是“ma”，而日语里“ma”是“魔”的发音，所以三人被用谐音统称为“三魔（sanma）”。
今参局是幕府将军奉公众大馆氏信的三子大馆满冬的女儿，从她的称谓便可得知，此人是一个新晋的女官（局）。根据《碧山日录》的记载，今参局早年原是足利义成的乳母，养育其长大，后来被足利义成收入后宫，经常插手幕府的政务。
“尾张守护代更迭事件”后，今参局虽然表面上被禁止参与幕政，但是在这之后，她依然还是会通过吹枕边风来干涉将军的一些决定。当然，今参局所能依靠的仅有足利义政一人，她的家族背景根本不足以支持她与将军生母日野重子背后的日野家对抗。
长禄三年（1459年），足利义政的正室日野富子怀孕，但是没多久就流产了。幕府内部传出谣言，说日野富子的流产都是因为今参局在背后的诅咒所导致的，最终将今参局流放，今参局在流放的路上经过近江国浦生郡的甲良寺时，被勒令自尽。除了今参局以外，足利义政的另外四个小老婆均被流放，以今参局为中心的后宫集团瓦解，将军后宫被正室夫人日野富子掌握。当然，在这背后操纵一切的并非足利义政，而是他的老妈日野重子。
三魔中的第二人有马元家出自“四职家”中赤松家的庶流，因为他担任摄津国有马郡的分郡守护，因此便以“有马”为苗字。在赤松家嫡流没落以后，有马家试图夺取嫡流之位，获得播磨国作为领地。康正元年（1455年）十二月，有马元家在伊势国出家，被人们称为“室町殿无双宠信之人”，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
最后便是三魔中的第三个人乌丸资任。乌丸家是藤原氏日野家庶流出身的中级贵族，日野家因为与将军家世代联姻，在朝中大红大紫，作为庶流乌丸家也因此鸡犬升天。虽然乌丸家的家格只是“名家”，按照规定最高只可出任大纳言的官位，然而乌丸资任作为足利义政的乳父，在长禄三年被任命为“准大臣”。“准大臣”并不是一个存在于律令官体系内的官位，而是特意为乌丸资任新设的在大臣之下、大纳言之上的令外官。
可以看出，如果将幕府将军比作中国古代的皇帝，将守护们比作大臣，那么所谓“三魔”其实就是将军的侧近集团，相当于中国皇帝身边的宦官集团。足利义政想构筑一个将军专制的幕府来牵制幕臣，却始终无法走出母亲日野重子代表的外戚集团以及幕府管领为代表的士族集团的阴影，不得不说着实是一种悲哀。而将军身边的侧近集团，也被外戚集团与士族集团给污名化为“三魔”。
守护们的内讧
享德二年（1453年）六月，足利义成改名为足利义政，根据《和长卿记》的记载，足利义成改名是为了避讳后土御门天皇（此时尚是皇子）之名“成仁”。而将“成”字改为“政”字则另有说法，一般认为“政”带有治理国家的“政治”的意义，所以足利义成改名“义政”，就是想安心治理好幕府的政治。
可是事与愿违，此时的的室町幕府中，守护们的内斗已经愈演愈烈，无法节制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赤松则尚之乱”与“伊予国守护之争”这两件事。
文安五年（1448年）时，幕府决定将山名持丰手中的播磨国守护职赐给赤松家庶流赤松则尚，赤松则尚是赤松满祐的弟弟赤松祐尚之子，与嫡流血脉最为接近。幕府的决定自然遭到了山名持丰的坚决反对。享德三年（1454年），赤松则尚请求阿波国守护细川持常、伊势贞亲支援自己，想要以武力夺回播磨国。十一月，幕府下发了讨伐山名宗全（此时山名持丰已出家入道，法名宗全）的命令，并决定由细川持常的养子细川成之作为大将。
在赤松则尚的军队之中，有马元家也派遣了弟弟有马丰则与有马则友前往支援。然而，这次武力进攻播磨国的计划，最终因为细川胜元的阻挠而失败，赤松则尚也在战场上兵败身死，有马丰则自杀而亡。细川胜元向来都支持复兴赤松家，但是这次他却站在了岳父山名宗全的一方。细川胜元的反常举动并非是怕老婆什么的，而是他不愿意见到幕府里出现一个被有马家扶持起来的赤松家。有马家是将军的侧近出身，如果有了播磨国作为后盾，无疑会打击守护们在幕府里的势力，因此细川胜元这一次才会故意站在了赤松家的对立面。
十一月，因为赤松则尚在播磨国战死的缘故，足利义政突然下令讨伐山名宗全。根据《康富记》的记载，将军御所内聚集了讨伐山名宗全的军队，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而在《师乡记》的记载中则更为详细，足利义政除了向朝廷请求了讨伐山名宗全的纶旨以外，还任命细川成之作为总大将。眼见明德之乱即将重演，山名宗全的女婿细川胜元连忙前往室町御所，向足利义政请求赦免山名宗全，同时细川胜元提出可以责罚山名宗全隐居，切勿让事态恶化。细川胜元是幕府一大支柱，如果连细川胜元都不支持讨伐山名家，那这场战事只怕没那么容易取胜。
最终，足利义政同意了细川胜元的请求，勒令山名宗全退位隐居，令其子山名教丰、孙子山名政丰前往幕府出仕，而山名宗全则通过姻亲关系，躲过了一次危机。幕府重臣之间的联姻同盟，便是守护们对将军专制制度的反噬。
守护内讧的另外一件事情，便是同时期发生的“伊予国守护之争”。在南北朝以后，伊予国守护一直由河野氏出任，然而在十五世纪以后，河野家本家的河野教通与分家予州河野家的河野通春却因为争夺守护职发生内斗。
自永享七年（1435年）以来，伊予国的守护一直都由河野教通出任，幕府便向河野教通下发了讨伐河野通春的命令。可是，伊予国的战乱旷日持久，内战逐渐开始不再局限于伊予国，而是慢慢扩大到了濑户内海的沿岸，到最后甚至连安艺国的国人小早川氏与吉川氏都加入到了战局之中。
在此期间，细川胜元做出了一项匪夷所思的举动。享德二年（1453年），细川胜元擅自将伊予国的守护职授予了河野通春。守护的任免权历来一直都掌握在将军的手中，可是这一次细川胜元却没有向足利义政请示，背地里任命河野通春为伊予国的守护，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十分轻视幕府将军的行为。
细川胜元的独断专行使得他与足利义政的关系急剧恶化，享德三年（1454年）十月，细川胜元因故（下文详述）向幕府提出辞去幕府管领的职役，最后连足利义政都不得不跑到了细川胜元的宅邸里请求细川胜元不要辞职。到了十一月，甚至连后花园天皇也开始劝说细川胜元不要辞去管领之职，此时无论是幕府将军还是天皇，都只能仰赖细川胜元来维持政局的稳定。正是因此，足利义政才会在下令讨伐山名宗全后又卖了个面子给细川胜元，让他欠自己一个人情。
到了次年康正元年（1455年）时，细川胜元获得了伊予国的守护职，众人这才发觉细川胜元插手伊予国的内乱只不过是想要趁机分一杯羹而已。在细川胜元出任守护以后，伊予国并没有立即划归细川家统治，在国的领主河野通春为了夺回守护职，兴兵抵抗细川家的入侵。到了宽正三年（1462年）时，河野通春直接与阿波细川家开战，连周防的大内教弘等濑户内海沿岸的势力都卷入这场战争当中。
面对这样混乱不堪的政局，权威衰弱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政也只得感慨自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长禄·宽正的饥荒
长禄二年（1458年）七月，足利义政就任从一位内大臣，随后又复兴了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设立的负责管理禅宗寺院人事事务的荫凉轩，并再度任命足利义教时期主持荫凉轩的季琼真蘂为主管。荫凉轩在足利义教死后一度关闭，足利义政复兴此处就是为了像父祖学习，建立一个集权的将军制度。在这之后，足利义政也开始积极地插手各守护家族的继承人之事，希望通过守护家族的内乱来平衡幕府将军与守护的实力。
若足利义政真有父祖的才华，那么室町幕府在足利义政手上中兴也是十分有可能的。然而，足利义政自己志大才疏，虽然他知道要模仿父祖建立集权，却因为手段拙劣最终导致幕府陷入大乱。
在足利义政积极构建将军专制制度的同时，另一个挑战也迎面而来。长禄三年（1459年）九月，山城国、大和国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贺茂川水位高涨，最终引发了洪水，淹田无数，灾民们也死伤惨重。
按照《碧山日录》的记载，因为长禄三年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歉收，宽正二年（1461年），京都涌进了大量的难民，饿死的人层出不穷。从四条大桥向贺茂川眺望，死去灾民的尸体像堤坝一样截住了河流，京都内充满着尸体腐烂的尸臭味。据说死者之数达到了八万二千人左右，并且这还仅仅是贺茂川畔的尸体，若是加上其他无法统计的地方，那么死者只怕还要比这个数字更多。
足利义政对京畿的饥荒做出的应对还是比较积极的，在《经觉私要抄》的记载之中，宽正二年的元旦，面对京都的数万灾民，足利义政下令赐给每人六文钱救灾。在正月十六日，足利义政又下令给约一万民灾民每人赈灾款五十文。值得一提的是，贫民出身的劝进僧人愿阿弥向足利义政请命，讨到了一百贯钱救济灾民，愿阿弥用足利义政赞助的钱财在各处设立收容灾民的小屋以及施舍食物的粥棚。
实际上，从足利义政救济灾民的角度来看，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是心眼并不坏。时人为了抹黑足利义政，故意编出了一个故事（《经觉私要抄》），说宽正二年正月足利义政梦见自己死去的父亲足利义教站在自己的床边，喃喃自语地在忏悔生前的罪过，并叫足利义政一定要做好防止灾民饿死等的措施给自己积阴德。在公卿文人的笔下，要想昏庸无能的足利义政从小金库里拿钱赈济灾民，就只有在他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时才会有这种可能。
从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尽管足利义政下了大血本救济灾民，但是情况仍然没有好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医疗技术并不发达，公共卫生也十分堪忧，饿死与病死的人们尸体曝尸荒野，伴随着腐败尸体的恶臭，瘟疫也开始在京都蔓延。好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当年四月二十四日，京都附近又下起了一场大暴雨，阻塞河道的尸体被暴涨的水流一口气给冲走了，帮幕府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幕府的财政困境
与宛若修罗地狱截然相反的是，足利义政在长禄·宽正饥荒之时，竟然在忙着修筑自己的新宅“花之御所”。早先，足利义政一直住在母亲日野重子的弟弟乌丸资任的府邸中，然而乌丸殿毕竟不同于之前的室町御所或足利义满修筑的金阁寺，作为原公卿的宅邸，乌丸御所的设备非常不齐全（主要是游乐设施不完备）。文安二年（1445年）六月，足利义政命令将室町御所里的卧室等完整迁移到乌丸御所，这项工程持续了四年之久，在文安六年方才结束。
可是，在迁移工程完成以后的长禄二年，足利义政突然又决定在旧室町御所修筑自己的新宅，足利义政为何在乌丸御所的山水庭位置院等修筑完毕以后突然决定搬回室町，并没有定论。室町御所是二代将军足利义诠从室町季显的手里取得的，原本作为将军的别墅，后来足利义诠又将室町御所献给了崇光上皇，成为上皇、法皇居住的仙洞御所。后来仙洞御所因为大火烧毁，在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又修筑了新宅，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花之御所”的室町御所。室町幕府将军的御所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例如足利义诠、足利义持都居住在三条坊门御所，而足利义满、足利义政又居住在室町御所之中。
长禄二年（1458年）十一月，根据足利义政的指示，新室町御所的工程正式开始，由管领细川胜元与侍所所司京极持清施行普请，工程的总奉行则由山名持丰与畠山义忠出任，按照预估，新御所的修筑大概需要整整一年。
在修筑新室町御所的同时，京畿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越前国、越中国、河内国等地持续着守护们的内战。当时的人们听说足利义政在这种情况下修筑新宅，都大惊不已，惊愕之余，只剩下了叹息声，连久居深宫的后花园天皇都亲自劝说足利义政要多关心国家大事。
足利义政修筑的新室町御所竭尽奢华，新宅之中的山水庭院里甚至可以泛舟游玩，同时还豢养了许多水鸟，恐怕更奢侈华丽的游乐设施才是足利义政决定搬家的缘由吧。而修筑花之御所的开销，仅屋甍所用的金银珠玉就花费了六百贯铜钱，这大概是个什么数目呢？文明十年时，经过幕府遣明使三番五次的乞讨，明朝才赏赐了一些铜钱给足利义政，而这次的赏赐也不过只有五十贯而已。当然，这只是赏赐，不是获利。
当时的室町幕府的财政已接近枯竭。在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代，幕府每次从向明朝朝贡的“勘合贸易”中可获利二十万贯左右。此外足利义满时期，幕府每年会向京畿的酒屋、土仓征收四次“酒屋·土仓役”，所谓酒屋，指的就是酿酒业者，土仓则是金融业者，也就是卖酒的和放高利贷的。加上幕府将军在各地的直辖领地的收成，当时的室町幕府可是相当的有钱。然而在足利义满死后，四代将军足利义持中止了向明朝朝贡的“勘合贸易”，使得幕府的财政日益捉襟见肘。到了六代将军足利义教统治时期，为了应付各地的战事，酒屋·土仓役改为每月征收一次。结果到了足利义政的代，酒屋·土仓役竟然变成一个月征收数次。可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酿酒业、金融业的产出本就十分有限，再加上畿内此起彼伏的土一揆，酿酒业、金融业大受打击。幕府的重税让酿酒业与金融业的规模大为缩水，无论足利义政如何征税，酒屋·土仓役的收入大约也只有每年六千贯左右，很难恢复到足利义满时代的水平。
与收入缩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足利义政时代光御所中的女官们的开销每年就高达一万贯，这成为一个相当让足利义政头疼的问题。在母亲日野重子去世的两年后，足利义政为母亲举办“三回忌”（从去世那年开始计算的第三年举办的法会），堂堂幕府将军竟然无力支付一百贯的酬劳，最终只能从前几代将军的收藏中取出了十一把太刀抵债。
另外，在遇到赏花大会、拜谒将军、天皇即位、石清水八幡宫参拜、伊势神宫参拜、天皇临幸花之御所、修复内里（皇宫）等等大事时，幕府必定会向守护们征收临时税收，是为“守护出钱”。在前几代将军统治时，“守护出钱”一般五六年才征收一次，而足利义政为了扩大收入，在五年之间就敢征收九次，到最后连守护们都开始拒绝缴纳“守护出钱”。
凡事从两面来看，足利义政修筑新室町御所对幕府将军能够夸耀将军的实力，震慑各国守护，这也是有益的一点，但是在各地陷入饥荒与战乱之时修筑新宅，这时间点选择的实在是太不妥当了。
再比如应仁之乱前两年的宽正六年（1465年）时，与京都附近频频爆发的反抗暴政的土一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乘院杂事记》中记载，足利义政这年在越前国征收“段钱”，这项临时税收的用处既不是安抚百姓灾民，也不是用于镇压一揆的军费，而是用来赏花。据说这年三月四日的赏花大会，自关白二条持通以下公卿以及幕府的将士皆随从前往春游，宴会之奢侈也是前所未见，连筷子都是用沈檀木加黄金制成的。
足利义政的生活奢侈，丝毫不顾幕府财政压榨各地的守护大名、富商、百姓，使得天下凋弊，幕府的权威也随着大家的不满日益衰弱。
义政时期的勘合贸易
为了缓解幕府的财政困难，足利义政在宝德三年（1451年）以“日本国王臣源义成”的名义向明朝朝贡，重新恢复了勘合贸易。由于这是足利义政初次与明朝接触，所以他使用的是父亲义教时代由明宣宗朱瞻基下赐的“宣德符”。
在足利义满、义教时代的勘合贸易中，幕府派出的船队中的旗舰是由将军派出的“公方船”，其余的船只才是由豪商、大名们组建。然而到了足利义政时代，尽管义政知道勘合贸易是稳赚不赔、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由于幕府财政的贫乏，使得足利义政难以拿出本钱来组织“公方船”。为此，足利义政想出了一个妙招，让自己既不用掏本钱，又可以和明朝做生意。他把“勘合符”和“公方船”以外包的形式承包给了豪商或者寺社，例如这次就承包给了临济宗的大寺天龙寺，并以此收取出借勘合符的“勘合礼金”三百贯左右。当然，“公方船”承包出去以后，给明朝的朝贡品就得由承包商自己筹备，足利义政则在贸易船队归来以后，从船队中抽取一部分利润作为分成。
可是让足利义政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明朝也不富裕。朝贡贸易自诞生起，对明朝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明朝需要接待朝贡国派出的使团不说，还得给朝贡国下赐礼品。此外，明朝还会以高价购买朝贡国使团带来的商品，而使团则会用这笔钱在明朝购买大量的商品，等带回国后又可高价出手，再赚一笔。因此，朝贡使团越来越多，明朝的负担也越来越大。最终，想要开源节流的明朝便逐渐开始减少朝贡贸易，导致与各个朝贡国之间发生冲突。
在足利义政派出勘合船队的两年前，明朝爆发了“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落的首领也先俘虏，明朝陷入危机。当日本的勘合船队抵达明朝以后，接替明英宗出任皇帝的景泰帝朱祁钰下发了新的勘合符“景泰符”给日本，同时还与使团约定，以后日本的勘合贸易最多十年来一次，一次只能来三只船，多的不让进港。
尽管如此，勘合贸易的船队还是给足利义政带回了一笔不菲的收入，不过由于景泰帝定的规矩，导致足利义政的“勘合礼金”收入锐减。所以在宽正元年（1560年）时，足利义政便开始早早准备使者，可是当人选敲定以后，足利义政又发现幕府没有钱组织“公方船”，最后在伊势贞亲的担保下，幕府从大内家借了一千贯作为本钱，约定等贸易船队归国以后再连本带利还给大内家。等到船队正式出发时，已经是文正元年（1466年）的事了。这次的勘合贸易注定不会太顺利，船队出发以后不久便遭遇了风暴，抵达明朝时已经是应仁二年（1468年）了。使团向明宪宗传达了足利义政的请求，表示自己的府库空虚，希望明朝能够像永乐时期一样给日本下赐一点铜钱。不仅如此，当贸易船队返回日本以后，新的勘合符还被西军的大内政弘给抢走了。
文明八年（1476年），足利义政再次派出勘合贸易的船队前往明朝。由于此时日本还处于“应仁·文明之乱”当中，大家的钱都用来打仗了，因此足利义政这回比上回还穷，连借钱的人都找不到，最后只得把整支船队都承包给了堺港的商人。由于上回明朝下赐的新勘合符“成化符”被大内政弘劫走，足利义政只得翻箱倒柜把“景泰符”拿出来使用。在这次朝贡中，足利义政向明朝表示日本陷入了战乱之中，铜钱都被乱军抢走，书籍也被焚毁，希望明朝能够再给自己赏赐一些书籍和铜钱。结果明朝的礼部在查阅资料以后当场打脸，表示永乐年间压根就没给日本下赐过书籍和铜钱，不过看在足利义政心怀大明的情面上，这次破例下赐铜钱五万文。
文明十五年（1473年）三月，因为要修筑东山山庄的缘故，缺钱的足利义政又打起了勘合贸易的主意。原本这次船队的组织者内定为大内政弘，但是最后因为堺港的豪商出价高的缘故，又将船队交给了堺港的豪商来组织。可是，大内政弘已经付过了“勘合礼金”，并且还打上了门，表示将军大人上回勘合贸易时向大内家借的一千贯还没有还。足利义政自知理亏，为了安抚大内政弘，只得承诺以后的勘合贸易都由大内家来组织船队。可是当足利义政去世以后，新将军足利义材又拒绝承认足利义政与大内家的约定，让大内家结结实实的当了一回大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