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义和团在一些人嘴里就是反面典型？
所谓“逞强欺弱，同胞相残”或“U型锁”的义和团，即“拳民”（分散性的、没有统一领导层级的拳棒活动与武场组织的蔓延）和“教民”的对立看来不过是在地的具有一些共同身份特征的群体之间的地方性敌意。这也就是许多回答所重点强调的：不能有力有效的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只会伤害本地本国的平民弱小。
有意思的是，上述情况就是帝国边境地区的典型混乱状态。出于“投机和低劣的动机”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在其起源故事上与清朝廷在某种战略恐慌下对“秘密社会”进行的长期持续镇压像绳结一样纠缠不清——为什么“拳民”没有统一领导层级的原因之一——而“拳民”生活在清朝廷和地方士绅的统治下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因为秉持着亲清朝廷的立场才对“教民”发动攻击，就像“教民”很少是渴慕“文明贩子”的“商品”与基督教的思想精神才成为“教民”的，很可能只是为了打官司的便利或者免去从贼的重罪。
但“拳民”与“教民”各自位于“边境”的两侧——“家庭”本身并不是陷阱，陷阱是那个双重束缚，是这一双重联系、双重义务、双重命令：进去/出来、内部/外部——则大大增长了《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之后“教民”对“拳民”实施报复的可能性，且往往会延长并加剧冲突：毕竟“教民”就是如此产生的，而“教民”的报复也就是清朝廷的报复，就是列强的报复。
“以行教为名”的“游手好闲、不务本业之流”自康熙、雍正直到同治、光绪，在遭遇诸如旱灾等连年自然灾害和作为沿海地区的山东、华北的社会危机之后，大量的游民打开了百年来如绳结般纠缠的螺旋式展开，他们获得了一个十分简单的以自我权力化的方式回应多重危机的政治身份。
强调“当下的义和团”比起讲“当下的太平军”要多得多，这里就有着一种总是“当下”的实在焦虑。“人们”不焦虑中央官僚属意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和法西斯主义自下而上的社会内战的细胞癌变的同质化编码，“人们”焦虑的是“流浪的教徒”对自身背负着破坏秩序的确信，这些“教徒”不是恶，他们比这还要可怕，他们是恶的元凶：无主的公开内战的暴力。
结果，义和团非但没有恢复中国的“神圣秩序”，19世纪末一系列事件性的危机状况反倒让他们大范围、大规模的破坏了据说他们一直想要维系的日常生活和传统习惯。
所谓的“中国近代化改革”或“中国现代化改革”的动力究竟从哪里来呢？
根据元勋们在“胜利”后的功劳簿进行的一个时间上的匀质填补和平衡分配得来吗？
洋务只能称作新政，义和团确实是运动。
可以看见制度的资本主义斗兽场、文明的殖民化赌赛和永恒人性的博物馆，唯独不见了群众-人民。
“我们”和市民都恐惧着，恐惧着下一秒他们就再也不能辨认出海边沙地上一张人的脸庞。
2022/11/26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67789700/answer/2775766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