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金石教育分享｜张艺谋导演的创作美学（二）

“我的电影里一定要有女人”

如果你只是看过张艺谋的几部电影，你或许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当你把目光放在他的创作生涯，你会发现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可谓千姿百态，他塑造了十几种乃至更多的典型女性。

然而，在对于女性的塑造中我们可以窥视到张艺谋的电影中的女性意识。张艺谋也曾坦言:

“写女性面对压力，更能说明社会问题，因为女性承受的东西更多一点。从全人类的社会分工来看，男人做一件事可能会容易一些，而女人要做一件事就很难。”可见，张艺谋书写女性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切入，根本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问题”。

张艺谋所塑造的女性大多都具有某种反叛的性格和特点。这种反叛的性格和特点在不同的女性身上表现出了不同的姿态。就其来源来看，这种反叛的性格和特点是先天的，因为电影中几乎没有丝毫的对于这种性格来源的交代和解释，甚至点点的隐喻都没有。然而，这种先天的反叛性格却成就了张艺谋电影的女性形象。

巩俐作为最早、出镜次数最多的“谋女郎”，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塑造了许多经典女性角色，并且其意义还在于把“九儿”这一形象刻进了张艺谋的创作理念之中。

“九儿”们的性格魅力却来自不同的另一个方面，她们的生存和命运都不约而同的涉及到与某种意志的较量;争婚姻的自由(《红高粱》，争一个名分(《菊豆》)，争老爷的宠爱(《大红灯笼高高挂》)，争一个说法(《秋菊打官司》)，争一份自己的爱情(《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争高老师嘱咐的“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争教书先生的爱情(《我的父亲母亲》)，争与皇权抗争的天下和平(《英雄》)，争随风般的自由和触动内心的真情(《十面埋伏》)。与传统的恪守旧的道德规范的女性不同,“九儿”们更多的是通过执着的抗争，试图能够现实的改善自身的处境。

《红高粱》中的九儿被生活和父亲所迫，嫁给了一个叫做李大头的麻风病人。然而，这种命运并没有阻滞九儿对于命运的反叛。她就在出嫁的路上开始了对于命运的反抗。她对轿夫的勾引是这种反叛的最直接的表达和显现。这种反叛到抗日时期发展到了极致。此时，九儿具有男人所没有的勇气和胆识。

《菊豆》中的菊豆更是如此。她也是被时代所欺辱的女性。在杨金山的不断的有些变态的性虐待中，她的反叛性格目渐强烈。她的反叛和九儿很是相似，都是由被动走向了主动。

不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却是一个特例。因为，她的身份是一个曾经受过所谓“洋教育”的大学生。然而，颂莲的反叛却构置在对于封建男权制的一种认同之上。所以，她的反叛就带有一种可悲的色彩。可悲之外就在于她的反叛在陈百顺的妻妾中间展开，特别是她对于梅珊的无意识的谋害。这种谋害表面上断送了梅珊的“偷情”，深层次上是对于颂莲自身反叛意识的一种否定。

《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的反叛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我的保护。这种保护充满了执拗的色彩。这种执拗就包含在秋菊的目的之中:“俺，就是要个说

为了一个说法，秋菊挺着一个大肚子从乡里到县里最后到市里。然而，秋菊的反叛带有明显的道德背叛意识。秋菊的反叛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展开。这和九儿、菊豆以及颂莲的反叛在一家之中展开不同。村长王善堂与她家并没有事实上和思想上的绝对冲突。这与《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思想意识的压抑形成了明显的区别。这种反叛从深层的思想交锋，变为表面的对于“自己男人的身体伤害”之上。所以，秋菊的反叛就具有缺乏亲情和宽恕的意识。

不过张艺谋在后期的电影中还给我们朔造了另一种女性的形象。她们为了爱而坚守，为了正义而献身。她们心地善良，为了大义而甘愿献出自己的一生乃至与生命。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我的母亲就是为爱为大义而坚守的女性形象。在《归来》中，冯婉瑜几十年如一日盼望丈夫的归来，却在最后认不出自己最爱的人。

这里是磨金石教育，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足够的帮助，喜欢剪辑、影视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每天都会更新相关的干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