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和徐琴摔跤后的一个星期，我也向张老师提出请假。我说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想在家复习一下功课。张老师答应了。他又看看我，好像有话要说，但没有说出口。我感觉他这段时间情绪不太高，已经好几天没有劈石头了。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又在家歇了两天，然后去张老师那边报到，可是那天张老师没有来。那块小小的空地依然热闹，有乘凉的，有健身的。李婶说张老师得了感冒，已经好几天没过来了。我有点无所适从，只随便活动了两下，便空落落地回家了。此后几天，张老师一直没有来。李婶说张老师烦了，嫌这里的人太多，影响他练功。具体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反正我再没有见过他。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住在华阳小区，但没人知道他的具体住处。这时我才感觉到，张老师可能真是一位世外高人，就像书里写的那样，来无影去无踪，神龙见首不见尾。

那次期末考试考得不好，语文得了九十五，数学得了九十六。我这人老是这样，感觉自己能考一百分，可到最后总要错上几道题。相比之下，文山的成绩就稳多了，如果不是作文不能给满分，他这次又能拿双百。每次考试一拿到成绩，母亲总是先问文山考了多少分，然后就说我怎么不用功、怎么粗心大意，烦都烦死了。谁让文山是我表哥呢？和他分在一个班里，我只能永远活在他的阴影中。

不过最让我气不过的还是“三好学生”的评选。按照这次的成绩，我虽然比不上文山，但在班里至少也能排前五。以往“三好学生”都是按学习成绩选出来的，每学期班里都有七个名额，怎么算也能落到我的头上。可是这次韩老师别出心裁，推出一项“鼓励后进生”的政策，硬把两个学习中游但据说进步很大的同学推上“三好学生”的宝座。既然有人推上去，必然有人刷下来，像文山、陈佳这样的尖子生韩老师肯定舍不得动，掂量来掂量去，只好把我的名字从黑板上划掉了。韩老师最后义正词严地对全班说，虽然有些同学表现一直不错，但还有同学进步更快，更需要鼓励，我们要学会把机会留给别人，不能心里老想着自己。她是班主任，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还不能表现出一点不高兴的样子，必须正襟危坐一脸不悲不喜心甘情愿的样子，因为这是一个好学生应有的表现。我觉得我这个人天生有种“被忽略”的气质，不出头，不惹事，不给人添麻烦，用韩老师的话说就是“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因为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那天放学的时候，我和文山、孙明辉一起顺着河边往家走，孙明辉好像很兴奋，一路上都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他表哥的英雄事迹，而我却心情惆怅地张望着河水，脑子里还在想刚才落选的事，全没有心思听他胡扯。孙明辉这次也评上了“三好学生”，他的数学成绩还不如我，可他是纪律委员，还是思想品德课代表，所以理所当然地评上了。其实在韩老师眼里，孙明辉也是一个“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人，他之所以选上纪律委员，完全是因为他的一项特长——“守纪律”。韩老师一直强调，上课必须坐姿端正，不能交头接耳做小动作，可一般同学很难完全做到，就算能保证上课不乱讲话，也不能一个坐姿保持四十分钟，往往坐着坐着就趴桌子上了。但孙明辉和我们不同，只要上课铃一响，他就像一尊雕像一样定在那里，整堂课几乎纹丝不动。韩老师经常拿他跟邱少云作比较，说只有铁的纪律才能打造出铁的队伍。我们都很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经过私底下的分析讨论，我们一致认为，这跟他丰满的身材有很大关系。一般人想要端正坐姿必须努力挺直腰杆，这样时间一长肯定会松懈下来，可他身上糊着一层厚厚的脂肪，整个腰围都被能量块堆积着，往那一坐根本没有松懈下来的空间。

其实我对孙明辉也没什么意见，我们从幼儿园就在一个班，关系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总的来说就是放学一块走的交情。他看见我和文山总是笑眯眯的，说话不让人讨厌。他除了遵守纪律，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表现。只记得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上音乐课，老师让我们每个同学依次站起来唱首歌。这种环节最让人恐惧了，大多数同学都会选唱《新年好》或《两只老虎》，随便哼哼两句完事，很少有人敢挑战《荡起双桨》或者《小红帽》。孙明辉自然也不例外，他选了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然后低着头哼哼唧唧地唱起来。正当我们听得快要睡着的时候，忽然感觉他的声音变得有点奇怪，好像开始颤抖起来。我们扭头看去，只见他呜呜咽咽断断续续唱着，眼泪已经顺着面颊流下来。我们感到很诧异，不知道他这是受了什么刺激。不会是他妈不要他了吧？可头天我还看见他妈站在桥头接他放学呢。后来我几次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都支支吾吾不肯明说，我只好把那天的事理解为他被自己美妙的歌声感动了。

孙明辉一边给我们讲述他表哥的打架经历，一边从路边捡起两块薄瓦片，朝着墨绿色的河面打了几个水漂。这条污水河从山大老校后门流出，穿过我们村西边，一直流到南福庄小学门口。我们村没有小学，孩子上学只能到邻村去，我们村和南福庄隔着一条铁路。

“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孙明辉忽然扭过头来，笑嘻嘻地看了我和文山一眼，又将目光转到墨绿色的河面上，双手拢在嘴边高声喊道：“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个老流氓！”我们三个聚在河边哈哈大笑，笑得肚子都快抽筋了。

与孙明辉分手以后，我和文山穿过农贸市场，走在一座生鲜大棚中间，两边全是磨刀霍霍的肉贩。我问文山，你长大想干什么？他愣了一下，似乎从来没想过，也可能不好意思说，于是反问道，你呢？我看了眼旁边案板上的一个猪头，说道，我想当个大老板，最有钱的那种。文山脸上不置可否，半天终于蹦出两个字：也行。

那个暑假过得昏头昏脑，每天除了写作业就是看电视。家里被晒得热浪滚滚，浑身上下不停地冒汗，一点练功的念头都没有，头顶的吊扇几乎二十四小时转着。我发现人真的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就会有人给你安排任务，不是去买盒烟打瓶酱油，就是去洗个碗倒趟垃圾，还要时不时地忍受他们突如其来的各种指责。

不过最让我焦虑的，还是有关这个世界的问题。我恍然觉得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变得有点激动人心但又让人难以捉摸了。我发现我对功夫如痴如醉的幻想正在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让人面红耳赤的欲念。我怀疑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堕落，同时又不安地感到堕落原来是一件那么美妙的事情。

有时我会到文山那里转转。文山是舅舅的孩子，跟姥姥住在一个院子里，姥姥住在北屋，他家住在西屋。每次走进他的房间，我几乎都看到他坐在书桌前学习，不是做题就是看书，总是一副无欲无求稳如泰山的样子。

其实文山只比我大一个月，却争了个哥哥的头衔，我心里一直有点不服气。同班同学之间不管相差几岁都没有称呼哥哥姐姐的，因此我也对他直呼其名。他叫我周民，我叫他文山，我觉得很公平。不过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从小到大还没打过一次架，想想也算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那天我走进文山的房间，他让我先在旁边坐一会儿，他还有几道题没做完。于是我走到他身后的书橱边来回溜达。他家去年刚打了一套浅绿色的组合家具，书橱很大，上面摆满各种看不懂的书籍杂志，中间还有一台银灰色的录音机、一大盒磁带，舅母晚上经常在家放几首流行歌曲。母亲说，要不是我们家买楼欠下一屁股债，这些东西早就备齐了。可我不大相信，我觉得就算我们家有钱也不会做书橱的，因为家里除了我的课本几乎没有别的书。

我发现每个人家都有一种不同的味道，就是那种人和家具被褥长期碰撞出来的气味，有的好闻，有的刺鼻，有的有点怪。对我来说，舅舅家的气味就很好闻，但似乎少了一点烟火气。姥姥房间的味道我也喜欢，虽然有一股老人身上散发的微酸。相比之下，我们家好像没有任何气味，可能是我生活其中习以为常的缘故。只有当父亲喝过酒醉醺醺回到家里的时候，屋里的气味才会变得刺鼻难闻起来。

文山背对着我全神贯注地在草稿纸上演算着，好像已经把我彻底忘记了。我在书柜旁边坐了一会儿，随便翻看桌上一本《青年文摘》，渐渐感到无聊至极，站起身来准备离开，文山忽然抬头道，我这儿有本《故事汇》，全是破案的，挺有意思，你先看看。他从手边的书桌上拿过一本杂志递给我。

那是一本封面上印着一双阴森怪眼的小书，翻开目录第一篇名叫《红房子里的谋杀案》，便兴味盎然地读下去。故事讲某市公安接到群众报案，来到一间红色豪华公寓里，发现一个赤身裸体的妙龄女子倒在血泊中。警方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一本日记，上面详细记录着她和一百三十二个男人的情史。正当我细想这个女人靠什么吸引那么多男人时，忽然发现文山已经站在我的旁边，目光灼灼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他最近总喜欢神出鬼没地吓我一跳，我不禁有点生气。

文山问我看到哪儿了，然后说要不我读给你听吧。他好像对自己的声音特别自信，总要找机会卖弄一下。反正我看书也慢，他乐意就让他代劳吧。文山接过杂志，用他低沉的嗓子（他天生嗓音有点重）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来。

警察终于开始破案了，他们传唤了日记里嫌疑最大的四个男人一一审讯，让他们详细交代自己跟死者来往的各种细节，于是一段段让人面红耳热但又有些费解的赤裸画面逐渐呈现在眼前。我听到许多奇怪的名词，并不确定它们指代什么，但也隐隐猜到它们指代什么，不知不觉下面居然支挺起来。听到最后我也没搞懂到底是谁杀了那女人，以及为什么要杀她，只记住了那一幅幅令人心潮澎湃的画面。

文山读完后问我故事怎么样，我故作淡定地说还行吧。我问他书从哪儿弄的，他说昨天从表姐那儿拿的。我们各自沉默了一会儿，好像都有心事似的。文山拿起那本《故事汇》又翻了两页，忽然问道：“你，想过那种事吗……”我抬头和他对视了一眼，就像心有灵犀似的，瞬间看穿了对方。我长久悬着的心一下子踏实了，我终于确定别人和我是一样的人了。

“想过啊，经常，怎么啦？”我笑着用一种稀松平常的口气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