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金句摘录（四）

1、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被束缚住手脚，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2、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战士。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做不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3、自由派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在运用的手法就是说服他们的本国同道者相信本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最缺乏理性，而邻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好孩子”。德国资产阶级曾经几百次地把法国社会党人说成“好孩子”以训诫倍倍尔们和考茨基们。法国资产阶级在不久以前也把倍倍尔说成“好孩子”以训诫法国社会党人。

4、司徒卢威先生避开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这就表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的真相。第一，资产阶级宁愿和专制政府搞交易，而不愿把它粉碎；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想把武装斗争的重担推给工人（这是第二）。

5、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代，而群众的这种发动不是任何盲动所能替代的，也不是能够人为地造成的。革命家的尾巴主义不了解：当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旧的“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替自己创造着新的上层建筑的阶级和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已经成为事实，国内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照旧局限于“言”而不提出“行”的直接口号，借口“心理条件”和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就是毫无生机，就是死气沉沉，就是说教，或者说，就是出卖革命和背叛革命。

6、在革命已经开始的时期，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在国内战争正进行的时候，在起义正爆发的时候，议会斗争的种种概念和术语都会变成自己的反面。他们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修正案是通过游行示威提出的，质询是通过武装起来的公民的进攻行动提出的，反对政府是通过暴力推翻政府来实现的。

7、我们愈是珍视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愈加不容许只引用它而不分析它的种种错误和特殊条件。这样做就是重复恩格斯所讥笑过的布朗基派的荒谬做法，布朗基派（在他们的1874年的“宣言”中）对公社的每个行动都备加崇拜。如果有工人向代表会议派问到决议中提到的这个“革命公社”，代表会议派将怎样回答呢？他们只能说，历史上有个工人政府就是这样称呼的，它不善于分清并且当时也不能分清民主革命成分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争取共和制的任务和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混淆起来，未能解决向凡尔赛实行坚决的军事进攻的任务，犯了不占领法兰西银行的错误，等等。总之，不管你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援引巴黎公社还是援引其他什么公社，你们总会回答说：我们的政府不应当成为这样的政府。不用说，这是个很好的回答！然而这样毫不提及党的实践纲领，不适当地在决议中讲授起历史来，难道这不是说明书呆子的说教和革命者的软弱无能吗？难道这不恰好表露出你们枉费心机要归之于我们的那种错误，即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任何一个“公社”都没有把两者辨别清楚）的错误吗？

8、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一，就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火星报》第95号），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为根据的。意志在某一方面统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统一，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意志的统一，并不排除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的意志的统一。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就这个革命是实现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的意志的统一。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这个斗争将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的一致。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所面临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走向共和制，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走向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