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们团结？如何定位一个民族？《（我无法）享乐：拉康

那么现在去理解拉康理论在拓宽弗洛伊德有关认同的思想之范围和丰富同一性形成的建构论方法的意义。首先，拉康通过阐释其复杂的享乐问题，指出了爱和恨、力比多和死亡驱力之间的重要联系，从而解释了认同的复杂性：“为了理解拉康的享乐概念的独特性，就要理解它同时涉及力比多和死亡驱力、力比多和攻击性（aggression），而不是两种对立力量，而是内在断裂的纽结（knot）”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也被反映在（部分）享乐的极限体验中——将满足和不满结合在一起——同样也被反映在幻想的悖论性的（双重）结构——也是幻想的、想象的享乐的结构，只有在它被设定为匮乏/被偷窃并因此引起大他者的憎恨时，才会作为欲望的对象。

让我们把这个十分抽象的思绪说的清楚一些。浪漫的民族主义历史，往往建立在黄金时代（golden era）的假设之上（现代希腊民族主义中的古希腊或者拜占庭，许多犹太民族主义中的大卫和所罗门王等等）。在这些被称为“原始状态”（original state）的想象时期，国家繁荣，人民安康。然而这种“无邪的”原始状态被邪恶的“大他者”摧毁了，他夺走了我们民族自身的享乐。民族主义的宣传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一代的欲望都是尝试去治愈这种（隐喻的）阉割，把全部的享乐还给民族。邪恶的“大他者”阻止了这一进程，“大他者”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之下也是不同的。可能是一个外国的民族，如“总是密谋着统治世界的”犹太人，或者一些黑暗势力以及一些支持“奴役我们民族”的人，还有“偷走我们工作”的移民，诸如此类。敌人可能是不同的，但是逻辑总是相同的。即我们社会的万恶之源在外面的某个人身上。这个人正在使用一切力量去阻止我们民族实现自己的潜力，阻止我们完成自身的天命（destiny），阻止我们找回失去的享乐。

同时，民族的团结是通过习俗的仪式化（庆祝活动、节日、消费仪式（consumption rituals）等等），以及通过在官方和非官方的话语中再生产上述的民族天命神话来维持。毋庸置疑，逝去了的绝对享乐之黄金时代以及重返这一时代的可能性都是一种妄想（chimera）。但是，这种幻想的存在促进了社会的团结，巩固了民族认同并激发了民族欲望。

民族（缺乏）享乐（National（lack of）enjoyment）

因此，从拉康的精神分析角度看，为了以一种连贯而有效的方式解释认同，我们有必要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形式转向实质的/情感的维度，从话语转到享乐，从干巴巴（dryer）的主体政治概念转向更为粘腻的（sticker）主体政治概念。拉康似乎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既丰富了建构论又不重新占领陈旧的本质主义的阵地，把话语建构和享乐、欲望和攻击性纳入同一个理论/分析逻辑。虽然这种弗洛伊德/拉康的方法并非专门针对错综复杂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但是似乎特别适合分析民族主义。我们这里的主要假设是，民族认同背后的情感纽带是其持久性和霸权性（hegemonic）成功的原因。弗洛伊德的爱欲，在每一个集体性构建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并且在理解民族主义时看起来也十分有效：“提醒我们自己，民族激发了爱，而且往往是最为深刻的自我牺牲（self-sacrificing）之爱，这是十分有益的。”

一些理论家和民族分析家并没有完全忽视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必要性。正如詹金斯（Jenkins）和索弗斯（Sofos）所言，民族主义无疑是通过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过程产生的，但是这些过程是以“调动社会和文化关系和情感依赖为前提的”。换言之，象征性资源的调动必须和身体为基础的情感投注结合，才可以产生民族认同：“对于情感、态度和忠诚的提及强调了认同的内在层面。民族主义通过人们的心灵、神经和内脏发挥着作用。这是一种通过身体对于文化的表达”。民族认同的力量——或者其他认同的力量——并不完全归于象征性的认同，或者归于民族作为一个节点（或者其他的能指和话语元素）的结构性地位。用马克.布拉切（Mark Bracher）的话说，“一个群体的认同感之基石可以说在于这个群体所发现的独特的享乐方式，即特定部分的驱力之独特组合，就像独特的调味品一样，使得每个群体爱欲的转载（enactment）和攻击性具有不同的独特性。”在英国和德国的一场足球比赛中，伦敦一家酒馆里的气氛或许是享乐作为民族团结之基础的经典例子。

后一句话将我们带向下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认识到这种享乐的在场？齐泽克的回答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列举我们的社会组织宴会、交配仪式、入会仪式的方式中互不关联的片段，总之，所有的细节都让人看到一个社群组织的独特享乐方式”。吉兰.吉欧汉（Kieran Keohane）对于齐泽克的观点做了这样的解释：“如果你问我是什么让我成为爱尔兰人，或我问你是什么让你成为加拿大人，我们发现这很难说清楚，因此，我们只好互相列举我们生活的独特之处：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音乐，我们的习俗，我们的节日，我们娱乐的形式等等。我们相互联系的方式是我们享乐的组织模式；是我们在享受而其他人没有的独特事物。”

无论如何，民族认同的象征层面是不充分的：“一个民族存在的唯一条件是，其具体的（部分）享乐持续在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中现实化（materialized），并通过构建这些实践的民族神话继续传播。”要注意的是，齐泽克的分析也留下了许多未被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在话语和享乐的精准对接方面。但是它突出了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对于说明（民族）认同的永久性至关重要。它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最为有效地建构和话语相关的主体性机制可能并不完全或者主要是话语性的，而是与享乐的真实相联系的：“拉康的理论并不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它认为语言的意义之运作并不仅仅是结构符号的差异系统的逻辑，而是与享乐的真实效果相关”。

因此，即使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正如利奥塔（Lyotard）所言“一个人听着雷鬼，看西方电影，午餐吃麦当劳，晚餐吃当地美食，在东京用巴黎的香水，在香港穿‘复古’（retro）衣服”，民族同一性仍然是行为的强大决定因素，它也经常抵制变化，并且很清楚地不能像上一年的衣服那样交换：“也许后现代的消费者可以购买一系列的令人困惑的同一性风格（identity-style）。”当然，西方世界的商业结构已经较为成熟，经济上宽裕的人可以改变风格。一个人明天可以吃中国菜，后天可以吃土耳其菜，但是成为中国人或者土耳其人并不是商业的选择。此外，享乐揭示了爱欲和死亡驱力之间的症结（knot），由于其过度的性质——过多或者过少，每一种认同都必然生成它自身淫秽的大他者；因此人们幻想大他者之享乐：“黑人超强的性欲和食欲，犹太人或者日本人与金钱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大他者之所以被憎恨，是因为他被幻想为偷窃了我们失去的享乐。这就是暴力、攻击性和仇恨等民族认同的潜质无处不在的原因：民族主义“即使潘多拉的盒子又是赫菲斯托斯的锤子”，既能开启混乱和邪恶又可以创造新的社会生活形式。它可以激励人们追寻正义、自治或者其他崇高理想，但也可以“煽动人们实行残酷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