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道”而亡国

最近重刷了一遍《宰相刘罗锅》，看到参皇上时，乾隆评价崇祯是“有道无福”，一下子感慨万千。

有道”何以失政、何以亡国？仅因“无福”吗？恐怕不是。

历史上称得上是有道明君的屈指可数，更多的是毁誉参半臧否不一的某君（如昏君、暴君等，且不一定是亡国之君），有前半生昏庸（伪装）而后起之秀，也有前半生英明神武而后半生昏招迭出，前者以楚庄王和唐宪宗等为代表，后者最著名的是唐玄宗（汉武帝在执政末年也同样如此），他们都已盖棺定论，这里不多说。

近来兴起的一种基于同情、愤慨和个人无奈而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形象进行再塑造的现象。在里面获益最多且最突出的三位就是秦始皇、隋炀帝还有就是上文中的崇祯皇帝了。

秦始皇“祖龙”的说法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祖”，意为开始，“龙”则是皇帝的象征。“祖龙”说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大一统的皇帝，来形容秦始皇也是比较合适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南征北战的丰功伟绩自然不必多说，我看到史书里写三十万、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征伐的时候也是热血沸腾，但如果从个人角度看，即使是在交通工具发达的今天，带行李出一趟远门就很不舒服了，更不要说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秦代刚刚结束统一战争的时候了。

从社会整天来看，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的观点：“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筑长城假定五十万，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现在有观点认为如按正常制度征发的不计，则额外征调的人力是100万。其结论也是很明显的“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最后的结果也并不出意料之外：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元年秋，陈胜吴广率九百戍卒大泽乡起义，天下响应。

这当然不能排除有所谓诸侯残余及地方势力的影响，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秦朝对民众残暴以至于伤民（很多朝代都有，但不至于“伤民”的程度），没可能民众都对秦朝感恩戴德而一起起来造反的，这既不合情理也不符合逻辑。况且汉初号称“纠秦之弊”，无“弊”何纠？无“弊”又何以亡？

隋炀帝和秦始皇是比较相似的：他们几乎都是出生在了终点线上，都有着几代乃至数十代先人遗留的宝贵的政治经济资本和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即使隋炀帝有夺嫡之嫌也不能否认他比平民百姓乃至达官显贵更接近权力中心且更易获得最高权力；他们都具有同样的气魄和眼光，隋朝的大运河也的确是能和秦朝的长城相媲美，科举制度也的确是具有开创性的，同皇帝制度三公九卿一样；他们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性格缺陷并为其统治埋下致命的祸根，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毕万世之功与一役，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当时人苦不堪言而后世坐享其成再反过来痛骂前人，看起来就像得了便宜还卖乖，但便宜是实打实的，现实也是血淋淋的，民众会记得和感恩是谁解放了我们，正如民众不会忘记是谁压迫和奴役我们一样。

因此有志之士说：“哪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秦之衰，隋之亡，皆因如此。

而崇祯接手了被南北夹击的大明底盘，形势较前两者更为艰难，但客观地说还是留有余地的（魏忠贤这样祸国殃民的有此下场都算客气了），属于先明后暗的类型。然鹅不幸的是这位崇祯皇帝也是个微操高手，亲自指挥或掣肘了几乎明朝灭亡前所有的重大战役，从山海关外到北京城下，潼关内外，黄河南北，这位精力充沛的领导人几乎没有落下任何一场战斗，局势从互有胜负到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越挫越勇（话说他要一分心露了哪一场战争，说不定明朝真会有转机的[确信脸]）全面崩溃或许不是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而是在更早之前。

“有道无福”或许不是“无福”，而是有的这个“道”不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