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的变化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束缚，催生了政治的独立价值

近代以来，人们往往以预设的价值观念来审视韩非子与法家学派，从而在民主价值的映照下，将韩非子视为专制的策划者和辩护师，并以此作为否定他的理由，这种思路需要矫正。在韩非子时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束缚，催生了政治的独立价值，这是今人站在民主价值立场上难以理解的政治史实。通过将规范与操作作为替代价值与事实关联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韩非子的操作政治思想。尽管他的政治敏锐感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使得操作化政治在理论上得以完整展现，但由于未能同时将操作化政治所必需的规范论证凸显出来，因此他的思想存在弱化规范以凸显操作的局限性。这正是古典社会中儒家与法家相互补充的原因，也是在现代处境中，法家政治思想再阐释需要弥补的理论缺失。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韩非子与法家学派的学术评价几乎完全负面。尤其是在与现代民主相对的情况下，他们总是被视为现代民主的尖锐对立面而直接受到否定。从现代视角来看，这种评价似乎无懈可击，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却可以说是反历史的。通过对其预设的方法进行反思，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研究进路。人们长期习惯于在价值与事实的二分框架中思考政治问题，而规范与操作的更有利分析框架却被忽视。对韩非子缺乏民主理念的错误批判以及对韩非子崇尚德性的错误辩护，都是基于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同一分析框架。因此，我们需要跳出这种区分定势，在新的规范与操作框架中分析韩非子的思想，以相对准确地理解其思想的现代效用。

韩非作为战国晚期的重要思想家，将诸子百家的思想整合进了一体化的进程中，其思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对于韩非重要性的确认，却存在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基于事实的陈述，另一种是基于评价的判断。

事实陈述的方式主要是从战国末期中国政治的角度出发，肯定了韩非在推动中国进入帝制时代过程中的作用。对于这一事实的描述，可以划分为两个方向。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韩非在战国末期对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和归纳，构建了一种推进帝制的理念，这种理念被视为最切合当时时代发展需要的思想构建。其次，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韩非在秦朝“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大背景下，对于帝制进行了全面的设想，这种设想被认为是推进者们最依赖的中央王权建构的思想的基础。因为这两种陈述都是基于既定历史事实的，所以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