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答案（2.3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的火器主要来自中亚
（1）奥斯曼火器入中亚（16 世纪中亚火器传播史）
16 世纪，国势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积极向亚洲伸展势力，扮演亚洲各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和保护者。1514年，奥斯曼与萨菲波斯会战于恰尔迪兰（chaldiran）。奥斯曼操作火器的加尼萨利军团予萨菲“红头军”（Qizilbāsh）猛烈打击，此役在中亚引发一轮“火器化”的浪潮。
乌兹别克诸汗国的火器制造业与火器军队的编制深受奥斯曼帝国的影响。16世纪中叶，布哈拉汗国开始自制火绳枪，最初是用熔点较低的铜，后来从奥斯曼军人处习得铁质火绳枪的制造技术。17世纪时，撒马尔罕、布哈拉、巴尔赫都能打造铁质火绳枪和用熟铁锻造奥斯曼式轻型野炮，塔什干与安集延则成为与俄国和莫卧儿帝国进行火器走私贸易的中心。
阿卜杜拉汗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统治了撒马尔罕，还领有塔什干、巴里赫、治扎克、花剌子模等地，还发起对哈萨克草原的远征，开创了乌兹别克-昔班尼汗国的全盛年代。
河中突厥贵族巴布尔亦延请奥斯曼铸炮师，建立配备火绳枪和火炮的新式军队，得以奄有北印度，开创莫卧儿帝国。
以巴布尔、阿卜杜拉为代表的中亚贵族的军事成功，源自将奥斯曼火器整合进骑兵战术。当时中亚最流行的火器除火绳枪外还有“杂尔布怎”炮（zarbzen），直译为“破城炮”。其中轻型火炮架设在单峰驼上，将火炮威力与骆驼的高酬载力结合。这种“骆驼炮”成为后来流行与准噶尔和清王朝的“赞巴拉克”（zamburak）的原型。
（2）卫拉特的火器
17世纪，为了同喀尔喀、哈萨克、布哈拉作战，并竞争卫拉特联盟的盟长，卫拉特各部落封建主致力于搜罗火器。火器技术优势令准噶尔在卫拉特内部竞争中脱颖而出，1677年，噶尔丹控制了“小和硕特”，成为准噶尔汗和四卫拉特的统治者。康熙二十八年底，噶尔丹第二次东进时，麾下火器军队的规模已相当庞大,可能包含8000-12000名火器手。
噶尔丹军队的火器应是来自于中亚。16世纪80年代，准噶尔汗国征服塔里木、费尔干纳等定居经济区域，火器军队数量可能急剧膨胀。其中1684年攻陷塞腊姆堡是极为关键的事件，布哈拉汗国东部防线从此崩溃，卫拉特铁骑纵横于汗国的东部属地。众多位于交通孔道，商业、制造业发达的市镇成为卫拉特火器数字增长的源泉。
来自各城的穆斯林军人直接加强了卫拉特军队，乌兹别克军队火器在前，弓矢、短兵续进的战术，也被穆斯林军人传入卫拉特。奥斯曼式的“骆驼炮”与加尼萨利军团的火绳枪齐射战术引入准噶尔。甚至中亚风格的刀剑和铠甲也流行于卫拉特，噶尔丹便身佩伊斯兰弯刀，而卫拉特军广泛披服的锁子甲大部分是四环合一的开襟式，与近东和中亚的样式如出一辙。这支受近东“火药帝国”影响，带有浓重中亚色彩的新式军队，是清朝在蒙古高原上前所未遇的劲敌！
噶尔丹火器并非来自俄国。俄国在16-17世纪向亚洲内陆扩张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严禁向哈萨克、卫拉特、喀尔喀等部落输出火器。1594年，哈萨克特维克汗（Tevke）以归顺俄国为筹码，向莫斯科要求火器，被拒绝。1620年，俄国又专门颁布火器输出蒙古的禁令。火绳枪仅在馈赠蒙古上层时，才被准许出口，且数量很少。
也并非来自中原王朝。为固守疆圉，明朝严禁向边外“夷狄”出口武器，这一政策被清朝延续下来，诚然，从中原向草原民族走私武器的活动持续千年之久，不会因禁令而告终止，但在严格限制下，这种集腋成裘的方式既不能满足卫拉特诸部的火器需求，更无从组建庞大的火器军队。
（3）准噶尔火器传入清王朝
从康熙二十九年开始，准噶尔将其拥有的多种中亚火器投入到与清朝的战争中，其中很多令清王朝意外的火器，清军进行了仿制与装备，其中之一便是“赞巴拉克”（zamburak）。
康熙朝末期驱准保藏一役中，清军记载准噶尔军有“赞巴拉克”枪，该枪射程可达二三百步，是清军鸟枪的2-3倍。雍正朝讨伐准噶尔时，该枪的优异性能给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深刻印象。
雍正八年至九年，清朝与准噶尔交战不利，为获取技术优势，在西安、京师分别打造“赞巴拉克”枪。
雍正九年十月，岳钟琪在西路军营试制大鸟枪2杆，“平击四百余步，重13斤，铅弹重1两2钱”，请按样枪仿造3000支。档案写作“赞木喇大鸟枪”或“大鸟枪”。
京城仿造的长2尺4寸（约80cm），重7斤，铅弹重7钱（21.8-22g），尺寸更小，弹重亦轻，属骑兵随身鸟枪。档案中称“赞巴拉特鸟枪”。
乾隆以降，赞巴拉特鸟枪成为八旗兵的普遍装备。乾隆三十二年（1767），为补充颁发八旗官兵及战争损耗造成的缺额，竟一次成造6000杆之多！
清朝为讨伐准噶尔，允许陕西绿旗装备大鸟枪，但却严禁内地绿旗拥有，雍正十年谕：“赞巴拉特鸟枪，不应令外省仿效制造”，强迫直隶、河南官员缴回仿制枪械。
不过，随着乾隆屡次用兵，该枪渐渐流入绿营。至道光朝，云南、湖北、湖南等处绿旗均配备该鸟枪的仿制型号，天山南北的绿旗也配备原准噶尔汗国遗留的“赞巴拉克”。毫不夸张地说，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前，源自中亚大陆的讚不喇大鸟枪与赞巴拉特鸟枪已成为清军鸟枪的主力。
在长达一世纪的光阴里，手执这两种火器的清军官兵几乎踏遍了从科布多到尼泊尔的亚洲大陆，大清帝国的边疆也在硝烟和枪声中奠定。但碍于将火器视为中西海上交通舶来品的惯性思维，以及由此衍生的“火器停滞时代”理论，研究者对康熙以降清朝的火器发展采取漠视态度，这两种与大清开疆拓土密切相关的火器被完全忽略。只有将清朝放到内陆亚洲史背景下，才能发现它们的存在，进而促使我们反思：应如何重新认识清朝与17-18世纪欧亚大陆上不同政权、族群之间的交流史，甚而重新认识大清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