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假日前日谈：（三）在华盛顿的交锋

——写在《华盛顿海军条约》之前。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在华盛顿的独立纪念厅召开。开幕式上，会议主席、华盛顿方面全权代表休斯打破了以往的外交惯例，抛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建议：

(1)一个为期十年的“海军假日”，所有国家停止造舰；

(2)根据10：10：6的原则限制美、英、日舰艇吨位；

(3)按照“立刻停止”的原则，列出拆除舰只的详细计划。

休斯的建议使得在场的代表们大为震惊，平静的会场一下子骚乱起来。币原形容“仿佛在大厅里扔进了一个炸弹”。加藤当时当地就知道，日本将不得不在原则上接受休斯的建议：“根本不可能反对美国的计划。如果反对它，我们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舆论是不会允许的。”他告诉币原：“休斯的建议澄清了局面，消除了双方的恐惧和怀疑。只要日本和美国联手，订立(海军条约)就有很好的前景。”真正打动加藤的是美国公众舆论的力量。他告诉海军记者伊藤正德：“你明白今天在会议厅里发生了什么吗？我本能地感觉到，休斯的建议代表了所有美国人的声音。那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仅仅几个小时后，加藤就致电东京：“休斯的建议强烈地吸引了美国的公众舆论，给人的感觉是反对它就是反对正义。”

虽然此前（11月5日）加藤已经指示海军次长井出谦治准备大幅削减海军人员和造船厂，因这些指示可以被认为是“内部事务”，从而不会影响代表团在华盛顿的谈判。然而，他现在却不得不认真考虑休斯提议的可行性。11月12日，加藤又给次长井出拍出一封绝密电报，描述了休斯提出这些建议时热烈欢迎的场面。尤其是宣布美国将放弃正在建造中的15艘战列舰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来自观众和二楼的参众两院议员们的掌声和欢呼声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加藤据此相信，帝国政府应给予他坚决的响应。“我们必须以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来接受这份提案。”

于是加藤展开了一系列积极的宣传活动。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他说他个人认为“日本将竭尽全力去达到（休斯）提案的目的”。在币原给记者们举办的招待会上，加藤宣称：“毫无疑问，只要日美加强沟通联系，就一定能获得完全的互信。加藤再次致电外相内田：“我相信日本政府应该迅速果断地接受美国的建议。”事后野村大佐回忆，加藤在下决心时没有咨询他的海军顾问——他完全是自己作出了这一决定。

在11月15日的会议上，加藤“原则上”接受了休斯的建议，他补充说日本出于“安全需要”，还有“一些有关基础吨位的修改意见将被提岀来”。在一份后来1935年被日本收回（1935年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期间）的声明中，加藤响亮地宣称：“日本以前从未、将来也不会寻求建立一支与美国或英国相等的海军。”而当时大家普遍都觉得日本不会接受这个建议。加藤的讲话赢得了全体起立鼓掌，包括休斯本人。

在华盛顿的交锋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陆奥号（Mutsu）战列舰的保留问题及由此引出的日美海军吨位比例的问题（70%或60%）、两加藤的矛盾以及太平洋岛屿设防问题。鉴于上文分析的日美海军发展建设思路以及两国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这些问题的提出也是可以预料到的。在接下来的一天，加藤友三郎让首席海军顾问加藤宽治在第一次海军顾问会议上提出，日本需要保持70%吨位比例的舰只，以及保留正在建造的陆奥号战列舰。

加藤宽治表示日本“绝对”需要70%的比例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宣称任何的削减都将导致日本“无法获得国防安全”美国代表拒绝了日本的出价，因为这等于否认了休斯的整个提议。

加藤一度特别顽固，罗斯福说如果他没有错判形势的话，他们两个会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战斗到底。作为一名“武士”，加藤感谢罗斯福的“接待”，并暗示如果在70%的比例上有任何减少，他回家后可能会自杀。然而，当他提出会议有破裂可能的时候，他已经超出了自己作为海军顾问的权限。但这种恐吓对罗斯福是没用的，他认为日本绝不敢冒天下舆论之大不韪。

休斯必须小心地避免和日本对抗，因为他还要继续在东亚的政治问题上复杂而脆弱的谈判。他并不强迫日本，而是分四个步骤向其施以微妙的压力。首先，他要获得英国对美国的支持。事实上，在会议开始前两个多星期，英国的首席海军顾问贝蒂(Beattie)勋爵曾向罗斯福保证英美可以就任何合理的条款向日本施压。现在英国海军委员会成员厄尼·查特菲尔德(Chatfield)少将应罗斯福的呼吁，表示将坚决在日本面前支持美国，这很可能将发展为加藤所担心的“英美共同压迫日本”的情况。接着，英国首席代表贝尔福支持美国的立场。他同意休斯的看法：“如果美国人民感到日本错误地拒绝了一个公平的海军比例,那么只要需要，他们将投票赞成建设一支任意规模的海军。”日本代表们对他们的盟友倒向美国大吃一惊，这令日本感到孤立的危险。原来给日本代表团的指示是“保持和英国的充分沟通”，可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会得到英国盟友的支持，甚至都没有和英国代表非正式地讨论过这件事。

第二，休斯通过查尔斯·B.沃伦大使向东京施加外交压力。11月19日，沃伦告诉内田外相，日本要么接受美国的条款，要么“回去继续激烈的军备竞赛”。这是一个强烈的警告。12月3日，休斯通过沃伦加大对东京的压力：“日本不要指望可以提高现在的比例，因为美国可以造得和日本一样快。

第三，休斯给日本造成舆论的压力。用哈罗德和玛格丽特的话说,休斯最初的演讲是“在建议背后的一项调动民众的杰出的政策策略”。"休斯认为他的建议将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应，如果日本不屈服，它将受到国际谴责而彻底孤立，日本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脱离这样的困境。加藤友三郎告诉伊藤正德，“当两千家甚至更多的美国报纸无一例外地支持休斯的声音时，给我的压力确乎非常之大。”

第四，休斯试图通过在华盛顿的日本商业和金融领袖这些“非官方代表”来影响日本。11月30日伊莱休·鲁特会见了一个纽约的银行家弗莱德•肯特，向他说明如果日本坚决不妥协，会谈因此破裂，日本将面临贸易损失，不仅是和美国的，还有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这样的联合抵制和禁运将导致日本经济破产。肯特和日本的金融家们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他立刻就此事向涩泽荣一(Shibusawa Eiichi)和三井公司说明利害。“肯特的努力显然是成功的，在12月7日到达华盛顿的电报中，井出次官报告加藤，大多数的日本商人和金融家都倾向于接受60%的比例。”

越来越多的压力使日本政府陷入窘境。由于技术委员会没有能解决日美的僵局，11月30日此事又被扔回到三大代表那里。11月的最后一天是海军谈判的关键时期。在11月22日的指示中，日本政府要求代表们坚定地维护70%的比例，并重申了加藤之前有关70%比例的“承诺”是至关重要的。11月30日,罗斯福在日记中写道，休斯似乎第一次表现出了担心。但是接下来的一天，他看到有迹象表明日本代表们更愿意达成协议了。当密码局长赫伯特·O.雅德利将“黑室”破译的日本外交急件交给美国代表团时，这个感觉得到了证实。急件表明，日本代表团已经十分动摇，只要再压上一根稻草就会支撑不住(加藤宽治后来的回忆并未怀疑文件被破译，而是说首席代表给东京的电报被神秘透露给了美国代表团)。

决策

加藤友三郎一直在瞒着美日双方的海军顾问和井出次长进行密切的通信，以寻求和东京的海军最高领导者达成妥协。在11月23日给政府的一个重要电报中，加藤略述了下面的四个选项：

(1)坚持10:7的比例要求，并保留“陆奥”。

(2)接受10：6.5的比例，作为补偿，保留“陆奥”。

(3)接受10:6的比例，作为补偿，保留“陆奥”。

(4)接受10：6.5的比例，放弃“陆奥”。

加藤希望他能被授权接受(2)、(3)两项选择，并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接受(4)。“要以一种更远大的眼光来看这次会议，”他写道，“如果日本在限制军备问题上和美国发生冲突并导致会议流产，那么责任将毫无疑问地落在我们头上。”因此和美国达成协议是“绝对必要”的。

这份电报表面上看是要求新政府给予一项新的指示，其实这只是一种形式，为的是安抚加藤在华盛顿的下属和在东京的政治对手。他决心要自己做决定并对此负全责。”

11月26日，加藤在一份紧急电报中指示井出次长和军令部次长阿波向海军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解释他的决定。海军的领导人，自对马一战成名的东乡平八郎元帅以下，同意如果需要挽救会议，海军会同意降低70%的需求，但他们希望务必要避免接受(4)。对此，一份重要备忘录中声明的海军意见表明了立场：“尽管70%的比例绝对需要，它也认为，会议必须取得圆满成功。如果由于日本的坚持而导致会议破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比现在更为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很明显帝国将无法在数量上和美国竞争。出于对国家未来的考虑和对我们的代表的信任,我们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决定，把比例降低到70%以下。”。

海军的意见在军事参议院(御前最高的陆海军事务咨询机关，由陆海军现任的大臣、总长和几位指定的参议官组成)进行了讨论。东乡元帅给了加藤有力的支持，他称“我们不需要为10%的比例感到担心”。当名和又八郎(Nawa Mataha chiro)大将顾虑会影响海军的士气时，东乡尖锐地反驳道：“这种说法完全没有理由，因为是负责任的海军大臣自己作出了判断，认为60%的比例是可以接受的。”加藤在日本海海战时是东乡的首席参谋，这些保证一定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东乡这一次信任了加藤。

值得注意的是，东乡的观点和他1930年伦敦会议时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在1921年，他认为海军大臣同时在军令和军政方面都有向天皇建议的责任，“只要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说了60%对我们的防卫没有危害，那些掌握军令的人就必须接受以这样的军力为国效命，他们不能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从而逃避责任”。”11月28日，根据海军的意见，一份重要的电报拍发给加藤，它着眼于避免和美国发生冲突的重要性，指示加藤就方案(1)进行最后的努力。如果失败了，就在方案(2)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如果进一步的让步是必要的，代表团必须在英美国家同意减少或至少是保持在太平洋诸岛上工事设施现状的情况下，考虑“日本更为广泛的利益”而接受60%的比例。东京提醒代表团首先要考虑的是“削弱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作战力量”以保持海上力量的“平衡”，这和最初的指示是一致的。"12月1日，加藤收到了井出转达的东乡令人鼓舞的话：“10%的比例差距是无关紧要的。”接着还有警告的话：“然而，如果我们所有的建议都被拒绝，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美国的方案，这将会对我们的公众舆论、政府的未来和军队的士气产生巨大的冲击。此时此刻，我想对代表们所处的困境和所有的努力表达深深地同情。”

就在12月1日当天，焦虑不安的贝尔福找到加藤，他的声音都在颤抖。这位英国首席代表担心，除非美日能在60%的比例问题上达成一致，否则整个海军协议会走向极端，给正在讨论的远东问题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强调了海军和远东问题之间的关联，警告说如果日本坚持70%的比例而使会议失败，美国将开始大规模的造舰计划，在五年之内日本的海军力量将会远低于美国的60%。加藤担心如果英国公开支持美国，日本就完全被孤立了。

加藤被“海军限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成功”的信条说服，他希望打破僵局，提出了有关太平洋岛屿防御工事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孤立于海军军备限制之外的。他向贝尔福解释说，新闻报道说美国正花费巨资在关岛和菲律宾修建强固的基地，这对日本是巨大的威胁。”于是贝尔福扮演了诚实的中间人角色，向休斯转达了加藤的意见。第二天，三大国开会讨论了有关太平洋设防的问题。

休斯说美国不想提这个设防的问题，除非日本愿意接受60%的比例。另外他又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包括解散英日同盟和西太平洋非军事化（即《四国条约》）。美国只接受把海军限制和太平洋岛屿不设防问题作为包括《四国条约》在内的亚太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来讨论。休斯强调，美国是否愿意停止在西太平洋继续建设工事和基地将视日本是否愿意加入《四国条约》而定。实际上，这样的互不侵犯条约是海军军备限制的一个必然的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关联是华盛顿体系的一个标志。然而，加藤出于某些原因对休斯的新建议十分谨慎，那个建议把不设防问题和将导致英日同盟废除的《四国条约》牵扯到了一起。加藤告诉东京方面，贝尔福第一次公开地表示支持60%的比例并向日本施压，“要求接受美国的方案，激烈地表示，如果我们坚持70%的比例就会破坏整个谈判”，在这种情况下重开海军军备竞赛将使得日本的比例进一步降低。“目前的情况必须视为帝国未来的一个转折点,我对此非常担心。”最后，加藤向东京表达了他的忧虑，在国内对70%的辩护者似乎决心控制媒体，“如果公众舆论被煽动起来，日本政府将处于内外交困的最不利的地位。”。

在12月4日当天，加藤拍发了第二封给东京的电报：“用更为广阔的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国家安全问题，我相信决不能只考虑海军，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因素。”“从严格的海军防卫传统上来说，70%的比例是正确的，没有人比我更渴望它能在会议上被接受。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有必要与英美国家合作，获得国际的理解并提高帝国的位置，从而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未来发展。”从休斯和贝尔福的坚定立场来看，加藤认为在这一问题上继续讨价还价只能是徒劳的，只会使美国公众走向对立面，他“现在已是背水一战”，做最后决断的时刻已经来临。"

12月5日，加藤给东京的一份措辞强硬的去电，警告说日本将为会谈的崩盘负责从而陷入彻底的孤立。如果日本在这样的境遇下接受60%的比例，日本似乎是屈从于胁迫，将引起民众的愤怒，危及和美国的关系。而如果会议失败，海军军备竞赛加快进行，日本就输定了。加藤认为美国将在1924年前完成现在的造舰计划并开启新的计划，因此日本将落后于美国，远远低于占其60%的比例。加藤要求井出将这份电报给首相、外相、东乡元帅、军令部长山下和军事参议院的其他成员看。在这份电报中，他要求政府给他下关于接受60%比例的“最后指示“。

为什么此时加藤已下定最后决心并得到了海军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他还是要求政府给他另下一个指示呢？据海军省资深书记官、加藤的助手模本重治(Enomoto Jaji)说，这完全是一个形式，他只是试图给政府一个“面子”，加藤特别担心政友会内阁的混乱状态，自从原被暗杀以后，他们一直在苦苦支撑，还必须警惕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对手。后来在给井出次官的秘密的“加藤信件”中，他解释说这“看上去是在逃避责任”，但实际上他“采取了最后的措施来安抚国内的政治力量”。12月10 0,军令部长山下源太郎邀请井上良馨元帅(东乡外出)和军事参议院成员听取加藤近期电报的解释，他们都同意接受60%这一无法避免的结果。"得到海军最高领导层的同意后，加藤在12月12日的三大国会议上宣布日本将接受60%的比例，条件是太平洋诸岛的不设防和保留后日德兰型战舰“陆奥”号。

加藤对海军军备限制最鲜明的意见集中在著名的“加藤信件”中，这封秘密的信是由堀悌吉中佐带到东京交给井出次官的。加藤在信中说：“对改善美日关系（重要性）的直觉支配了我在会议上的想法，从这个点出发，我在任何问题上都做了自己的最终决定。”加藤打算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危险的军备竞赛（一个互不信任的体系）一转而为军备限制和美日和缓（一个互相信任的体系）。为了这个目的，他断然把军事上的需要放在次要位置，而进行更为广泛的政治考量。他说：“用外交手段避免和美国的战争是国防的本质。”他用非常直率的语气断言：“我们不能打一场没有钱的战争。美国是唯一可能和我们打仗的国家，也是唯一可以举借外债的国家，因此我们不能和美国打仗。”避免和工商业实力不断增强的美国开战是加藤防卫观念的核心。这一现实和总体战的需要促成了他决定接受60%的比例。

加藤的决策风格是高度个性化的。作为最高权威，他冷静地审视面临的问题，“凭直觉”（Intuitively）作出自己的结论。因此他规避了海军和外务省的官僚组织渠道，更不用说外交关系委员会了。在日本外交和海军史册上，这种个性化的决策是极不寻常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与之最相似的是休斯国务卿。这种相似没有逃过当时一个《万朝报》记者的眼睛：“休斯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政治家，他始终有着坚定的信念，并直接通过合乎情理的方法加以推进。加藤是一个典型的武士，也有着坚定的信念并努力实行。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不沉溺于琐碎的政治把戏，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互理解。”

“两加藤”的矛盾

在加藤友三郎给井出的电报里，他简要地说出了和加藤宽治之间的差异：“首席海军顾问（加藤宽治对70%比例）的坚持与我国传统的政策一致，如果仅仅从海军防御的角度来看是很合适的，别人不会比我更认同这一点。然而，倘以更大的视野来看待此事，尽可能主动地提高帝国的国际地位，促进与英美的合作对我国来说更为至关重要。”要重申的是，并不是说加藤友三郎对美国的建议感到“满意”，而是根据日本有限的资源，军备竞赛是不可能的，他认定“忍受60%的比例对我们有利”。作出接受60%比例的决定，他考虑了经济、政治、外交关系等诸多因素，还有与美国改善关系的迫切需求，他的决定遭到了纯粹从军事角度看待日本国防的首席海军顾问加藤宽治的强烈反对。

为什么加藤友三郎在已经明晓加藤宽治的强硬态度之后，还要选择这位海军参谋学院的校长来做他的首席顾问呢？过去加藤友三郎曾因加藤宽治喜欢未经授权就独断专行发生过争执，他一定能预见到加藤宽治会在华盛顿为国防、海军限制和对美国的态度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和他发生激烈冲突。他之所以选中小加藤陪伴他去华盛顿，可能是为了能亲自直接控制小加藤对军备限制的不妥协立场。同时，绕过加藤宽治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他的地位日渐尊崇，在制订战略和计划方面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加藤宽治素以强硬著称。当时著名的记者德富苏峰(Tokutomi Soho)写道：“加藤一方面是冲动和单纯的，另一方面也是无畏和勇敢的。他无视任何障碍，英勇地朝自己的信念前进，因此产生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不是那种会耐心等柿子熟透掉下来的人，而是等不到柿子成熟就会一杆子打下来的人。”

两加藤的差异在华盛顿会议之前就形成了。不像大加藤，宽治没什么在海军省工作的经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上武士”。一战之后有几件和海军有关的事可以看出他们在处理国际问题方法上的差异。1917年俄国革命，加藤宽治被派往海参崴担任第五舰队司令官，他一次又一次地急切要求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允许其进行军事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建立“日本在东方的主导地位”。加藤友三郎坚决拒绝了他的建议，说这样一次登陆行动会变成对西伯利亚的大规模远征，带来很多国际上的麻烦。1919年加藤负责海军的一项调查任务，在德国他越权和海军部长签订了秘密潜艇协议，加藤友三郎担心这样的协议违反《凡尔赛和约》，将触怒美、英、法，于是断然下令宽治取消这一协议。宽治不得不提交辞职报告来承担责任，然而最后不知怎地并未离职建加藤宽治痴迷于军事战略和技术的优势，而加藤友三郎看重更为广泛的政治和国际因素。

这两个人在个性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友三郎总是冷静和理性的，而宽治可以说是个“性情中人”。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后来说宽治是“一个头脑简单和冲动的人”。铃木贯太郎说宽治“任性、冲动，很难对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加藤在华盛顿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加藤宽治对70%立场的坚持已经超越了军事层面，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其根源在于他的“军备平等”和“国家荣誉的观念”。他认为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理所当然应该有资格享有“平等”——一个10：10的比例。如此来看，70%的比例已经损害了日本的“国格”，并构成了最大的让步，而60%则是根本不用谈的。此外，休斯有关“立即停止”的建议看似公平，实则隐藏了美国的私欲，即保留有利于美国的现状，使其能在太平洋保持海军优势。把这样的“不平等和约束”强加给日本是一种完全无视日本国格的“胜者的胁迫”。

加藤宽治坚信美国的建议是在“道义与人性的外衣下”试图剥夺帝国在远东的海上霸权，并使美国取而代之。他对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希拉里·P.琼斯的声明特别恼火，希拉里说“美国绝对需要把日本海军的实力控制在60%，这样才能让他们在中国问题上屈膝”。”在11月27日和12月4日，加藤宽治拍发紧急密电给海军次官和军令部次长，警告说“美国以最为蛮横的手段要求日本放弃其合法的自卫权，”如果日本承认60%的比例，就“等于是向美国投降”。

看到英国代表倒向美国，加藤宽治警告说“英美压迫”不仅是一个“难以忍受的耻辱”，更会对日本的安全造成“最严重的威胁”。“日本是否放弃自卫权取决于（海军的）决心”。加藤友三郎看到的危机是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而加藤宽治看到的危机是“美国强加的”60%的比例。老加藤敏锐地感受到美国公众舆论对支持军备限制的“无声”的压力，小加藤则拍电报给东京阐述保持国内舆论支持70%比例的重要性。在12月4日加藤宽治给东京海军领导人的一份秘密急件中说：“英美已经联手对付日本，相互妥协和让步是这些国家不曾想过的。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剥夺帝国海军在东方的优势。他们正威胁日本，说它要对破坏会议负责，屈服于这种傲慢的态度是彻头彻尾的耻辱。帝国的未来和海军士气完全有赖于政府的决心。”。

加藤宽治强烈地感到形势已经到了临界时刻，因此在当天又拍发了第二封电报。“此事事关日本的自卫权，”如果政府接受休斯的建议,“游戏就此结束，日本将屈从于美国的霸权。”“除非我们坚决地拒绝美国的‘摆布’，否则我们国家的未来必将十分危险。是否放弃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合理的自卫权，将取决于这个决定。我们正在进行最后五分钟的战斗。”

这些措辞强硬的观点当然和老加藤是截然相反的。在老加藤给井出次官的绝密电文中，他说：“美国的办法总体上是公正的。”“英美压迫对我们这些代表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在海军兵学校时老加藤就是宽治的炮术教官，其身份理应得到尊重。近年出版的加藤宽治日记则透露出他对老加藤怀有深厚的个人仇恨和恶意。在1922年1月12日他写道：“现在我知道他是多么狡猾，他是个无法共事的人。”一个星期后，他写道：“他骂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话简直让人说不出口。他不像个大人物。”小加藤还公然反抗加藤友三郎，11月28日他对美联社说如果不能接受70%的比例，日本将退出会议。这引起了加藤友三郎的愤怒。

然而，这样的行为丝毫不影响老加藤对局势的控制，也没能迷惑和误导东京的海军当局。如前所述，加藤友三郎做了事先预防，他通过井出获得了海军元老的支持，特别是东乡元帅的支持。所以当加藤宽治抗议说东乡元帅绝不会容忍这样的妥协时，加藤友三郎笑着说他已经得到东乡的同意。

但加藤友三郎有理由担心自己国内的政治对手，他决心把事实加以澄清。政府正受到攻击，因为一系列在华盛顿的让步将会提交到将于1月21日召开的第四十五届议会上来讨论。在12月27日海军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派他的心腹堀悌吉把印有“加藤信件”的文件交给井出次长。在这封秘密信件中，他说他将负起全部的责任，不会回避说是因为政府要他这么干。

加藤友三郎命令宽治在他口授这封信件的时候必须在场。宽治在这封信的“附录”中表明了他的立场：“虽然海军有明确的理由（要求70%的比例），但首席代表仍然坚持己见。回到日本以后，我将有机会作为海军首席顾问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我现在保持沉默。”加藤宽治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了。

有关太平洋岛屿设防问题

虽然加藤友三郎驾轻就熟地处理了海军比例问题，可在太平洋岛屿设防问题上却并非如此。1921年7月，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就明确指出，太平洋岛屿的不设防对于70%的比例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如今日本已经承认了60%的比例，不设防的问题更是势在必得。在政府最初给代表团的指示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

不寻常的是，加藤直到12月1日他和贝尔福会见后才提起这个问题。不难想象，他完全可以早点提出这个问题，作为对接受60%比例的补偿，以打破海军谈判上的僵局。他后来解释说，从一开始，太平洋不设防的问题就一直萦绕于脑海中，但至于何时提出建议有自己的考虑。他担心过早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海军比例谈判变得复杂，而比例问题是必须首先达成协议的。政府在海军事务方面给了加藤广泛的裁量权，但他在太平洋防御工事问题上却没有表现出外交手腕来。不管是什么原因使加藤那样钝拙，到12月2日加藤终于向休斯提出了在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的防御工事和基地问题。休斯立即排除了夏威夷，但又认为“保持关岛和菲律宾的现状没有问题”。同时，休斯要求加藤同意把不设防问题纳入一个全面的亚太安全体系中，包括签署四国条约和太平洋非军事化。

不出所料，美国的将军们事先并不知情，他们强烈反对太平洋不设防的协议。他们警告休斯，这样的协议对于“在西太平洋的安全地位是致命的”，美国海军深受马汉传统影响，把关岛视为太平洋战场的关键。将军们不相信日本会在《四国条约》中尊重美国在关岛和菲律宾的主权。"休斯曾咨询过克拉克大学的远东问题专家乔治·H.布莱克斯利(George H.Blakeslee)教授，他认为关岛是“刺向日本侧翼的一把尖刀”，休斯同意美日关系已经十分恶化，如果关岛和菲律宾听任继续加强工事，则将无法和平地挽回局势。

鉴于休斯愿意接受加藤的关于太平洋岛屿不设防的建议，达成海军协议的前景看好。在加藤获得海军元老的同意之后，几位主要代表在12月15日开始讨论一份海军条约的草案，规定了10：10：6的比例；用老旧的“摄津”(Setstu)号战舰取代“陆奥”；以及指定的太平洋岛屿不设防。

出乎意料的是，从东京来的麻烦不期而至。草案声明不设防协议不适用于“构成日本的固有岛屿”。什么是构成“日本的固有岛屿”？东京认为小笠原群岛和奄美大岛是“日本固有”的组成部分，因而不在不设防条约的协定范围之内，这与休斯的理解正相反。东京声称，它的人民永远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奄美大岛这样一个靠近本土的岛屿上修建工事是受限制的，而在离开美国海岸两千英里的夏威夷上修建工事则是不受限制的。涉及日本的国际形象，这个问题很容易激起其国民的情绪。加藤向他的政府建议说这个问题在战略上并没有那么重要，事实上，他在12月初的一次会议上就说了并不反对限制在奄美大岛和小笠原群岛上修建工事。

由于担心美国对日态度的恶化，加藤恳求政府放弃不妥协的立场。而盘踞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桥内阁的政治对手再次采取阻挠议案通过的手段来使政府难堪，加藤认为他已经成了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玩物。到1922年1月初，政府给代表团的指示仍是不要做进一步的让步，认为如此会激发国内的舆论，危及枢密院批准海军条约，并危及日美关系的未来：“因此海军协定表面上的目的是维持和平，在日本很可能被理解为英美压迫日本的措施，在未来将对国民、对这两个国家的感情产生根深蒂固的有害影响 如果和平的声音转而为复仇的呐喊，日本的命运将是可怕的。

1月14日，内田外相发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求坚持政府强硬的立场，否则就不签署海军条约。内田解释说，这不再仅仅是国家安全问题了，它已经成了一个“影响日本国民情绪和士气的严重问题”，“（在不设防问题上的妥协）势必会激起国民强烈的感情，他们将把旨在维护和平的军备限制条约完全视为英美对日本的压迫……（如果日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全国的民意将达到沸点，引发对英美的强烈反感并危及在枢密院通过海军条约”。”

加藤拒绝这条指示。不设防协议的失败对英美来说无关紧要，而对日本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更糟的是，这会破坏整个海军条约。与其承担导致会议失败的责任，他发电表示将辞去首席代表一职严强调为了些小小的国内的因素就损害国家的未来是愚蠢的。

井出次官竭力挽留加藤，幸运的是，最后温和派在东京占了上风,日本接受了不设防协议，并确定为1922年2月6日签署的《五国条约》中的第十九条。美国承诺在菲律宾和关岛基地维持现状，日本同意在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不设防。在《五国条约》的第一部分，日本允许拥有包括“陆奥”号在内的10艘主力舰（共计320302吨），美国为18艘（共计500650吨），主力舰以外的舰只排水量不得超过10000吨，主炮口径不得超过8英寸。废止这一条约需提前两年通知，否则将永远有效。《五国条约》令美国在西太平韓向日本发动可能的攻势作战变得十分困难，在和日本的战争中，美国只能以夏威夷为基地。日本将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但显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横跨太平洋的进攻。《四国条约》预先防止了英美海军成为日本的对立面，《五国条约》和它一道，让日本海军成了远东水域的主宰。华盛顿体系有效地用一种共同提高了美国和日本安全感的方法代替了“安全困境”与零和博弈。从日本海军战略的视角来看，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一项巨大的成功。

局限性

加藤做决策最为显著的特征（不设防问题谈判除外）是在某种程度上绕开了海军和外务省在东京的官僚机构以及约束他那些不听话的下属。他高度个性化的决策是很不寻常的，尤其是在日本这样讲究建立共识的地方——在对付危机方面十分有效。这是一次理性决策对官僚政治的胜利。

但采取这种做法带来的局限就是领导者的负担太重。加藤带病出席会议，期间又多次过度劳累。和加藤宽治辩论的通宵会议，与东京的联系，每天的谈判和为次日谈判进行的准备几乎超过了他忍耐的极限。此外在会议初期他还不得不接管远东问题的谈判，因为币原得了重病。当加藤回到东京的时候，他对曾经的上级、一度担任过海相的斋藤实大将说：“我真的觉得会死在美国。”

另一点局限是，无论他是多么强大的领袖，个性化的决策违背了海军建设的组织规范。因此，一旦在加藤威望不再的时候，他的决策迟早要受到不满的下属的挑战而销蚀。两加藤的冲突表面上是老加藤压制了小加藤的激烈反抗，但后者对60%的比例一直是不服气、不甘心的。

在日本接受60%比例的那一天，加藤宽治被人看到喩着眼泪呼喊：“对美国的战争始于今日，日本一定要对此进行报复！宽治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绝不接受美国建议基础上的妥协，除非有人能保证美日之间永远不发生战争。”他补充道：“中国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他不相信《华盛顿条约》体系的有效性，他自我安慰说：“没人能说十年之内国际形势会怎么变化，这是一个改变（海军比例）的机会。”他的日记表达了他的绝望：“日本的未来多么可悲！”“无法形容的痛苦!”

老加藤对于军备限制的方针和哲学是否在海军中扎下根尚未可知。小加藤的反抗是一个信号，就他和他的下属而言，新的条约坚定了他们对70%比例的痴迷和对美战争不可避免的信念。老加藤当然知道这一现状是建立在他的领导的基础上，一旦他离开就会消失。这种意识促使他在华盛顿期间就思考要进行激进的机构改革，包括建立“一套文官的海军大臣体系”——模仿英国的模式，在“加藤信件”中，他告诉井出次长要开始准备这一改革。显然，在比较了英美的文官政治和日本的异常情况后，这种情况令他这个海军大将兼海军大臣在对付自己管辖的组织的强大意志时倍感吃力。另一个加藤“着重要求”的改革是军令部要明确隶属于海军省。也许有点朦胧，不过加藤是否预见到了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时的情形了呢？

在后来的若干年中，围绕着对《华盛顿条约》的对立立场，日本海军内部产生了分裂。不论如何，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海军省和军令部之间还没有产生泾渭分明的矛盾，但显然对条约的不满集中在军令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后影响日渐扩大的“少壮军人”都是加藤宽治和末次的门生或拥楚。

在海军省曾辅佐过加藤友三郎的军官则自觉成为他的“继承者”，他们仍然致力于他的军备限制和避免和美国发生战争的政策。传统观点认为，老加藤关于海军限制和国家安全的观念在19世纪20-30年代作为“海军正统”通过这些继承者延续了下去。％但从上述的这些情形看，却未必如此。毕竟，老加藤已经放弃了1907年《帝国国防方针》的三项指导原则：70%的比例、“八八舰队”和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特别是对70%的比例的要求成为反对《华盛顿条约》的聚焦点，从此以后它就成为日本海军强硬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加藤宽治和他在军令部的追随者就自称“主流”。加藤友三郎关于不要和美国开战的思想遗产传承给了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这一铁三角，但他们代表的是被孤立的少数派。

远东及西太平洋国际政治新秩序

和《四国条约》一道，《华盛顿海军条约》帮助日本获得了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以及远东的区域霸权，关于不设防的条款使美国在菲律宾和关岛的基地陷于停滞，保证了日本对东亚海域的主宰地位。在新的条款之下，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无力发动一场跨洋攻势。就美国而言,《华盛顿条约》确立了关于不以武力强迫日本接受“门户开放”的一贯政策，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成为“日本控制下的人质”。

这样的“海权新秩序”必须要在更为广泛的美日和解的背景下来理解。就像美国代表团所声称的那样，没有《四国公约》和《九国公约》所缔结的合作关系，海军条约就不可能签署；相反，如果没有海军条约的签署，那些公约也不会尘埃落定。政治学者们提岀，华盛顿会议证明了上述所说的“就像撇开其他政治问题来解决军备限制是徒劳的一样,想要不谈海军的相互平衡来解决政治问题也是不可能的”。这解释了华盛顿会议为什么获得了成功——实际上，华盛顿会议是两次大战之间唯一称得上成功的海军会议。

但是美国海军并不认可这一点。如果马汉还活着，他毫无疑问会极力反对《华盛顿海军条约》。马汉始终坚信一个主权国家利用海军作为自卫和获取利益的手段的正确性，军备限制的想法令他不安，他认为这削弱了国家特有的主权。马汉在美国海军中的弟子门生被《五国公约》搞得心烦意乱，其中之一的威廉·史蒂文斯，对战列舰的比例限制大伤脑筋，认为它“颠覆了整个（马汉）海权哲学”，公约使国家在西太平洋赤裸裸地面对着一个侵略成性的日本。被颠覆的还有马汉关于把海军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义务联系起来的理论——菲律宾群岛、关岛和中国。华盛顿条约等于是宣布为了“门户开放”而和日本打一仗是不值得的——这一立场一定会令马汉心痛不已，他在《亚洲问题》一书中曾那么热情地鼓吹门户开放。

海军咨询委员会尤其强烈反对休斯取消建造15艘新型主力舰的决定，因为这样将使美国“无力抑制(日本)在远东的侵略阴谋”，委员会还特别反对太平洋不设防协定，因为它使舰队丧失了“在远东海域进行跨太平洋作战”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国公约》否定了马汉的太平洋战略。

海军历史学家威廉·R.布雷斯特德写道，美国海军“从华盛顿会议后在心理和物质上都出现了累累伤痕”。对会议典型的批评是杜德利·W.诺克斯(Dudley W.Knox)上校所著的《美国海上霸权的衰落》(The Eclip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1922)。美国海军依然无所畏惧地去着手抵消《五国公约》缔造者们的成就。在1922年和1923年的“橙色”计划中，美国海军继续设想“一场攻势作战，以海军为主，目标是通过控制它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以及针对它的海上力量和经济命脉所发动的海空作战来孤立和封锁日本”，美国要“尽可能早地在西太平洋建立对日本的稳固的优势”。咨询委员会也没有放弃“以武力推行门户开放”的假想。这个假想和美国《华盛顿条约》体系的文官缔造者们是格格不入的。在1923年4月一份关于太平洋战略的报告中，作者强调了菲律宾尤为重要的地位，对于保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包括介入中国市场在内，保持处于那里的美国基地是绝对必要的。1923年7月，咨询委员会界定海军的首要使命是“尽可能早地在西太平洋建立对日本的稳固的优势”。至此，我们可以说《华盛顿条约》对美国海军的战略计划几乎没有影响，也许美国和日本在此次会议中实现了“双赢”。

（完）

参考文献：

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佐藤铁太郎：《帝国国防论》，东京：水交社印刷所，1907年。

Sadao Asada,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Naval Institute Press,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