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分析一下坦波夫起义中，起义军与农民村社之间的关系

https://rusk.ru/vst.php?idar=321701 

https://istmat.org/node/57992 

https://www.tstu.ru/win/kultur/other/antonov/titul.htm#soder 

涉及书目与资料集

 

这是一篇关于安东诺夫起义军/叛军/农民起义【怎么称呼视你的立场而定】有关的文章。主旨是探讨安东诺夫游击队的内部细节，以及它与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

 

在机翻阅读了一些文件与书籍后，我认为单纯从是否使用毒气的角度去看待坦波夫起义，是一种颇为偏激的角度。实际情况要远比简中互联网营销号的文章描述复杂得多。

 

由于过度关注毒气征粮这一点，坦波夫起义在国内几乎没有什么讨论度，很多媒体平台更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在图哈切夫斯基于1921年6月12日，下达发射毒气弹的命令上。

 

这导致这场声势浩大的坦波夫起义，往往被被描述为一个孤立的/被快速镇压的农民起义。

 

这类文章在客观上，为指责使用毒气镇压农民起义，提供了一个道德上无可指摘的制高点。用毒气弹炮轰本国农民，这听起来怎么看怎么像是纳粹德国会干的事。

 

而在另一边，反对者认为安东诺夫是社会革命党成员，且社会革命党在起义爆发前，正在农村地区组织政治活动与行政体系。并且这些行为都在客观上，为之后爆发的起义提供了帮助与政治上的立脚点。

 

基于以上内容，反对者认为，坦波夫起义是一场带有政治目的的政变与叛乱，使用毒气在这一点上毫无问题。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这些问题，正好我现在不在家，需要在外地呆一段时间，正好就借此机会写点东西。阐述自己的看法，免得视频发出后，又是一阵风波。

 

开宗明义，说实话我对讨论使用毒气的正义性或不正义性，没什么兴趣。因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余波，人类对于新制造或新使用的事物，需要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才能对它做出道德上的判断。【1925年凡尔赛条约】

 

所以在我看来，争论正不正义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就像跟人讨论，如果小胡子被毒气熏死了，还会不会有二战一样。

 

而且，毒气征粮这个传言在国内能够传播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使用毒气去镇压起义这种行为，往往和殖民主义国家或者说帝国主义国家挂钩。

 

所以在我看来，毒气使用问题唯一需要探究的，就是规划过程与实行过程中，是否刻意无视了对平民的附带损伤。

 

当然，毒气问题是视频里讨论的内容，接下来进正题。

 

1. 安东诺夫的游击队：看起来像农民，但又不是纯粹的农民

 

在常见的语境中，安东诺夫的游击队员，常被描述为由不满粮食征集的诚实农民组成。而领导人或军官，则被描述为警察与社会革命党人，前军官

 

【安东诺夫就是社会革命党成员与前警察局长。而坦波夫起义的军事政治领袖，托克马可夫是前布尔什维克，同时也是一名前警察。】

 

这个说法正确么？正确，但隐瞒了很多农民内部的立场问题。

 

农民绝非铁板一款，在俄国内战这种极度混乱的年代更是如此。

 

如果单纯以贫富或阶级去划分农民，那么按照我在上期视频中提出的观点。我们无疑只能得出一个结果，绝大部分坦波夫农民，都将参与到起义当中。

 

【由于1917年的混乱，村社农民爆发了土地骚动，开始自行平分土地，中农比例过半甚至占到农民总数的4分之3】

 

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绕开一个关键因素。由村社主义带来的农民中立性，以及农民对于非村社权力的厌恶。在上期视频中，我多次提到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中，起义军一旦出现正规化的迹象，农民就会选择离开起义军，甚至是杀掉起义军中的政治领袖和军官。

 

然而在许多文件中，我们都能发现些许证据，证明坦波夫起义中的农民军或者说游击队，存在非常严密的组织。

 

比如我在谷歌随手翻到的一本书，《坦波夫起义1918-1921和1929-1933年俄罗斯的去农民化》。在这本书的第六章，游击队的组织与纲领中，提到坦波夫起义军在1920年11月中接受整合，并按照地区划分为第一第二第三起义军，由一个最高司令部统一指挥。

https://rusk.ru/vst.php?idar=321701 

在正规部队之下，还设置有民兵与内务安全部队，治安警察，并且还设置有军事法庭。

 

而在军队之上，坦波夫的起义军还建立了一个由劳动农民联盟领导的文职政府。从组织角度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国家了。

 

看起来，仿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愈发激烈的粮食征收政策下，农民开始放弃了自己的传统。选择进入一个组织更为严密的团体中，准备以此为机会干翻布尔什维克。

 

然而，一些战时文件证明，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简单。安东诺夫的游击队，或者说坦波夫起义中的正规军与政府，和其他政权一样，是一个悬浮在农业社会之上的空中楼阁。

 

1920年11月4日，坦波夫州布尔什维克组织在会议上出示了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调查员明确表示，安东诺夫的游击队主要依靠逃兵来补充战斗队伍，而农民则被动员【另有说法是雇佣】起来，在不参加战斗的情况下协助后勤运输以及土木工作。

 

https://www.tstu.ru/win/kultur/other/antonov/nach57.htm 

https://www.tstu.ru/win/kultur/other/antonov/nach58.htm 

 

在报告里调查员还强调，大多数自愿加入游击队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逃兵，还有极少数知识分子。

 

在另一份报告中，调查员详细记录了不同地区不同村庄中，自愿加入与强制动员的比例。即使依靠粗陋的机翻，我们也不难看出，有的村庄自愿参军的比例高的惊人。

 

很显然，布尔什维克实行大范围的强制征兵政策带来的负面效果，为起义军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考虑到布尔什维克设置的打击逃兵委员会，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件事，相较于单纯为反对征粮的农民。那些叠加了一层逃兵身份的坦波夫农民，无疑拥有更多参与战斗的理由。

 

坦波夫州的地理特点，则进一步放大了逃兵的人数。如果对俄国内战战线有所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距离莫斯科以南四百公里的坦波夫州，长期处于西南北三条战线的交界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E411N7eA/?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别忘了，红军与马赫诺黑军的战斗区域，就在坦波夫西南方，两边的战线与时间线几乎是一致的】

 

而坦波夫州内铁路线，在内战时期必然成为新兵快速集结与机动的关键。

 

基于以上信息，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坦波夫州内部数量庞大的逃兵群体，为安东诺夫和起义军政府，构筑了一条用于隔绝农民加入军队的缓冲带。

 

考虑到红军的新兵训练体系，这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绝大多数新兵都是在接受训练后，前往前线的路上逃离的。根据两个我目前无法考证的说法【即有明确档案编号，但没有电子化，只能在档案馆资产清单中找到文件集的档案】，我们能看到红军的逃兵规模有多么惊人。

https://library.rsu.edu.ru/p7288/ 

1920年1月4日，坦波夫省驻军从预备役中抽调了4个步兵连，总计1025人。在12天的转进中，有497人生病，4人死亡，296人逃跑。

 

最终只有229人安然无恙的抵达了目标地点。

 

而按照坦波夫地方史编纂组的说法，1918-1919年，坦波夫地区动员了25万人，但最终只有13万人抵达前线，其余12万人均为逃兵。

 

而到1921年春天，坦波夫起义军迎来了新一批的生力军，即复员的前线红军士兵。在1921年4月，坦波夫州布尔什维克向捷尔任斯基发送了一封报告，表明安东诺夫对他控制下的第一游击军进行了改革，目前该部队拥有七千名士兵，并且核心由内战时期的复员老兵构成。

 

安东诺夫或许是从科穆奇人民军动员失败的案例中获取了经验，知道农民拒绝参战，因此才会依靠逃兵来充实军队，也可能是因为他曾亲自参与过1919年的绿军起义，了解逃兵本身的行为习惯。

 

但不论如何，我个人认为，以上文件足以概略的说明安东诺夫的游击队构成。那么接下来就得反方向的内容了。

 

【额外补充：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坦波夫起义中的起义军，以一种非常诡异的方式，重新回到了沙皇时代的社会模式。布尔什维克的强制征兵与打击逃兵委员会，在客观上搭建了一个半脱离村社体系的人力池。而禁止自由贸易，余粮征集制和粮食分摊制，则将村社的经济生产重新打回了农奴时代。因此新成立的劳动农民联盟政府以及起义军，只需要高举达到布尔什维克的大旗，并确保不过度干涉村社独立，就能提高占领区的农民接受度，甚至能让他们接受一定程度的政权组织。】

 

2. 起义军是如何瓦解的

 

这是国内信息差的重灾区，由于缺少相关文件，很多营销号都将1921年6月开始的全面攻击，视为布尔什维克对起义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击。

 

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布尔什维克对坦波夫起义军的攻击与退让是多方面同时进行的。

 

1921年2月9日，坦波夫州执行委员会向全境发出宣告，表示停止粮食分摊。结合之后的历史信息，我们不难得知这是为了粮食税做铺垫。

https://www.tstu.ru/win/kultur/other/antonov/voj115.htm 

但许多文件都证实了同一件事，不论是停止粮食分摊还是推动粮食税，都没有让起义停止。农民显然对于这一重大改变保有疑虑，认为这不过是布尔什维克的欺骗而已。

 

尽管新推出的粮食税，在最初确实极大的降低了配额【530万普特】。但布尔什维克的基层组织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事实上也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变化，毕竟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同一批人。

 

他们依然再用粮食分摊制时期的手段，比如说入户搜查，暴力殴打等行为来获取粮食。

 

但，在这一片混乱中，农民行动的一些小细节，依然表达出了农民内部的差异。

 

1921年2月14日，几名坦波夫州的农民代表前往克里姆林宫与列宁会面。尽管这次会面的公开版本肯定存在删改的问题，但有些信息还是很值得关注的。

 

https://www.tstu.ru/win/kultur/other/antonov/voj131.htm 

 

首先农民代表愿意前往克里姆林宫这一点，就很有意思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农民代表来自于坦波夫州基尔萨诺夫区。这是起义军最稳定的占领区之一。在公开文件中，基尔萨诺夫区被视为起义军的主要活动与后勤节点区，也是安东诺夫从1918年就开始活动的土地。

 

而在这公开版本的会面过程中，农民代表首先强调，起义军正在抢劫农场与商店，还从农民手中夺走牲畜与饲料。说完还补了一句，红军来了以后，也伤害了农民。

 

接着，农民诉说了在征粮过程中，苏联政府的懒政怠政，放任大量粮食腐烂等问题。

 

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事，在布尔什维克广泛宣传这次会面的同时。坦波夫州布尔什维克组织，发布了一条面向全省的通告。在这份通告的开头，明确写的，在该省的各个地方，农民们呼吁苏维埃当局保护他们不受土匪侵害。

https://www.tstu.ru/win/kultur/other/antonov/voj132.htm 

【契卡自己的记录与以上信息对应，红军与游击队都有抢劫/勒索等情况。但在游击队控制区，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正在转向消极。】

【坦波夫本地人组成的军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时常转化为逃兵加入游击队。契卡建议调用外省部队，并增派政治工作者】

https://istmat.org/node/52751 

虽然有不少争论方认为，取消粮食分摊改为粮食税，并未起到任何效果。但从以上信息看，我认为政策还是有效的，虽然起效的原因并非政策本身。

 

从起义军占领区的农民角度看，支援起义军很可能正在变成一个赔本买卖。不论红白绿几方如何自我宣传，如何自我改造，都无法否认的一点是，此刻的军队与区域行政体系依然是一支缺乏监督与管束的集体。

 

从游击队的作战方式与俄国农民的生产模式看，双方的合作存在一个难以避免的矛盾，就是对军马的需求。从列宁以往的文献看，马匹等大型牲畜是俄国农民关键的生产力来源。

 

而在众多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起义军对于游击战术的依赖。在1920年11月的游击队整合中，第三起义军就是一支骑兵军。在红军的记载中，也多次提到起义军以靠马匹来快速转移阵地。

https://rusk.ru/vst.php?idar=321701 

在一个我无法确定来源的说法中，提到起义军拥有上万匹马。我无法判断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但从坦波夫州的养马史中，我们可以大概得知，坦波夫州曾经是沙俄的军马养殖区，还多次举办大型赛马比赛。

 

但在一战与俄国内战给本地养马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书籍对其的描述为，马匹的损失与人类的损失规模相当，许多养马主不得不从头开始蓄养种马。

 

直到1923年，坦波夫地区的种马规模才恢复到八千匹。而直到六十年代，坦波夫地区的马匹才恢复到五万匹。

https://www.tstu.ru/win/tambov/horse/horse1.htm 

尽管我对与养马业一无所知，但考虑到马匹的成长时间，以及多篇文献中均提及起义军抢夺马匹/挽具/饲料等情况。

 

我们有理由相信，起义军批量征调马匹与饲料的行为，已经开始涉及到农用马以及农民用于喂养自家牲畜的饲料。考虑到列宁在1893年所写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书中，农民对大型牲畜的需求。

 

这很可能是农民代表前往莫斯科，以及坦波夫州所发的通告的原因。我认为，在取消粮食分摊制与宣布粮食税总额后，起义军占领区内的农民心态出现了变化，于是部分农民决心改变改变阵营。

 

1921年3月中旬，布尔什维克宣布，在接下来两周，起义军游击队员只要愿意放下武器投降，苏俄政府愿意赦免他们所有的罪过。

https://www.tstu.ru/win/kultur/other/antonov/voj158.htm 

https://www.tstu.ru/win/kultur/other/antonov/voj159.htm 

https://www.tstu.ru/win/kultur/other/antonov/voj161.htm 

 

这份通告的效果在契卡的报告中得到证实，由于军事打击以及农民情绪的变化，起义军游击队中出现了大量的逃跑现象。剩余部分也开始出现分化，部分游击队就地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强盗。【同时这份报告再次强调了红军与游击队/土匪的掠夺行为，对农民造成的损害】

https://istmat.org/node/52753 

1921年4月上旬，两份由坦波夫州寄给捷尔任斯基的报告显示，有三千至六千左右的起义军选择放下武器。在俄罗斯的官方刊物中，到1921年5月，坦波夫起义军的总人数下降至两万一千人。

 

而在加米涅夫的报告中，5月至6月的军事打击，俘虏/歼灭/投降的游击队共计7537人，在此之外还抓获7600名逃兵。这无疑是对游击队的沉重打击

 

https://www.tstu.ru/win/kultur/other/antonov/raz267.htm 

 

考虑到坦波夫州红军数量增加带来的军事打击【3月份，坦波夫州红军约为4万】，游击队放弃武器投降，春耕时节到来。

 

我们基本可以认定，1921年5月，坦波夫起义军游击队剩下的一万人，基本可以认定为是坚决反抗者。尤其是考虑到6月份，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将红军小部队调配至各个村庄后。

 

总结：

 

通过以上信息，我认为其充分展示了坦波夫起义的多样性。考虑到俄国农民的一贯政治取向，坦波夫起义军在起义一开始，就面临着失败结局。

 

起义军从兵员到补给都高度依赖单一地区的农民【逃兵也拥有农民这一身份】，这意味着他们无法扩张占领区，因为如果脱离本土，起义军拥有的护土卫民的法理基础就消失了。

 

随着红军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加，游击队必然提高对农民的征收比例，进一步打击农民的积极性。在加米涅夫的报告中，同样提到了农民情绪问题。农民既同情游击队，又担忧受到惩罚，因此很多农民选择中立，既不帮助红军，也不帮助土匪。

 

https://www.tstu.ru/win/kultur/other/antonov/raz269.htm 

 

而到了7月份，坦波夫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的报告中，已经提到农民组织的民兵武装，开始协助红军搜捕土匪与游击队了。

 

可以说，坦波夫起义虽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与军事体系，但其本身并未脱离农民起义的范畴。尽管他们的行动确实改善了农民的境遇，但其本身，依然是一个由俄国新旧势力交错互动所制造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