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工作

（一）桐工作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日本帝国主义诱降蒋介石的一项重要行动，1939年12月27日日本驻香港机关长铃木卓夫和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宋子良（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充）会面，由此开始到1940年10月14日日中双方代表先后举行11次香港会谈、4次澳门会谈，并进行另外一些接触，由日本驻军中央部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领导这一工作称为“桐工作”。日本提出的条件：重庆政府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重庆政府和汪精卫进行适当合作建立新的中央政府，或是与中央政府合流；重庆政府保证按照新中央政府和日本商定的日华新关系调整原则正式调整日中邦交。日本为了达到诱降的目的，提出以日中两国之互惠为基础，以一般提携尤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以及如重庆政府接受日本要求，日本则尊重中国之主权及领土，不干涉其内政等原则。1940年3月7～10日日中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会谈，6月4～6日中日双方在澳门举行会谈。由于日方仍坚持所提出的苛刻条件，9月19日宋子良答复铃木卓尔：“重庆在日本方面所要求的承认‘满洲国’和驻军两问题不能让步的情况下，决定不举行日蒋汪三方会谈。”据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停止桐工作，10月8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完全停止此行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在攻占武汉、广州之后急于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诱和”，开展桐工作，中日双方曾在香港、澳门进行多次秘密会谈。就国民政府来说这是军统特工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策略，其派出代表的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转达的许多中方意见都是假的。而日方负责人为了诱惑国民政府要人坐到谈判桌前，实现“巨头会谈”，也谦词卑态、巧言相恬、诱骗中方。蒋介石最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逐渐认识到日方的欺诱和儿戏滑稽，主张严拒，同时下令审查参与谈判的军统人员张治平。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并没有立即关闭和日方的秘密谈判之门。日本侵华期间曾多次向中国方面“诱和”，其中最为重视的是1940年今井武夫、铃木卓尔（1898年2月23日—1982年6月12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代表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与中国政府接洽投降事宜。1946年12月返回日本，被解除军职，1982年死于日本）在香港与自称宋子良的人所进行的谈判，日方称之为桐工作。

（二）1939年10月日本在中国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11月底起用原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担任香港机关长，找寻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路线。12月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要求会见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1971年4月26日）的胞弟、时在香港担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1899—1987），宋子良初则拒绝，后主动要求会面。12月27日夜间双方第一次会面，宋子良提出：“日本如尊重中国的名誉及主权，中国有和平的准备，为此希望日本在承认‘新中央政府’（指汪伪政府）之前和国民政府认真商谈。先行停战，日本方面保证撤军。”宋子良同时提出：“日本对于不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是否可重新加以研究？能否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能否向蒋介石个人提交有关和平的亲启书信？”1940年1月22日双方第二次会谈，宋子良称：“重庆方面仍具有日本预料不到的抗战实力，看不出蒋介石有与汪精卫合作的意图，毋宁说正在努力破坏汪的组府计划。”宋子良并称：“通过胞姐宋美龄经常获得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两三周内将赴重庆。如有需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愿进行转告。”2月3日双方第三次会见，宋子良称：“希望进一步获悉日方的真意，我将于2月5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10日将携带会谈结果回港。”2月10日第四次会谈，宋子良称已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于2月7日召开国防会议，决定派出代表或最受蒋介石亲信的人物来港。铃木卓尔当即询问：“上述代表是否随身携带蒋介石的委任状？”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到达香港，偕同铃木与宋子良、张治平会面。宋子良称：“重庆方面将派出携有蒋介石委任状，且与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并称宋美龄已到香港。”双方同意在香港召开日华圆桌会议。据后来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所作书面报告，其经过是七七事变后张治平到香港避难，从事教育与新闻事业。1939年11月日本驻港武官石野芳男去职，由铃木卓尔中佐继任。铃木是张治平抗战前的老友，1940年1月中旬铃木从日本驻港总领事岗崎胜芳处得悉张治平的寓所，突然登门拜访，向张治平坦陈此次来港所负使命，要求撮合。张治平告以此事不敢过问，将来有此路线时再行通知。1月末张治平偶与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曾政忠谈及，曾政忠即介绍军统在香港的另一工作人员卢沛霖与张治平“餐叙”。

（三）不久曾政忠告张治平称：“卢沛霖已奉令允于特工、情报范围内与敌周旋。”张治平转告铃木，铃木致电今井武夫。今井和张治平也是老相识，有十余年旧谊。2月8日今井武夫约同大本营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共同来港，与张治平、曾政忠在康乐道17号空屋内会谈。10日今井武夫提出觉书（备忘录）八项，张治平电呈重庆后又将原件寄呈。2月17日张治平奉电召到重庆报告经过，得到训示：“该觉书之荒谬，尤对于伪满问题、内蒙驻兵问题与汪逆问题，认为敌方之妄想。”张治平返港后即偕曾政忠会晤铃木卓尔，面斥其非。同时通知铃木卓尔：“欲谈和平，须先撤销汪伪组织，并应有进一步之具体表现。”据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递呈的书面报告称：“2月10日今井武夫曾向中方提出交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但今井武夫到达香港的时间为2月14日，当日日方记录中无此内容。今井武夫在出版回忆录前曾于1956年12月8日在《读卖周刊》先行发表《今井武夫少将手记》，据《大东亚全史》编者考证显示该《手记》文中的日期与畑俊六日记等其他史料之日期完全一致，内容也没有出入。今井写作回忆录时利用他本人的日记和存世档案，因此所记日期仍然比较准确。例如今井回忆他曾于1940年6月12日偕同影佐少将会见周佛海，说明蒋介石、汪精卫、板垣征四郎将在长沙会商，要汪精卫参加。周佛海向汪兆铭报告后次日周佛海称汪兆铭可以去长沙，所述日期和内容与周佛海日记完全相合。今井的回忆录出版于1964年，而周佛海日记至1986年才公布，这种情况说明今井当年必定留有确凿的记载。经查今井武夫向中方提出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时在3月9日，关于此点时张治平的书面报告是错误的。今井武夫会见张治平后于2月19日赴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畑俊六汇报，21日由参谋次长禀明天皇。3月7日晚中日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座谈，8日晚正式会谈，日方出席者为今井武夫大佐、臼井茂树大佐、铃木卓尔中佐；中国方面出席者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宋子良，陆军少将、侍从次长、香港特使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会上日方出示陆军大臣畑俊六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所开身份证明书，中国方面第一天未带来委任状，第二天由陈超霖和章友三出示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身份证明书。

（四）中方称出发之际蒋介石提出：应取得日本撤军的保证；应明确日军的和平条件；应使会谈在极端秘密中进行。当日就中国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华驻兵等问题进行讨论，9日会谈中日方提出备忘录（觉书）八条，其重要者为：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日华缔结防共协定，允许日军一定时期内在内蒙及华北地区驻兵；停战协定成立后国民政府与汪兆铭派协力合作。10日中午张治平通知铃木，中国方面委员彻夜协商，大体同意备忘录，已向重庆请示。同日晚中方声称接到蒋委员长的长篇训词，另提“和平意见”八条，其主要内容有：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方式另商；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关于汪兆铭问题，此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汪氏与中国国民党历史之关系，中国当有适当处置，无庸提为和平条件之一；关于撤兵问题，日本应于和平妥协时从速撤退在华军队。中方建议两方各自分别在“备忘录”与“和平意见”上签字，但遭到日方反对。3月23日汪精卫预定在南京成立“新中央政权”的前三天铃木应宋子良紧急之邀与宋子良会谈，宋子良称：“有蒋介石急电，望转达板垣征四郎。蒋介石对日方‘备忘录’大致无异议，但承认‘满洲国’问题受到东北将领反对，正努力说服，要求日方推延汪政权的成立时间。”铃木答以重庆方面须立即派遣秘密代表谈判，并于25日前答复。至期重庆方面没有答复，汪精卫遂于30日在南京举行“还都式”。戴笠呈蒋介石的报告中保存有一段《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据称：“本年二月由渝返港后曾告铃木，欲谈和平须先撤销汪伪组织，并应有进一步之具体表现。当时铃木唯唯久之，往反纠缠，毫无表示。三月中旬呈奉电令，以敌无诚意，遵即置之不理。”这一陈述完全未提3月7日至10日的香港圆桌预备会议及23日的紧急会谈，但是其后张治平在被审查时所写《致铃木先生函》中则称：“今年一月间先生在港过访，密告负有斡旋中日两国和平之重要使命，请平向我政府方面设法沟通接洽和平之路线，故有本年三月七日香港之会谈。当时除平与先生及今井先生外尚有敝友章友，三先生在座，结果先生出示今井等所提所谓中日和平之八项觉书内容交平设法转达我政府。”

（五）根据此函可见确有3月香港圆桌预备会议，并且确有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这与今井武夫的回忆相合，同时可证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所呈报告中关于此点的谬误。日方资料记载3月25日之后铃木与宋子良继续接触，宋子良强调：“重庆方面有和平诚意，在努力实现中。”4月16日张治平自重庆返港，声称15日曾面见蒋介石。5月13日日方代表今井、铃木、坂田与中方代表章友三、宋子良在九龙半岛一旅馆会见，章称：“当前和平的难题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与部分日军驻兵问题，这可以暂放它一放，留待日华恢复和平后再谈判解决。只要秘密预备会议日华双方取得一致意见，日华两军即可停战，同时重庆政府将发表反共声明，因此希望在六月上旬仍由上次的原班人马在澳门举行第二次会谈。”此次会谈时铃木从门锁匙孔中偷拍宋子良的照片，17日今井应宋子良之邀在香港海面的小艇上会谈，宋子良表示蒋委员长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1940年5月底张治平致戴笠报告称：他在4月自重庆返港后即遵照上级意见，不再和铃木卓尔往来。其间铃木曾数次访问张治平，张治平均以香港大学教授兼德国通讯社记者身份，以采取情报之立场与之会面，告以中国决不能接受任何有损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条件。铃木知道自己的企图失败，于4月21日应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之召赴南京，5月4日返港，再次邀请张治平面谈，张治平婉词拒绝。其后铃木派秘书增田会晤张治平，通报铃木此次赴宁返日以及会见板垣、今井及参谋次长泽田茂等人的情况。据称日本首脑部认为中国不能接受和平的原因是：中国在承认“满洲国”及防共驻兵两个问题上或者不可能接受日本要求，日本为顾全东亚全局，获得真正和平，可放弃此项要求；中国如同情日本的善意，日本愿在双方获得谅解之后运用适当方法，毁灭“共党”力量，消除中日和平的阻力。又称板垣对中国处境困难颇能了解，故对和平条件，并无任何苛求，日本所亟须明的是在双方停战或成立协定后中国是否可以发表“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的宣言（同时日本方面也发表撤兵言和宣言）？或是到如何时机、如何阶段可共同发表此项宣言？这样日本撤兵才有所根据，不致被认为是“战败溃退”。

（六）戴笠收到张治平上项报告后于5月23日以《情渝二三四五号》呈报蒋介石，同时指示张治平：“如敌方不先除汪，中央断难与之言和，今后不可与铃木等涉及中日和平问题。”《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称：3月中旬接奉电令，敌人无诚意，勿再与铃木卓尔晤谈，张治平即遵令置之不理。其后铃木的秘书增田多次求见，并于5月间提出和平意见五项，内有“日本对汪政权拟于一二月内不予承认，预为中日和平之最后时机”等语，奉准再与铃木卓尔晤谈，仍以撤销汪伪组织为先决条件。日方资料载6月4日晚今井武夫、臼井茂树、铃木卓尔在澳门与陈超霖、宋子良、章友三、张治平会谈，地点为中国方面所租的一所空房的地下室。日方出示闲院宫参谋总长的委任状，中方出示由蒋介石署名、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介石小印的委任状。宋子良所用名字为“宋子杰”，会谈以香港备忘录为基础。章友三以空前激烈的态度表示：“中国在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上绝对难以承认。”并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他要求日方居中斡旋，或命汪精卫出国，或命汪精卫隐退，日方对章友三的发言表示反对，会谈两天无结果。6日宋子良、张治平到旅馆访问今井武夫，双方磋商后提出由板垣、蒋、汪三方先行会谈，关于会谈地点时日方提出在上海、香港、澳门三地中选择，中方则提出在重庆或长沙。当晚双方代表再次在原地下室聚会，中国方面提出的备忘录为：满洲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外交方式解决之；驻兵问题于和平后由军事专家秘密解决之；汪精卫问题另行商量。日方也提出自己的意见书：承认“满洲国”的时间及方法，留有协商余地；驻兵问题以秘密协定方式约定。6月10日今井武夫返回南京汇报，板垣征四郎对与蒋、汪的“巨头会谈”极感兴趣，表示有主动进入敌区的决心。20日宋子良转达重庆意见，要求将三人会谈的地点设在长沙。22日夜板垣征四郎向汪精卫说明谈判情况，汪精卫同意参加三人会谈，但希望地点在洞庭湖上。24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到南京，传达参谋本部意见：承认“满洲国”及在华驻兵问题，均不作为强行之条件。22日铃木向宋子良提出：“为保障安全，如会谈地点选定长沙则必须交换进行会谈的双方最高负责人的备忘录。”

（七）30日铃木向宋子良提出会谈的四种方案，供中方选择。其一为首先举行蒋、板长沙会谈，继之以停战，再处理蒋汪合作问题。《张治平致铃木先生函》称：“先生复再告奋勇，驰往南京、东京，将图挽救也。返港后又力表诚意，要求继续谈商，故有六月三日在澳门作第二次之会谈，当时在座者仍为平与敝友章友三先生与先生及今井、臼井两先生也。平乃以贵国既有诚意，表示求和，则应撤销汪精卫之伪组织为先决条件，否则无以表示贵国求和之诚意也。但今井等当时则称对撤销汪伪组织问题，贵国为顾全信义，碍难办到。平与章友三先生则坚决表示如贵国不能先行撤销汪伪组织，在吾人无继续晤谈之可能。”6月27日张治平致电戴笠称：当月26日铃木再次访晤张治平，声称日前赴粤会晤今井武夫、臼并茂树二人，得知板垣征四郎认为只须中国方面有和平诚意，则前言去汪而后言和则亦未尝不可。惟于日军占领区内进行此事，既与日本信义有碍，且日本亦将起而革命矣。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板垣提出两个方案：委员长如能予以谅解，请指定地点如长沙或重庆，板垣当偕同汪逆前来谒见，将汪逆交还我中央，当面请和；由委员长指派干员，在中立地点，如香港或南洋等地，约汪逆商谈中日大事。板垣当策动汪逆前来晤谈，则汪逆既离日本之占领区域，则一切悉听中国之处置。板垣表示：“除此两办法外并无其他先决条件，无论此事之结果如何，中国必须履行诺言，开始和平谈判。至于日本方面所持之和平意见，大致如前次所提之觉书，惟其中关于承认‘满洲国’及防共驻兵问题暂可不提，留待将来用外交途径或他种方式解决之。”板垣还表示愿意提供一份“觉书”，由其本人与西尾寿造或烟俊六共同签名，申述愿来长沙谈判的诚意。在转述板垣意见后铃木要求中方在会谈前十天通知日方，除板垣外届时汪精卫、今井武夫、臼井茂树及其他军事、经济专家数十人将参加，有一艘小型轮船即足用。如中方要求陈公博、周佛海等同来，日方亦愿考虑、乐从。比较上述日中两方资料时其相同点是：中方对汪态度转趋激烈，双方均同意举行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会谈；其相异点是：铃木卓尔与张治平会晤时转述的板垣意见“将汪逆交还我中央”云云，在日文资料中无迹可寻。

（八）日方资料载7月9日宋子良向重庆请示后返港，提出新方案：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先行于7月下旬在长沙商议中日停战问题，蒋介石与汪精卫的会谈则于蒋、板会谈后另订，铃木同意这一方案。7月11日中国派遣军参谋片山二良携带《中日实施停战会谈之备忘录》到港，该备忘录由板垣亲笔书写并盖章，其内容为：时间在7月下旬；地点在长沙；方法是蒋与板垣协议中日间之停战问题。16日铃木与宋子良会谈，宋子良主动提出将建议派出蒋介石和板垣二人都信任的高级人员到汉口迎接日本代表，日方则要求这一高级人员必须是张群、孔祥熙或何应钦等。会谈时宋子良还曾要求板垣携带天皇敕命，但遭到铃木拒绝。7月20日陈超霖、章友三携带蒋介石亲笔所书备忘录到达香港，其内容、格式均与板垣备忘录相同。21日铃木、片山与宋子良、章友三会议，相互出示备忘录。铃木、片山经过研究后认为蒋介石所书备忘录与澳门会谈时中方出示的委任状字迹完全相同，确信为真迹。日方企图偷拍未成，只在匆忙间拍得“蒋中正”三个签字，随即模仿复制，送往南京审查。22日铃木与宋子良（署名宋士杰）签订备忘录，将板、蒋会谈时间改为8月上旬，会后章友三赴重庆请示。27日今井偕片山返回东京，向近卫首相及陆、海军省人员报告，近卫大感兴趣，要求好好地做下去。29日章友三自重庆致电铃木，要求与张治平共同访问东京。31日章友三返港，与铃木继续会谈，声称近卫第二次组阁应发表声明，明确取消1938年的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第一次声明，同时提出：板、蒋会谈时不可提及“蒋汪合作”问题；板垣应以亲笔函表示，取消日汪条约。对此铃木答称将争取在板垣亲笔函中声明：“（日方）虽提出善意的意见，但不作为停战条件处理。”中方资料载7月2日张治平致电戴笠，报告前一日与铃木再次见面的情况。据称铃木表示：板垣不仅亟欲与中国言和，而且希望在结束战争后进一步与中国商订军事同盟。此项计划已由今井拟成草案，其主要精神为：仿照旧时英日同盟形式，双方均处于绝对平等地位；消除中日两国之一切误会，力图东亚民族之富强，以抵抗外来之一切压力；经费共同负担；设立最高机关，双方人数相等；以中国之行政院长与日本之首相充任总裁；有效期无限；不干涉同盟国之内政；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铃木并称：“板垣之意以为此次中日战争实为历史上最愚笨之行为，及今只得痛自悔过。”

（九）7月3日戴笠复电指示张治平：“敌方明知汪逆之无用，而仍不肯牺牲之，甚至谓将由板垣偕汪逆来见委座，当面言和等情，足证敌方之无言和诚意。同志以站在采取情报之立场与德国通讯社记者之身份，可与铃木见面，但对中日和约之问题万不可有任何意见之表示。”7月26日张治平再次向戴笠报告时称：据铃木相告，板垣最近偕同今井返回东京晋见天皇，并与海陆军及参谋本部首要磋商，所以他决定电知张治平作末次之试行沟通（实际上并无此事，据今井武夫自述他在7月底去东京，30日会见第二次出任首相的近卫，近卫希望谈判成功，但在31日会见新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时东条却认为铃木与中方的谈判是“派遣军的越权行为”）：板垣奉天皇令前往长沙，向委员长当面求和；日本不提任何条件，双方精诚相见，停战协定成立后，日本迅速撤军；板垣与委员长会谈后，日本保证不干预中国内政，汪伪政权亦听由中国自行处理；前次所言由板垣带同汪逆赴长沙，意在交还我中央自行处理，并非带同谈判。今为免除外间误会，可以不带汪；板垣与委员长会谈时间，愈速愈佳。上项办法如中方同意，日方即派员来港，将天皇保证文件交我，磋商板垣赴长之技术问题。比较上述资料可见这一个月的最大事件是谈判双方相互出示板垣与蒋介石的亲笔备忘录，但张治平在向戴笠汇报时绝口未提之，而所谓板垣“痛自悔过”及准备在战争结束后订立日中“军事同盟”一事也不见于日方记载（日方内部文件《调整日华关系的新原则》有“日、满、华三国”结成“东亚和平之轴心”的提法）。中方文献所称日方可派员送交“天皇保证文件”一事，日方资料则记载说宋子良有过类似要求，但遭到日方拒绝。抗战期间军统局负有收集日方情报的任务，张治平与铃木卓尔在香港开始谈判后戴笠非常关注，不断向蒋介石汇报，也不断给予张治平指示。当他获知日方代表携带近卫首相的亲笔函及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到港后即于9月4日转报蒋介石，请示是否可以接受上述两项文件，然而两天之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原来8月下旬板垣征四郎为加强“桐工作”，派和知鹰二少将（和知鹰二，广岛人，长期在华进行特务工作。1928年任职于日本在济南的特务机关，1932年任日本驻广东武官，1935年任太原机关长。1938年任兰机关长，负责策反中国西南军政首长，此项工作即被称为“兰工作”。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部付”，次年5月升少将）赴香港。

（十）和知不相信铃木所述的可靠性，向时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询问“真相”。张季鸾自1938年起即在香港和日方各色人物联系，刺探消息，供蒋介石决策参考。他从和知处得悉张治平等与铃木谈判的情况后于9月2日致函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汇报所得消息，分析日方何以相信张治平、铃木谈判的原因：一是最初之交涉人携有委员长之委任状——研究对日问题咨议；二是相信宋子良先生之有力量；三是华方交涉人张某、陈某中间曾要求板垣来一信，向华方示阅。而数星期后华方交涉人得到委员长之回信，亦交日方阅看，日方将此信照相带回。张季鸾指出：“此为板垣相信此事之最大原因。”张函并称：“最后华方又要求近卫须有所表示，故近卫来一信。据称长沙之会见及岳军先生之赴汉，皆先已商妥者，现在仅余画龙点睛之正式决定而已。”但是张季鸾判断所谓委员长亲笔函件及军委会委任状均为彻底为捏造之故事，显系受骗或互”。其根据为：“我领袖何以能有回信，此在常识上尽可判断者。所称交涉人有委任状，根本即是虚假，中国政府永不会派出有委任状之人找日方接洽，我军事委员会现在亦根本无咨议之官衔。”张季鸾猜测：“此事始终与汪逆、周逆有关。”他要求严查此事，函称：“惟有一点不容忽视者，即有人敢伪造委员长之信件，显为重大犯罪行为，应加以彻查。”9月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认为：“此案敌人陷于极可笑之失败，但我亦曾受不利之影响。盖因此使敌人看轻，认为易与。同时使汪、周便于作祟，故必须彻底纠查，最须严防者，为再出现委员长复近卫之假信”。他建议：“可令张治平来渝，即禁其离开，而从容询查之。”蒋介石得悉张季鸾向陈布雷所报情况后大为恼火，判断张治平为汪精卫的“探子”，于9月6日指示戴笠审查。当日戴笠紧急与已经应召来渝的张治平谈话，张治平强调自己的忠贞，声称：“在与日方八个月的周旋中我方坚持非去汪不可。”戴笠则认为日方一定有假，他说：“敌方既不肯毁汪，在铃木之来找我中央路线，必故作圈套，一面则表示诚意与我言和，一面则故放中央有讲和空气，企图国内外对中央都减少信仰呢。”

（十一）9月7日上午戴笠将张治平软禁，并派军统局第三处（掌行动司法）处长徐业道与张谈话。张治平坚决否认所询各点：否认有伪造军委会委任令与伪造蒋介石亲笔信件之事实；不承认有章友三与陈超霖二人偕见铃木之事，声称八个月来始终只有本人与曾政忠二人与铃木卓尔、臼井茂树、今井武夫等接谈。只是曾政忠之英文拼音与章友三字同，是否因此误会，则不可知；与铃木卓尔过从已久，早通姓名，决不能冒称宋子良先生。张治平与徐道业谈话后又书面补充声明：本人与曾政忠从未敢越出范围；职等第知运用特务技巧，以整个揭破敌人之阴谋。张治平称：铃木于8月14日赴南京、东京，活动汪伪组织之撤销问题，结果获得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与近卫首相的“亲笔书”，用以表示其对撤销汪伪组织之决心以及近卫对委员长诚意，希望两国迅速调整邦交，为建设永久和平之基础。他说：“自己已经目睹上述两种函件的内容，但铃木不愿立即交出，因为铃木郑重表示用何种方式提呈中国方面是一个重要责任问题。”张治平并称：“戴笠所获情报可能是和知鹰二等与铃木卓尔作对所为，目的是为了反间。”9月8日张治平致函戴笠，为自己辩护，全面反驳戴笠所示情报，声称该件歪曲事实，言之难尽。他说：“自己与敌人周旋，均与曾政忠及卢沛霖商量，有关始末情况也皆经卢沛霖按时电呈，自己还曾两次奉召来渝亲向当局详尽汇报。”张治平的辩护共七点：关于向日方出示蒋介石“委任状”问题，张治平称：“读该件，谓职持委状于去年末见石野，不胜荒谬之至！今井与铃木因与职为老友，何须有委状向示？此委状又从何处得来耶？”；关于蒋介石对日方觉书所提八条的态度，张治平称：“该件谓委座对敌方提出之八条，甚感满意，尤为荒谬绝伦。”；关于宋子良参加谈判问题，张治平称：“该件谓宋子良确参加之，因今井有摄印（影）带回，并由周佛海所供之多数相片内确认宋子良之相片无误，此事询诸宋子良本人，当亦发一大笑。”；关于谈判中所持原则问题，张治平称：“3月中旬本人第二次奉召来渝时上峰训示敌人如有诚意，须先取消汪伪组织，返港后即以此点与敌人争辩。5月初铃木又约今井武夫、臼井茂树到澳门，在本人专租的密室内会谈。结果敌方表示愿回去努力，但要求时机不可失，而以板垣来华（谈判）之意相告。”

（十二）“自此以后职即以取消汪伪组织之事与之苦缠至今，铃木此次带来之板垣保证书与近卫亲笔，即针对汪伪组织与表示诚意之举也。”；关于允许日方摄印蒋介石文件问题，张治平称：“该件谓我方示以委座之文件并令其摄印带回，此何言耶？无论何时何地，能证实此事者并在敌方存有此摄印者，甘受国家之极刑。”；关于委派张群赴长沙谈判问题，张治平称：“该件又谓，此方已派张岳军负责此事，张未曾被派，此事始终由职与曾同志负责。”；关于日方谈判代表问题，张治平称：“该件内所提铃木通贞为铃木卓尔之误，所谓马场者并无其人。”张治平在该函中说明经过“八个月与敌之苦缠”后谈判已有进展：条件问题，现所争者为内蒙驻兵与和平谈判后双方同时发表宣言；汪伪组织由板垣保证撤销之；议和方式，由敌酋板垣奉天皇命自甘来华求和；作为日方诚意表示，可呈交近卫首相的亲笔信函。次日张治平在8日函后附言，重申没有伪造蒋介石委任状的必要：“过去八个月与敌周旋期内，敌人因对职信念极坚，一切会谈从未向职索阅或索取委座文件。职亦从未有任何伪造委座文件授诸敌方以博得其信用也。在事实上职对伪造文件无此需要，又自量绝不可为，深望明鉴之。”在此之后张治平继续申辩：关于1939年底张治平持蒋介石任命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为研究对日问题咨议委任状，与日驻港武官石野洽谈和平问题，张治平称：“铃木与治平原系抗战前夙识，由曾（政忠）介识卢沛霖（即系港区与曾之联络人），得中央之允许，以特工技术进行。此本年一月间事也。今井与治平有十数年之旧交，决不需要伪造咨议委状。”；关于陈超霖与宋子良参加谈判问题，张治平称：“仅介绍曾政忠与铃木等见面，曾政忠化名章友三，并未冒充咨议，仅称章有中央路线可以转达，并未介绍宋子良与铃木相见，更无陈超霖其人。”；关于张治平出示蒋介石“亲笔复函”问题，张治平称：“不但委座墨宝，即治平本人亦从未以一字笔迹供敌人利用。每次会谈，铃木屡要求记录签证，概予拒绝，更无伪造信件之理。如有此事，愿受极刑。”；关于日方提出板垣与蒋介石在长沙会见，中方派张治平群赴汉口，陪同板垣前往问题。

（十三）张治平称：“敌方求和心切，预定在九月中旬实现，因此铃木当时提出福州、洛阳或长沙为会晤地点，治平对此未置肯定答复。”根据张治平交代时曾政忠是张治平对日谈判时的合作者，戴笠为了查核有关情况，召曾政忠及军统局在香港的另一个工作人员刘方雄到重庆询问有关情况。曾政忠报告称：“张治平自本年二月投效中央以后对工作颇为热心，数月以来：确未与汪逆有任何往来勾结。”对张治平“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等情况时曾政忠表示“毫无所闻”。曾政忠来渝前张治平致函曾政忠，要求曾政忠向铃木索取近卫亲笔函及板垣保证书，但铃木拒交，声称原件须至适当时期及适当地点方能交出。9月9日曾政忠“照录”板垣保证书的日文及中文本各一份，由铃木在日文抄本后加注保证：“本内容与板垣总参谋长所书不相违。”并署名盖章。曾到重庆后将所抄之件交给戴笠，戴笠发现曾政忠的新抄本与张治平所报旧抄本有同有异，相同处在后段即“该问题基于内政不干涉之原则处置之，不认为停战协定条件之一”。而在前段则关键之处不同：张所报者为“汪问题”，而铃木交来之抄件则改为“汪合作问题”。戴笠做完上述调查后于9月15日向蒋介石报告：张治平接受铃木、今井之求和，原属探取情报性质，以撤销汪伪组织为一试题，以觇敌人求和之诚意与其求和之缓急也。张治平本系伪东亚民族协进会常务委员，与敌伪当有关系，张治平谓铃木、今井均其旧交，有相当信赖，此语固未敢尽信。惟张治平自本年二月经港区运用以来在工作上尚未见其有不忠实处，但张治平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在经多方侦查与研询后尚不能证明其确有其事。张治平与铃木等屡次洽谈和平，据曾政忠谓张治平对于铃木所提者确以撤销汪伪组织为先决问题，但张治平对吾人是否忠实可靠亦未敢肯定。这份报告语气犹疑，“未敢尽信”、“尚不能证明”、“未敢肯定”云云说明事情扑朔迷离，连戴笠这个精明的特务头子也心中无数，不敢作出肯定判断。对于“汪问题”之变为“蒋汪合作问题”时戴笠分析说：“敌人不肯遽然放弃汪逆，对汉奸仍欲保持信义与作用，实彰彰明甚。”

（十四）报告中戴笠并称：“张治平与今井武夫尚有9月16日在澳门见面之约，但张所进行的情报工作，已告一段落，故拟留张在渝，暂不赴港。”此后张治平即被以担任“训练班政治教官”名义扣留于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放回香港。在蒋介石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张治平致铃木的责问函，所署时间为9月28日。此函或为张治平主动所写，或为应军统要求而作，是否发出不可知。该函除回顾自1940年以来与铃木在香港的会谈经过外特别指责铃木要功心切、不自检点，又指责日方在外间散布谣言：“一则谓平曾持示军事委员会委任状，介绍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于去年年底在港晤石野武官，商谈中日和平问题。再则谓我蒋委员长对所提八项觉书表示满意，曾有委员长亲笔信交贵方摄影带回。又谓贵方曾摄有双方会谈时之照片，宋子良亦在其内等语。此种无稽之谈，如非先生有意伪造与故意宣传，平实不知从何而来也？”针对日方所谓宋子良参加谈判的说法时张治平要求铃木将摄得的所谓宋子良相片公诸报端，以待证实。函件末称：“铃木的所作所为足证贵国所谓中日和平之无诚意也，足证先生做事待人之不守信义也。先生失败矣，咎由自取也。”张治平虽被扣留在重庆，但重庆方面不愿意就此中止和日方的联系，曾政忠奉召到重庆陈述不久即被派回香港继续与铃木等人周旋。9月18日，曾政忠晤见铃木，按照军统设计方案通知铃木，声称重庆首脑会议认为：“中国之抗战力尚大，无须做出屈辱性和平，长沙会议暂行搁置。”对所谓“蒋汪合作问题”时曾政忠表示“不明了日本之真意，怀疑其中有谋略。”谈话中曾政忠询问张治平与汪精卫的关系，铃木称：“张治平对和平运动确甚热诚，日方所拟条件，人所不敢向中国高层转达者，张能，但张有时言过其实，此点日方早已了解。”关于张与汪精卫“勾结”一节时铃木保证“必无其事”，对于重庆方面所提“先行消除汪精卫组织再言中日和平”问题时铃木明确拒绝，声称：“事实上诸多困难，如中国力持此点，和平前途未可乐观，谅中国政府已准备再战数年矣。”

（十五）铃木并称：“今井武夫尚在澳门，等待与张治平会谈，张治平既不能回港，本人将赴澳报告，请示今后方针。”铃木约曾政忠21日再谈，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在向戴笠报告上述情况后表示：“政忠同志老诚有余、机智不足，恐难应付铃木、今井诸人。如钧座对铃木等尚有运用之必要，应请指派干员来港，就近指示。如仅为表明我方严正之态度，则拟于再晤谈一二次后即嘱政忠停止一切活动，以免贻误机宜。”9月22日晨曾政忠再次与铃木卓尔会晤，铃木称已于19日派秘书赴澳门谒见今井武夫，报告中方态度，他本人则拟于23日赴南京见板垣时当尽力促请先行消除汪逆伪组织。他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意见与确实办法：消除之方式与消除以后之办法；如何能使中国确信日本之和平诚意；如何使日本在消除汪组织后不致有不良之顾虑；铃木并称：“日本空军猛炸重庆，但对飞机场始终保全，亦所以使此项活动不致因交通困难而阻遏也。”24日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再次将上述会晤情况报告戴笠，戴笠认为铃木此线已无利用价值，电嘱曾政忠停止与铃木见面。根据已掌握的中日双方资料，比勘辨析时可以确定在一系列问题上张治平等中方人员哄骗日方。首先是宋子良参与谈判问题，尽管张治平在被军统审查过程中一再坚决否认，但是日方谈判时曾从钥匙孔内偷拍自称宋子良的人的照片，并且也曾交给在南京的周佛海等人核对，可见有“宋子良”参与确是事实，这位“宋子良”的照片经周佛海核对之后也认为与本人不符。1941年9月参与“诱和”活动的日本人松本藏次就曾指出所谓“宋子良”其实是蓝衣社的间谍，其目的在于刺探日本情报。1945年夏这个假扮“宋子良”参加谈判的人成了日本上海监狱中的囚犯，被原日本支那派遣军特派员、曾在香港会谈中担任翻译的坂田诚盛认出，在与今井武夫见面时此人承认自己是蓝衣社的“曾广”。1955年“曾广”致函今井武夫，对于当年“冒充宋子良的错误深表歉意”，可见在张治平等人与日方谈判时中方确实有人冒“宋子良”之名。其实这个冒充“宋子良”的蓝衣社特工的本名并非“曾广”，而是在谈判过程中一直与张治平密切合作的曾政忠。

（十六）豫南会战是中国第5战区军队在河南南部抗击日军的一次作战，1941年1月日第11军为了打通平汉铁路南段，解除中国军队对信阳日军的威胁，纠集步兵7个师、骑兵1个旅、战车3个团的兵力，在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分左、中、右3个兵团，分三路准备向豫南发起进攻。 第5战区司令长官决定采用避实击虚的战略，留少数兵力正面抗击，主力转向两翼，待日军进攻兵力分散之时从其两侧及背后围歼之。豫南会战是武汉周围地区防御作战中的一次战役，日军为寻歼在豫南的中国军队汤恩伯集团军，抽调第3、第17、第40师及特种兵一部，集中在信阳以北地区，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部和一郎指挥进攻豫南。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3个集团军共8个军组织防御，将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辖第13、第85、第29、第92军等部）集结于舞阳以南及汝南以东地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辖第55、第59、第68军）集结于唐河、泌阳附近；第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辖第84军）集结于息县（今包信集）附近。各集团军派出有力支队潜入敌后袭扰，以少部在正面抗击，主力预伏于日军进犯路线两侧，待机破敌。1941年1月24～25日日军分三路相继沿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及两侧北犯：左翼兵团第3师加强步兵2个营，炮兵、工兵各1个团由小林店向舞阳进攻；中央兵团第17师加强炮兵1个营，由明港向西平进攻；右翼兵团第40师由正阳向上蔡进攻。同时皖北、豫东日军分别向涡阳、黄泛区进犯，策应豫南作战，至27日日军进至汝南、驻马店、沙河店、春水一线。第五战区捕捉日军已分散、疲惫之机发动反击，令第13军向象河关侧击；第85军向上蔡附近侧击；第68、第55军分向象河关、泌阳之敌尾击；第59军由襄樊向南阳推进。29日日军中央兵团至遂平扑空，左右两翼兵团遭第13、第85军重创。为挽救两翼危局，遂于31日变更部署，将中央兵团分向两翼迂回，企图与右翼兵团在汝南夹击第85军；与左翼兵团在舞阳夹击第13军。第85、第13军迅即先机转移，日军再次扑空，并遭到第2集团军3个军和第84军侧背攻击，连日苦战疲惫不堪，后方联络被割断，遂于2月2日开始回撤。日军第3师留一部于舞阳、保安寨向北警戒，主力由保安寨窜犯南阳和镇平，4日陷南阳。第五战区乘胜跟踪追击和截击，迫日军向原驻地龟缩，2月12日恢复战前态势。此役，中国军队以一部正面节节抵抗，主力预伏两侧待机，将日军击退。

上高会战

（一）上高战役是抗日战争中中方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场战役，被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一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和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中国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1939年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虽在南昌攻守战中失地丧师的大背景下74军在高安一支独秀、尽显锋芒，其战绩得到第九战区的表扬，获得军委会的嘉奖。1939年7月军委会委任王耀武为74军的第二任军长，并对74军的编制进行调整：57师正式归属74军，施中诚担任师长；李天霞擢升51师师长；张灵甫调任58师任副师长，协助师长廖龄奇。在这期间74军全军总兵力达3.1万余人，军队整体面貌在王耀武的手上有了很大的改观。1940年百团大战后为恢复华北的治安，日本支那派遣军从华中抽调第13军17军团、第11军33军团增援华北方面军。第33师团原驻赣北一带，一旦调走该师团，南昌地区将只有一个第34师团防守。第34师团长大贺茂向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建议，乘33师团尚未北调之际发动对南昌周围罗卓英等部的进攻，以减轻他将来守城的压力。恰逢日本在华派遣军从上海调来池田直三少将率领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到达南昌，以弥补第33师团走后这一地区兵力空虚的窘境。日军在南昌地区约有2个半师团的力量，圆部遂批准大贺茂的行动方案，计划北路第33师团自安义武宁直扑奉新一带中国守军70军；南路池田旅团从义渡街出发欲渡锦江而从后背打击上高等地中国军队；中路第34师团则兵发西山、大城，图谋向西一举攻下高安、上高的中方营垒，确保赣西的“治安”。1941年3月15日凌晨战役打响，北路日军第33师团由安义向当面中国第70军发起进攻，在炮兵和航空兵掩护下沿潦河盆地向西突进，当日中午占领奉新，16日进至棺材山、车坪附近，并继续向西追击。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于15日晨发起进攻后当日午间在河嗄附近西渡赣江，尔后沿锦江南岸西进。至17日先后占领曲江、独城等地，继续向灰埠攻击前进。

（二）中路为日军主力第34师团，继两翼发起进攻后于16日开始行动，由西山、万寿宫沿湘赣公路和锦江北岸向西突击，当日占领祥符观、莲花山，17日晚中国守军主动放弃高安。18日第34师团突过高安，占领龙团圩。以上三路日军在开始进攻后的两三天内进展顺利，更增加骄傲情绪。三天以后战场形势逐渐发生变化，日军的企图是以三路作向心突击，即三路均以上高为目标，将两翼钳形内的中国军队（第70军、第74军和第19集团军司令部）都压缩至上高附近，合围而歼灭之。按照这一企图时北路第33师团应压迫中国第70军向南退却，但第70军且战且向西北退去，1941年3月17日退至上富、甘坊、苦竹坳之间山地。第33师团跟踪追击，反而遭到中国第70军、第72军围攻。激战两日后第33师团受到重大伤亡，突围而出，于19日返回奉新，认为配合第34师团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遂转入休整，准备调往华北。南路独立混成第20旅团留下1个步兵大队（102大队，坂本俊马中佐，称“赣江支队”）占领曲江、泉港，掩护左翼；主力3个大队继续向西突进，1941年3月20日占领灰埠，然后北渡锦江，与第34师团会合，以加强上高正面的突击力量。这时中国第19集团军令位于南昌以南的第49军由市汊街等地西渡赣江，在泉港附近截击日军赣江支队，歼其大半（日军称其1个大队和优势的中国军队拼杀三天两夜），然后尾追独立混成第20旅团，击其侧背。中路第34师团于1941年3月18日占领高安后继续向西突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于19日下决心：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抗击，诱日军进入上高地区予以围歼。当即电令：“严饬各军积极对敌猛攻，务将深入之敌，歼灭于高安锦河南北地区。”为了增强罗集团的攻击力量，第九战区长官部抽调王陵基川军陈良基、傅翼两个师由三都导区兼程南下，各军慑于军律之森严，又知援军即将到达后士气大振，奋勇争先与敌搏斗，围歼日军第34师师团之战于上高地区展开。日中路军第34师团本已陷入绝境，而第34师团歼灭罗卓英集团主力夺取上高的野心却未死，自19日经余程万师阻止于泗水东岸泗溪附近后，20日第34师团又采取锥形突入之战术，集中大炮十余门、飞机30余架，集中轰击泗水西岸唐、港西罗地区，阵地被毁。敌军遂乘机分由档口、港西罗强渡，廖龄奇师一部奋勇堵塞缺口，激战至夜后敌军大队拥至致塘坎附近，阵地被突破。

（三）廖龄奇乃率所部于21日午夜转移于白矛山、莘树下、苛舍之线与余程万师的潘家桥、云头山、磊家山的斜交阵地及石拱桥、下坡桥徐楼的预备阵地相衔接，以确保上高城，是时第34师团主力为斜交阵地所吸引，激战竟日仍未突破，参战各军在罗卓英总司令严令督导下无不奋勇赴战。王耀武为切断日军第34师团后路，21日命李天霞萧清锦江南岸残敌，率部挺进高安。不料当晚独立混成第20旅团亦集结所部于22日昧爽亦发起攻势，李师前锋甫出石头街即遇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主力复由锦江北岸渡过河，经卢家圩来犯，以一股绕攻腊烛山。一股由石头街西胡家南渡，抄袭李师侧背，并以飞机9架、大炮4门自北向南轰击。李师不敌，退守石头街西南高地。王耀武接报后立即变更部署：命李天霞师主力向左转用；命控置在印塘附近的军直属野战补充团急趋华阳，堵敌西犯。野战补充团以1小时15华里的速度，冒天空9架敌机扫射和帮军阻截，于7时许抢占据华阳及其东北无名高地。9时许敌军大至，在10余架飞机轰炸配合下猛扑华阳、全团官兵浴血战斗，敌军死伤累累，阵地屹然未动。独立混成第20旅团攻不下华阳，乃以主力转向况家，会合白车头南渡的千余人沿江急趋熊坊，意图迂回中军左翼。补充团当派第1营附迫击炮1连向左延伸，与敌演成丁字形的遭遇战。敌再增援反扑，并以一部绕袭熊坊南端，国民党军拚死抵抗，敌又未得逞，乃施放大量烧夷弹和毒气，战至前半时熊坊失守。李天霞乃派右翼的两个团先赴援，午夜又收复熊坊，同时石头街、鸡公岭亦为李师攻克，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陷入背水为阵的窘境，双方激战至24日凌晨粉碎第34师团对聂家及白茅山的攻势。上午第34师团又将锦江南岸调来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残部3000余人投入战斗，日军第3加强团亦出动飞机70余架协虞，投弹1700余枚，廖师阵地大部摧毁，敌人两度乘隙突入，均被击退。午时敌机轮番轰炸，敌步兵曾乘隙由下坡桥突入。赖步兵指挥官李翰卿率所属军士队数度逆袭，反复肉搏，日军死伤累累，终将敌人驱逐出下坡桥。至此日军第34师团已攻击乏术，陷入绝境。原先罗卓英命令各军以高安为前进目标，围歼日军。由于战斗情况变化，于22日午复命各军改向上高东北地区前进。23日午刘多荃、李觉两军分途进据石头街、官桥街、杨公圩，迫近灰埠、高要，对第34师团包围之势已成。

（四）酉时罗卓英再下令各军再度缩小包围圈，向敌人作求心攻击。24日已时李觉军张言传师收复南茶罗，复向毕家猛攻，进至介子坡、坑口冷一线。唐伯寅师亦进抵土地王庙，继攻泗溪。王陵基军傅翼、陈良基两师亦展开于荷舍、雷市一线，由北向南攻击前进，至此将第34师团压缩在南北10华里、东西30华里的椭圆形包围圈内。而毕家为大贺指挥部所在地，已置于国民党军猛攻之下，遂致日军全线动摇。第34师团为免于全军覆没的厄运，急忙向第11军司令官圆部求救，第11军对这次短距离截断作战事先也未予特别重视，接到第34师团告急电报后才发现第33、第34师团缺乏协同，事态严重，赶紧派参谋长木下偕同作战主任参谋山口中佐、大根大尉飞赴南昌，组织救援。命令第33师团和其他后方部队紧急出动，接应第34师团突围。第33师团接令后即派其步兵团长荒木正二指挥步兵215联队附一个山炮大队为右纵队，以步失214联队为左纵队，自率师团主力为中央纵队于24日分别自牛行、奉新等据点出动，再犯五桥河、村前街，然后分别向棠浦、官桥急进。25日晨第33师团猛扑正在向北翼包围日军的张方传师阵地正面之坑口冷、介子坡、南罗茶猛扑，接应第34师团突围。张师力战不胜，陷入腹背受敌的危境，乃于黄昏撤至土地王庙附近，与唐伯寅师取得联系。接着樱井师团猛攻唐师凉山脑、桐子坑阵地，时李觉不在前线，张言传以副军长身份指挥作战，鉴于形势对本军不利，乃自动率所属两个师向凤凰圩、庄坊撤走，使第33师团进入官桥与第34师团会合。为接应第34师团突围，独立混成第20旅团24日后亦回到高安。26日独立步兵第104大队西进，27日向龙团虚前进，占领收容阵地，掩护第34师团退却。26日晨罗卓英对张言传独率两个师脱离战斗，已接获非正式报告，但考虑到王耀武军在上高东西正面出击有进展，锦江南岸残敌已大部肃清。而来援的川军、东北军又赶到战场，中国兵力仍优于日方，遂决心施行第二次包围战，彻底歼灭第34师团。遂于已时严令张言传、唐伯寅两师恪遵前令，于官桥附近尽力堵截，防敌突围与增援；命令余程万师经潘家桥北攻击前进；廖龄奇和宋英仲两师以官桥为目标奋勇进击；王克俊师于官桥以东攻敌侧背；傅翼师向江家洲以南；陈良基师经常浦转向东南，索敌猛攻，迅速聚歼残敌，以竟全功。

（五）27日第34师团在第33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0旅团接应下突出中国军队包围圈，按师团司令部、行李、独立山炮队、伤员运输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的行军序列向土地王庙方向东进，残兵败将极其狼狈。罗卓英为彻底歼灭逃敌于午夜下达总攻击命令：各部于28日午以官桥街、南茶罗为目标，猛烈攻击，彻底歼灭残敌。28日子时王克俊师经杨公圩向官桥挺进，适遇第34师团东退大队，王师当即据杨公圩南北高地亘磨子岭之线阻击，鏖战竟日将敌遏阻于暇蟆碑、虎形岭一线，自高安来接应的独混第20旅团一部亦被阻击于龙图圩附近。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廖龄奇师于是日追至长岭亘蛮眉高地之线，咬住第34师团后卫，发生激烈战斗。午间李天霞师一部赶到，于上罗象、山源李、方头脑一线展开，袭扰敌右侧背。余程万师一部亦进抵龙形山，迂回官桥街南，残敌乃退据市内顽抗，经廖师猛攻，面市内与敌格斗至酉时全歼守敌600余人。同日罗卓英于申时对外围各军亦下达南北夹击，迅速解决杨公圩、龙图圩附近残敌后即行勇猛追击命令。29日午罗卓英饬刘多荃督率王铁汉、王克俊、陈良基三师为右追击军，沿湘赣公路经高安、大城追击敌荒木支队；李觉率张言伟、唐伯寅、宋英仲三师为左追击军，沿伍桥河奉新大道迫击第33师团。是时独混第20旅团2000余人正固守龙图圩、杨公圩一带袭击我军，日军飞机前来轰炸，以掩护第34师团溃逃。王铁汉、王克俊两师攻之于东，张言传、唐伯寅两师压迫于西，敌伤亡惨重。30日午遂放弃该两据点分股向东北溃去，其一股600余人逃至村前街附近，正陷入张言传师主力阵地，当予迎头痛击，大部就歼。至此外围残敌基本肃清，刘、李两路追击军遂遵薛岳电令追击前进。31日子时陈洪时挺进第2纵队收复高安，王铁汉师收复祥符观，是日晨张言传、宋英仲两师克复奉新，未时王铁汉师又克夏西山、万春宫。3日各军分途追击至大城及干州街附近，由于日军已龟缩进原阵地凭险固守，罗遂下令停战斗。这一战役中战场实际指挥官罗卓英在1941年3月29日给蒋介石电报中汇报的战果为：毙伤日军少将步兵指挥官长岩永汪、大佐联队长浜田以下1.5万余人，自身伤亡2万余人。但他的上司第9战区司令薛岳没有认可这个战果，薛岳在4月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直接将罗卓英的战果打个八折，称伤毙日军12520名，俘敌14人。

中条山战役

（一）中条山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唯一的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战争双方的战线保持相对的稳定，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逐渐向保守占领地转变。为了摆脱困境，日本修正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之新方略，加紧对国民政府展开诱降活动。正当日本泥足深陷中国战场、亡华无期、进退维谷之际其法西斯伙伴德国于1939年9月1日突袭侵占波兰，接着德意法西斯互为呼应，又取得对英、法作战的胜利。在法西斯“伙伴”暂时胜利的刺激和鼓舞下，1940年底日本政府调整中国作战指导方针，作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日本军方具体分析中国战场的态势，认为：“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主要占领区域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为最差。”而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内华北之晋南是有蒋介石直系国军的唯一地区，有鉴于此在1940年12月26日日本东条陆相和杉山总长在迅速解决对华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据此1941年1月30日侵华日军提出：“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地区，尤其在夏秋季节须发挥综合战力，对中国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于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的一战（亦即中条山战役）。”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最高峰为海拔2321米的垣曲历山舜王坪，山脉平均海拔1249米。中条山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矿藏丰富。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对中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中条山地区虽位于山西省境，但在抗战时期却不是晋绥军的防区，亦不属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管辖。驻守这里的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在战区划分上则归之于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1938年春山西境内的中国军队为减少正面损失，将十数万之众的部队分散于晋南地区，建立防御工事，开展游击作战。日军侵占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1938年以来曾十三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日军调集四个师团的兵力，环绕中条山外围，对中国军队形成包围态势。为了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日方决心集中兵力进犯中条山，并阴谋策划全歼中国守军。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不顾警备地区治安状况的下降，从华中抽调第17、第33两个师团，配属华北方面军。再由关东军调集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集团主力，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担任空中配合。接着日华北派遣军将其所辖兵力作了适应性调整，编成参加中条山会战的序列：第1军：第33、第36、第37、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4、第9、第16旅团，军预备队；方面军直辖兵团：第21、第35师团，原配属35师团之骑兵第4旅团一部及第3飞行集团。指挥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总兵力约10万人。为了配合对中条山的进攻，1941年上半年日本组织63个大队（相当于7个师团）的兵力对中国东南沿海首先实施封锁，同时在正面战场实施所谓灵活的速战速决的作战，即发动豫南、上高战役，并于同年3月发动中条山的外围作战。以第36师团发动对第27军作战，打击集结在晋东南陵川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27军的作战；以第37、第41师团发动对第15军作战，在翼城以南、绛县以东地区袭击与主力脱离的第15军，以期为向中条山的大举进攻创造有利的战役态势。倾其鲁、豫、冀、晋与苏北一带之兵力计8个师团、5个旅团，与骑兵旅团及特种部队共约20万人、飞机400余架。

（三）经过周密的部署后日华北方面军着由第1军从山西省方面攻击，直辖第21与第35师团从河南省方面攻击，决心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地区，把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企图在正面利用已设阵地及黄河的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敌阵，将敌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内部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敌完全围歼。从4月底到5月初日军征调频繁，并制造种种谣言，以此为掩护完成进攻中条山的部署：“第36、37、41师团及第3、9独立旅团和伪24师分布于中条山西面之绛县、横岭关、闻喜、夏县、安邑、运城、解州、永济、风陵渡、河津及闻喜、夏县以北各地区，第33师团附第4独立旅团分布于阳城、芹池、沁水一带，第35、21师团及伪军张岚峰、刘彦峰分布于温县、沁阳、博爱、董封、新乡、焦作、高平、长子、陵川等地区。”5月7日分兵对中条山发动代号为“中原会战”的第14次大规模进攻，日军确定此次会战的目的是：“消灭和扫荡蟠踞在晋豫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扩大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作战的指导是：“以彻底击灭张马-垣曲之线以西中国军，并予该线以东中国军一大打击之目的、以第一集团军主力在中条山西北侧，由左向右并列第41师、独立混成第9旅、第36师、第37师、独立混成第16旅分由桑池至张店间多处突破，直趋垣曲亘其以西之黄河北岸，先分断中国军，然后扫荡歼灭。另以第33师由阳城向南攻击；第35师、第21师分由沁阳、温县向邵源方向攻击，协同集团军主力夹击中国军。与日军在中条山地区积极部署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保守要地，力图持久，奠安内部，争取外援”的指导要领确定“加强中条山及潼洛工事，积极训练”的战略原则，有鉴于此在4月中旬参谋总长何应钦到一战区巡视。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拒绝反共摩擦，受胡宗南等人排挤，不见谅于蒋介石，于1941年春到重庆述职后被软禁在峨嵋山未归。4月18日、20日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部，何应钦连续两次主持召开由第一、第二、第五战区军以上长官参加的军事会议。

（四）根据各方提供的情报，何应钦判断：“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五战区之侧背，或西向进窥西安。”指示：“为确保中条山，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93军），由东向西（27军），与我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廿九年四月前之态势；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而歼灭之；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4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一步做出日军有从济源、横皋大道会犯垣曲企图的判断，决定：加强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道路；先制出击打破敌之攻势；第二战区晋西部队向同蒲、第五战区汜东部队向陇海牵制策应。在上述判断指导下中条山地区的国军主力7个军进行相应配置：第9军裴昌会部在豫北重镇济源；第43军赵世铃部在山西南端之垣曲；第17军高桂滋部在绛县地区；第3军唐淮源部、第80军孔令恂部在闻喜、夏县地区；冯钦哉部第98军武士敏部在董封镇一带；第15军武庭麟部在高平地区；另以4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地区，作为策应。1941年5月7日自感稳操胜券的日军于傍晚时分突然一齐出动，由东、西、北三面以钳形并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进犯中条山地区。东线上日军原田雄吉中将指挥的第35师团主力、田中久一中将指挥的第21师团一部以及骑兵第4独立旅团一部约2.5万人在伪军张岚峰、刘彦峰部的配合下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济源、孟县进犯；西线上日军安达二十三中将指挥的第37师团主力、井关仞中将指挥的第36师团一部、若松平治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约2.5万人自闻喜、夏县东南向张店镇进犯；北线上日军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及池之上贤吉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共约3万余人，以中央突破之闪电战术由横岭关方面向横垣大道西侧猛攻；东北线上日军樱井省三中将指挥的第33师团一部及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约万人从阳城方面向董封镇一线攻击。

（五）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情报，针对日军分兵合击，袭击中军通信联络及各级指挥部；以重兵攻占各交通要点，切断中军联络，各个击破；封锁山口、渡口，逐步紧缩包围圈，完成合击的企图。于会战前经以辰东诚电令各部以交通线为目标，加紧游击袭破，妨害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但因战区主帅缺位，上述命令未能得到有效组织施行，致使会战开始第二日因情况剧变，敌之来势极猛。当严令各部应力保现态势，粉碎敌蚀食中条山企图，诱敌于有利地带，转取攻势，而夹殄之。各部仓促应变，分别与各路日军交战，中条山战役正式打响。东线的日军左翼以温县为发起点，先头步兵5000以上，骑兵千余，炮20余门，飞机数十架，战、汽、装甲等车共百余辆沿黄河北岸突进。中央以沁、博为发起点，一股先头千余循沁济大道西犯；另一股先头2000余人，附炮十余门，于窜陷西向义庄后继向捏掌、紫陵、东逮寨、留村一带猛扑，同时沁河北岸3000余人以飞机十余架、炮二十余门强渡沁河。守军第9军裴昌会所部在强敌进攻下施行节节防御、节节后撤，8日午即放弃济、孟两地，向西撤退。在全线溃退的形势下第一战区长官部命令第9军以主力于封门口北既设阵地，拒止沁、济之敌西犯，以一小部对敌侧击。第9军部署新编第24师主力、第54师张团守封门口一线，第47师和第54师驻王屋的独立第4旅等在孤山一线游击，封门口系日军西进必经之要隘，日军势在必夺，久攻不下，再行增兵，自9日上午激战至10日晨终为敌破。这时中路日军已于8日晚攻陷垣曲县城后分兵进攻邵，长官部命令第9军主力由官阳南渡，以策应河防。11日日飞机百余架轰炸封锁官阳东西渡口，第54师在遭受重大伤亡后渡至河南，其余各师团退至封门口至邵原以北山地。12日该路日军一部占领黄河沿岸各渡口，主力则沿封门口西进至邵原，与从垣曲东进之敌会合，完成对国民党第14集团军的内线包围。西线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守军为孔令恂的第80军第165师（师长王治岐）和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唐淮源的第3军第7师（师长李世龙）和12师（师长寸性奇）以及直属第5集团司令部指挥的公秉藩第34师。

（六）7日下午日军分多数纵队，成广正面法，集中机炮火力，并以飞机诱导步兵，向中军西村、辛犁园、王家窑头、梁家窑头王竣师右翼80团（唐、孔两军接合部）阵地猛攻。另以独3旅附37师团一部向刘家沟、古王、计王王治岐师全面佯攻，牵制激战，其目的在于夺取孔令恂第80军阵地。8日凌晨日军突破张店以东第27师防线，孔、唐两军联系被切断，第27师溃退至曹家川、太寨一带，与此同时奉命到望原集中的第80军第165师在遭到日军袭击后也退至曹家川、太寨一线。乘隙而进的敌挺进纵队于当晚占据茅津渡以下的槐扒、尖坪、南沟等渡口，最远的一支进到平陆、垣曲、夏县三县交界处。9日正午时分第80军所部遭敌便衣袭击和飞机轰炸扫射，进一步溃败，在一场混战中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参谋长陈文杞及165师姚汝崇营长等多名军官牺牲在太寨村西的雷公庙岭附近，剩余部队傍晚退到黄河渡口南沟。第80军军长孔令恂、第165师师长王治岐弃部渡过黄河，失去指挥的部队争相竞渡，伤亡惨重。新编第27师副师长梁汝贤见事不可为，投河殉国。夏县日军先头部队7000人分三股南向进犯唐淮源第3军阵地，8日拂晓日军攻占中条山北山交通要道泗交村，然后一路向西北奔袭第7师师部驻地王家河；一路向东南奔袭第3军军部唐回。王家河遭日军重兵包围，师长李世龙率部突围，唐回则在军长率预备队驰援王家河的情况下被日军地面部队与空降兵协同占领。第3军军长唐淮源率残余人员向东撤退至温峪（南通五福漳黄河渡口）一带，被日军挡住南去之路，遂与敌激战，遭受重大伤亡后，再向东北、西北方向退去。12日唐军长及其所部在尖山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在三次突围失败的情况下唐军长以保卫中条山职志未遂，当前大敌未殄，于尖山顶庙内自戕殉国。同日第3军第12师在突围至胡家峪后遭日军截击，师长寸性奇胸部中弹，身负重伤，仍率部苦战。13日寸部亦陷日军重围，寸师长二次负伤，右腿被敌炮炸断，自知无力回天，亦拔枪自尽，继忻口战役第9军军长郝梦龄与第54师师长刘家麒之后再写一军之中军、师长同时殉国的悲壮史诗。

（七）还有闻喜敌36师团先头部队3000余人向公秉藩第34师防守的野峪、十八坪、唐王山等阵地猛攻，并迅速攻陷唐王山。公秉藩组织部队反攻，收复唐王山周围阵地，但因其右翼友邻部队防线被突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又令公率部驰援马村（马村系第5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第34师便放弃唐王山阵地，退至胡家峪。北线是中条山地区中国守军曾万钟第5、刘茂恩第14两个集团军的接合部，日军的战略意图在于迅速攻占横（横岭关）垣（垣曲）大道，直取垣曲县城，对守军两个集团军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战役一开始日军即以重兵向横垣大道两侧猛攻，驻守横岭关东北侧的赵世铃第43军、西南侧的高桂滋第17军同时遭受日军重兵打击，激战至8日拂晓第43军十八坪阵地被突破，堵击无效。军长赵世铃下令放弃阵地，撤向望仙庄一线。第17军虽依靠工事和有利地形进行较为有效的抵抗，终因左右两翼皆被敌突破，不得不退出防线。日军则在一举突破守军防线后兵分两路，一路沿桑池、贾家山、杜村河南下（桑池守军第15军一部溃逃）；一路沿亳清河南下，经皋落、长直、王茅，直取垣曲县城。8日黄昏日军在伞兵部队配合下占领黄河岸边的垣曲县城，截断与黄河南岸的联系，日军实现中间突破计划，中国军队被分割成两半。9、10两日日军分兵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向西。东路于12日晨攻克邵原，与济源西进日军会合；西路于11日进至五福涧，与9日攻占五福涧的日军会合。至此日军的内层包围圈完全形成，中条山守军黄河沿线的补给线和退路全被截断。东北线中驻防这一线的中国守军主要有第14集团军司令部、武士敏第98军以及第15军、第93军等部，7日晚日军向武士敏第98军发起进攻，武军长率领所部拼死抵抗，在董封东西线上与敌激战，多次击退日军进攻。王村一战将敌2000击溃，毙敌滨田大佐以下700余人。10日第一战区司令部鉴于济源、垣曲间各主要渡口渐次被敌封锁和该集团整个补给线中断的事实，命第14集团军阳城以西部队主力，迅向沁翼公路以北分路转移，以旋回钻隙战法打击敌人侧背。卯刻该集团军全面与敌发生激战，申刻交口之敌陆续增至三四千，窜陷清风圪塔、煤坪。

（八）同时第10师与第98军接合部之二里腰亦被约二千余之敌突破，而陷邵源之，亦向西北紧迫，此时该集团军三面有受敌顾虑。各部在突围游击中向北撤退，经过几天艰难进攻后日军以伤亡约3万人的代价突破中军垣曲防线，将中条山根据地一分为二。于是防守中条山的中军不能互相接应，只得放弃既设阵地，各自据守山隘，作无法协调的被动抵抗，整个战局十分危急。在守军全线溃退的同时日军以优势的兵力和猛烈的炮火占据先机，迅速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即突破中条山地区的全部防御阵地。先后占领垣曲、济源、孟县、平陆等县城及相关的关隘据点，封锁黄河北岸各渡口，完成对国军的内外侧双重包围。随即转入第二阶段的作战，即对数路中国守军各阵地反复扫荡。以西线为例，日军各兵团自11日并排向北返转，然后又自5月15日再次转向黄河线，如此再三反复进行篦梳扫荡一直进行到6月10日，在这样反复扫荡期间各兵团所到之处消灭敌人（按日方的说法指国军）三千至五千名。守军主力在遭受惨重伤亡后先后突围，第3、第15等军残部在第5集团军司令曾万钟率领下西渡黄河，转到洛阳、新安一带整顿；第93军主力在摆脱尾追的日军后由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韩城境内；第98军一部在武士敏的率领下进入太岳山区；第43军向浮山、翼城间转进；第9军主力在道清路西段和济源山地游击数天后，分别由小渡口和官阳渡口南渡；中条山守军大部退出中条山地区，中条山战役落下帷幕。据日方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军队被满洲国军队俘约2万名，被日本军队俘约1.5万名，遗弃尸体4.2万具，总伤亡超过10万。日军损失计战死673名，负伤2292名。在中国政府公布的材料中综合会战，计毙伤敌官兵9900名，中国军队共伤亡、中毒、失踪官兵达13751员名。失败原因首先是日军全力决战，而中国军队对双方实力缺乏清醒的估计。战前卫立煌原来是凭着二十六万大军与日军四个师团对峙，所以才能长期坚持中条山防线，并自称“东方马其诺防线”。但这次战役中日军非常重视，称为“中原会战”，一举拿出七个师团超过十万的主力部队来决战，其志势在必得。

（九）而中国军队在战前按蒋介石要求，甚至还抽调部队去反共，“中条山的铁柱子”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使中条山地区兵力反下降到18万人。日军单位战力远超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整个抗战期间日军集中10万以上兵力的攻势不多，这次却以10万打18万，可以说是占据压倒优势。按毛泽东的话讲日军是拿出“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来打”的干劲了，而中国军队贩卖粮食、烟土，中条山成了经商之地。日本奸细乘机混入，日军特种兵空降到中国军队的指挥部旁潜伏。一场血战正在孕育，日军放出狂言，开战一个小时就可瘫痪中国军队的所有指挥系统，而中国军队却还浑然不知大难临头。其次是战前日军准备认真充分，中国军队则仓促应战。日军为确保会战成功，对主力部队做了山地战的强化训练，并事先清扫周边为突出做好准备。而中国军队连上层都思想准备不足，下层部队更是没有任何应战准备，渡口工事没有加强不说，令人匪疑所思是竟然粮食都没有储备够。以至出现远途来袭的日军兵精粮足，而守在自己阵地上的中国军队被围后出现“断粮三日”绝境的咄咄怪事。饿人三天，那连“大刀”都提不起来，所以部队一触即溃。第三是日军贯彻作战决心坚决、指挥得当、配合有力，而中国军队进退失据、指挥混乱、部队互不协调。战役一爆发、日军各部按计划进行果断快速的进攻和穿插包围，没有任何迟疑，干净利索得像是教科书上的案例。而中国军队始终没有像样的作战计划，要么不顾事实地要求“恢复原有阵地”，要么要求“就地固守”，而且很快就失去统一指挥，听任各部各自为战。有的部队尚能顽强抵抗，但更多是不顾友邻拔腿就跑。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军队中出现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惜多数只是壮烈殉国，只有王村一战有点实际意义（日军此役相当部分伤亡是在那里）。也不得不承认多数国军战力低下，士气也不尽人意，甚至轻易降敌，以至出现与日军如此悬殊的伤亡比例。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在前期蒋介石请中共出兵的真意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介石更多是为了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中共答应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出兵有些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日军据此多次传播“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意图挑拨离间，分化抗日阵营。

中国反攻阶段

（一）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和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的形势下进行的。中国对日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从1943年7月开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投降，并投入同盟国一方，从此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实际上解体，日本法西斯更加孤立无援。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也开始反攻作战，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和秋季攻势。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创作的一篇史学论述，1944年3月19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主要讲述明朝灭亡的经过以及原因，供后人借鉴。1944年4月日本动用12个师团、41万人的庞大兵力在中国发动豫湘桂战役，即“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通过中国大陆将日本和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战线连接起来，以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危局。豫湘桂战役历时8个月，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日军虽取得战役的胜利，但在全局方面仍未能走出中国持久战，反而影响在太平洋战场的对美作战，宣告日本“长期战”战略的破产。1944年5月中央指示冀鲁豫军区向水东地区增派兵力和干部，极力扩大水东抗日根据地，开辟水西抗日根据地，和其他部队一起实现控制中原的目标。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日本在中国战败的转折点。1944年6月20日-3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率官员访华，并与蒋介石举行会谈。

（二）1945年1月27日中印公路完全被打通，两军会师于芒友，至3月反攻胜利结束。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反攻中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9万余人，基本消灭日军第18、56师团。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召开，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至此欧洲战争结束。盟军作战重心迅即东移，全力对付日本法西斯。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密约》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立即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与盟国一起对日本进行最后的决战。8月10日、11日中国共产党延安总部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7道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1945年8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5日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21日奉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之命令，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由南京飞抵湖南芷江进行乞降会谈，交出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命令备忘录，“芷江受降”宣告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

（三）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首都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中国正式收复被日本殖民统治达50年之久的宝岛台湾，洗雪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芷江受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正式投降之前派出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作为使节，在此地与中国陆军相关高级参谋人员商定日军向中国军民投降的所有事宜，并在日本投降时注意事项备忘录上签字。“芷江受降”标志侵华日军开始同中国政府接触讨论投降的具体细节，随后的9月9日中国战区范围内的侵华日军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正式无条件投降，因洽降地点位于湖南省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史称“芷江受降”，时间为1945年8月21日下午4时。选在芷江这个并不出名的地方商讨投降细节主要原因是芷江建有当时的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并是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同时也是抗日战争取得转折性胜利的雪峰山会战（即芷江保卫战）的战略总部。芷江是通往中国西南的“黔楚咽喉”，抗战时期为中国陆军、空军基地，是远东盟军的第二大机场。芷江受降标志日本侵华战争结束，而仪式选在芷江的主要原因是芷江建有大型军用机场，该机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东方的第二大军用机场。当日一架日军零式运输机在一队中国空军的P-51战斗机押送下载着日军代表到芷江，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一行奉冈村宁次之命向中国军民投降，交出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兵力分布图，在记载着投降详细规定的备忘录上签字，史称“芷江受降”。

（四）选在芷江商定投降的具体部署和细节的原因有三：一是芷江拥有曾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当时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二是芷江是抗战时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驻扎有大量军事机构、精英部队和最先进的空军部队；三是芷江是抗日战争取得转折性胜利的雪峰山会战（即芷江保卫战）的战略总部，可以打击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受降坊在芷江城外七里的七里桥，桥是石拱桥，跨度不到100米，桥边一座石碑，上刻“日军投降之地”。参与人员：日方人员：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和前川国雄少佐，译员木村辰男，飞行员杜员喜八少佐和久保善辅、小八重里正（皆准尉）、雇员中川正治等；中方人员：“陆总”参谋长肖毅肃中将、“陆总”副参谋长冷欣中将；美方人员：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将军。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名义电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迅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本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驻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同时蒋介石给何应钦规定受降权限：秉承委员长之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一切接受敌军投降之实施事宜；对中国战区内之敌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与中国战区美军人员密切合作办理美军占领区、盟军联合占领区，交防接防敌军投降后之处置；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接受伪军投诚编遣事宜；负责处理南京伪组织政府，恢复南京及其附近之秩序等。很显然国民党政府的这些规定剥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正当接受日伪投降的权利，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拒绝。根据蒋介石的电谕，国民政府派马俊超、钱大钧、熊斌、张廷谔等一批人员前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近20个市负责临时事务。1945年8月17日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派侵华日本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于18日乘飞机至杭州候命飞玉山。

（五）由于玉山机场跑道被雨水损坏，当日蒋介石电告冈村宁次，洽降地改为湖南芷江。并通知洽降使节于21日到达芷江，需随带中国大陆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地区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等表册，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1945年8月20日何应钦率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等随员及其他人员由重庆飞抵芷江，同日从昆明和全国各地到达芷江的各方面军的司令官有第一方面军卢汉、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及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郑洞国、张雪中等。1945年8月20日晚何应钦在芷江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宣布：“从现开始这里是陆军前进总部，陆军总部奉命办理全国受降事宜。具体内容是：准备接待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代表；规定中国各战区军事长官受降接管有关事项，迅速将部队运往各沦陷区；成立南京前进总指挥所；迅速空运部队至上海南京，接受日军占领区；二十一日举行投降仪式，考虑军衔对等原则，派萧毅肃参谋长主持，陈应壮少将改佩少校军衔负责接待日本降使。”1945年8月21日冈村宁次派遣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8人乘日本飞机自汉口起飞，在盟军飞机监护下由汉口飞抵湖南芷江。1945年8月21日11时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等一行8人乘机到达芷江，下午中国战区日军洽降会议正式举行。至23日中国谈判代表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第1至第5号交今井武夫转冈村宁次，详细规定中国受降的事项。23日下午洽降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召见日本乞降代表今井武夫，并告之日本投降书签字地点定为南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现南京军区大礼堂）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交日本投降书中日文各一份，仪式历时15分钟。表示无条件投降，签署投降书。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发表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的结果。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