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痛无言——浅析《颓败线的颤动》内聚焦视角下的梦境建构

 梦境往往是真实而虚无的体验。沉睡时，梦境中的种种经历有如亲历；梦醒后，关于梦境的回忆已然模糊。在《颓败线的颤动》中，作者以真实的笔触虚构了梦境中的两场梦境。主人公“我”内心的隐痛，在两场梦境真实与虚幻的交错中被压抑。而作者欲说还休的愁绪，则隐匿在了对这场大梦的叙述之中。

隐身之“我”的言说困境

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提到：“叙述焦点与一个人物重合，于是他变成一切感觉，包括把他当做对象的感觉的虚构“主体”：叙事可以把这个人物的感觉和想法全部告诉我们。”《颓败线的颤动》以“我”的视角叙述了整个梦境的发生过程，即是采取了内聚焦的叙述模式。在内聚焦视角下，“我”不仅追忆了梦境中的故事，也回溯了“我”的切身感受。以此，全文梦境—梦醒的两次循环中，可廓出梦境与体验两条线索。

在本文中，作者较多着墨于梦境部分，其突出特征为以叙述为主，即以描写人物对话为主。对于“我”的感受部分，则以描写和现场感为主。作者将“我”塑造为梦境的亲历者与旁观者，这样的身份设置决定了“我”在梦境故事的行进中无法干预其中。睡去的“我”对梦境的体验随着梦中故事的展开而起伏。分析“我”的感受，无论是第一个梦境结束时“将一切并我尽行淹没，口鼻都不能呼吸，”还是第二个梦境结束时的“我梦魇了”，“我”始终处于沉睡中无意识的模糊状态。“我”沉陷于痛楚之中，既无法在一个旁观的梦中讲述出自己的情绪，也无法在梦境后的迷蒙状态下清晰言说。全文聚焦于“我”，而“我”却在睡梦之中隐身，“我”的言说困境使得文本的焦点转向了“我”梦中的故事。

代言之“她”的难言之隐

在以叙述为主的梦境故事中，对于妇人形象的塑造，作者更多采用了描写的方式。其形象与梦中的众人的形象不同，除语言之外，作者描写了妇人的心理及动作，为其镀上了悲剧色彩。在“我”内聚焦的梦境中，妇人并非是一个客观独立的形象，而是由“我”臆想而出，着有“我”之色彩。“我”的目光之下，妇人心理的矛盾与挣扎，与“我”具有一致性。探析“我”的困顿，需潜入梦中，详观妇人的心理。

在第一场梦境中，妇人以妓女形象出场。生活的窘困迫使她贩卖肉体，她“为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而颤动。”在内心重重矛盾之中，女儿成为她最坚定的精神支柱。面对现实的残忍，她“无可告诉地一看破旧的屋顶以上的天空，”一言不发将痛苦咽下，继续忍耐向前。然而，妇人最殷切的期盼却予她以痛击。在“我”的第二场梦境之中，妇人以母亲的身份出现。面对成年之后女儿及家人的对其“罪行”的指认，她无法辩驳，也无话可说。内心难言的苦衷化作仇恨，指引她离去。对女儿的爱支撑着颤动中摇摇欲坠的她，也是因为女儿对这份爱的否认让她丧失信念。在最后剧烈的颤动中，她的肉体已然颓败。曾经因为爱而永葆圣洁的母性灵魂也在沉默之中破碎。

在梦中目睹妇人悲惨经历的“我”亦然感到沉痛压抑。“我”既同情她的遭遇，也想要逃离这份痛苦。而作为梦境的亲历者与旁观者，“我”无法言说，妇人即成为代替“我”表达情志的唯一人物。而梦境之中，妇人的直接言语表达寥寥无几，其悲痛的情绪皆展现在矛盾压抑的心理与图像化的动作描写之中。深入“我”的梦境中解析“我”无言的隐痛，得到的是妇人于囿于生存困境的无言隐痛。至此，“我”梦境的意义似乎已经呈现，但对梦的解释仍未结束。故事中“我”在无意识中梦到妇人的原因是什么？如若作者想要表达对女性命运关注，为何不直陈妇人的故事，而要以“我”的内聚焦视角讲述？

作者之痛的梦境凝缩

弗洛伊德认为，梦的表达是图像化的，梦的象征与伪装机制中最重要的手法是“凝缩”、“替代”与“移置”。所谓凝缩，是指用一个简单的图像或场景来表达复杂丰富的意义。第一场梦中，“我”梦到妇人为养育女儿而出卖身体，妇人的形象呈现为心怀大爱的奉献者。第二场梦中，“我”梦到妇人因亲人的诘问而出走，在颤动之中呐喊，其形象呈现为不被理解的绝望者。梦境中的“我”为这位母亲遭遇而悲痛，“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想要从梦境中的残酷之中逃脱。以凝缩的理论观之，梦中妇人的经历应由“我”的经历凝缩而成。在文本中，“我”的经历无从得知。要探究梦境形成的原因，需将焦点转向叙述者“我”背后的作者。《作家与白日梦》中，弗洛伊德将作家比作“光天化日之下的梦幻者”，把作品比作百日梦，认为创作和做梦都经历了一个“压抑”、“转移”和“感官意识的加工”过程。鲁迅先生在以内聚焦视角创作“我”叙述梦境文本的过程中，也如同做梦一般显露出症候。

《野草》创作年间，鲁迅与外界的关系使他坠入了复杂的情感世界。五四运动的落潮、家庭关系的矛盾使他陷入了挣扎的痛楚之中，困苦的情绪酝酿出了鲁迅自我辩驳的多疑气质。自我剖析始终是他精神世界的主题活动，而矛盾也占据了他灵魂的绝大部分。《颓败线的颤动》中，妇人作为奉献者与绝望者在生与死之间艰难行走。家庭一面予她以希望，一面予她以“杀”的仇恨。在自我审视之下，妇人默认了肉身的不洁为家庭带来的困扰，但也坚定着正是自身圣洁的灵魂才为家庭带来了生的希望。妇人与家庭无法化解的矛盾正是鲁迅与他者紧张关系的梦境凝缩。他与当局统治者、教育部同事、新青年团体之间的关系，与母亲、朱安、周作人、许广平等人之间的关系纷繁杂芜。他慈悲地爱着世界，而舆论的攻讦、人情的冷淡却予他以悲怆。当他回击以仇恨，灵魂的自我审视却又容不下他的愤懑。他欲呐喊出内心的苦闷，却借“我”之口，以梦境为依托来间接表答。梦境中的妇人颓败着、痛苦地颤动，这又何尝不是作者在矛盾中动摇、破碎时心头难以言说的剧烈创痛的凝缩？“我”在梦中看着妇人，绝望而无言，一如作者望见自己颤动的灵魂，沉默着束手无策。

在“我”内聚焦的叙梦过程中，作者在梦外看着“我”，“我”在梦中看着妇人，作者在梦里梦外看与被看的关系中又审视着自身。这样的梦境建构中，三者已浑然同一为痛而不言的矛盾形象。他们颤动着，破碎着，逃离着，却也顽强地战斗着。梦有终时，而醒后的现实依然继续着。爱与恨交织的隐痛在鲁讯心头继续着，他沉入精神底部凝视灵魂的活动继续着，我们的分析亦然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