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到手，大局已定，民心民望便是可有可无形同鸡肋？
江山到手，大局已定，民心民望便是可有可无形同鸡肋？
——崇祯王朝的人和事
“朕起布衣”：素描李自成
“朕起布衣”如何如何，这样的话刘邦说过，朱元璋也说过，现在李自成也在说，甚至在走马北京城之前，李自成就在西安建立了他的大顺国。在登基诏书中，他就是以“朕”自称的。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李自成超凡脱俗成仙成圣。既然谁都无法免俗，那就是说所有的帝王将相其实都是红尘俗物，也就都大同小异。我们的问题也因此而生——事实上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我们才写下这篇有关李自成的文字——既然不能免俗，那么，李皇帝真的就能比朱皇帝好吗？
由于多年来一直是流动作战，也一直没有将有组织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提上议事日程，打到哪儿吃到哪儿就成了李自成和所有农民军的共同风格。
严格地说，他们其实是靠掠夺为生的。“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积啬，地生之利，未间屯种。”
这是曾经给崇祯当过兵部侍郎的侯恂在一份奏疏中对李自成等农民军的分析。
但李自成对此并不以为然，四处流动到处作战的时候是这样；改襄阳为襄京，宣布自己为“奉天倡义大元帅”，开始建立政权并已实际控制了河南、湖广和江北部分地区后还是这样；
到了西安也依然如此，可他那时已经拥有百万大军！
据说，到西安后，因为军中粮饷不好解决，李自成觉得日子还不如在襄阳时好过，于是有了“榜掠索饷，责渭南南氏饷百六十万”的事情。
而他之所以急急忙忙发兵北京，好像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粮饷问题。
这就难怪进入北京后，他立刻如法炮制，只不过这回打出的旗号是助饷追赃，被牵扯波及的人数更多、拷掠更酷、所得更巨，也就影响更大更恶劣。
助饷其实是打着自愿旗号的强行摊派，对象就是那些前明官员。
根据不同对象，规定不同数目，如果打算用你，数目可以少些。如不打算用你，那数目就要大出许多，多少有些内外有别的意思。对那些没有按照数额助饷的就要予以追赃，这可就没有数额限制了。
北京城好像成了一座庞大的军营，达官富贾一夜之间都改头换面消失不见了，除了三五成群耀武扬威的大顺官兵，剩下的就是些破帽遮颜、烂衣裹体形同乞丐的人们。
城里一时间“破衣破帽重价求之不得”，“大小官僚俱以重价购极破青布衫裤并破帽，混稠人中，低头下气，惟恐人觉”。
更有“富贵子弟至以鲜衣数袭易一垢敝衣不可得，赤体狂奔，随路蜷伏”，再加上弥漫飘散于大街小巷的皮鞭声和哭嚎声，北京城颇有种末日来临的景象。
魏藻德是崇祯朝最后的阁臣大学士之一，他本来真心想为大顺朝做点事尽点力，结果被关起来不说，还被派饷十万。
拷打之下，他拿出了一万，结果为了剩下的九万，被活活打死了。
大顺军又捉住他的儿子继续要那九万两白银。他儿子求饶说：家里实在是没钱了。要是老父不死，还可以找其门生故旧借贷，现在连这条路也没有了。他说的都是实话，结果也被杀了。
追赃助饷是大顺军一项有组织的活动，所有的军士或多或少都卷入其中，借机掳掠民财中饱私囊便成了全军上下的当务之急。
所有的人都有所斩获，“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导致的结果便是军心大懈，军纪大坏，而民心也就同时大失。
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在北京期间，李自成的大顺军追赃助饷的总数高达七千万两白银。
而明政府比较富庶的万历初年旧饷额数不过四百九十六万两白银。
前者超出后者十四倍以上！
崇祯横征暴敛，结果导致民不堪命揭竿而起的所谓三饷之数总计也不过白银二千万两。
即使减去李自成从皇宫大内搜出的三千七百多万，从民间搜刮之数也依然高达三千多万两！
两千万两白银让崇祯国破家亡政亡人息。
三千万两白银当然也能让大顺志在金帛又亡于金帛。
据说，大顺军刚进城时，的确是一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但散居百姓家之后，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先搜兵器火药，次责供飧。女子无夫者，强配贼兵，奸淫杀戮，备诸暴酷。”
百姓已经被勒索一空了，大顺兵士依然“犹索饮食如故，稍不给，刀背马鞭齐下，往往立毙”。
由于兵荒马乱，商人原本不打算开市，但大顺军不许罢市，如果他们的目的真是为了稳定市场和人心倒也罢了，但军士们更感兴趣的好像只在于强买强卖，“十不偿一，挟仇者妄讦外解钱粮未纳，及绅士会卷未清，一经发觉，酷刑追索，大失民望”。
牛金星等人担心激起民变，苦口婆心劝刘宗敏对手下士兵加以约束。
出身贫寒的刘宗敏的答复竟然是：
“军者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则不为我用；若民，则我已制其肘腋，设有动疑，闭门分剿，为烦金鼓，一时可尽。且军兴日费金，若不强取，安能办给？”
意思极其明白：我老刘只怕兵变，不怕民变！
难道，就因为军士手中有刀有枪，而老百姓手无寸铁？
难道，就因为江山到手，大局已定，民心民望便可有可无形同鸡肋？
是这样的吗？是吗？！
一个立足未稳的政权怎么能这么迅速这么容易就走向自己的反面？
权力，难道就真的只是一种镇压之权、一种腐败之源吗？
大顺，我们该不该又该怎样为你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