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山红 马嘉祺×我 ooc

夜半三更呦 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 盼春风 我是马家买来的童养媳，和马家一样 这个村子里的媳妇都是外边买来的，村子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男娃一出生就要找好媳妇并且不能是本村的。在这个穷苦年代，男娃就是宝贝金疙瘩，女娃就是卖了换钱糊口的工具。 被卖掉那年我不足七岁，我知道爹娘把我卖了为了给弟弟讨媳妇，所以我没哭，没闹，乖乖的跟着马家派来的人去了我往后的归宿。 马家门户算不上气派但在村子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户，几百亩的田全让县里的大爷包了去。我初见马夫人时扑通一声就跪下给她磕了个头，马夫人看上去是个温柔的女人，她眼里带着担心，快步把我扶起来，急切的问我有没有磕疼。 我不疼，但眼泪珠子还是一个劲的往下掉，她比我娘还要疼惜我。 她牵着我的手轻柔的说让我去看看弟弟，我乖巧的点头跟着她进了屋，那小小的木编床上躺着一个小小的人，两颗圆圆的眼睛一见到来人就滴溜溜的转，皱巴巴的小脸透着粉，马夫人笑着问我“阿芙，要不要摸摸弟弟。” 我怯生生的点点头，马夫人拉着我的手碰到了小宝宝的手，指尖粉粉的，软乎乎的。 马夫人说等阿祺十周岁就改了称呼，在此之前你们要以姐弟相称。 马家的佣人多，我什么活也不用干，于是每天的事情就是围着弟弟转，只有七岁的我还抱不稳他，所以马夫人经常和我一起照看着，我从院里摘来一朵花，捕到一只蝶，都会小心翼翼的逗阿祺笑。 马夫人每年过年的时候除了给家里里里外外置办一套新的，也会给我买几套四季的新衣服，阿祺第一次说话，念的就是“阿姐” 稚嫩的声音传进耳朵，我高兴的喊来马夫人，马夫人又喊来马老爷，阿祺就在这天学会了“爹娘，阿姐”这三个词。 五个春夏秋冬，阿祺五岁了，我带着他去河边洗衣服，他在旁边摘了花玩的不亦乐乎，嘴里哼着唯一会唱的歌“夜半三更哟 盼天明，寒冬腊月哟 盼春风，……” 他举着花小跑着到我面前，“阿姐，长大了俺要去当红军，去打日本人。” 我笑着接过花，捏捏他的脸“好~我们阿祺长大了一定是最厉害的。” 他咯咯地笑着又跑去摘花。那年我十二岁。 阿祺十岁的时候送到县城里读书，便很少回来了，他才十岁，我没办法去照顾他，只能在家一双一双的衲着布鞋等他回来的时候好让他一并带走。 下半年的时候家里遭了灾，马夫人浑身是血的找到在河边洗衣服的我，塞给我一袋银子让我跑去县城找阿祺让我带着他能跑多远跑多远，我拉着马夫人就要一起跑，马夫人拨开我拉着她的手“阿芙，你先去找阿祺，我回去拿东西，之后再追上你。”我顾不得鞋子磨破衣服划烂，漆黑的山路我走了一夜，天刚微亮时我到了县里，那一年我十七岁。 我找到阿祺，他正安安稳稳的坐在私塾里跟着先生读书，我带走了他，并且告诉了他村子里的事，他哭闹着要回去，我拽住了他，虽然没有亲眼看见，我也猜出了十有八九是马老爷私藏受伤的党员被发现了，我们固执的在县城等了一天，马夫人没有赶来，那些话只是哄我走的说辞，根本没有东西要拿，她知道日本人不杀了她就会来找，她是为了给阿祺生的希望。 我带着阿祺换了地方生活，他不能读书了，我就打零工换书给他看，我大字不识一个，阿祺却出乎意料的喜欢我买来的每一本书，他时常嚷嚷着要跟我一起去打零工，但我不能冒这个险，如果有人知道他是马老爷的儿子呢？我根本不敢想后果是什么，虽然我们总是吃不饱也穿不暖，但是我们仍然坚强的活着。 又是五个年头，阿祺去了报社打杂，月钱发下来，阿祺扯着我去街上簪了头花，“阿姐，我们还会结婚吗？”我怔愣了一下，这五年里我们东躲西藏，挨饿受冻，我早已忘记我是买来的童养媳，我把阿祺当做亲弟弟一样疼惜，我怕他受苦，怕他被人欺负，我忘了他才是丈夫，我才是需要被保护的人。 我们还会结婚吗？我不知道，我只觉得我们能活下去就已经举步维艰了。 我没有回答，阿祺也没有再问。 几近年关，报社变得更加忙碌，阿祺也从杂工变成了管理员，有时我和阿祺好几日才能见上一面，我见过一次他的同事们，一群十六七岁的男孩女孩们，朝气逢勃的聚在一起，像是一簇簇鲜活的向日葵。 一个面容姣好的姑娘特别惹眼，她笑起来眉眼弯弯的，目光随着阿祺停停走走。回来的路上我向阿祺打趣“我们阿祺很招女孩子喜欢嘛，那小姑娘看着挺可爱的。” 阿祺沉默不语，我也觉得没话讲，两人就一路沉默到了家。 吃过晚饭，阿祺非要缠着我坐在床边看星星，夜里又闷又热，阿祺好像不觉得热，一下一下的为我摇着蒲扇，黑暗中他突然开口“阿姐，我要加入党组织，我要去打小鬼子了。” 我的心掉了再掉，往下坠着好似没有尽头。这次不是儿时那般的玩笑话，我想说会死人的，我想说你别去，我想说的太多太多。开了口却说道“好，走的时候知会一声，姐送你。” 摇蒲扇的手一顿，阿祺把我搂在怀里，继续摇着蒲扇，我闭上眼睛无声的流泪，眼泪浸湿他的衣襟，他又轻轻地哼唱“夜半三更哟 盼天明，寒冬腊月哟 盼春风，若要盼得哟 红军来，岭上开遍哟 映山红……” 春来的时候，我送他上了船，此次一别，相见就无定数了，我塞给他很多双熬夜衲的布鞋，他不再叫我阿姐，“小芙，我们还没有结婚，我要是活着回来了，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我点点头，他激动的说“不许反悔”，那年我二十三岁。 街上不许议论时政，我也不认得字，只能稀里糊涂的等着，盼着映山红早些开，三年后一个面生的男子找到我，并给我一只簪花，我才知道阿祺已经牺牲了。那年我二十六岁。 我没有哭，阿祺其实我快要忘记你的样子了，你会怪我吗？ 新中国成立，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阿祺的名字，我病了。 阿祺映山红年年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