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举办2021年第一届中原与周边文化论坛考古学学术论坛投稿文章，后有改动

 

靖伟      102300

 

【摘要】：龙山时代（bc2600-bc1750）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段（bc2500-bc1900）以来， 新石器时代的东亚中国各个区域文化可谓是“群雄林立”，“万邦共处”。此一时段是以后中国各族“华夏”和“他者”（指非华夏族，但是日后融入大中华的其他民族集团，后文中“他者”之指代亦同，笔者注）之间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华夏文化区，陶寺文化呈现明显影响后来华夏文化的文化因素，和石峁文化形成“此消彼长”之态势；bc1900以后石峁-东下冯文化向北及向南影响，乱石滩文化出现的“石峁晚期-三里河化”现象。“龙山时代”后期各个文化之间的竞争，冲突和整合也促进了后期二里头文化的兴起。再看边疆外延地区，此时亦加深同内地的交往，西藏青海的卡若文化和宗日文化与内陆的密切交往；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域的阿善文化的继承老虎山文化；嫩江流域的昂昂溪文化和莺歌岭文化等等。此一时期是为以后中国各民族及华夏文化就政权实体形成这一问题而言，由“前中国”向“最初的中国”1“最夏的中国”过渡到“最早的中国”2一类的中国各族文化共同体过渡。这样不得让诸位换一个角度思考，跳出中原中心甚至某个具体考古学文化区域的影响，来看华夏和中国形成“共识”的意义和作用。整体把握bc2300年以后至夏文化和商周时代，华夏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大文化圈文化互动和演变，可能有利于解释“早期华夏”如何同其他各民族“他者”的交流和互动，以及逐渐形成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的“共同体”的这一考古学现象。

 

关键词：    “华夏”与“他者”     龙山时代     多元一体“共识”

 

一、“多元”的华夏“相互作用圈”3共识

 

后“庙底沟二期晚段”现象

 

       庙底沟二期时代（bc2700-bc2300）大部分区域文化受龙山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的整合，而形成逐渐富有共识性更强的，但又保持独立文化特性的文化群。就考古学文化的演变来看，这种观点的观察是概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过渡性和整合性的特点。按照目前学界的一般认识6，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可划分为东区东关类型，西区浒西庄类型和北区小官道类型7；还有白燕类型（三期）和下王岗三期类型。庙底沟二期结束以后，各当地原有文化的文化类型，大部分继承“庙二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简称，以下统称“庙二”）器物因素，并结合东来的龙山文化，发展成为自己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如东关类型演变为陶寺文化和三里桥文化；西区“浒西庄类型”和陕北“小官道类型”演变为客省庄二期文化；下王岗类型整合豫西地区受大汶口尉迟寺类型以及屈家岭文化影响逐渐“龙山化”，后演变为王湾三期文化；更北部陕北地区，鄂尔多斯地区的老虎山文化结合陕北“庙二”小官道类型演变为带有双鉡鬲系统的石峁文化。总而述之，以上提及的考古学文化中的器物，是以当地“庙二”遗存特色，结合东来的龙山文化影响，如空三足斝演变为鬲；器物组合大多受龙山文化影响，形成各自区域组合如豆，折口尊，圈足盘；祭祀并体现王权的玉器礼仪性质组合器出现，且大多来自龙山文化，但有独自发展，如陶寺文化早期玉尖首圭，玉刀，玉钺等，石峁文化特色的早期玉牙璋，种类和形制复杂的齐家文化的玉器和玉雕饰品以及玉兵器等。此外，“庙二”晚期各个文化类型以及其他龙山时代同期考古学文化，均已出现较为成熟的区域社会城市国家化：即区域甚至国家文明化的局势，呈现三级甚至四级都邑聚落现象；各个较发达考古学文化在形而上的阶层和宗教祭祀活动相互交流加深并形成进一步“相互作用圈”共识；大型礼制，祭祀或者表达王权地位的可能为“宫殿建筑”（亦可能几种功能共同混用）的出现，如陶寺早期的“宫殿”，石峁新近发现的“皇城台以及宫殿”，芦山峁遗址中心区的“宫殿”，王城岗的内城夯土建筑以及瓦店遗址的大型礼制建筑，等等。这些都是文明社会具有的必要元素，因而龙山时代华夏大地进入“万方林立”的“方国文明时代”是毋庸置疑的。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汶口晚期文化，红山晚期文化和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晚期重要文化的不断交流与演化逐渐在华夏区域形成独立特色的一体化或共识化逐渐加强的文化共同体，但是其各自文化圈尚未出现“一尊独霸，兼并百家”的现象，即出现能兼并别的文化的超级“大一统”文化。苏秉琦公提出的“满天星斗”和张光直先生言之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区域多元文化现象依旧存在，但其各个文化类型彼此加强交流和融合，甚至产生战争，以致相互之间逐渐形成共识，此即李新伟先生提出“共识的中国”8之观点。伴随“庙二”出现以后，陕北地区芦山茆，石峁遗址，晋南陶寺遗址以及中原龙山以及周边同时代文化的不断地新的考古大型城邑遗址发现，进一步表明，赵辉先生提出的龙山时期“中原中心”形成趋势 之现象9，具体演变出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实体方国，可能由“庙二文化”及其以后发展演变的中原，陕北和晋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共同形成，较有统领地位的“老大”方国集团，如：芦山峁集团，陶寺集团，石峁集团和王湾三期集团。值得注意的是“多元”的区域割据性方国继续存在，并且之间相互交融与战争，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各个政治实体之中，相反，其他区域诸侯势力，如石家河集团，宝墩集团和夏家店下层集团，齐家集团依然保有相当地方特色。但是，华夏大地历史地理学上的东西方两大区域的胡焕墉线，在“庙二”以后，逐渐深入整合交流，并在各方国集团中形成“共识”，较仰韶文化庙底沟一期类型中形成的广泛文化影响而言，“庙二”以后，华夏大地各考古学文化不如龙山时代的区域国家社会文明化过程，虽然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政治实体集团，但是多元方国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可能出现领导优势地位的方国，窃假称之为“诸方（方国）首席（可能的领导地位）”。即可能在bc2700-bc1700以后,华夏大地逐渐在聚合-分裂-再整合，通过战争，商贸和区域割据方国政权之间的融合交流等方式中形成，并影响华夏大地由“满天星斗”到“多元”之间形成“共识”，再到“月明星稀”，在bc1750以后，以二里头文化为主，早期华夏中国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严文明：史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

 

 

 

 

庙底沟二期形势图

 

 

中国人口密度对比线——胡焕庸线

 

 

二、陶寺、石峁和石峁晚期-东下冯-二里头一期二期形成的华夏文化“共识”

1、陶寺

       陶寺文化大约在bc2300-bc1900之间，按照陶寺的最新发现，何努和高江涛老师把陶寺划分为三个阶段10：早期：bc2300-bc2100；中期：bc2100-bc2000；晚期：bc2000-bc1900。陶寺文化的复杂性不必多言，因而造成学界对它的认识，各有不同。但是就目前而言，一般认为其可能为代表“尧舜”时代的尧舜之都11或者代表早期夏文化的“夏之邑”12。

       近年来有关陶寺早期和中期是否有较平稳性，高级阶层即王族的不同文化类型的和平过渡，笔者引用《陶寺报告》和陶寺发掘的专家何努的评价，结合陶寺发掘基本情况和陶寺王墓的体质人类学分析来看，阐释陶寺文化在早期和中期确实出现过王族的和平过渡的现象。“陶寺王墓陶寺早期与中期的王族使用不同的家族墓地，相隔300米远，分属不同的茔域。早期王族墓地实际沿用到晚期，中期王族墓地开始于陶寺中期，晚期也有墓葬，证明两个王族不是同一个家族，甚至没有血缘关系。早、中期大墓随葬品的组合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期大墓习见的世俗陶器群如斝、豆、灶、单耳罐、大口罐等不再起用，陶鼓、龙盘、彩绘双腹盆、瓶和木鼍鼓、仓形器等成套木器以及石特磬等礼器群也销声匿迹。IIM22改而崇尚玉器，包括钺、戚、琮、璧、璜、兽面等；彩绘陶器包括折肩罐、圆肩盖罐、双耳罐、大圈足盆、深腹盆、簋等，漆器包括豆、觚形器、柷、箱、圭尺、钺柄等，它们有可能组成陶寺中期新的礼器群。这充分表明陶寺城址早期与中期之间政权在没有血缘关系的王族之间更迭，陶寺遗址的社会组织在高层次和世俗政治中是依赖地缘政治来维系运作的13。” 陶寺所出玉器、鼍鼓、彩绘陶等，也都具有石峁文化的符号特征，可以推测陶寺中期文化（bc2100-2000）的形成，当和石峁文化及其继承者相关族群集团有关14。体质人类学而言15，“张君和王明辉博士分析陶寺早期和中期在体质人类学上的特征差别比较大，中期和晚期则比较接近。从王族墓地来看，陶寺遗址早中期两个王族的墓主人之间经体质人类学检测表明没有血缘关系，也就是说早期和中期掌权的王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政权却在这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之间传承，这让我们想起历史上所谓的“禅让”16。以前只是看墓地形制的不同，而体质人类学直接给出了血缘关系不大的结论，但是从遗址发展状况看他们的政权在早期和中期之间是有一个比较顺畅、和平的过渡的。

     bc2000年左右，“高地龙山”17的中心之一陶寺遭到了惨烈入侵，学界一般认为其可能为石峁晚期族群所为。其集中表现为城墙被毁，早期和中期王墓被毁。据发掘报告18：“陶寺遗址明显的毁墓对象均是当时身份地位崇高者，且以王者为最主要对象。毁墓者有意而为，目标明确，目的就是掘坟曝尸。入侵者扫荡了整个晋南，此后陶寺进入到晚期文化。”对于陶寺毁墓现象，高江涛老师19总结为两点推测：一是“政治”报复行为。但这种仇恨报复显然不是针对全社会的，而且是陶寺晚期某一家族或一个群体对早、中期的最高统治集团的仇恨报复。或许陶寺晚期的这一家族在陶寺早期和中期都是压制的对象，集聚数百年仇恨，终于在陶寺晚期统治政权衰落失强的大背景下得以释放和爆发；另外一种可能，陶寺文化中晚期明显的存在着“外来人”现象。至于这些外来人数量多少或言能否是足够毁灭陶寺政权的群体势力就不得而知，但不排除陶寺文化晚期外来人入侵“一视同仁”的捣毁所有早期、中期大墓的可能性。

     石峁和陶寺在一段时期出现的共荣蜜月期，即高江涛老师认为的的陶寺早期和陶寺中期文化没有发生大规模破坏与战斗景象，继而其考古学文化出现大范围的代替和融合现象，其可能为“尧舜”禅让的现象，陶寺中期开始即受石峁影响，因为不同政治集团的矛盾进而与陶寺原住民发生“武斗”，毁坏陶寺早期和中期祖先的墓地。因而，作为外来入侵者可能与石峁集团有关，需要学界方家进一步探讨。

2、石峁

      bc2300-bc1700，陕北地区出现重要的能代表区域“方国”文明的政治实体，石峁。对于石峁遗址，学界一直给予相当大的关注，韩建业先生和邵晶老师，均有很深刻之见解，韩建业先生在《早期中国》20中，以“袋足鬲”，“空三足斝”把以海岱地区为代表的老虎山遗址，划分为老虎山文化早期和晚期，石峁遗址划归于老虎山晚期文化，其可能为古史传说中“北狄”族所建立割据政权；邵晶在《初论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21就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遗存的发展序列这一问题指出:“以空三足陶器——斝的出现为主要标志,陕北地区进入考古学年代上的龙山时代”“以典型双鋬鬲的出现为重要节点,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可以分为相互衔接的前、后两期。其中,龙山时代后期及其衔接的夏代早期考古学文化我们拟命名为’石峁文化’22”。虽然两位的认识不同，无论老虎山晚期还是独立的“石峁文化”，bc2300以后，石峁遗址的出现，已经形成带有独立考古学特征的文化类型。

      石峁文化（老虎山晚期石峁类型）的来源，一般能够追溯到当地老虎山文化bc2500-bc2300，但是也结合后冈二期、造律台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大口尊，壶，折腹盉等元素23，发展或继续壮大为独立的文化类型。石峁文化的甗来源于后冈二期，与双板鬲，石峁特色的玉牙璋向后冈二期，雪山二期和游邀类型等地区，甚至山东龙山，王湾类型和齐家文化，夏家店下层的扩散，不得不使人联想石峁文化的部分祖先高阶层人群，可能于东夷族有关24，如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或王油坊类型，经过山东龙山，后冈二期向西传播东方因素的盉，大口尊，流型壶，高炳豆，与可能来自北方老虎山文化影响的北狄族相融合，形成正装双板鬲的游邀类型，和侧装双板鬲的杏花类型25为特色，间杂龙山文化元素的特色族群类型26，其及有可能形成东夷族-北狄族黄帝后裔的强大方国集团联合体，即王国维先生27、徐旭升28和杨宽29等诸位大家认为的代表东夷族和黄帝族的祖先源流：“帝俊（帝喾）-有虞氏-舜-先商契”“黄帝-颛顼-北狄氏-帝俊（帝喾）-先周后稷”这群组系统，那么，正装双板鬲继承自老虎山早期，或永兴店类型系统，可能如韩建业先生30所说可以与后稷有关的古史传说所对应的文化类型；至于侧装双板鬲所对应的族群可能为东夷氏族及其后裔。陶寺和石峁在bc2300-bc2000之间此消彼长的现象，逐渐形成“陶寺-石峁”双核心方国联盟，大量来自东方龙山文化因素的陶器和玉器的呈现，使人不禁联想石峁集团同东夷族祖先帝俊（帝喾）及黄帝后裔北狄族有关。《石峁族属或与帝舜有关》31作者认为：“昜姚鼎”中铭文“壶叔樊作昜姚宝鼎”，可知西周时期有姚姓昜国；此昜国在商代又称昜方，在甲骨卜辞中常与鬼方并提，可知昜方与鬼方地域邻近、关系密切。鬼方多被认为分布于今晋陕北部地区，商代之姚姓昜国亦在此左近。《竹书纪年》有“舜生姚墟”；清华简《保训》有“舜居鬲茅”记载，无独有偶，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容成氏》也有“舜居鬲丘”。也就是说舜居住在一个和“鬲”有关的地方，而在舜所处的龙山时期，晋陕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是典型的陶鬲分布区。

        与陶寺晚期相同，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石峁晚期族属亦可能发生变化，其是否遭到外族入侵？值得进一步探讨32。石峁皇城台台基南护墙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修砌大台基时嵌入南护墙，这些石雕可能与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藏玉于墙”或修筑建筑时以人头奠基的精神内涵相同，代表了先民对皇城台的精神寄托33。石砌护墙将台体包裹为一个独立的空间，玉 器、石范、壁画等象征身份等级的“奢侈品”及铸铜、制骨等早期“核心技术”催生的生产遗存的集中出土，成为推断“皇城台”为高等级贵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区域的重要证据。皇城台当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34。作为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皇城台层层设防、众星拱月般的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石峁东城城门与增修的石墙修建于晚期 （bc2000左右） 地面之上，相当于文献中记载夏代早期增修石墙发现的三十多件石雕集中出土于皇城台台顶的大台基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有一些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雕刻内容可分为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但是出土于大台基的石雕神面出现杂置、做为地基，甚至倒置现象，似乎表达出一种仇视心态。从层位关系来看，大台基南护墙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由于石雕具有强烈的信仰意识，由此可判断修建大台基的人并非石雕的原作者，而且由于对石雕作者信仰的蔑视，可以判断二者不是一个族群。

      关于石峁晚期文化与夏关系的推论，可以参考以下文献：《竹书纪年》记载：“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晏子春秋》记载：“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璇室、玉门。”亦有学者从《山海经》所记述的不周山或西邑夏考虑，认为石峁有可能为夏文化。

3、石峁晚期-东下冯-二里头一期文化和“夏”

        齐家文化晚期、客省庄文化影响并入侵陶寺文化晚期晚段（bc1900以后）35，甚至联合曾经的石峁文化晚期内部的某文化类型分支势力，打破陶寺-石峁集团联盟，陶寺和石峁在晚期发生重大的社会动荡以及外族入侵现象。陶寺的主流后裔整合为三里桥文化类型，并且石峁晚期的新整合势力集团兼并三里桥文化类型，如双板鬲演化为单板鬲，斝，甗单把杯等石峁特色元素深入到三里桥文化类型之中，后演变形成石峁晚期-东下冯-二里头一期文化，bc2000左右不断壮大，并向南方汉江流域不断影响和扩张。其促使石家河集团转变为附有三里桥文化类型因素的乱石滩文化汉江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开启“后石家河时代”36最兴盛时（bc2200-bc1900），亦曾受西部客省庄文化和齐家文化斝，双耳罐，单把鬲以及华西系玉器影响。同时，肖家屋脊文化的淮河系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化现象。王湾三期文化以及淮河系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通过对周边地区的扩张，加速豫西，鄂西北，鄂东北，豫东，和淮河中下游中原化过程，成为“新砦-二里头”时代重要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石峁晚期-东下冯-二里头一期文化在bc1900左右,以运城临汾盆地区域为中心，据周家庄遗址为500万平方米的中心区域都邑，形成含有：望壁遗址，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二级聚落；芮城清凉寺遗址为代表的三级聚落，包括其他小型东下冯文化典型遗址的四级聚落的晋南四级聚落区域方国。其东扩并影响当地的王湾三期晚期王湾类型大部分地区，之后当地文化主动演化为二里头一期类型，与新砦期文化或“新砦现象”形成以嵩山东西为界限的对峙现象。此现象结合当时其他考古学文化整体观察，在bc1900左右，新石器末期诸大部分考古学文化均进入新的整合期：后岗二期类型晚期和造律台类型晚段影响新砦期的形成，部分陶寺文化晚期的后裔和内蒙鄂尔多斯当地土著文化结合，演变成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代替小河沿文化， 向南部扩张；齐家文化晚期和客省庄文化晚期东进，影响中原地区文化因素。在各个考古学文化的融合和巨变过程中，石峁晚期-东下冯文化-二里头一二期和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对峙与交替状况比较明显，并且在此过程中形成影响后来华夏中国文化因素部分主要符号，如来自狭义华夏系统的朱砂墓葬葬俗，玉圭、窑洞式建筑，朱砂或红漆器龙；来自东夷系统文化的绿松石龙，双头对称饕鬄或兽面纹饰和符号，东夷系统如鬹、鼎、盉、觚等成组合礼制陶器等等。结合北部的朱开沟文化，其可能为张光直先生所表达的：“夏商周”三个考古学文化曾经并列存在，笔者对此较为认同，即若石峁晚期-东下冯-二里头一期文化集团代表大禹集团或夏文化。所谓夏王朝是否真实如历史文献所载做为单线进化的广域王权完成实质上的政权统一？亦或其可能历经复杂的文化整合现象，演变成石峁晚期-东下冯-二里头一期文化可能做为夏文化，在陕北、晋南、豫西、以及冀西北部分地区整合周边考古学文化，形成与新砦期文化、乱石滩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夏家店文化等可能出现名义上的宗主或从属现象。在bc1900-1750之间短暂存在，直到二里头文化在bc1750年左右扩张，逐渐成为广域王权国家的政治实体，代替或融合其他地方文化势力。笔者把bc1900-1750的石峁晚期-东下冯-二里头一期文化集团称之为“最夏的中国”，陶寺-石峁集团形成华夏“最初的中国”之后裔，虽然活动于陕北、豫西、晋南甚至冀西北部分地区，即故事传说中的泛中原区域，但是其反映的考古学文化连续-断裂-整合性较强，其与历史文献中建立第一王朝的“夏”相吻合，更像是走向二里头时代广域王权国家的过渡时期文化。

     

三、边疆地区新石器时代“他者”文化与华夏文化族群之间的“共识”

 

      新石器时代华夏集团与“他者”族群之间的“共识”，是后来中国民族之间发展和交融，并逐渐形成“共识”的共同体的基础，边疆地区少数族群的新石器各个地方文化是后来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祖先，作为“他者”自然其考古学文化附有自身特色与华夏族群的考古学文化必然不同，即发展其各个民族特色“个性”的文化属性。但是，伴随边疆地区新石器文化与内陆考古学文化不断接触和交流，亦是逐渐在“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中形成共识。可谓是文化上的早期华夏集团和其他少数民族如蒙，藏，百越，东胡，扶余等的“五族共和”现象37。

 

东北和蒙古

1、 昂昂溪文化和莺歌岭文化

      东北地区较早华夏族外的其他族群，目前而言（至2021）,在新石器文化中可能追溯的源头为新开流文化，左家山文化和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新乐类型），其可能为东胡系族群：肃慎（挹娄），匈奴，濊貊的文化遗址。

     昂昂溪文化是发源自东北地区以昂昂溪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是新乐文化的继承。陶器以圜底罐和带流陶钵为其主要特征，多素器，装饰技法有划纹、篦纹和附加堆纹等，纹饰有三角和折线纹等。该文化大量以碧玉、石髓、玛瑙等制作的细石器、丰富的骨器，并有少量打制或磨制的石器以及火候很低的黄褐色陶片。生产工具以各式箭镞、投枪、鱼镖、鱼叉为主，并出土鱼、蛙、鹿、兔等遗骨。墓葬以陶罐、鱼骨镖等随葬。昂昂溪遗址和嫩江下游、松花江中游两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或更晚）的遗存有较为明显的共性38。2013年7月初，与昂昂溪遗址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洪河遗址的发现，丰富了昂昂溪文化的具体内涵。洪河遗址距今约4000新石器晚期，与梁思永先生确立“昂昂溪文化”性质相同，而其文化面貌的丰富程度远远超出“昂昂溪文化”，应是“昂昂溪文化”的中心聚落。洪河遗址的初始期在bc3000左右，也是该遗址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最繁盛期。从已揭露出的相当规模和数量的房址及其伴出的大量水生、陆生动物遗骸来分析，处在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应过着一种定居式的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遗存在保留有当地鲜明文化特征的同时，又吸收、借鉴了来自科尔沁沙地上的南宝力皋吐文化和哈民忙哈文化的部分因素，昂昂溪文化的狩猎文化特点与古史传说中的“北發族”可能相对应,并与中原發发生交往,向西周王朝贡纳奇兽"麃".在春秋时期与中原有"文皮"经贸文化交流,齐国的斥山则是“北發”,朝鲜"文皮"集散地.两汉之后“北發族”不见史载,其大部当与挹娄族融合,一部追在野兽迁徙北亚地区，“北發族”创造了狩猎文明模式.在黑龙江流域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39。

      莺歌岭遗址位于镜泊湖的南端， 1963年进行发掘，经测定，莺歌岭上层距今三千年左右，下层属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四千年左右，是新开流文化的继承。莺歌岭下层最大的特点，是带有浓厚的原始农业色彩。遗址中出土了磨制石斧、打制有肩石斧和板状砍伐器。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鹿角鹤嘴锄。可见，莺歌岭的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原始的锄耕。由于有了农业，人们便开始了定居生活，在莺歌岭下层曾发现了两座带有火灶的穴居房子，约四十平方米。这是母系氏族家庭的住房。莺歌岭下层还发现了骨针、骨锥，这说明了先民已经学会缝衣。衣料除了兽皮之外，可能还会利用野麻来捻线织布。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纺轮，就是纺线的工具。莺歌岭下层虽然出现了原始的锄耕农业和纺织，但渔猎经济仍占有较大的比重，大量的网坠说明人类已经能够使用鱼网米捕捞镜泊湖中的游鱼。用以狩猎的细石器，仍然大址存在。遗址中出土有丰富的野猪和抱鹿的骨骼，这些动物都是先民的捕获对象。目前判断为商周时期肃慎人40一支群落的文化遗存。

 

2、老虎山文化

     老虎山文化（bc2500-bc2300）是龙山时期北方边疆地区典型文化，其是阿善文化的继承，沿用当地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双重文化因素。老虎山文化典型遗址，为老虎山遗址，遗址包括石墙、祭坛遗址、成排的房屋、专业集体作坊以及卧室和炊室。主要是窑洞式建筑，造型划一，工艺讲究。 苏秉琦41认为：遗址中石头垒的城堡、祭祀台、烧制的白灰敷壁、规范的火塘，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凉城已迈入“古国文明”阶段（龙山早期），与其它文化地区相比，处于领先水平。

     从老虎山半山坡比较密集的家室遗址和石头圈防卫系统来看，老虎山是当地远古人类的重要依托。生活在这里的古代人类开始过上定居性生活，从事着原始狩猎、畜牧为主的大农业生产，并初步掌握了建筑、雕刻、绘画等方面的技艺。

     此外发现了全国唯一完整的斝鬲体系文物，从尖底斝至圆底斝以及斝式鬲无一缺少，这为探讨鬲的起源及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标本。

      老虎山文化的石城聚落群和式鬲诞生后，积极向南和向东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方国”的形成和发展。向南，沿汾河谷地南下时，首先占据晋中盆地以北地区，产生石茆文化，再向南直接影响“陶寺古国”文明的出现。从陶凉城寺文化发现的圜底腹到三袋足捏合成型的鬲的完整序列看，其祖型应是老虎山文化的尖底腹，说明北方式鬲在陶寺遗址占有重要位置。然后，又吸收了南方和东方诸多文化因素，融会成诸如陶寺墓地所反映出的较高文明程度的文化。向东，老虎山文化的石城聚落群及伴随的鬲形器，经张家口地区，影响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关于老虎山文化的来源和去向演变的过程，可见其与可能为华夏相关的龙山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他可能与古史记载42的东胡，猃狁，淳维（獯鬻、熏育）和白狄有关，可能如前文所推测，亦包括华夏集团相关族群如先周祖先、先商集团、帝喾（帝俊、虞舜）。其他同时的少数外族他者夏家店文化可能受其影响，并逐渐与其通过战争和交融等方式加深联系，逐渐形成“共识”的共同体。

 

西藏和青海

 

1、卡若文化

     卡若文化可能受中亚，南亚和克什米尔地区影响，是独立和双向文化交流的土著与藏羌等少数民族有关的考古学文化。童恩正先生在报告43中指出卡若文化甘青境内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他认为: “卡若文化与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在时代上基本是平行的，它们在文化内涵上的相似性，可能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渊源，或者是互相影响的结果。其中有些文化因素，或许是来自黄河上游地区。不过像仰韶马家窑文化中的磨制条形石斧和石锛，半山文化中期出现的三角形彩绘等是否又是受到了卡若文化的影响，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卡若文化有诸多文化因素与甘青境内的仰韶马家窑文化类型非常相似，如罐、壶、碗、盆等平底器组合，三角折线纹、交互三角纹、菱形纹、涡纹、连弧纹等陶器纹饰，一侧镶嵌石刀的骨梗刀，鸟翼形石刀以及农作物粟米等。马家窑类型的三角折线纹、菱形纹是从半山类型中期开始出现的，到马厂类型中期达到巅峰。半山类型年代为距今2655－2330 年，而与卡若文化晚期大致同时。也就是说，卡若文化陶器上的交织旋纹可能影响马家窑文化半山和马厂类型部分彩陶陶器纹饰。从年代上来看，卡若文化早中晚三期的时间可对应梅尔伽赫文化的第三阶段Ⅵ～Ⅶ期，两者在文化内涵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反之，早于半山和马厂类型的马家窑类型亦影响甘青甚至新疆北路乃至昆仑山天山南北两侧区域44。克什米尔地区在克什米尔河谷的一个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布鲁扎霍姆遗址45（Burzahom）。经上世纪70年代正式发掘，该遗址划分为三个文化层，分别为一期甲段、一期乙段和一期丙段。碳十四数据表明：一期甲段为公元前3000-2850年，一期乙段为公元前2850-2550年，一期丙段为2550-1700年。这个遗址出土了很多器物不仅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器物相似，而且与仰韶马家窑文化类型、青藏高原东南部西藏卡若文化也有诸多联系。如克什米尔地区布鲁扎霍姆一期丙段出土了穿孔石刀，为对钻成孔，有长方形者，也有半月形者，过去认为这是仰韶文化扩散至克什米尔地区的有力证据。穿孔石刀的传播者该是仰韶文化以西的马家窑文化和卡若文化。从马家窑类型就出现了数量丰富、形制多样的穿孔石刀，这无疑来自仰韶文化传统。卡若文化受到仰韶马家窑文化向西南地区传播的影响，出现了诸多仰韶马家窑文化类型因素，穿孔石刀正是其中之一。

 

2、宗日文化

      宗日文化是bc3300青海地区即受仰韶马家窑文化类型影响更受印度次大陆梅尔伽赫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文化。以三角体变化而成的细长线条的组合或细长三角体衍生出来的像生图形的组合。这些图案，自成一体，风格鲜明。宗日组墓葬分为三期：一、二期伴出马家窑类型系统彩陶，宗日式陶器由少至多，其上限约当马家窑类型中晚期，下限约与半山类型同时；三期基本只出宗日式陶器。装饰品主要由石料、牙、蚌、骨制成，年代为宗日墓地一、二期的阶段。浅色圆片或短柱状串珠、绿松石的使用引人注目。不排除佩戴浅色石珠串饰习俗正是随仰韶文化东来，经甘肃、青海东部，在不迟于仰韶马家窑文化类型中晚期阶段进入共和盆地。在宗日墓地，一期1段是仰韶马家窑文化类型因素比重最大的阶段；一期2段的土著因素，如俯身葬、宗日式陶器等增幅明显；三期之后此类因素成为主流。浅色圆片、短柱装饰石珠与绿松石构成的串饰在共和盆地扎根，可能正是在当地人群吸纳马家窑类型因素，发展本土文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此外，M322的嵌绿松石臂筒值得注意，左腕佩戴筒状臂饰的情况在尕马台青铜时代墓地中出现多例，另外石、骨质臂筒在约当半山马厂时期见于甘宁青多处墓葬。而M322属于宗日墓地一期1段，年代最早，是追溯此类臂饰源头的重要材料。结合串珠来看，尕马台青铜时代使用的大宗浅色串珠、筒状臂饰等装饰品均可溯源至宗日文化早期46。

       卡若文化受半山类型影响，宗日文化亦受仰韶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影响，甚至其与中亚、西亚乃至印度次大陆之间形成相互双向交流与沟通的文化之路，自然逐渐与内地考古学文化形成一定的“共识”。此外，藏族传说人物《羌根阿布的故事》和藏文史书《西藏王臣记》47中也有黑耶门坚如铁铸磐石部落，由于炎帝最早进入中原，他们与当地土著和睦相处，合力治理中原，共同创造中原远古文明的故事传说；以至于后来的《贤者喜乐.聸部洲明鉴》48载有关汉藏蒙等兄弟民族同源的故事如：“最初，在玛卡秀地方的上部有什巴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其亦是华夏族和藏蒙等兄弟民族形成共识以后，衍生出认同“文化共同体”的概念。

 

四川地区

 

营盘山和宝墩文化

     营盘山遗址距今约为5300-4600年，陶器以平底器和小平底器为主，从陶质陶色来看，以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为主。其中夹砂陶可分为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以陶胎夹有颗粒粗大的片岩砂粒的陶片最具特色。其中彩陶器的器形有盆、钵、罐、瓶等，彩陶均为黑彩绘制，图案题材有草卉纹、变体鸟纹、蛙纹等。主体遗存同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第四期和第五期文化、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东乡林家遗址主体遗存等仰韶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遗存，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武都大李家坪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文化等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相比较，之间存在较多的共性，但差异也是非常明显。同仰韶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以大地湾遗址第四期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后裔，仰韶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年代相近。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一种新发现的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因素为主体成分，同时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类型，其应为当地古羌族的祖先所创造。汶川地区一般为羌族的故土，据《说文解字》对羌的解释是：“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山海经·西山经》中对羌族的羊图腾有记载：“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商周甲骨卜辞中，虽已出现氐字，如在武丁时的卜辞“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等等，为氏族名称。春秋战国时开始以氐作为族属名称，如在史籍《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据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中注释：“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族人国，可见氐和羌均为炎帝之后裔，纵观马家窑文化和营盘山文化的关系，川西地区部分羌族，可能与炎帝族后裔有关。

      宝墩文化，距今4500年左右是成都平原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能是由长江中游流域中的石家河文化移民扩张，并继承部分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宝墩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陶器制作工艺有所创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宝墩文化为核心，带动那些中小坝子上发展不平衡的文化综合体，宝墩文化一期中共有的17种典型陶器类型,以及陶器上的纹饰都可从长江中游的三峡东邻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类型，找到来源。宝墩文化与峡江东部地区的锁龙遗存相似。其原因可能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由汉水以东地区开始兴起扩张，远迁成都平原。可能为舜驱逐三苗至三危,三苗人再沿岷江向南进入成都平原,在长江上游形成了一个在华夏文化圈内独特的“三苗移民文化”。《尚书·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云：“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石家河文化作为三苗文化，在虞夏时代，有一支后世称为西羌、上古称为三苗的部族从中原迁入今岷山一带；随着他们的迁徙，也将他们的文化带到了岷山一带地区，结合营盘山文化发展为宝墩文化49。

 

新疆

 

     阿凡纳谢沃文化50(Afanasievo culture)大约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从红铜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代早期。相关的遗迹是在西伯利亚中部偏南，叶尼塞河附近的米努辛斯克被挖掘出。此文化的范围其实相当广大，遍及蒙古西部，新疆北部，以及哈萨克斯坦的东部和中部，甚至可能扩展到塔吉克斯坦和咸海地区。

      阿凡纳谢沃文化在新疆沿阿尔泰山到伊犁一线的西北部地区，2014年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地发掘出2座石板墓，出土了一批典型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的随葬品，墓葬出土人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这类墓葬的年代距今4500年前后，这是新疆地区首次确认有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存的分布。2017年，在尼勒克县的墩那高速公路施工范围内抢救发掘的一批墓葬中，再次发现了1座石棺墓，墓葬人骨的测年数据为距今4900—4700年前后，发掘者认为，这个墓葬也是阿凡纳谢沃文化的遗存。2018年，在尼勒克县的吉仁台沟口遗址中，发掘了2座勺形窑址，里面堆积着厚层的木炭，经测年，距今4600—4400年前后，是一处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存。这几处发现表明，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出现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应该是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后继者。

      继阿凡纳谢沃文化之后，伊犁河谷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当属安德罗诺沃文化51。安德罗诺沃文化因发现于米努辛斯克盆地阿钦斯克州附近的安德罗诺沃村而得名，其分布的中心区域在中亚的哈萨克草原。

       目前，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以伊犁河谷最为突出和典型。考古表明，在公元前两千纪中叶，有一支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人群从中亚七河流域进入到伊犁河谷定居。他们的居址以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最为典型，其修建的大型房屋面积达100—400平方米，为半地穴木框架式结构，平面呈长方形。墙基内外均用石块固定，房内有火塘、灶、煤堆、灰坑、柱洞、门道等。

      伊犁河谷安德罗诺沃文化墓葬的典型随葬陶器为平底斜腹罐和圈足罐。在中亚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判定安德罗诺沃文化最常见的标型器为平底缸形器，中国学界称之为平底斜腹罐；对于新出现的圈足罐，则可以看作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入居伊犁河谷后的一种地方变体，亦即新疆本土化的体现。

     此外，随葬的青铜装饰品也极具特色。例如，成对出土的的铜耳环，其耳坠呈喇叭形；再如，由穿孔铜珠串成的手链和足链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吉仁台沟口遗址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煤炭的遗存，年代为距今3600年。

    综合来看，西天山伊犁河谷的青铜时代受到了中亚草原地带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强大影响，但是随着时空的转换，来到伊犁河谷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也经历了新疆本土化的过程。

     新疆的青铜时代彩陶来源，根据韩建业先生“彩陶之路”52的观点认为，它的出现是由于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一路向西传播、辐射至伊犁河谷，并与中亚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的彩陶，以及当地文化融合的结果。新疆地区最早的彩陶出现于东部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可早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沿河西走廊西渐的结果。

     从铜石并用时代历经青铜时代，新疆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既表现出天山中段和天山东段的文化元素，又呈现出中亚文化的元素，以及后来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时代晚期内地彩陶文化元素。它不仅面西，而且向东，成为当时来自内地华夏考古学文化与来自其西部的中亚文化和来自其北部的南西伯利亚文化的融汇之地。

福建、台湾、海南

1壳丘头、昙石山文化  

      壳丘头文化，因福建省平潭县壳丘头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闽江下游地区和金门岛。遗迹有贝壳坑和墓葬，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文化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贝器等。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石器包括打制和磨制石器两种，骨器有凿、匕、镞、锥、簪等。另有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经济形态为渔猎和采集经济。文化年代为距今6 000～5 500年。与台湾大坌坑文化面貌类似，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类型。

      昙石山文化集中分布于闽江下游流域，距今4000～5500年，延及东部沿海地区，并与台湾地区大坌坑文化面貌相似，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是壳丘头文化的延续和继承。

2大坌坑文化

         大坌坑文化是台湾新石器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以台湾北部淡水河下游两岸及西北、中部和西南诸海岸最集中。遗址集中分布在台湾北部淡水河下游沿岸和中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也有零星分布，其中以台北八里乡大坌坑遗址和高雄林园乡的凤鼻头遗址为典型。出土有磨制的石斧、石铲等。陶器手捏，含粗砂，火候不高，硬度低，质松软，器形简单，主要有罐、瓮、碗，器壁粗厚，常饰绳纹和划纹，少数有涂红条彩饰，以粗陶绳纹圈底罐最有代表性。当时人们过着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的经济生活。

3圆山文化

     公元前2千5百年，台湾西海岸地区同时出现了两种新的原始文化。以北部台北盆地为中心并伸延到北部沿海地区的是圆山文化；分布在中南海岸与河谷的是一组以红陶、彩陶和灰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即凤鼻头文化。

    圆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是位于基隆河下游、台北市北端的圆山贝丘。这一遗址分上、下两层，下层属于大岔坑文化，上层为圆山文化。圆山文化遗址除圆山贝丘上层以外，还兼容大岔坑遗址的上层、台北盆地南缘土城乡的土地公山，另外还有芝山岩、大直、尖山等数十处。它以台北盆地为中心，广布台湾北部。

         这一文化在台湾北部持续达2千年之久，其主要遗物有：石器、陶器、骨角器、玉器和少数的青铜器。经对圆山贝丘上层和大岔坑上层遗物测定，其流动年代在公元前2560年至公元50年之间。在石器中，有石锛、石斧、石锄、箭头、网坠等。最具代表性的是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的先进性及其与祖国大陆的渊源上文已述。有肩石斧亦不例外。它与有段石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普通石斧的高级形态。据考证这种石器在我国福建光泽、浙江杭县、广东陆丰以及海南岛等地均有发现。而且石斧两肩与柄的折角多呈直角，与圆山出土的相同。圆山石斧与华北、辽东等地所发现的形式也极其相似。因此，从其形制和分布范围看，系由大陆传入台湾。圆山文化中的陶器，质料多含细砂，以棕灰为主颜色，有的刷上棕黄色；有印纹，涂红彩；器形以碗和簋为主。(簋为圆腹、圆足、大口双耳罐形器，有盖。)据考证，这些陶器，除圈足、涂彩两点外，在台湾无祖型。而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出土的黑陶、彩陶、印纹陶却十分相近。尤其是出土数量最多的陶簋，在器形上酷似盛行于大陆商周时代的双耳圈足青铜簋，显然系由其脱胎而来。

4、凤鼻头文化

        凤鼻头文化分布于台湾中南部海岸与河谷地区，其流动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1600年左右。各个时期的文化特征均出现于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遗址，称凤鼻头文化。这一文化在时间上可分三期：自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为第一期，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至公元初年为第二期，自公元初年至十六、七世纪汉文化大量传入为第三期。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都呈现着鲜明的大陆性格。

      第一期以细质红陶为主要特征，分布于大肚山至鹅銮鼻台湾西海岸的中南部。代表性的遗址有台中县牛骂头遗址下层、南投县草鞋敦遗址、高雄县凤鼻头遗址的中层、屏东县的垦丁和鹅銮鼻遗址。这一带红陶质地细腻，不含粗砂，色泽橙红或深粉红。橙红的多磨光，深粉红的多未经研磨。从制作工艺看，多以泥条或泥环盘结叠筑，外面抹平。纹饰有绳纹、席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个别陶片上还绘有深红色的钩连形图案或平行线。器形主要有碗、盆、壶、瓶、罐、鼎等。这些红陶酷似大陆东部沿海的文化遗存。如果将它们与我国青北辛文化、特别是较早期的北辛和马家浜文化中的红陶陈列在一起，人们会惊异地发现：海峡两岸，原来竟是一群“同胞姐妹”。所不同的，只是来自凤鼻头的一群更“年轻”一些53。

          第二期以素面和刻纹黑陶为主要特征，广泛分布于台湾中南部各地。代表性的遗址有台中县营脯、南投县大马璘、台南市牛稠子贝丘、高雄县大湖贝丘、桃仔园贝丘、以及凤鼻头贝丘的第三、四层等等。从遗址的分布与遗存看，这种黑陶文化所使用的自然资源要比红陶文化为广。凤鼻头文化的第二期类型与福建昙石山遗址的文物十分相似。昙石山遗址上层的文化也以贝丘为显著特征，其中所含陶片，色泽、质地与凤鼻头遗址所含相当。在昙石山出土的黑皮磨光陶与凤鼻头的黑皮磨光陶更是璧和天成。经测定，昙石山中层文化和凤鼻头贝丘的第三、四层文化的碳—14年代也大致吻合。因此，公元前1500年以来的一、二千年间，台湾海峡显然是昙石山与凤鼻头贝丘一类文化的舞台。这一文化舞台显然还得到了青浦崧泽、杭县良渚、海丰菝仔园和殷商时代清江吴城等原始文化的参与。因为出现于凤鼻头文化陶器上的“|、+、X、 ”等刻纹符号，也广见于上述各处。

        关于海峡两岸区域的新石器文化来源，去向和分布的问题，是研究该时期文化面貌特征和族属的重要课题。有关南岛语族在两岸的分布亦是热点话题，由于福建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构建的还是尚需完善；台湾地区相关新石器文化研究亦尚未完备，因此，双方究竟孰先孰后，谁先影响谁，尚需进一步的新资料的发现。但是，目前已知的是，两岸极有可能同属一个文化类型并相互影响即：福建东南沿海区域的咸头领-壳丘头-昙石山文化与台湾地区的大坌坑-圆山文化；凤鼻头文化。新石器中期，bc4000左右，大陆地区即同台湾地区展开广泛文化联系，作为南岛语族的重要发源地，丰富其文化内涵，并逐渐走向“共识”。

 

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存

 

        自2012年3月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海南岛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先后发掘了陵水县桥山、莲子湾以及三亚市英墩三处史前遗址，并对万宁、陵水至三亚三市（县）沿海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了陵水岗山、走风等30余处史前遗址，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根据上述英墩、莲子湾、桥山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特征，可初步建立起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基本发展框架，填补了该区域史前考古的多项空白。英墩、莲子湾、桥山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文化内涵表明，目前，以英墩遗址为支点或桥梁，可初步构建起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基本的年代框架。英墩遗址的重要性体现在，第一，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史前文化遗存（即英墩早期文化遗存）；第二，发现了陵水莲子湾文化遗存（英墩晚期文化遗存）晚于英墩早期文化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而在陵水桥山遗址则存在莲子湾文化遗存早于桥山文化遗存的明确的地层证据。如此就首次建立起“英墩早期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以“英墩文化遗存”(距今6000至5500年)、“莲子湾文化遗存”(距今5000年)、“桥山文化遗存”(距今3500至3000年)为构建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海南岛与内陆地区、周边国家的联系。

         同时，海南岛独特的海洋环境，使得史前文化遗存中有很多贝壳，英墩遗址就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些与周边岛屿，如台湾、菲律宾、越南等地，在史前文化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与周边海岛国家、地区的紧密联系，反映了海南岛区别于国内陆地的独特魅力。广泛意义上来说，海南岛的考古发掘，无疑有助于证实其与南岛语族的联系。从民族民俗的角度来说，自古以来海南岛与菲律宾、马来半岛、印尼、台湾等地联系密切。比如，海南的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属于同族，黎族居住的船型屋、穿着的筒裙，还有树皮布等用品，以及纹身等习惯，跟马来半岛的居民十分相似。这些田野民俗学上已经证实的文化联系，需要在考古学上得到进一步确证。

 

四、结论综述

 

        龙山时代（bc2600-bc1900）以来，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文化在先前的不断兼并竞争和交流融合之中，出现逐渐由“满天星斗”逐渐趋向于“多元”组成的“共同认可的”文化符号上的华夏共同体文化上“共识”之现象。其中一些考古学文化如继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继承大汶口文化的龙山文化；后来由“庙二文化”衍生或受其影响较大，带有共性的陶寺文化；石峁文化以及王湾三期文化等，其逐渐与此时段其它区域文化如宝墩文化，造律台文化，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等等产生强烈的互动，乃至边疆地区如昂昂溪文化，卡若文化，宗日文化，海南新石器相关文化以及福建-台湾地区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均在继承先前多元的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在龙山时代的大变革中，逐渐形成后来的“华夏”与“他者”多元一体之 “共识”。

     

        华、夏、夷在先秦文献中的含义需要梳理，明确史前诸夏与四夷的关系。《诗经·小雅·皇皇者华》中：“皇皇者华，于彼原隰。”华即美好的含义；《礼记》中，即《礼记·月令》中写道：“（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可见华还有花，花纹的含义。《尔雅·释诂上》写道：“夏，大也。”显然，“夏”字有了“大”之意。《尚书·周书·立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之于夷夏关系：《春秋》载：“……内诸夏而外夷狄。”《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据《清华简.五纪》:黄帝之身，溥有天下，始有树邦,始有王公。四荒、四宄、四柱、四唯、群衹（示）万貌焉始相之。可见在西周有夏或夏作为正统中央王权的认同，以诸夏作为文化共同体。诸夏和四夷的关系为共在一个天下。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伪古文尚书·周书·武成》： “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即周武王为了达到“替天行道”征伐无道之“商纣王”，夺取天下的目的，突出“华夏”和其他“蛮貊”，共同组成联盟，以应天命的“史实”。“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乃关于“华夏”在文献中较早的概念。虽然《伪古文尚书》为汉以后甚至魏晋的文献产物。但是，据考古发现，三星堆文化与商末周初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尤其是西周文化的联系，是可以反映，周人作为诸夏的盟主，与三星堆古蜀人、羌人等四夷组成以下联盟共同体，共同伐商，已平天下。其实，在文献中“华夏蛮貊”是并列出现的，此即说明在西周时，统治集团已经注意到联合“他者”，与华夏集团关联密切的少数民族集团，加强族群间的交流和“共识”。与华或夏的延伸的文化符号或概念，在新石器文化中，可能为“花”（或“鱼化鸟”）和“龙”有关的符号54，如仰韶文化中的“花瓣型”（或鱼鸟组合55）彩陶纹饰和红山文化中的龙型玉器等。那么，华夏的最初文化符号的内涵，窃以为，可能代表新石器文化中，华夏族集团在内部团体保持认同，以及与“他者”集团之间达到“交流-和合-共识”（ 诚然，其中也可能有部分冲突，斗争甚至战争的过程），由于处于新石器文化，“华夏”族在与其他各族集团的文化内涵上表现为文化影响，而非侵略扩张，甚至在上古所谓的“黄帝时代”黄帝依然秉承各族群之间和合的原则：“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可见，黄帝“合符”即和合天下各族群文化符号，形成一个新的，同时抱有“他者族群”符号的新“共同体”。尊重，包容，平等，和合，交流和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当是上古华夏族与“他者”少数族群在不断地交往过程中，总结的文化智慧。

             至 于对于“华夏”共同体之外的“大他者”即“海外”文化集团，自新石器文化伊始bc7000以后，华夏集团亦参与开放的中西文化交通的过程中，如中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蒙古地区自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关于石器制作，玉器使用，萨满宗教及其仪式的共同性，青铜器技术及其文化的交流；东亚各国史前文化和中国的交流，如日本，韩国和越南；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有关同南岛语族起源和文化传播相关问题等，均离不开上古“华夏”及其“他者”共同体内部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上的贡献；反之，华夏共同体通过与海外文化的交往，出现“彩陶之路”（韩建业先生观点），“东亚青铜潮”（许宏先生之观点），先秦中西交通等跨文化的沟通，乃至丰富和促进华夏共同体的文化元素和多元多样性。此即，笔者不由感叹苏秉琦先生和张光直先生讨论有关中国新石器文化区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提出的一些想法：先生（指苏秉琦大师，其为郭大顺先生口述苏先生明报记者被采访的内容：笔者注）在家里接受了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古兆申先生的专访，专访结尾时先生再一次说道：“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人类必将对‘地球村’的过去和未来取得共识，现实世界必将走向‘大同’。专访在《新探》出版的次月，刊于《明报月刊》1997年7期，是苏先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所以，“人类文明一元性”可以视为先生考古一生中最后的学术思考。（http://www.huaxia.com/zhwh/yd/2019/11/6286450.html  郭大顺）张光直先生在《考古人类学随笔》56中肯定和评述苏先生的区系理论时亦提到认同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加深区系文化认同的好处：1.表明“中国文化是多元的”2.能够理解区域之间相互交往的关系，“区域文化是一个连接一个的：从黄河中游向东，一个一个区域文化连接到新大陆，向西一个一个区域文化，连接到西亚，甚至欧洲，像一个锁链或一张渔网。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古史。很显然地要采取开放的观点。中国古史与世界舞台是一体的。”苏张二公之意，正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夏诸族”文化演变的内涵，正所谓：夷夏一体，天下大同。

 

张光直（左）和苏秉琦（右）在北大

 

 

     注   释

 1何努之观点，指陶寺文化为“最初的中国”,详见：胡宇煊 杨炎之：“许宏vs何努：二里头与陶寺，到底谁”最中国”？”2016-11-08 14:4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

 2许宏之观点，指二里头文化可能为最早的中国，详见：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p14-18。

 

 5张光直先生龙山文明的观点详见：张光直：《中国古代考古学论文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3，p264-344。

 6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7，p510-521。

7 梁星彭：《试论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第3-18页。

 8李新伟”共识的中国”的观点，详见：李新伟：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 ——苏秉琦“中国”观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p7-12。

9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  ，《文物》,2000年.01期， 7 页 （ 第43-49页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 《文物》,2006年.08期， （ 第51-55页 ）。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　编著：《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12月12日，p384-391.

 11何努，高江涛之观点：详见：何努：“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中国考古网， 《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2009,9.02

 12高天麟，高炜，冯时之观点，详见：高江涛：“薪火相传探尧都——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四十年历史述略”，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p26-37。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　编著：《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12月12日，p384-391.

 14邵晶：“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 ”《考古 》，2020年05期，第2页+第67-79页。

15 何努：“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中国考古网 《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2009,9.02

 16何努： “中国”求本 尧都寻徴，2015-06-23，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17高地龙山，详见：李旻：《问鼎: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形成》(Social Mem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p34-p52.

 18《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　编著：文物出版社，2015年12月12日，p386-542

 19高江涛：“薪火相传探尧都——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四十年历史述略”，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p26-37。

20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精)》，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08-01，p171-173.

21邵晶：“初论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考古与文物》，2019年04期，p63-67。

22 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考古》，2020年08期，p105-113.

 23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精)》，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08-01,p170-17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7，p639-643。

24东夷有虞氏的详情见：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 ”，《文物》， 1989,p3-14。

 25张忠培：“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鋬手陶鬲”，《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04期,p6-50。

 马明志 ：“石峁遗址文化环境初步分析——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p31-44页。

 26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详见：《王国维考古学文辑》，王国维凤凰出版社　，2008-01,p31-44。

 2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p230-252。

 28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7,p105-155。

29韩建业：“石峁人群族属探索”，2019年02，《文物春秋》, p15-19。

 30孟庆旭 ：《石峁族属或与帝舜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09月09日

31许宏：“关于石峁遗存年代等问题的学术史观察”，《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p19-25；32马明志 ：“石峁遗址文化环境初步分析——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p31-44页。

 33马明志 ：“石峁遗址文化环境初步分析——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p31-44页。

34张海：“后石家河文化”来源的再探讨 ，《江汉考古》,2021年.06期。

 35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 《文物》，2017年，第6期,p50-59。

 36段天璟：“龙山时代晚期嵩山以西地区遗存的性质——从王湾遗址第三期遗存谈起”，《中原文物》，2013 。

 37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形成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观点。可参考王明珂：《华夏边缘》，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p225-372;和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版社 ，1999年09月, p1-36。

38赵善桐,杨虎：“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74年，(02期)：p99-108.

 39张碧波 ， 庄鸿雁 ：“昂昂溪文化与北發族狩猎文明”,《学理论》 ，2008年22期 ， p19-25；赵宾福 ：东北考古学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14年3月1日,p361-401。

 40赵宾福 ：东北考古学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14年3月1日,p361-401。

41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0,p119-127.

 42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观堂林集.卷十三》，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p583-605。

 43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M］．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p26-87．

 44韩建业：“丝绸之路”的前身:“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详见：http://www.kgzg.cn/index.php/a/293.html

45 A.K.Sharma.Early Man in Jammu Kashmir&Ladakh,Delhi:Agam Kala Prakashan,2000,p26-34，p10-112.

 46艾婉乔：“青海共和盆地史前时期装饰品刍议” ， 《四川文物》 ，2020年04期,p26-39.

 47五世达赖喇嘛 ：《西藏王臣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03-01,p35

 48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贤者喜乐聸部洲明鉴》，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p72

 49【附记：至于后来的三星堆文化（指：三星堆二期至四期，bc1600-bc1100），其与三星堆一期（应为宝墩文化文化层）之间有间隙层，即考古学文化应为非继承演化，宜为分段而非分期（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1993年，第1期，p10-24页）；宝墩文化在bc2500-bc2200之间，其不是所谓三星堆文化的直接来源。许宏先生在“纠葛与症结：三星堆文化上限问题的学史观察”一文中指出所谓三星堆文化的绝对年代和文化分期，四川、成都文物研究机构和其他大部分学界主流观点不同：主流学界认为三星堆遗址可能属于两个或三个考古学文化和族属，因而所谓单一古蜀族的属性，貌似不能解释三星堆遗址及其背后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纠葛与症结：三星堆文化上限问题的学史观察”，《三代考古》（九），科学出版社，2021年），那么，就三星堆文化二期和三期所对应的族属，其可能为后来移民到成都平原的古蜀族，《山海经》记载夏后启：“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 夏后开，就是启，汉代因为避讳汉景帝刘启，改启为开。由这则文献可见，夏启是和流沙之地，即疑似古蜀之地的崇拜蛇族之民有关。上博藏郭店楚简《容成氏》有记载；“禹然始为之号旗，以辨其左右，使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所谓夏时期的南国以蛇为标志无疑。关于古史中古蜀祖先的较早文献，为《华阳国志》引自《洛书》中的另一说法：“人皇九个兄弟，巴蜀祖先为九兄弟之一”。（详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年07月,p71.）（《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可知，“古蜀”文化可能与早期华夏有一定的联系；土著文化特色明显。）】

“禹兴于西羌”是司马迁提出，后演化为“禹出岷山”等各种传说。近代以来还不断开展蜀、夏关系的探索。如何理解司马迁所说的“禹兴于西羌”呢？这可能仅仅是道出了夏与西羌之间存在着的密切的关系。而从三星堆文化中特别兴盛的牙璋源自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现象显示，古蜀国与夏，确实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上的联系，而且这种文化上的联系还与陇西、陇南地区有关。这说明司马迁所说的“禹兴于西羌”并非子虚乌有，可能是西周以来的传说将其史实背景的前后关系颠倒了而影响到了司马迁的记述。如果依据牙璋以及三星堆文化中一批文化遗存与二里头文化有关，并且可能是由二里头文化转道陇西、陇南传播至成都平原的现象推测，可能是夏部族的一支曾经从中原来到了陇西，其中的一支又可能辗转陇南—茂县通道而到达成都平原。他们的后裔自然将夏部族及禹作为自身的族源。这种部族的迁徙以及对族源的追溯，加上久而久之的演绎，则形成了“禹兴于西羌”的传说。详见：朱乃诚：“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祭祀图”牙璋考”，《四川文物》，51-59页，2017年第6期。

 5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群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7年2期，19~39页。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

 51Кирюшин Ю.Ф., Энеолит и Ранняя Бронза Юга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基留申：《西南西伯利亚的红铜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阿尔泰大学出版社，2002年，巴尔瑙尔）。

 52韩建业：“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考古学报》，2021年，第3期，p317-338。

 53张光直：《中国古代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p338-342。

 54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0,p111-114.

 55李新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鱼鸟组合图像”，《考古》，2021年，第8期，p71-81. 

56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3年1月，第1版,p6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