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

（一）伪满洲国（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18日）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所扶植的一个傀儡伪政权，因国民政府和中共及国际社会对“满洲国”政权不予承认，故被称作“伪满洲国”或“伪满”。“首都”设于新京（今吉林长春），“领土”包括现今中国除关东州（今旅顺和大连）以外的东三省全境以及蒙东和河北省的承德市。1931年9月－1932年2月日本侵占中国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后成立“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1932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伪满初期为“共和”体制，不久后以立清废帝溥仪为“元首”，初期称号为“执政”；年号“大同”，溥仪后称“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日本本土受到美国投下的两枚原子弹的攻击，苏联红军突袭驻守在“满洲国”的关东军和“满洲国军”（伪满军），日本最终战败。同年的8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溥仪在通化临江县（今属白山市）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技工培养所（鉱山株式会社技术养成所，今白山临江大栗子镇伪满皇帝溥仪行宫博物馆）内举行“退位仪式”，宣读“退位诏书”，伪满灭亡。之后包括溥仪在内的伪满战犯被苏军抓获，并于1950年被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改造。1932年建国称“满洲国”，1934年改称“大满洲帝国”。因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所以当时的中华民国和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国际社会均对伪满政权均不予承认，故被称作“伪满洲国”或“伪满”。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领土，明朝时期在这里设置奴儿干都司，宣示领土主权，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的“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太平洋，岭南属于中国清朝，岭北属于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从国际法的角度肯定东北属于中国。

（二）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中华民国开始逐渐用东北来取代清朝发祥地的原有名称——满洲，在中国一般用东北或者东三省、东省来称呼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这三个省份。后来东三省的西部划入内蒙古，因此内蒙古东部（五盟市）也属于东三省地区。日本早有侵略中国的图谋，历史上曾有明朝对丰臣秀吉政权的万历朝鲜战争。1894—1895年日本取得甲午战争胜利后割占台湾，获得清政府的巨额“战争赔款”，军事力量剧增。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实行极其阴险的“以鲜制华”政策，不断推动朝鲜人政治移民中国东北的活动。日本在朝鲜人聚居地区设置领事馆，强调朝鲜人是日本臣民，受日本管辖。自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之马前卒，各种内因在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详细概括：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而寸步难行，不断进行殖民渗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后日本军国主义实力大增，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奏折中写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侵占旅顺大连，殖民势力下驻扎“关东军”。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进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这为“逼宫事件”。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满洲国”造势。东北易帜后随着中国内日趋统一，日本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迷梦受到震动，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1949年8月15日）在1929年就提出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傀儡政权的设想。

（三）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的《形势判断》中进一步细化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的行动计划，第一步建立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但形式上仍将其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第二步建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满蒙政权，并将其从中国的中央政府独立出来；第三步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就准备直接实施第三步，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派去制止关东军起事的建川美次虽不同意直接实施第三步方案，但他却表示对关东军的行动不加约束。1931年10月6日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对建立满蒙新政权，日本人概不干预。”这里日本政府、军中央与关东军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新政权，而是要不要“设法促进”建立新政权。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和军中央还没有打破华盛顿体系的计划，尽管他们与关东军一样想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但他们又不得不考虑与欧美列强的协调。若槻礼次郎首相之所以反对日本军人直接参与建立新政权是因为他担心这会给欧美列强谴责日本留下话柄。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驻军“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制造爆炸事件，借口遭到中国军队攻击，袭击沈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主力在1930年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后方空虚，奉张学良“不抵抗”之命令退出东北。其后两个月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在各省成立地方性的亲日政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经过与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的秘密会谈后确立迎接溥仪至东北，成立复国的方案。马占山曾经在张学良的授意下抵抗日军，不久诈降，旋又起义。

（四）尽管日本政府和军中央反对关东军的计划，但关东军仍我行我素。为实现《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所确立的目标，关东军一方面准备向嫩江、齐齐哈尔北进；一方面积极策划溥仪出逃。当陆军大臣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中关于伪政权与“中国本土脱离”一语提出质疑时关东军竟强硬地表示：“关东军绝难承服满洲政权不与中国本土脱离。”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关东军又上报《满蒙自由国建立方案大纲》，该大纲提出：“绝不能满足于只建立亲日政权，必须建立‘满蒙国’，如果仅建立一个亲日政权便不能按帝国的意图行事。本来将满蒙作为我领土之一部实属长策，但鉴于历史的渊源，目前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物议，恐非贤明之举。”1931年9月20日建川在拜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时则建议成立以溥仪为首脑的、受日本支持的政权，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在土肥原提出的成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该方案规定：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首脑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受新政权委托，日本掌管国防和外交，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设施；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使之分别担任吉林、洮南、热河、东边道、哈尔滨等地镇守使。根据这一方案时日本关东军以板垣参谋为中心，利用各地的特务机关和部分大陆浪人展开所谓谋略性的策划。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日本关东军当天午后还通知日军驻天津司令官，要求其尽快把宣统帝“保护”起来。关东军占领锦州以后觉得拼凑傀儡政权的时机进一步成熟，为得到日本政府和军中央的一致支持，关东军决定派遣板垣回东京进行交涉。当时板垣携往东京的方案已相当具体，他们想建立的“满蒙中央政权”将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且要脱离中国本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他们希望借助当地汉奸，充任各级官吏。他们准备伪造“民意”，以便世界舆论，掩盖日本制造政权的阴谋。他们认为政权必须赶在国联调查团来满之前建立，他们清楚：这些事如果由日本直接去做，这无论是九国公约，还是国联盟约都是不允许的，但如果由中国人自身从内部进行分离，这就不与上述条约的精神相背离。

（五）其实在板垣来京之前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已制定《时局处理要纲》，其基本精神与关东军完全一致。日本军中央与关东军代表碰头以后便立即将其方案与外务省磋商，于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就促进傀儡政权成立，制定《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该“纲要”明确提出：“鉴于满蒙已从中国本土独立，形成统治支配一定地域的一个政权的现状，今后应诱导它具备一个国家的实质。目前满蒙的治安主要由帝国来维持，满蒙作为帝国对华、对俄国防的第一线绝不允许外部扰乱。为确保上述目的的实现可适当增加帝国驻满陆军之兵力，如有必要亦应增设海军设施。将以新国家为对手，回复和扩充我在满蒙权益。为尽速执行帝国在满蒙的政策，应设置相应的统制机关。在努力实行上述措施时应尽量避免与国际法乃至国际条约的抵触，应尽可能采取由新国家方面自主要求的形式进行。”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制定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一方面积极物色充当各种傀儡的汉奸。日本关东军知道借汉奸之手建立傀儡政权既可以欺骗国际舆论和逃避国际义务，又可以“以华制华”，减轻中国人民的逆反情绪。当然利用汉奸还可以弥补自己人力、物力的不足，分化和瓦解旧关东政权的抵抗势力。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利用汉奸组建的傀儡机构最早始于1931年9月25日成立的“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该会委员长袁金凯（1870―1947）虽为奉系文治派代表，但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直隶派政府委任为奉天省长，遭张作霖嫌忌，事变发生时已处于隐退状态。该会副委员长阚朝玺（1888年一1952年，1951年被捕，死于狱中）原本为热河都统兼第三师师长，后因与郭松龄有染遭张作霖嫌忌而退官。关东军拼凑的各级傀儡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管傀儡机构级别高低都忘不了配备日本人顾问，“辽宁省地方维持会”也一样，“聘请”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充任最高顾问。在日军占领下的奉天中最高顾问理所当然地成了维持会的主宰者，维持会名义上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充当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工具。

（六）网罗失意官员、拼凑傀儡机构只是关东军组建傀儡政权很小的一步，拉拢地方实力派军阀才是关东军拼凑傀儡政权的关键，为此日本关东军及各类特务机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先后迫使于芷山、张海鹏、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投靠日军。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直冀望复辟清朝的前清贵族以为时机到来，前清宗室、时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1884年10月18日 —1952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引渡回中国。1952年病死于哈尔滨狱中）趁吉林长官奔母丧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熙洽成为日本侵华以来第一个投效日寇的中国官员。熙洽密信清朝逊帝溥仪：“请皇上（溥仪）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友邦（日本）支持下先据有东北，再图关内。”以已经升任吉林省代理长官的熙洽为首的前满洲贵族向日本方面提出迎接溥仪至东北、建立君主制的国家，日本关东军方面也早已认定溥仪是合适的傀儡人选，战后城野宏供认日方选择溥仪的原因为：溥仪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东北和蒙古地区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一般的农民对由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十月事件后改组的日本政府和军部对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和计划公开予以支持，此前的“不扩大方针”即使纯粹作为一个口号也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关东军进一步加快制造傀儡政权的步伐，土肥原利用天津事变策划废帝溥仪的“出逃”。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将此前负责关东军政治谋略的司令部第三课升格为“统治部”，该部与幕僚部并立，直属关东军司令官领导。该部下辖行政、财务、产业、交通、交涉等五个课，共七八十名部员，这些部员绝大多数为文职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满铁和关东厅。从后来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统治部不仅是关东军促进伪满建立的的机构，而且是伪满成立之前的“影子政权”。为提高统治部的工作力度，1932年1月9日统治部又改为特务部。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天津事件”，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

（七）1932年2月5日日军攻占哈尔滨，北满局势趋于稳定，关东军司令部连续召开“建国幕僚会议”，预定指示汉奸出面召开“建国会议”。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完全独立自主之政府。”2月23日板垣在抚顺与溥仪会面，告知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只能接受。29日“全满建国促进运动大会”通过决议，选出代表“敦请”溥仪出任执政。2月日军对热河开始进攻，国联决议不承认伪满。1932年3月1日在日本策划下“建国”，扶持溥仪为“满洲国”的“执政”，建年号为“大同”。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中国断然否认伪满“独立”，并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1932年3月8日溥仪在“新京”正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同时任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9日溥仪举行就职典礼，10日同日本签订密约。1932年3月10日日本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定《日满协议书》，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承认“满洲国”的声明，宣布承认“满洲国”。1932年10月国际联盟大会发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报告书指明：东北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的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为此日本于同日宣布退出国联，1934年“满洲国”更名“满洲帝国”。

（八）1943年12月1日公布的《开罗宣言》中规定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于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于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驱逐出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在1945年2月8日的雅尔塔会议罗斯福—斯大林会谈中确定将大连作为国际化自由港转交给苏联，并由苏联使用中东铁路。1945年8月8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随后苏联红军攻入中国东北，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击败关东军和“满洲国军”（伪满军）。11日溥仪及伪满官员开始乘火车流窜，13日晨到达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车站。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溥仪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布伪满政府解散，“满洲国”灭亡。18，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中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的日军（原属朝鲜军，1945年改隶关东军，38度线以南的朝鲜军改隶国内军）解除武装，停止战斗。19日溥仪等人从通化乘小飞机飞往沈阳准备转飞日本，飞机在奉天机场降落后溥仪等人被苏联红军俘虏，伪满政权彻底灭亡。1945年8月20日苏军占领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22日苏军占领旅顺、大连。31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行辕主任，接收东北，同时改原东北三省为东北九省二市。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伪满战犯集团被苏联红军俘虏，押运到赤塔、伯力。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小儿子、中共地下党员张梦实等人介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日本关东军于8月11日晚上悄悄地把溥仪及伪满大臣们转移到吉林省通化市大栗子沟，妄图负隅顽抗。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关东军只好让溥仪宣读“退位诏书”，策划空运溥仪等去日本京都以待机东山再起。可是他们所乘的小型飞机刚抵沈阳北陵机场即被苏军一支空降部队所俘获，随即被送往赤塔。

（九）日本人在安排溥仪飞往京都的同时决定让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返回长春处理后事，张景惠（1871年6月21日－1959年1月11日，1950年8月1日被苏联红军俘获，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病死）在长春临时组织一个“维持会”。9月初的一天苏军逮捕在长春的伪满大臣们，运往赤塔，原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等以及溥仪一行已先期收押在那里，时隔不久转押伯力。维持会是指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内利用汉奸建立的一种临时性的地方傀儡伪政权，为日本侵略者实现“以华治华”、“分而治之”服务。维持会这种临时性的政权组织是一种过渡形式，在敌伪正式政权建立后便瓦解，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沦陷区基层“维持会”组织依然存在，后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而崩溃。维持会是指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内利用汉奸建立的一种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维持会的任务是为日本侵略者实现“以华治华”、“分而治之”服务。担负着给日伪统治者筹集钱、粮，替日伪军队提供粮秣、民夫，向日伪军汇报中国抗日军队活动情报等任务，成为其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和帮凶。1938年1月1日和17日日军分别在济南、青岛组织治安维持会，1938年初日军在华中各个占领要地成立同样的组织。维持会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分别成立的“地方治安维持会”，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组织的以梁鸿志为首的“治安维持会”等。维持会这种临时性的政权组织是一种过渡形式，在敌伪正式政权建立后便瓦解，各地的维持会陆续被其接收，逐渐趋于瓦解。但在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沦陷区基层“维持会”组织依然存在，后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而崩溃。1950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通知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准备移交日满战俘，苏中双方商定在黑龙江省绥芬河车站进行交接，7月18日、8月1日两批战俘（即伪满战犯）分抵绥芬河车站。

（十）195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伪满战犯的处理又作了重新研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本着中央对处理战犯批示精神，对于这批战犯的处理建议应根据其罪行与年老体弱、多病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等情况，拟分别作以下处理：拟予起诉审判的计有伪满皇帝、总理、大臣、省长、市长、将军以及虽职位较次但罪行严重的汉奸共42名，作为一案处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由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拟予从宽释放的共有17名，包括伪满皇帝内廷侍从、医生、事务员与使领馆的秘书、领事、翻译、雇员以及其他事务与技术人员等。1956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对在押的60名伪满战犯拟待适当时机提起公诉，拟交审判的17名；从宽处理、免予起诉的26名；拟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17名的处理意见。1957年年初首批伪满战犯被释放，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溥仪的随侍李国雄等13名罪犯即行释放，2月25日溥仪的“御医”黄子正被释放，4月27日溥仪的三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夫万家熙等4人被释放，在此之后两年多时间里待审的42名伪满战犯既没有审判也没有释放。1959年8月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提到：“我想到今年国庆10周年纪念是否可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作出《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对全部在押的战犯时中央原定每年要特赦一批。但由于1966年“文革”，特赦工作被中止，直到1975年3月才将全部在押的国内战犯特赦完毕，前后共特赦了7批。“满洲国”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不包含被日本殖民者强占的“关东州”（旅大）】、内蒙古东部及河北承德市（热河省）。根据1932年的《日满议定书》时关东州之主权由“满洲国”所有，“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不属“满洲国行政区划”。

（十一）伪满在1934年划为14个省、2个特别市、1个特别区：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特别市、哈尔滨特别市、北满特别区。1939年更改为19个省、1个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黑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满洲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为溥仪，1932年3月8日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溥仪为皇帝，年号为“康德”。满洲国的行政机构为“国务院”，其首长为“总理”。伪“国务院”下辖“外交部”、“民政部”、“财政部”、“司法部”、“实业部”、“交通部”、“文教部”、“军政部”（“财政部”后改名“经济部”，“军政部”后改名“军事部”，“实业部”后拆分为“兴农部”和“勤劳部”，又成立“厚生部”等部门），各部长官为“部长”，但是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由日本人担任的“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为实际上的总理，总务长官由驹井德三担任，继任者为星野直树和武部六藏。各“部”的日本裔次官每周二举行聚会，商讨并决定“国家”政策和各种具体事务，被称为“火曜会”。“满洲国”的立法机关称“立法院”，首任立法院长为赵欣伯，实际上的立法权掌握在关东军手中。伪满没有成文宪法，而是由各项专门法律来替代宪法。咨询机关称“参议府”，其首长称“议长”，首任“议长”由臧式毅担任。伪满的最高司法机关是“最高法院”，首任最高法官是林棨，最高检察厅长为李盘。宫廷机构为“宫内厅”，长官为熙洽。“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坚持“不抵抗”政策，前东北军大部奉命不战而撤至山海关以南，来不及撤退的前东北军再次一分为二：一部分有民族气节者，同仇敌忾，奋起抗日，成了著名的东北义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分民族败类则屈膝投降，认贼作父，充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和打手。

（十二）这些民族败类及其所率部队成为后来伪满军的骨干力量，同时他们还招降纳叛，搜罗一些土匪武装和社会流氓，充实到伪满军的队伍里。由日军要员所组成的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所操纵，在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下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和帮凶。“满洲国国务院”为伪满的行政机关，也是满洲国政治的最高机关。“国务院”在体制上是国家元首溥仪的直属组织，但实际上“国务院”却是日本关东军主导，不少日本人在“国务院”中担任各要职。政府机构：国家元首：皇帝（帝制移行前为执政）；皇帝直隶机关：宫内府 - 尚书府 - 参议府 - 侍从武官处 - 军事咨议院 - 祭祀府；院：国务院 - 法院 - 立法院 - 监察院；国军：禁卫队 - 江防舰队 - 飞行队 -兴安军-间岛特设队；警察：海上警察队 - 保安局；其他机关：总务厅；外围团体：协和会。1932年伪满建立时国务院以国务总理为首，以下各部组织长官则称为总长，包括民政部总长、文教部总长、外交部总长、军政部总长、司法部总长、财政部总长、“实业部总长、交通部总长。然而“大同元年”的各部组织长官不过是虚设的临时组织，实权则被日本人牢牢掌握。不久马占山等长官举起抗日的旗帜成为东北抗日力量，1934年“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大部分官员由日本人和中国人担任。1934年溥仪即位皇帝，各役职名有稍做变更：国务总理→国务总理大臣；总长→大臣。关于“帝位”继承在1937年的《绝密会见录》里记载一份由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签署，是令人震惊的秘密“备忘录”。按照备忘录如果溥仪确认不可能有男孩，经日本关东军司令同意后“满洲国”的皇位继承人将由日本天皇选定，溥仪要做的是向国内外宣传这一决定。为达到使东北最终成为日本人国土的侵略目标，日本以开发的名义展开“国策移民”活动，计划20年内从日本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日本人，另外还有大约200万朝鲜人被日本作为政治移民迁往东北地区。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在长春召开移民会议，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截至1944年9月居于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包括开拓团民）共1,662,234人。在1945年后大部分日本移民被遣返（葫芦岛日侨大遣返），但另有日本遗孤的问题。

（十三）移民满洲政策（又称日本国策移民）是指20世纪上半叶时日本为扩大对亚细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而输出的移民，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便开始陆续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不过当时人数不多，处于起步阶段。等到日本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后开始推行移民政策，就向东北移民，大批日本军政人员、工商界人士、武装移民纷纷移入东北。实际上截至1945年底日本在东北的移民人数达166万人，其中农业移民达32万人。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在东北的移民害怕自己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已经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被苏联军杀害而纷纷逃离东北，前往自己祖国“日本”，有些没有逃回日本的就被苏联军队杀害。二战以后日本在亚细亚洲的影响力被美利坚合众国减弱，各地政府对在这些留下来的日本移民态度不一导致很多社会问题，遗华日侨的问题就是日本大规模移民的后果之一。“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时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法西斯则动用军警宪特等镇压机构，以残酷的手段镇压抗日运动，对中国人民犯下累累血债。关东宪兵队除配合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之外在平时指挥其他镇压机构，成为实行白色恐怖的主导力量。中国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根据1936年伪满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煤炭储量约为30亿吨、铁储量约40亿吨，其他矿物有黄金、菱镁矿、铝矾土、油页岩、金刚石等。林业、渔业资源也非常丰富，中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基础在张作霖时期建设下就已经十分发达，日本为了侵略战争需要全力发展军事工业。钢铁主要集中在鞍山和本溪，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辽阳，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和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奉天（今沈阳），纺织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十四）伪满原有的工业主宰部门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伪满成立后其他日本财阀的资金迅速涌入东北。1937年后伪满对于工业部门采取经济统制政策，推行“一业一社”的原则，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垄断性的公司。根据这个原则时满铁交出自己的工业部门，经过重新组合，后组成庞大的康采恩——“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业）”，垄断满洲国境内所有的钢铁、煤炭、化工和电力产业，此外还成立“满洲电电（电话电报）公司”、“满洲机械制造公司”、“满洲矿业公司”、“满洲航空公司”、“满洲人造石油公司”、“满洲纺织公司”、“满洲毛织公司”、“满洲化学工业公司”、“满洲林业公司”、“满洲采金公司”、“满洲畜产公司”、“满洲水产公司”、“满洲烟草公司”、“满洲农产公社”、“满洲开拓公社”等四十多家特殊公司。这些会社由日本投资者和满洲国共同出资，赢利时按照双方股份比例分成，亏损时满洲国政府对于日方投资确保百分之十的利润。为了把东北变成其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对东北的经济和资源实行严厉的统制和疯狂的掠夺，统制掠夺的重点是煤、铁、石油等矿产资源和基础工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严厉统制下东北经济迅速殖民地化，东北人民的生活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日本对东北实行严厉的经济统制政策和大规模的殖民主义经济掠夺使东北的工矿业畸形发展，民族工矿业凋敝，农村经济破产，东北经济迅速殖民地化。由于日寇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殖民主义物资掠夺而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东北人民的消费水平，从1935年以后日寇先后对重要的战略物资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全面的配售统制，在这种配售统制政策下东北人民的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与痛苦之中。日本编著的《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妄言：“日本使昔日的荒原变成屈指可数的现代化工业地区，投放资本振兴现代化工业。”但事实却是日本阻碍中国东北的工业近代化之路。

（十五）根据1936年伪满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伪满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顷（40亿亩），其中已耕地2500万顷、森林面积为1.7亿顷。年产大豆250万吨、小麦200万吨、稻子70万吨、小米100万吨、高粱800万吨、玉米5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60万吨、棉花30万吨、烟草16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400万匹、牛300万头、羊3000万头、猪4000万头。伪满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其中农民全年所需食用粮约750万吨、种籽粮约400万吨，同时还需负担日本、朝鲜移民的口粮。此外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时伪满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万吨以上的粮食，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粮工作，11月底结束，给农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日本开拓团殖民者则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同时按月领取口粮。伪满境内铁路线比较稠密，最主要的干线为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1936年伪满以1.6亿日元的价格向苏联收购长春至哈尔滨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的北满铁路，其他重要铁路还有丹东至奉天的安奉线、吉林至长春的吉长线、四平至齐齐哈尔的平齐线等。1939年东北铁路里程超过1wan公里，1945年达到11479公里，而中国1949年铁路总里程才2.2万公里。1943年东北公路总里程近6万公里，而到了1949年中国含东北在内公路总里程才8.09万公里。1932年东北航空线总里程1.5万公里，1950年的中国民用航空线总里程才1.14万公里。1940年时速130公里的弹丸高速列车由大连机车厂研制成功，1934年运营于南满铁路新京至大连区间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采用大连制造的SL-7流线型机车，是全封闭式空调车厢。满洲国的海港有大连港、营口港，内河水运主要集中在松花江地区，“满洲航空公司”为主要的空运部门。伪满的中央银行为“满洲中央银行”，伪满货币为元，1元=10角=100分。伪满货币与日元等值，流通货币为伪“满洲银行券”，不可兑换金银，朝鲜银行券和日元在伪满境内也可自由流通。1933年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额为6亿元，1938年纸币流通额达50亿元。

（十六）“满洲国圆”是满洲国的流通货币，发行单位是“满洲中央银行”。“满洲国圆”发行之初和中国的货币一样都是采用银本位制，1935年11月起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元等值，另外“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也使用朝鲜银行发行的朝鲜圆。一开始纸币和硬币都是由日本银行的造币厂生产，不过后来就由满洲国首都新京（现长春）的“满洲中央银行”生产。由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银价的不断大幅波动，“满洲国圆”在1935年脱离银本位而与日元固定汇率，随后就接近与日元的汇率平价。自1940年开始“满洲国圆”就开始用来衡量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在此期间所发行的纸币的一半面值都是由硬币回收的。一共发行五种面额的纸币，分别是一百圆、十圆、五圆、一圆和五角，正面以清代的统治者为特征。由于二战时期日本统治地区的通货膨胀压力，1944年发行一千圆纸币。圆可以细分为十角、一百分或是一千厘，硬币面额的发行则是从五厘到十分。1944年和1945年“满洲国”发行由与硬纸板类似的，被“世界硬币标准目录册”称为“红色或棕色纤维”的材料制成的硬币（1分、5分），194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大约120亿“满洲中央银行”的钞票被东北银行收回。伪满邮政归属伪满“交通部邮政总局”管理。日军于1932年7月26日霸占在东北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系统（中国北洋政府的东北邮政系统之延续），并于同日开始自主发行“满洲国邮票”，至1945年伪满灭亡时共发行37次159枚邮票。根据与国民政府达成的“通邮办法的谅解事项”，自1935年1月10日起关内的中华邮政与伪满邮政互通邮件。伪满邮票在设计风格上糅合中、日两国的因素，政治意味比较浓厚，见证日本侵华的历史。邮票的图案及标语体现日寇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和伪满傀儡政权的性质，也担负起宣扬政治理念及意识形态的作用。到1931年底东北三省伪财政厅陆续下发税收公告，以民国时期的捐税局为班底，沿袭民国的基本税制和征收办法，同时对一些税种进行调整。由于战乱，所收税款不及同期一半，主要用于各级维持会的开支。

（十七）1932年3月9日溥仪出任“执政”，在“导政部（后改为经济部）”下设税务司，掌管中央税收事务。各地方按经济区域设置税务监督署作为专门管理机构，按行政区域设立捐税局作为专门征收机构。由于伪满政府的实际行政大权完全由日本关东军第四课掌握，加之各级税收监督署的副署长均由日本人担任，因此伪满的税收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的掠夺性税收。日伪政府一方面按照日本国内的税收模式建立所谓的现代税制，以达到同化和殖民化目的，另一方面又课征诸如出产粮食税、鸦片税等落后的税种，以保证最大的税收收入，为此从1932年到1945年间伪满政府共进行四次税制整理，使伪满殖民税收体制得以确立。 第一次税制整理开始于1932年9月份，“九一八事变”以前原东三省内国税只有20种左右，税制比较简单。满政府成立初期宣布《暂时援用从前法令》，仍使用民国时期税制，但到了1932年9月13日伪满当局以从前税制混乱为由制定《国地税划分纳要》，划分国地税归属范围。原则是凡从前属于中央与省政府的捐税统属国税，其它市、县收入统属地税。这样就使得原属地方的田赋、营业税、烟酒税等大宗税收均集中于日伪中央政府，使其所控制的法定税收收入达税收总额的90%以上，而地方政府只有车、捐、船、捐等杂小税种。第二次税制整理始于1934年，1934年3月1日日本扶植溥仪粉墨登场后对伪满窃据区域内的各税税目税率开始统一规范，扩大征收范围，设立新的税种。先后公布实施《木税法》、《营业税法》等10多个税收法令，使满的税收体制开始日本化，税收统治初步建立起来。第三次税制整理开始于1936年，目的是完全按照日本税制在伪满建立统一的税制体系。1935年底日满双方公布实施棉纱、麦粉、水泥三种统税法，1936年以后又公布实施《勤劳所得税法》、《征收法》、《印花税法》、《地税法》等二十多个税收法令，建立一整套征管及计会统办法。

（十八）1938年公布《满日国税征收共助法》和《共助法实施规则》，使日满同化及日本对伪满税收的控制进一步强化。1941年公布实施《事业所得税法》和《法人所得税法》，至此伪满基本废除民国税制，税收体制和征收制度均按日本模式，殖民性税收体制基本形成。第四次税制整理是在1945年，这时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节节失败，军费严重困难。为挽救灭亡，1月1日开始日政府宣布各项修改税收法令，以全面提高税率为特点，对一些消费税、所得税、矿产税等13个税种改变计税依据和征收比例，最高的提高70%。与此同时还公布《地方税分与税法》和《地方税法》，进一步确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划分，扩大伪满中央的控制权，同时也扩大地方各级政府的掠夺范围，但此次整理由于伪满垮台而未能完全实施。通过四次税制整理，日政府建立起以国地税分税制为基础，以收益税、消费税和流通税三大税系的复税制为主体，以经济部和各级税务监督署、捐税局三位一体为主要监管方式的殖民税收体制。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国税共设34个税种，其中收益税10种、消费税10种、流通税14种；地方税费共有50种，其中省地方税费9种、市县旗税捐35种、街村税费8种。其税制结构几乎与日本相同，且几次变化也几乎与日本国内同时进行。四次战时增税，极尽巧取豪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在长达十多年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侵略者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残暴的政治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大力对中国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日本在伪满建立完善的殖民奴化的教育体制，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对东北地区人民大众灌输奴化思想。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奴化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歪曲篡改历史，宣称“满洲”是同日本关系密切的独立国家，处处显露将东北据为己有的狼子野心。伪满时期由日方编著的历史课本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为了奴化和愚弄中国学生，伪满历史教科书中充斥颠倒黑白、推卸战争责任、美化殖民统治的描写。

（十九）日本在中国东北的14年殖民统治中奴化教育贯穿始终，对东北的青少年进行严厉的精神摧残，降低东北青少年的文化素质，更能看出日本殖民统治的残暴。日本侵略者极力向东北青少年灌输奴化教育思想，教师也只能按照日本的意图授课。东北的教育非常压抑，令人窒息。东北沦陷的十四年中青少年学生每天都要背诵“建国精神”、“回銮训民诏书”等，授课的内容也是“修身”、“国民道德”、“日语”、“实业”，学校里没有一点自由的空气，东北青少年陷入迷茫、无知、无求、混沌的绝境。日本帝国主义还向东北青少年灌输“中日亲善”、“日满不可分”、“民族协和”、“建国精神”等奴化思想，把东北青少年培养成会讲日本语而不知道中国语、只会劳动而文化水平低下、只供日本人驱使的顺民，给中国人戴上沉重的精神镣铐，使中国人成为日本侵略者铁蹄下为其侵略服务的工具。总之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的奴化教育给东北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东北教育遭到空前破坏，青少年的心灵受到极大摧残。满洲国建立完备的普及教育体制，在各级学校中以“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为口号，大量将日本神道教和琉球神道的宗教仪式融入学校教育。中小学每天早上须向“新京”作伪“满洲帝宫遥拜”，再向日本东京方向作“日本天皇陛下遥拜”。规定在学校每届春丁仪式和秋丁仪式举行祀孔，是人数众多流程复杂的宗教仪式。学生同时须以日语背诵伪满皇帝“诏书”《国民训》，体育课使用的教材最初全部照搬日本，称为“满洲体育教授参考书”。1944年文教部制定统一的教材《学校体育科教授要目》，运动竞赛花样繁多，每逢满洲国建国纪念日前后举行的“建国纪念运动会”，每逢重大事件便举行“庆祝运动会”等。“满洲国”的“官方语言”包括满洲语（汉语）、日语，当时日本为强化对东北人民进行殖民统治和达到分化中华民族的目的，把汉语称作满语。由于汉文化汉语的普遍，加上日本的殖民渗透尚未达到语言垄断，所以汉语是“满洲国”的主要通用语。

（二十）伪满面向民众的出版物、告示、契约文本、广播、电影主要使用汉语，伪满的官方文件、诏书、国歌均有汉、日双语版本。电台也有双语广播，而满洲的教学、科研读物大多使用日语。所有重要文告均只使用汉语，但越往后日语的地位越高，使用面越广，并被确定伪满的未来国语。蒙古语的使用范围只在蒙族分布的东北西部地区，由于长期与汉族共同生活，蒙族也通用汉语，只在蒙族地区的部分告示、契约中使用汉、蒙双语文本。朝鲜语的使用只在来华朝鲜人政治移民的内部，范围很小。伪满专门培养政府中枢高层官僚的大同学院和“满洲建国大学”，延长学制两倍，为6年。招收学生以日本人为主，亦有少数中国人。除人文、科学的教育外重视学生的品格与体魄的培养训练，乡村学校注重学生对农业知识与科学耕种的训练，女学生还有家政训练课程，借此意图培养轻人文、重技能、供驱使的伪满“国民”。伪满的各级教师的培养较严格，对教师的考核和晋升有严格的制度。1937年8月“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在”新京“成立，简称“满映”。在伪映存在的八年里共拍摄故事片108部，教育片、纪录片189部。满洲国文学虽受到政治牵制，但仍有多元性，出版物大多应用汉文、日文及俄文，亦有部分英文出版物。为了巩固在伪满的殖民统治，继续蒙蔽欺骗东北各族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又鼓噪出所谓的“五族协和理论”，以此作为日本统治伪满的遮羞布。“五族协和"中的“五族”按照日本人的解释指的是日本人、朝鲜族、蒙古族、满洲族和汉族，为此傀儡国家的国旗也被设计成代表五族的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新五色旗”。其中红色主南，代表日本人；蓝色主东，代表朝鲜族；白色主西，代表满洲族；黑色主北，代表蒙古族；黄色主中央，代表汉族。1932年成立的满洲国协和会为协助伪满政府的民间组织，在东北沦陷区社会生活中有重大的影响。1934年世界红卍字会伪满总会成立，为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组织。1938年“满洲国赤十字社（红十字社）”建立，提供“先进的”医护训练。东北地区的中国居民主要有汉族、满族、蒙族等，日本控制下的政治移民主要是日本人，朝鲜人。居民按民族区分存在等级差异，规定当地的非日本臣民如中国人、朝鲜人禁止食用大米和白面粉，一经发现以“经济犯”处理。而在“满洲国”的日本殖民者大约有200万，并未加入“伪满国籍”，仍然是日本国民。很多山东和河北的穷苦农民在伪满作劳工，大多未加入“伪满国籍“。

（二十一）伪满“军事力量”由“满洲国军”、“后方警备”、“治安维持”三部分组成，由日本关东军控制。起初作战力量薄弱，主要军事任务由关东军实行。后来由于关东军主力南下导致兵力不足，加之东北地区抗日武装遭到镇压而削弱，伪满才更多地独立承担军事任务，这其中有很多是日本从朝鲜半岛征召的朝鲜籍日本兵。东北全境分为十一个军管区，区首长称司令。伪满军事权力为日本关东军所控制，其军队的调动、演习、装备更换、人事变动都要经过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伪满军军衔分为将、校、尉三等九级，伪满军由军官学校毕业后初任少尉，满2年进中尉；中尉满2年进上尉，上尉满3年进少校；少校满3年进中校，中校满3年进上校；上校4年进少将，少将3年进中将，中将4年进上将。最高军衔为上将，为终身职。上将之上又设立将军，仿照日本的元帅，为荣誉军衔，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吉兴四人获得将军军衔。1937年“满洲国家军队飞行队”成立，太平洋战争后期（即1944年4月以后）隶属于日本“第二航空军”指挥参与太平洋战争，装备机种有“九七式战机”、“一式战机”、“二式单战机”等，空军兵力最多时有含运输机在内约110架飞机。中华民国政府力量虽然被迫退出东北地区，但不承认伪满合法性，为维持东北三省人民和关内正常的生活和联系，仅在1935年之后与东北日占区进行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伪满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1943年11月5～6日在德、意两国败局已定的背景下日本纠集其占领区的各“独立国”首脑在东京举行的国际会议，目的在于进一步利用占领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继续支持战争。出席会议的有伪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泰国首相代表旺·怀他耶功、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菲律宾傀儡政府总统何塞·劳雷尔、缅甸傀儡政府总理巴莫，流亡新加坡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首脑苏巴斯·昌德拉·鲍斯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会上极力鼓吹大东亚各民族 “共存共荣”，共同抵御英美外来势力的重要性。要求各国政府与日本“紧密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战争”。并保证日本将给予各国以“民族自决权”，“尊重各国的独立自主”。会议所发表的 《大东亚共同宣言》再次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会并未取得任何实际成果，被当时舆论讥讽为“茶馆会议”。

（二十二）根据1943年出版的《满洲建国十年史》，当时世界上约有六十个国家或政权，承认伪满的共23个，包括轴心国：日本（1932年6月14日）、纳粹德国（1938年2月21日）、维希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独立国；轴心国《反共产国际协定》成员国：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政权）、芬兰、丹麦、泰国、缅甸、菲律宾、“蒙古自治邦”（日本傀儡）、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汪伪国民政府）和“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同盟国和其他国家：梵蒂冈（1934年2月起）、苏联、萨尔瓦多（由法西斯主义的马克西米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统治）、蒙古人民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由法西斯主义的拉斐尔·特鲁希略将军统治）、波兰（1942年后取消承认）。日本驻伪满“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直到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正式承认伪满的除了日本外只有智利、萨尔瓦多、罗马教廷等极少数国家，这说明日本扶持傀儡政权失道寡助。但需要注意的是像苏联那样为了自己国家的私利，通过默示承认的方法为伪满拓宽“外交”空间留下余地。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日本帝国在南亚所扶植的政权，其目标是取代英属印度。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首都位于布莱尔港，布莱尔港的地理位置是北纬11度40分、东经92度45分。布莱尔港是安达曼群岛上最大的城市，布莱尔港位于南安达马恩岛的东岸，是安达曼群岛主要的交通中心之一。有4.5万人的印度国民军作为武装力量，主要由轴心国俘获的不列颠印军战俘组成，后来也有许多日本控制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缅甸的印度人自愿加入该组织。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总面积达8100平方公里，统治由日军攻占的安达曼群岛与尼科巴群岛外也一度拥有英属印度的英帕尔地区，但是由于日军作战失利而撤出。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统治区人口约3.3万人，自18世纪末期英国控制印度，在那里印度人为了从英国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发生许多次起义和骚动。1939年9月2日英国对德国宣战，英国的印度总督单方面宣布印度是交战国，此举激怒印度人，并且印度国大党于1942年8月8日最终做出“英国撤出印度”的一个决议，以此作为印度参战的条件。英国拒绝这个决议，马上导致普遍的公开骚乱，国大党的很多高级成员被英军逮捕，国大党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

（二十三）日本占领东南亚之后总理东条英机想趁势打进印度，取代英国，而鲍斯在争取印度独立的问题上得到日本的支持。1943年2月3日钱德拉搭乘德国的U型潜艇由基尔出发，借道马达加斯加前往日本。钱德拉到达日本后得到东京方面的支持，东条英机宣布将给予各种援助，以使印度获得完全独立，此时造成的领导真空导致钱德拉·鲍斯这个好战的反对派领导人的崛起。在钱德拉·鲍斯的鼓吹、日本的全力支持与东南亚的印度人参与之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于1943年10月21日于新加坡成立，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由于钱德拉·鲍斯于8月18日于台北意外坠机死亡而自动解体，据历史资料表明此次坠机为英国指使日本特务所为。国家主席兼首相兼国防部部长兼外交部部长为钱德拉·鲍斯，下设国防部，外交部，财政部，宣传部，妇人部。1944年在鲍斯的指挥下共有3个师计9万人的印度国民军协同缅甸前线的日军攻入印度，4月18日Shaukat Malik上校带领的自杀突击队成功地突破英国人的防线，占领曼尼普尔的莫伊郎格，这是“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占领的第一块印度领土。随后印度国民军又沿着科希马大道一路开进，直杀入印度境内250公里，对科希马和锡尔查尔的英国人造成很大威胁，还侧翼包抄美国的军队。但在英帕尔遭英军击溃，日军被迫撤退，印度国民军损失惨重。当时除了日本之外德国、汪伪国民政府、意大利、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政权）、泰国、缅甸、满洲国与菲律宾都承认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爱尔兰自由邦也在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时致赠贺词。自由印度政府在1943年10月24日对英国与美国宣战，之后又参与大东亚会议，协助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意图相当明显。该国拥有自由印度广播电台作为宣传工具，并有报纸。阿拉汉邮票是1943年2月德国针对钱德拉·鲍斯领导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所发行的灰姑娘邮票以6个版本的不同设计方式，透过印度邮票来纪念印度的自由抗争活动。满洲国本就是日本的傀儡政权，1932年6月14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承认伪满。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伪满。15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双方签订《日满议定书》，11月24日日本正式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伪满大使。

（二十四）1935年2月12日满洲国与日本签订关税协定，1935年4月6日满洲国皇帝溥仪第一次访问东京，日本天皇裕仁到东京车站迎接。1935年5月2日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布《回銮训民诏书》，声称自己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伪满洲国与日本一德一心，形成不可分的关系。1937年11月5日日本与伪满缔约，日本撤废在伪满地区的治外法权，所有以往根据日清政府条约由日本管辖的满铁附属地管辖权均转交于“满洲国政府”。1940年6月26日“满洲国皇帝”溥仪第二次访问东京，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伪“满洲国”供奉。1940年7月15日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布《国本奠定诏书》，宣称伪满洲国地区的建立是和日本一样都始于“天照大神”，并把“天照大神”作为满洲国的建国元神加以供奉。1942年3月1日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布《建国十周年诏书》，自此伪满对日本的称谓从之前的“友邦”、“盟邦”改作“亲邦”，即以日本为“父母之国”。1943年4月1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访问满洲国，1932年9月23日苏联同意满洲国向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派驻领事官员。1934年5月24日萨尔瓦多承认满洲国，1936年11月28日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与日本签署协定，承认满洲国。1938年2月20日纳粹德国承认满洲国 ，5月12日，纳粹德国与满洲国在柏林签订友好条约。1939年满洲国地区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1940年8月丹麦傀儡政府承认满洲国。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声称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1942年2月24日波兰宣布取消承认满洲国。1940年“满洲国国务院”编纂的《“康德”7年度临时国势调查报告》对“满洲国”人口进行统计，截止1940年伪满的总人口为4085,8473人，其中汉族人口为3687,0978人（汉族占伪满的中国人口的90.2%，占伪满全部人口85.3%），其余人口为满（满、汉八旗后裔）、蒙古等民族。另日本殖民人口为227,1495人，其中日本人为81,9614人、朝鲜人（因为朝鲜被日本吞并，所以人口算在日本殖民者内部）为145,0384人、台湾汉人（台湾被日本割占，人口算在日本人口之内）为1497人。另外还有第三国（3732人）以及无国籍的人口69180人。

伪满洲国军

（一）“满洲国军”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第一支伪军，因此又称伪满军，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大量伪满军在苏联军队的攻势下迅速瓦解溃散。“满洲国军”成立时将“维持国内治安”、“国境周边与河川警备”设为主要任务，主要是关东军的后方支援部队，多于战斗部队。在关东军素质弱化后日本面临与苏联作战时伪满开始进行武装，日本投降后15万伪满军绝大多数加入国民革命军。伪满军概分为中央直辖和军管区隶属两部分，初、中时期主要力量是在各军管区，中央直辖者较少。1932年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的同一天根据“执政权令”任命马占山为“军政部总长”（马占山反正后由张景惠兼任），4月15日伪满政府发布“第1号军令”，公布《海陆军条例》。同时又公布“第2号军令”，公布海陆军分担区域，设立奉天、吉林、黑龙江等警备军。1932年4月马占山反正，上述各部大部随之。警备军司令官由程志远继任，所部临时编成3个支队：第1支队，张文铸部；第2支队，贾金铭部；第3支队，王克镇部。1932年5月以多田骏为最高头衔的顾问部制订分三期整顿伪满军的方案：第1期，建军时期；第2期，整军时期；第3期，练军时期。1932年6月，伪满接收由关东军创立并指挥的靖安游击队，改编为靖安军，归“军政部”直辖，由沈阳移驻锦州。六月以绰罗巴图尔的部队为基干成立兴安东警备军，驻博克固。1932年10月苏炳文、张殿九等举旗抗日后改由张文铸任司令官，重新组建伪黑龙江省军队，编成9个旅。在蒙族居住的兴安地区建立兴安南、东、北警备军，1933年2月伪满军侵攻热河，派张海鹏为前敌总司令，率部下5个支队和日本军共同作战。8月任命张海鹏为热河省警备司令官，但部队是以洮辽军为基干，仍编成为8个支队。成立兴安各分省的警备军，1933年4月“警备军”第4旅2500名士兵哗变，同年5月“洮辽警备军”第2支队2000余人起义。1933年4月8日吉林警备司令部决定撤销剿匪司令部等，新设吉长、滨江、延吉、绥宁、农安等5个地区司令部。

（二）1933年12月1日又进行改编，设新京、吉林、滨江、延吉、绥宁、依兰6个地区司令部。1933年春关东军侵占热河后又建立“热河警备司令部”和“兴安西警备军”，原洮辽警备军撤销。1933年5月28日设立江防舰队司令部，属海军建制，归日本海军当局派驻东北的“满洲海军特设机关”，后改为“驻满海军部”指挥。司令官为尹祚乾，司令部设于哈尔滨。至此关东军完全占领了辽、吉、黑、热东北四省，“满洲国疆域”和“满洲国军”的警备区域确定下来。1933年12月1日又进行改编，设新京、吉林、滨江、延吉、绥宁、依兰6个地区司令部，1934年3月伪满傀儡政权实行帝制，“军政部总长”改称“军政部大臣”，仍由张景惠兼任。1934年7月1日伪满实行军政改革，撤销奉、吉、黑、热4个警备军司令部，新设5个军管区，各军管区下设若干警备区，兴安东、西、南、北4个警备军仍旧。同年底伪满实行地方行政改革，实行10省（加上兴安4个省为14省）建制，各军管区随之有所变动。1936年3月关东军将伪满全境划分为6个防卫地区：东部防卫地区、北部防卫地区、西北防卫地区、中部防卫地区、南部防卫地区、旅大防卫地区。1935年8月原高达15万的庞大伪满军被裁减近半，仅剩不到8万人。一般编制1个团约600人，1个旅约为2000人。伪满军共辖9个警备军，即第1至第5军管区警备军及伪兴安东、兴安西、兴安南、兴安北省4个警备军，另有禁卫步兵团、骑兵第1旅、靖安军等。1936年7月伪满军新设第6军管区，将第2军管区的间岛省地区和第4军管区的绥宁地区（1937年7月改为伪牡丹江省）划出，归其管辖。司令官为王殿忠，后任依次为王静修、张益三、美崎丈平、李文龙、贾华杰，司令部设于牡丹江。所辖部队由伪第2、3、4军管区拨出，共辖1个教导队，2个混成旅和1个骑兵旅，并辖绥宁、间岛两个地区司令部。

（三）1937年3月伪满设立兴安军管区，司令官巴特拉玛布坦，辖兴安东、西、南、北4个警备军。开始未设司令机关，1938年1月始在郑家屯成立“司令部”。1937年5月伪满实行行政改革，出于“治安”的需要将民政部的警务局与军政部合并成立治安部，任命于芷山为“治安部大臣”，后继者为于琛澄、邢士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关东军为驱使伪满军充当马前卒，对军队的限制有所松动，突破《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规定的兵种和数量。伪满军中建立起飞行队、高炮队、汽车队、特种部队等，兵员数量也不断增加。1938年伪满成立征募科，实行半征半募的办法，各军管区和部队计划需要的兵数，由地方行政派选合一定条件的壮丁充当兵役，也规定三年退伍的办法。1938年10月在间岛省明月沟成立“间岛特设队”，300人左右，全部由朝鲜族士兵组成，属第6军管区，专门用来对付抗联。1939年3月撤销各军管区内的地区司令部，以加强对部队的直接指挥。1939年5月增设第7军管区、第8军管区，1940年3月撤销兴安军管区和兴安东、西、南、北4个警备军，分设第9、第10两个军管区。1940年4月治安部成立兵事科，各军管区成立兵事处和办事处，伪满树立兵事制度。1941年7月开始征集第一次国兵入营，1941年伪满实行征兵制，规定服役期限为3年。但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服役期满的士兵一再延期服役，直至伪满垮台时无一人退伍，所以兵力有增无减。至1945年几乎膨胀一倍，达15万人左右，其中约7万人（包括“铁石部队”）配置在热河。1941年10月增设第11军管区，由伪第6军管区划出东安省及混22旅组成，司令官为于治功，后任为王济众、关成山、郭若霖，司令部设于密山。1943年4月撤销治安部，成立军事部，任邢士廉为军事部大臣。1944年3月“铁路警护队”改编为“铁路警护军”，司令官为濑谷启中将，司令部设于沈阳，辖6个铁路警备旅。

（四）1944年12月为补充侵略华北日军兵力之不足，加强对冀热地区八路军的围剿，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签署一个“关于满华国境地带治安肃正协定”，规定由伪满军派一部分兵力进入冀东后归华北特别警备军指挥。据此关东军命伪满军事部拼凑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和其他伪军组成华北临时派遣队，称为“铁石部队”。1945年初第1师由锦州移驻勃利，归第11军管区指挥，1945年1月进驻冀东，归华北特别警备军司令官加藤泊治（次）郎中将指挥。“铁石部队”的指挥机关“联络处”设在唐山的华北特别警备军司令部内，”铁石部队“包括铁血部队、铁心部队和直属部队。同时热河省派出一支由10个警察大队组成的“一心队”，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丞任队长，进驻遵化，负责该地区的警备。1945年3月又由铁路警护军抽出3个支队，组成铁路警护旅，称为“铁华部队”，担任京奉线唐山至山海关的警戒，队为长富永清一少将，队部驻唐山。1936年开始筹备成立独立第一自动车队，驻在奉天，归治安部直辖，主要先养成运转手技术，也是一个培养教育的机关。1938年在长春成立独立第二自动车队，1940年后在牡丹江、昂昂溪逐次成立第三第四第五自动车队和靖安师、兴安师的自动车队，成立自动车学校，专作为自动车的教育和训练。1937年2月安田行秀与三谷胜正两位日本陆军中佐筛选三十名伪满军的士兵前往哈尔滨接受地勤人员训练，1939年4月满洲国军第1飞行队在奥野正的领导下于新京正式宣告成立。1940年成立“飞行队司令部”，司令官为野口雄二郎少将，辖3个飞行队，飞行队长都是日本人，飞行员大部分也是日本人。1941年1月4日第3飞行队的中士班长苏贵祥受到投奔抗联第3路军第12支队的老同事刘远泰吸收，率领74名地勤人员起义，击毙基地的11个军官后他们集体朝苏联撤退，《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类似的大规模抗日运动再未在飞行队内发生。

（五）1942年11月曹秉森任飞行队司令官，1943年“飞行队司令部”改称“航空队司令部”，1944年12月7日和21日第2飞行队在奉天上空拦截美国陆航第20航空队的B-29轰炸机。1937年开始建立“高射炮队”，最初在沈阳成立第一高射炮队，属第一军管区。1939年在长春成立独立第二高射炮队，1941年又先后成立4个高射炮队，计为5个队。1943年9月在沈阳成立“高射炮队司令部”，司令官为张大任，统辖上面5个高射炮队。经1944年3月的改编后设立高射炮队司令部，驻奉天，张大任少将为司令官，统辖伪满第一至第五高射炮队。又在同年成立高角炮队，1945年又在鞍山成立高角炮队。1932年1月日军侵占哈尔滨后东北江防舰队长尹祚乾投降，3月9日伪满军的军政部成立，改为“海军江防舰队”，尹祚乾为司令，司令部设在哈尔滨，军政部顾问部以伊藤海军大佐为顾问。舰队共有舰艇6艘，补充队一个，一切仍用旧制，并无变更。舰艇总吨数为2200吨，兵员为300名。1938年11月日本“驻满海军部”撤销，1939年2月决定将伪江防舰队改编为江上军，归陆军建制。同年11月改编完成，司令官为李文龙，后任为曹秉森，司令部设于哈尔滨，初下辖两个地区队。1942年9月进行改编，撤销地区队，部队编为5个战队和8个炮艇队。满洲国设“军政部”（后称“军事部”），下辖奉天、吉林等9个警备军司令部（后改为11个军管区），由中国人出任主官。但军政部及各军区还设有“军事顾问部”，日本现役军官充任顾问，使伪满一切军事活动、给养和装备等皆不需经过“国务院”，转请关东军核示，这些顾问直接签署批示后即可生效。伪满“军事顾问部”历任“最高顾问”都是有名的侵华战犯，如多田骏、板垣征四郎等。军政部的最高长官为总长，次长官为次长。在伪满政权时期总长均由满系人担任，而后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次长由原来的满系人改为日系人。

（六）卢沟桥事变后由于需要在加强东北地区治安的同时增强对苏联东部地区的警备和抽调部分伪满军入关作战，东北伪军得到扩展，作战部队增设指挥机关，成立位于牡丹江市的第6军管区、佳木斯市的第7军管区、乌兰浩特的兴安军管区。成立“满洲国皇帝” 的咨询机关——军事咨议院、将军府，1932年3月9日政府成立后就成立军政部，同时日本军方面也在军政部内设立顾问部，统率系统和指导系统相对的存在。1937年7月军政部改治安部，并入警务司，但次长是文官，专办警察事项。军事和警察虽在治安部大臣统属下，但互不得干预职务，所以事务上没有联系。1939年成立征募科，1940征募科改兵事科，新设防卫科。1941年调查科改精军科，1942年撤销防卫科。1943年3月治安部把警务司划出，并入铁路警护队，使军和警分离，成立新的军事部。机构是：取消文官的次长，新设军的次长，佐理政务和部务。伪满军概分为中央直辖和军管区隶属两部分，初、中时期主要力量是在各军管区，中央直辖者较少。1932年满洲国的军队已达14万人，1945年4月伪满军队的改编：收缴步骑兵的重火器和扩编工兵及辎重，改编一部的部队是为应时局紧迫，限制伪满军的战力，同时还利用士兵给它服劳役的双层目的而实行的，日军派在伪满军中的顾问除海军外其原来的职务均为关东军司令部附。1934年3月1日溥仪由“满洲国执政”改称为“满洲帝国皇帝”，按“日满军事守势协定”向伪军下达“军令第二号”，承认关东军对伪满军队的指挥权及全面控制权。军令的内容为：朕对与盟军权限调整之件已经裁可，兹予公布。依国军防卫法第29条，在帝国国内与盟军关于共同防卫上进行之防卫准备、训练及实施方面必须受其节制。1939年后伪满军事上的变革强化用日本人以统率伪满军的组织系统，新设的特种部队内不论部队长或执掌事务的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

（七）中央机关和学校教育机关由日本人掌握全部事务，部队由团长以下和伪满系同等数由日本人充当部队长，兴安师长、旅长都任用日本人。部队内使用日本口令，文书废止汉文，全用日文。会议、讲说使用日语，避免使用翻译，部队士兵添设学习日语日文。伪满军的军衔制度是日军、北洋军的当时中国军队军衔制度的综合体，同时也有其“自己特色”。在1932年3月“满洲国军”正式成军时其军衔分为三类六等十六级，将官校官尉官称“军官”，准尉以下称“士兵”。在“海军江防舰队”中实行海军军衔，与陆军军衔基本一致，只是在二等兵以下有一个“练兵”军衔。1934年6月伪满发布《陆军武官、兵等级之件》，修订军衔等级。主要有：把将官、校官、尉官、准尉官、军士统称为“武官”；把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依次改称少士、上兵、中兵、少兵。在兵种设置上也趋于完整：在兵科（一般兵种）官兵中设宪兵、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在部门（勤务）官兵中设军需部、卫生部、兽医部、军法部、军乐部等。1937年6月增设荣誉军衔称号——将军，并规定对陆海军上将之勋绩卓著、历官有年者表彰勋劳，并示尊崇优待之意，决定由皇帝敕授以“将军’称号。1939年将“海军江防舰队”改编为“江上军”，其官兵一律改为“江上军”军衔，岸上官兵一律改穿陆军军服，船艇官兵称穿原海军服（“江上军”中的日系军官仍使用原海军衔、穿用原海军服）。1940年正式组建“航空部队”，并增设“航空兵军衔”。1941年初伪满军队也进行较大调整：增设“技术部”，在上兵之上增设“兵长”军衔等。伪满军由军官学校毕业后初任少尉，满2年进中尉，中尉满2年进上尉，上尉满3年进少校；少校满3年进中校，中校满3年进上校；上校4年进少将，少将3年进中将，中将4年进上将。上将终身职，因军功可敕封为“将军”称号，身列“将军府”，这是伪满军人最高的荣誉职。满洲国中央陆军训练处在1933年4月于辽宁省沈阳市设立，1940年更名为满洲国中央陆军训练学校，1943年又更名为满洲国陆军高等军事学校并迁至吉林省长春市。该教育机构主要以培养现职团长以上的满洲国军高级军官为主，类似于日本的陆军大学校，也是满洲国的第一所军事教育机构，包括满洲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都是在其母体下衍生而来。

（八）满洲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1939年3月于吉林省长春市设立，该教育机构完全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程，作为满洲国军的核心教育机构，其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最为雄厚，原韩国总统朴正熙、原韩国陆军参谋总长丁一权都毕业于此。满洲国兴安军官学校在1934年7月于吉林省四平市设立，1938年迁至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1940年更名为满洲国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该教育机构主要以培养由蒙古族人组成的兴安军军官为主。满洲国军用通信本处中1933年7月于辽宁省沈阳市设立，1940年更名为满洲国军用通信养成部，1943年又更名为满洲国军用通信队并迁至吉林省吉林市，该教育机构主要任务是培养满洲国军通信方面的人才，为建立满洲国军的通信系统和通信网络服务。满洲国军医学校在1935年4月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设立，该教育机构拥有独立的附属医院作为临床，并且该教育机构只负责培养满洲国军的军医军官，而卫生兵方面的培养则由位于锦州的军事部直属医院负责。满洲国飞行学校在1940年于辽宁省沈阳市设立，该教育机构主要负责培养满洲国军飞行队的飞行员以及地勤管理人员，学员在满洲国军尉级军官中选拔，包括满洲航空的民航机飞行员也有在此深造学习的。满洲国宪兵训练处在1934年7月于吉林省吉林市设立，是为数不多由军政部直辖的教育机构，主要培养满洲国军的宪兵以及宪兵军官，包括由蒙古族人组成的兴安军宪兵也基本是由满洲国宪兵训练处负责培养。满洲国自动车学校在1942年秋季于辽宁省沈阳市设立，该校学员学习内容以后勤运输、汽车保养、驾驶维修为主，不同其他军校毕业学员被分配至满洲国军服役，满洲国自动车学校学员毕业后大多配属于关东军作战体系为日军后勤保障服务。满洲国陆军兽医学校在1936年于吉林省长春市设立，该教育机构主要负责军马防疫和蹄铁改良的研究事宜，拥有独立的附属军马厂和蹄铁厂作为学员实习，是当时在中国都为数不多的兽医学教习场所。满洲国军需学校在1939年于吉林省长春市设立，该教育机构主要培养学员掌握军需军官和军需兵的必要知识与技能，包括日常以及战时军用物资和器材的调配和保管。

（九）满洲国军队的军服由1937年5月12日正式制定，由于满洲国军队实际上受到关东军的控制，其军服也理所当然的仿效旧日本陆军，无论带革采用斜革、军衣的胸与腰拥有口袋、正衣袖章的设计、正肩章与正帽等也继承其独自的特色。军帽、战斗帽的帽章也为旧日本陆军的五芒星型，使用满洲国旗的黄、黑、白、青、赤色的五色章。1932—1937年伪满军制服无论肩领章还是军服式样颜色均沿袭东北易帜前的奉军军服，1937—1945年伪满军制服的肩领章、军服颜色都有显著变化，军人所配发的军帽有协和帽和大檐帽。在东北中伪满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日军“讨伐”抗日武装，实现“治安肃正”。1933年—1934年伪满军多次参与“讨伐”行动，仅1933年7月—10月伪满军就对东边道的抗日武装进行230多次战斗。1944年日军兵力紧张之际一面扩充伪满军，帮助防卫苏联；一面抽调伪满军精锐1.6万人，组建“铁石部队”，入关扫荡冀东八路军。在苏军出兵东北后铁石部队拒绝奉命回援，囚禁日系军官，宣布“反正”，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对于关外地区时国民政府通过电台，令伪满官员等候中央接收，但伪满在大中城市的原有政权都被苏军摧毁，如听命重庆的伪满第一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即被苏军俘虏，约15万伪满正规军全部向苏军投降。在苏军没有控制的乡村地带中国民政府通过任命原铁石部队指挥官姜鹏飞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新编第27军军长，让其收容散落各地的伪满军，一度扩兵至数万人，委任谢文东、李华堂等16个师长。国民政府为收拢伪满军，普遍授予他们较高官衔，这些被收编为国军的伪满军并未能发挥关键性作用。在北满的伪满军中因无法获得国民政府支援，姜鹏飞等所谓“政治土匪”很快被中共击溃。南满被收编的15万伪满军（包含伪满地方军队）战斗力很弱，也无力帮助国军进攻北满。这些伪满军在内战中被击败后有的又成为中共兵源，至此“满洲国军”彻底不复存在。

关东军

（一）关东军是20世纪上半叶侵驻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陆军部队，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出兵霸占中国原被沙俄“租借”的关东州（指辽东半岛普兰店至貔子窝一线以南地区）和南满铁路，1919年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日本对中国推行武力扩张政策，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次年扶植成立“满洲国”，司令部迁至长春。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成为日本陆军精锐主力和战略预备队，兵力达近百万人。1938年和1939年先后制造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1941年举行关特演，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精锐部队不断调出，1945年8月在中国抗日军民和苏联红军强大攻势下迅即覆亡。在旧日本陆军中关东军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有“日军之花”之称。关东军是日本陆军驻扎在东北的军队，编有31个步兵师团、11个步兵和坦克旅团、1个敢死队旅团及2个航空军，共120万人。从1943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和大批作战物资增援南方岛屿，这些“精锐之师”大部分沦为对美作战的炮灰。二战末期关东军规模缩减至70万人（其中25万人都是当地临时征召的日本侨民），所属各师团均为1943年以后新成立的师团，武器更是严重缺乏，十几万人无枪可持。1945年8月150万苏联红军开始向中国东北进军，关东军被击毙8.3万人，被俘59.4千人。战后余下的关东军官兵作为俘虏被苏军押送到西伯利亚从事强制劳动，一共有6万多人死在那里，另有数百名被中共军队俘虏的关东军战俘加入解放军，参加解放战争。关东军是20世纪上半叶长期侵驻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陆军重兵集团，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后俄国根据《朴次茅斯和约》将“关东州”（中国辽南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

（二）日本为维护其殖民利益派遣2个师、4万人的兵团进驻“关东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并设立关东总督府。次年总督府改为都督府，下设陆军部，辖1个陆军师、6个独立守备营、旅顺重炮营和宪兵队等。1919年都督府撤销，改设关东厅，成立关东军，首任司令为立花小一郎，司令部设在旅顺，直接隶属天皇。1926年进入昭和时代后日本加紧推行侵略中国和准备对苏作战的大陆政策，1928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中国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1931年策划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次年炮制伪满洲国，司令部迁至长春，司令兼任日本驻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掌握伪满军政大权。从此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残酷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疯狂掠夺粮食和矿产资源，把中国东北建成日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重要战略基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关东军总兵力增加到5个师。1938～1939年先后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对苏军发动武装进攻，遭重创。1941年总兵力增加到13个师，苏德战争爆发后为准备对苏作战，关东军举行“特别大演习”，总兵力增加到16个师、70万人。太平洋战争期间关东军成为日本陆军的战略总预备队，1942年10月司令部升格为总司令部，辖2个方面军。自1943年起其精锐部队陆续调往南方，作战能力逐渐下降。战争末期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实施总动员，驻朝鲜日军亦归关东军总司令指挥，总兵力达31个师13个旅，近百万人。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负隅顽抗，但在中国军民和苏军沉重打击下迅即土崩瓦解，全军覆没。1941年底关东军配备有大量战斗力强的甲种师团（番号不大于20）：第1师团、第8师团、第9师团、第10师团、第11师团、第12师团、第14师团、第23师团、第24师团、第25师团、第28师团、第29师团、第57师团。

（三）1942年10月日本政府将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增设两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军、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及第2航空军司令部，关东军的兵力达到顶峰。1942年底关东军的主力师团变化不大，为：第1师团、第8师团、第9师团、第10师团、第11师团、第12师团、第14师团、第23师团、第24师团、第25师团、第28师团、第29师团、第57师团、第71师团。从1943年初开始随着太平洋战事发展，日本关东军主力逐渐被抽调至太平洋战场，1943年底关东军的主力师团：第1师团、第8师团、第9师团、第10师团、第11师团、第12师团、第14师团、第23师团、第24师团、第25师团、第27师团、第28师团、第29师团、第57师团、第71师团。1945年1月日军大本营再次抽调关东军13个师团赴太平洋战场，4月美军占领冲绳并开始空袭日本本土，日军为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又从关东军抽调7个师团和所储备的近1/3战略物资回日本本土备战，航空挥发油2万千升、普通挥发油3万千升、弹药13个师团会战份额也被调往本土。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日本为防守苏联可能进行的进攻而再次扩充关东军兵力，将在东北的25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召，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后关东军兵力达到24个师团，约70万人。关东军总人数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膨胀，武器装备严重不足，甚至抽调伪军的装备补充新编关东军部队，很多新兵是老人和孩子。1945年8月苏军发动攻击关东军战役时关东军22个师团的配置：第39师团、第63师团、第79师团、107师团、108师团、112师团、117师团、第119师团、122师团、123师团、124师团、125师团、126师团、127师团、128师团、134师团、35师团、136师团、138师团、139师团、148师团、149师团。1904年日本出兵入侵中国东北挑起日俄战争，经过一年多厮杀后日本获胜。

（四）长期觊觎中国东北土地的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专门成立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另外还留驻南满一个师团，两部兵力约两万人，归属关东总督指挥。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也称为“关东军”，由此关东军便开始盘踞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行径。1919年为提升关东军地位，日本撤销关东都督府，设立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独立性大大增强。1929年7月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参加板垣征四郎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全面讲解他策划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得到与会者的支持。石原莞尔在计划中对进攻东北各城市如奉天、辽西、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进行详细规划，甚至细致到渡河作战、火炮战位、情报侦察、心理战、宣传战以及详实的后勤补给计划。之后两年关东军进行多次实战演练，石原莞尔亲自率领指挥的既有4次大规模演习。1931年1月起关东军参谋部每周六就作战计划进行讨论补充，可以说关东军为即将进行的侵略做足充分准备。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磨刀霍霍的关东军借机从南满铁路属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与此同时关东军开始急速增加兵力：1931年关东军仅有3个师团，1932年达到6个。1933—1936年保持5个师团的兵力，1937年达到7个，1938年达到9个，1939年达到11个，1940年达到12个。1941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积东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五）眼看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受挫后日本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进攻苏联。趁英、法等国忙于欧洲和非洲战事，无力东顾之机日本人决定先发动太平洋战争，关东军于是奉命南下。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次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到惨败，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关东军也不再敢主动挑起事端。1942年下半年日本《陆军综合作战方案》专门指示关东军，要防止对苏发生战争，维持北方静谧状态，但仍在继续扩充关东军力量。从1943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指望这支“精锐之师”能够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1945年1月大本营又从关东军抽调13个师团和一支特设的具有高度机械化的常备兵团赴太平洋战场，可是关东军不但没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败局，反而白白充当对美作战的炮灰。4月初美军攻占冲绳岛，并对日本本土开始空袭，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为此又从关东军抽走7个师团，并将关东军储备的近1/3的战略物资以及大批人员调回国内。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的视线逐渐转向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抗日武装也不断打击和消灭日军力量，关东军只好重新扩充力量，进行备战。为此关东军将在东北的25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集，并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后关东军兵力一举达到24个师团，约70万人。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8个半师团。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后士气低落，关东军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欧洲战事结束后苏军开始腾出手来对付关东军，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此刻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的150万重兵已经利用夜幕掩护在中苏边境展开。

（六）9日凌晨苏军突然从三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强大的突击行动，拂晓苏军几乎在所有方向上跨过国界，强渡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分别从后贝加尔、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在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展开强有力的攻击。9日毛泽东主席也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配合苏军的进攻行动。尽管关东军早有对苏作战的准备，甚至一度还拉出与苏军决战的架势，但是由于关东军设想决战的时刻是1946年不仅未能侦察到苏军的实力，甚至连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的消息让他们也没能提前得到。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关东军精心布设的阵线很快就土崩瓦解，总司令部慌忙决定放弃新京（长春）、固守通化，并指令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随总司令部迁往通化，企图在通化一带与苏军决战。此时的关东军官兵已经完全没有斗志而纷纷逃命，原来设想的大决战竟然化为一场拼命的追逃游戏。苏军各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都进展顺利，特别是由克拉夫钦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在大兴安岭的突击行动收到奇效，在不到一周时间已前突到东北中部地区，创造一个奇迹，关东军从此一蹶不振。1945年8月10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指示关东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满洲、退守朝鲜，但长期以日军“王牌”自居的关东军为了维护自己“皇军之花”的脸面仍然负隅顽抗、不肯投降，可是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姿态并不能重新唤起日本的士气。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开宣布投降，但骄横的关东军借口没有收到日军大本营的停战命令，仍然继续抵抗。到1945年8月17日除海拉尔、虎头和东宁等少数筑垒地域的残余日军仍在顽抗外关东军已经完全丧失抵抗能力，眼看败局已定时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1881年11月6日—1965年7月18日）终于向苏军提出停战谈判的请求。

（七）1945年8月19日中午苏军阿尔捷缅科上校率5名军官、6名士兵组成的军使团在9架歼击机护航下到达长春机场与日军进行谈判，迫于压力的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交出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1945年8月日关东军被苏军打败后作为战犯被关押在苏联西伯利亚，1956年获释回国）。此次战役中关东军损失约67.7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59.4万人投降，而苏军仅伤亡3.2万人。不仅如此，那些靠关东军发家的日本高级战犯大都也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木村兵太郎，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7方面军总司令的土肥原贤二，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14方面军参谋长的武藤章均被送上绞刑架。其他一些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关东军将领要么受到惩罚，要么背着千古骂名苟且偷生。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对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医务处长隆二、兽医处长高桥隆笃等12人进行的公开审判，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在关东军成立代号为“东乡部队”的细菌试验室，1935年至1936年间扩建为“关东军防御给水部”和“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两个研制细菌武器的机构，1941年改名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以后在中国的华中和华南又组建代号为“波”字、“荣”字两支细菌部队。在审判中被告供认：为了准备并实施细菌战，他们培养大量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细菌，研制细菌武器。在研制过程中惨无人道地用中国人、苏联人和战俘进行实验，惨遭杀害的不下3000人。并于1939年在哈拉哈河地区对苏蒙军队作战期间，1940年、1941年在中国宁波、常德等地使用细菌武器，上述罪行严重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国际公约。

（八）根据被告犯罪事实称法庭判处山田乙三有期徒刑25年，对其余11名战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25年。伯力审判即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由前苏联政府对日本原关东军在战争期间实施的细菌战罪行进行审判，山田乙三、川岛清等12名战犯分别被处以2至25年徒刑。“二战”结束后为彰显正义和告慰无数的战争受难者，人们普遍要求对犯有战争罪行的德、日法西斯战犯进行审判，为此盟国设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德、日战犯进行国际审判。同时中、苏等国也设立国内军事法庭，惩处犯有战争罪行的德、日战犯。1946～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对东条英机等战犯进行审判，但由于冷战等因素的影响，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严重细菌战罪行最终竟没有被提起诉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闭庭一年之后苏联组织军事法庭就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提起诉讼，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罪行。滨海军区军事法庭由少将法官契尔特科夫任审判长，斯米尔诺夫任国家检察官。检察官指控12名日本战犯犯有以下罪行：建立特种部队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在对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加紧准备对苏的细菌战；各被告人个人的罪状。同时检察官指控山田乙三对731部队和100部队这两个细菌战部队负有领导责任，经过5天的审理后法庭确认上述罪行并判处山田乙三等战犯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12名被告均当庭服罪。1950年山田乙三等被转送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于山田认罪态度和在监狱表现好，1956年75岁的山田乙三被减刑释放返回日本。伯力审判是“二战”后对德、日法西斯战犯一系列正义审判的一部分，但它在性质上是受害国基于国内管辖权而进行审判，与以国际法庭方式进行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存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