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
作者：刘宇昆 译｜夏笳，徐五花（补译）
谨以此译文纪念抗战胜利77周年
（徐五花注：该文中约有15%的内容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删节，在此经由本人补全。文中内容不代表徐五花个人观点，我只是觉得这种删节与文中西方世界对于这段历史的逃避实在无疑。翻译这篇小说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同时我要声明的一点是书中援引的各种人物的话不代表刘宇昆的观点，有些言论可理解为反串。如果觉得他说错了，那么你是对的。）
桐野明美，费曼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桐野博士四十岁出头，天生丽质，无须过多脂粉修饰。若仔细端详，便能发觉夹杂在她黑发中的几缕银丝。】
每一夜，当你站在夜空下仰望群星时，你沐浴在星光里，也沐浴在时间中。
譬如说，这颗位于天秤座，名叫格里斯581的红矮星，当你凝望它时，看见的其实是它二十年前的模样，因为它离我们有二十光年那么远。与之相对，如果此时此刻，某些位于格里斯581附近的观察者，将一座倍数足够高的望远镜指向这里，那么他们将会看到，许多年前当埃文和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一起在哈佛校园里漫步的模样。
【她指着桌上的地球仪，马萨诸塞州——哈佛校园所在地，镜头推近，聚焦。然后她停了一下，斟酌着词句。镜头拉回去，将我们将从地球仪旁越拉越远，仿佛飞驰而去。】
现如今，我们最好的望远镜能够看见130亿年前的过去。如果把这样一座望远镜绑在火箭上，以超光速发射到地球以外——这个技术细节我们很快就会谈到——并且令望远镜对准地球方向，那么你将看到人类的历史以逆时顺序在眼前展开。有关地球上一切往事的影像，像一个不断膨胀的光球，以地球为球心向四面八方绽放开来。你向太空里走多远，就能看到多久的过去。
【镜头继续向后退，退出办公室的门，退出走廊，地球仪和桐野博士在我们视野中越来越小。幽长的走廊里漆黑一片，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只剩下那扇打开的门，像明亮的长方形画框，将地球仪与女人的身影烘托出来。】
在这里，你能看见查尔斯王子哭丧的脸，那是香港回归中国的那一天。在这里，你能看见密苏里战舰，日本人正向美军宣告无条件投降。在那儿，丰臣秀吉的铁蹄第一次踏上朝鲜国土；又或者那儿，紫式部刚刚写完《源氏物语》第一章。继续前进，你将会看到人类文明的开端，甚至上古之前。
但过去转瞬即逝。光子进入镜头，撞击在成像表面上，如你的视网膜、或者一张胶片，或者数码传感器。然后它们耗散了，止步了，永远消失了。如果你一不留心，错失了某一瞬间，就再也无法追上前去把它抓回来。那一瞬间就这样被从宇宙中抹去，永不复返。
【一只手从门边的暗影中伸出来，将门砰的一声关上。黑暗吞噬了一切，桐野博士、地球仪，还有那一小块长方形的光亮。屏幕又黑了几秒钟，直到片头字幕开始滚动。】
＊＊＊
香港“回忆”影视有限责任公司
与
日本“仁恕”工作室
联合出品
赫拉克利特·涉江制作
（本片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禁播，在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下方才解禁）
（原文为Yurushi（許す），即日语“宽恕”之意，在刘宇昆本人的建议下译为“仁恕”，出自《汉书·叙传上》：“宽明而仁恕。”刘说：“我想象中这个日本公司应该喜欢引用古文，来表达他们对历史有悔意，也希望得到中国的宽恕。”——译者注
涉江这一名字意指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人不能再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译者注）
终结历史之人
＊＊＊
桐野明美：
【我们回到她的办公室中，光线温暖明亮。】
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能解决如何超越光速的问题，所以无法真正通过飞船上的望远镜来观察过去。但是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来作弊。
长久以来，理论物理学家们一直有种猜想，即我们周围的世界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微观层面的粒子爆发，并生成一种新的亚原子粒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玻姆－桐野粒子。我对物理学的小小贡献，就是证实了这种粒子的存在，并且发现它们总是成对出现。当一对粒子诞生后，其中之一会随着产生它的光子一起，以光速被发射到地球之外，玻姆－桐野粒子对处于量子纠缠态之下，这意味着无论物理距离相隔多远，它们的各项属性总是紧密相连，好像同一个系统的不同方面。如果你对其中一个粒子进行观测，令双粒子系统的波函数坍缩，便可以立即获知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即便它已经在数光年之外。
在已知玻姆－桐野粒子对的能级衰变速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探测场的灵敏度，来尝试对特定时代、特定地点所产生的粒子对进行捕捉和测定。
如果我们测定了一个位于地球上的波姆－桐野粒子，那么由于量子纠缠效应，与它成对的另一个粒子也就相当于同时被测定了。而那个孪生粒子或许早已随着搭载它的宿主光子运动到万亿英里之外，也即是说，其上携带的是几十年前的信息。通过某些复杂但严谨的数学方法，我们可以根据对玻姆－桐野粒子的测定结果来估算和推断宿主光子的状态。只不过，如同所有纠缠态粒子一样，这种测算只能进行一次，随后那些信息便流逝了，永远不再复现。
换句话说，我们相当于找到了一种办法，通过深入太空的望远镜，来随心所欲地观察我们的过去。愿意的话，你可以重温那些早已远去的时刻：新婚之日、或者初吻、或者初生之日。但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对于过去的每一个瞬间，你都只能观看一次。
＊＊＊
影像资料：20XX年，9月18日。感谢亚太广播公司友情提供。
【这里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摄影机给出城郊一座废弃工厂的影像。正值这个国家大起大落的发展循环中又一段萧条时期，许多工业重地都陷入低迷，与这座工厂一样，显出残破、寂寥、脏乱的模样。窗户与大门紧紧关闭，上面钉着木板。记者萨曼莎·佩恩，裹着羊毛帽和围巾，双颊冻得绯红，眼神疲惫。她说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呼出的白汽在脸旁缭绕盘旋。】
萨曼莎：
1931年的今天，在满洲的沈阳附近，打响了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头一枪。对中国人来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此时距美国加入战局还有十几年时间。
我们现在哈尔滨郊区一个名叫平房的地方。尽管绝大多数西方民众都对“平房”这个名字一无所知，但这里却曾经有着“亚洲奥斯维辛”之称。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为了研制生化武器，探究人类的忍耐极限，曾派遣一支编号为731的部队驻扎在这里，利用成千上万的中国与盟军战俘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军医们对这些受害者们进行了各种医药与生化武器实验、活体解剖、切割肢解，以及其他系统化的酷刑折磨，直接导致上千人死亡。战争结束时，日军在撤退前杀死了剩余的全部囚犯，烧毁了实验设施，只剩下行政大楼的楼体与几个曾用来饲养疫鼠的洞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幸存者活下来。
根据历史学家估测，有20万到50万的中国人——几乎全是平民百姓——死于平房和其他实验分部研制的生化武器——包括炭疽、霍乱和鼠疫。战争结束后，联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为了独占这些实验数据，防止其落入苏联之手，下令赦免了731部队全体成员的战争罪行。
今天，除了这附近一座鲜有人问津的小博物馆之外，几乎很难再看到有关那些暴行的证据。在那儿，在那片空地边缘堆放着碎石的地方，曾经矗立着焚化炉，用来销毁受害者的尸体。而我身后的工厂，则是在当年731部队用来储藏生物培养基的仓库遗址上建立起来的。直到最近一次经济萧条的打击令其关门停产之前，这家工厂都在为哈尔滨的一家中日合资企业生产电动摩托车引擎。除此之外，更有好几家制药公司悄无声息地驻扎在这附近，环绕着当年731总部所在之地，仿佛来自历史深处的阴郁回响。
或许人们心甘情愿将这一段沉重的历史放下，轻装前进。如果他们能做到，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也能做到。
但埃文·魏却说，不。
【伴随着萨曼莎的声音，出现一组画面剪辑：埃文·魏在课堂上演讲的照片，以及他与桐野博士在一组机器前面的合影。照片中的两人都是二十多岁的模样。】
埃文·魏博士，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其专业领域为古代日本史研究。正是他毅然决定要让全世界都来关注731部队受害者所遭遇的苦难。他与他的妻子，著名美籍日裔实验物理学家桐野明美博士，共同研发了一项广受争议的技术，并宣称该技术可以将人送往过去，身临其境地体验历史。今天他将公开演示这项技术，通过回到1940年，回到731部队频繁活动的现场，去亲眼见证那里曾经上演的暴行。
日本政府宣称这是一次有中国政府暗中参与的政治宣传表演，并发布了一则措辞严厉的声明，抗议北京政府对该活动的默许。日方援引了若干国际法条，指责中方无权对二次大战时的哈尔滨进行考察，因为当时哈尔滨实际上属于日本帝国的满洲国傀儡政府。中方则驳斥了日方的这一声明，并回应说，魏博士的演示是一次“发掘民族遗产”的活动，根据中国文物出口相关法律，此次重返历史之旅中的一切视频或音频资料，都应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部门所有。
魏博士则坚称，他和妻子是以美国公民的个人身份进行这次实验的，与任何政府都毫无干系。他们已经请常驻沈阳附近的美国总领事和联合国代表出面调停，以保护实验不受任何政府干预。这一场法权纠纷究竟会如何解决，目前还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来自中国与海外的众多团体已经聚集起来发表抗议，其中有些站在魏博士一边，有些则表示反对。中方已调遣了数千名防暴警察，以阻止这些游行示威者进入平房。
请不要走开，稍后将为您带来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最新报道。这里是亚太广播，萨曼莎·佩恩为您报道。
＊＊＊
桐野明美：
为了返回过去，我们还有一个技术障碍需要克服。
有关玻姆－桐野粒子对诞生那一刻的全部信息，都可以细致入微地重构出来：光与声音、微波与超声波、防腐剂与血浆的气味，或者火药与硝烟的辛辣刺鼻。
但即便只是短短一秒，所包含的信息也是海量的。我们无法储存这些信息，更不要说对它们进行实时处理。短短三五分钟的信息总量，就足以令哈佛校园内的全部服务器过载。即便我们能够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亦会被门后汹涌而来的巨浪吞没，最终一无所获。
【在桐野博士身后，是一台宛如核磁共振扫描仪的巨大机器。她退到一边，让摄影机镜头缓缓向前，深入仪器内腔之中。实验进行过程中，志愿者的身体将被送入这里。镜头穿过管道，推向尽头的光亮。与此同时，桐野博士的声音在画外响起。】
假以时日，或许我们最终能找到办法记录那些信息，但埃文却觉得我们等不起。当年那些受害者的亲属一天天衰老、死去，而有关战争的一切终将淡出生者的记忆。对埃文来说，那是某种责任，去尽我们所能回应幸存者，不管答案可能是什么。
所以我想到了这个办法：用人脑去处理玻姆－桐野探测器收集到的信息。人类意识的基石，来自于大脑强大而高效的多线程处理能力，过滤信息，综合，完型，形成意义。大脑接收未经处理的生物电信号后，会将其中99.999%弃之不用，剩下的则被整合为图像、声音与气味，进入意识中枢，最终作为记忆被存储。
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说到底，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大脑都在进行这样的工作。那些从眼睛、耳朵、皮肤和舌尖上流淌而过的海量信息，足以令任何一台超级电脑发热过载，唯有大脑勤勤恳恳一刻不停息地工作，才得以将诸多表象建构成为自我存在的意识。
“志愿者们在实验过程中体验到来自过去的幻象，仿佛他们身临其境，回到彼时彼处。”我曾在《自然》杂志上这样写道。
现在我是多么后悔用了“幻象”这个词啊。一字之差，重如千钧。所谓历史大抵如此：当初看似无关紧要的决定，却往往影响深远。
不错，大脑将来自外界的讯息整合成故事，但那故事里却没有一丝一毫虚幻的成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再真实不过的。
阿奇博尔德·伊扎里，哈佛法学院，东亚研究所联合主任，拉达宾诺德·巴尔，法学教授：
【伊扎里有张平和的面孔，双目却炯炯有神。他喜欢演讲，并非为了自我欣赏，而是因为每一次阐释想法的过程中，他都自觉能学到一些新东西。】
二十年前，由魏博士的研究所引发的那一场中日之间的官司，其实并非什么新鲜事。“谁掌控了过去，谁就能掌控未来”，可是过去究竟应该由谁掌控，这个问题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纠缠了我们许多年。但“桐野粒子观测法”的发明，却使“掌控过去”不再仅仅是某种文学隐喻，而变成一桩极为现实的问题。
一个国家不仅在空间中存在，也在时间之维中延伸。它会随着历史长河的脉动，时而成长，时而衰落，时而征服异邦，时而还他们的后代以自由。今天的“日本”在人们心中，或许仅仅由那几座岛屿组成，然而在1942年，其势力范围最大之时，日本帝国却统治着朝鲜、大半壁中国、库页岛、菲律宾、越南、泰国、老挝、缅甸、马来西亚、大部分印度尼西亚领土，以及太平洋上的众多岛屿。这一格局对整个亚洲版图的影响遗留至今。
国与国之间的分界线在战争与革命的剧烈动荡中一次又一次重写，在此过程中，最令人头痛的一个问题在于，当一个地区所隶属的主权国家发生变动时，对于这一地区被割裂的历史，究竟是由哪个国家说了算？
在魏博士之前，历史的幽灵也曾一再侵扰现世。譬如16世纪沉入海底的西班牙帆船，上面的宝藏究竟应该属于西班牙政府，还是归现如今拥有那片海域的美国所有？又譬如，英国大使埃尔金勋爵从巴特农神庙里运走的那些精美石雕，究竟是大英博物馆的财产，还是应该归还给希腊政府？然而这一次，摆在两国之间的赌注显然要大得多。
说到底，1931年至1945年间的哈尔滨，究竟是日本殖民地呢，还是中国领土？双方政府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又或者，我们应该将历史当做人类共同的财产，交由联合国来保管？
对绝大多数西方世界来说，中国的立场原本应该得到广泛支持。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德国突然宣称，任何前往1939-1945年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时间旅行，都必须得到德国政府批准，恐怕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但问题在于，偏偏是中国，这个遭到大部分西方国家排斥的国家，宣告自己拥有那段历史的主权。昨天与今天，现实与历史，就这样彼此纠缠，厮杀得难解难分。
此外，在日本和中国的立场背后都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假设，即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中国或日本对二战时期的哈尔滨拥有主权，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或目前的日本政府便有行使这一主权的权利。然而，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实是纠缠不清。双方都有法理上的矛盾。
首先，日本一直认为，当涉及到中国所要求的对于二战时暴行的赔偿时，在美国起草的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日本，不对赛里斯有任何赔偿责任。 日本认为，这些索赔是针对其前身政府——大日本帝国的，而所有这些索赔都已通过《旧金山条约》以及其他双边条约得到解决。但是，问题在于，日本现在宣称对那时的满洲国拥有主权，而它之前已经放弃对中国的所有责任。这就有点自相矛盾了。
但人民共和国也不是完全就没有问题。在日本军队于1932年控制满洲时，它在名义上仍处于中华民国的控制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国被认为是中国的官方政府，而且 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还不存在。 诚然，在战争期间，伪满洲国里对日本占领的武装抵抗几乎完全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和朝鲜共产党人领导的由满族人民，汉族人民和朝鲜族人民组成的游击队。但这些游击队并不在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挥之下，因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理论上来说当时的哈尔滨既不属于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不属于当下的日本政府， 难道不是吗？现在自称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难道不是它才对此最有法理吗？ 或者，我们应该组建一个 "历史上的满洲国临时政府 "来承担管辖权？
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上关于国家间的主权继承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始终强调民族国家内部的继承和延续。但它们却无法解决魏博士的实验所引发的问题。
以上论辩或许听上去有几分冷漠无情和避重就轻的腔调，但那恰是我有意为之。“主权”，“司法权”，类似这样的字眼，不过是为人们逃避或者推诿提供方便罢了。宣告“独立”之日，也是遗忘过去之日；发动“革命”之时，就是将记忆与血污一笔勾销之时；签下一纸条约，转眼便将历史债务深埋于地下。但现实生活却不可能被那几个字句轻易改写。
不管你怎样以“国际法”之名，将种种强盗逻辑吹得天花乱坠，真正的事实都无法改变。无论是今天还是1937年的东北，那些自称“日本人”的人们，始终被一条无法斩断的血脉联系在一起。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样，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共”还是“国”，都在“炎黄子孙”这个名字下找到共同的自我指认。现实错综芜杂，而我们只能接过历史交付我们手中的一切，继续前行。
桐野明美：
我的名字，Kirino Akemi（きりの あけみ），写作汉字是“桐野明美”。埃文总喜欢照着汉语拼音来发音，“Tóngyě Míngměi”，或者干脆叫我“Míngměi”。尽管许多中国人都习惯用汉字来念日本人的名字，但唯有埃文这样做得到了我的默许。
他说，桐野明美，念出这四个音节，便仿佛看见那些古老的汉字浮现在眼前，它们是中国与日本共同的文化遗产，根植于记忆之中，意味悠长。他说：“只听名字的发音，你无法想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唯独汉字才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
他说他爱上我，首先从我的名字开始。
“桐生于野，明艳且美。”许多年前，第一次在哈佛文理研究生院的一次舞会上相识，他就这样对我说。
许多年前，外祖父教年幼的我用汉字写自己的名字，彼时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泡桐是一种美丽的落叶乔木，根据旧时候的日本风俗，如果一家人生了女儿，就要种下一棵泡桐树，待她长大出嫁之日，再用这树的木头打一只梳妆台做嫁妆。我还记得那时候，外祖父第一次带我去看那棵他为我种的泡桐，我却对他说，这树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之处。
“但凤凰只肯在桐树上落脚歇息啊。”外祖父一边说，一边缓缓抚弄我的头发。我喜欢那温柔的摩挲，于是点了点头，想到自己的名字能与这样一棵神奇的树联系在一起，不禁满心欢喜。
直到许多年后遇到埃文，我才恍然想起那些很久未曾想起的往事。
“那你找到你的凤凰了没有？”他这样问道，随后邀请我出去约会。
埃文并不腼腆，不像我认识的大多数中国男人。听他说话让我感觉轻松愉快。并且他发自内心喜欢自己的生活，这一点在周围其他研究生中显得尤为可贵。我喜欢与他相处。
某种程度上，我们会相互吸引是很自然的事。都是小小年纪移民美国，受过冷落，遭过排挤，知道努力做美国人的艰难。我们能够欣赏彼此身上那些不完美，那些依旧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的坚硬棱角。
我对数字与统计与生俱来的禀赋，那些“看上去很硬”的品质，并没有将埃文吓退。曾经有不止一位前男友说过，喜欢计量与逻辑运算，让我显得冷酷而没有女人味。而我同样知道，作为实验物理学家，自己在电动工具方面的造诣远远超过许多男人。可是埃文，当我告诉他，在需要与机械打交道的事情上面，我远比他擅长得多时，他是唯一一个坦然接受的人。
那些回忆中的甜蜜时光，随着岁月流转逐渐变得朦胧，像是笼上一层柔美而感伤的金色光晕。但我只剩了这些。如果有一天，我能再次开动机器，我愿重新回到那段时光里去。
我喜欢和他在秋天里开车，一起去新罕布什尔的小旅馆里摘苹果。我喜欢照着食谱烹煮些简单小菜，看他脸上孩子气的傻笑。我喜欢清早在他身边醒来，想到自己身为女人，心里面忍不住欢喜。我喜欢他面红耳赤地与我争辩，有时据理力争，有时优雅地认错退让。我喜欢他一看到我与别人争吵，就火力全开冲上来支援，哪怕心里面知道错在我身上。
但我最喜欢的，是他对我讲起日本历史的时候。
实际上，是他让我对日本产生前所未有的兴趣。从小到大，每当别人发现我是日本人，都先入为主地认为我必然热爱动漫，喜欢卡拉OK，习惯握拳掩住嘴角咯咯笑，男孩子们更是对我充满东方情调的性幻想，我好烦，我想反抗。十几岁时，我拒绝一切“日本式”的言行举止，甚至拒绝在家说日语。我可怜的父母，他们一定伤透了心。
从埃文口中讲出的日本历史，不再是干巴巴地背诵各种日期和神话，而是融合了科学观念与人文。他让我看到历史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墨客高僧的故事，而更像一种模型，展示各种人类社群如何在自然界中成长壮大，适应环境，而环境又是如何反过来适应人类的存在。
在古老的绳文时代，日本先民通过狩猎与采集占据了食物链顶端；到了奈良与平安时代，通过自给自足的农业耕作，日本的生态环境被逐渐改造为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共生群落，但直到进入封建社会后，伴随更加精细的农耕方式和人口增长，才使这一过程真正得以完成；最终，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日本帝国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开采活生生的山川树木，而开始进一步挖掘它们埋藏于地下的骨骸：石油、煤炭、天然气。对化石燃料的渴求驱动着整个近代日本历史，而整个现代文明亦是如此。现如今我们无不是靠着采挖死者骨骸为生。
拨开历史表象，拂去那些王朝更迭，那些成王败寇，有一种深沉的韵律伴随历史的潮涌回荡，弄潮的不是那些巨人们，而是普普通通的村妇野夫，他们穿越沧海桑田，春夏秋冬，风雨雷电，鸟兽鱼虫，经历丰饶与苦难，饥荒与饱足。这样的历史，令我这个唯物主义者亦为之倾心。
日本既普遍，又特殊；既是一个抽象的总称，又体现在个别人身上。是埃文让我意识到，自己与那个千百年来自称“日本”的民族之间斩不断的联系。
但历史并不仅仅是一成不变的深度模型，某时、某地、某些个人的活动也会留下深刻印记。埃文的专业方向是平安时期，他说，正是从那时开始，日本第一次真正开始成为“日本”。一批不到数千人的王室名流，将来自亚洲大陆的影响转化为一种本土独有的日式美学观念。这种美学规定了“何谓日本”，其回响弥散在其后几个世纪里，一直延续至今。与全世界其他古代文化相比，这种平安时代高雅文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缔造过程中，女性的贡献可以与男性平分秋色。那是美好的黄金年代，也是不可思议且难以复现的传奇。正是那份惊艳，令埃文如此迷恋历史。
在他的感染下，我选修了一门日本历史课，并请父亲教我书法。之后我又对高等日语课萌生了兴趣，开始学写短歌，那是一种短小精悍的日本传统诗歌，对韵律和音节有着数学般严格的限制。当我终于写出第一首满意的习作时，心中满怀喜悦，那一瞬间，我相信自己正体验着与紫式部初次练笔时同样的心情。我与她之间相隔千年，身距万里，然而那一时，那一处，却仿佛心有灵犀，明白了彼此。
埃文让我学会爱日本，更学会为自己是日本人而骄傲、自豪。而我亦由此知道自己有多么爱他。
＊＊＊
李健健，某日本电器品牌专卖店经理：
战争过去那么多年，也是时候向前看啦。现在挖掘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呢？日本人不道歉确实让人心里不爽，但咱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老揪着这事儿不放，最后生气难过的只能是咱们自己。
宋媛舞，女招待：
这事儿我在报纸上看过。那个魏博士，他又不是中国人，人家是美国人。中国人谁不知道731部队呀，这还算个新闻？
这种事我根本不愿意多想。有些年轻人不长脑子，一边叫唤着抵制日货，一边眼巴巴盼着新出的日本漫画。这种人的话能听吗？正经事干不成，就会添乱。
匿名，行政人员：
说句实在话，当年在哈尔滨被杀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农民的命最贱，那时候全中国不知道死了多少。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
当然我这个话说出来很可能遭人恨：三年自然灾害，还有主席领导的文革那时候，也死过不少人。战争是很残酷，但中国这片土地上，残酷的事情太多了。太多沉痛的往事没有人悼念。那个魏博士纯属吃饱了没事干。记忆算什么呢，又不能吃又不能穿。
聂亮，方瑞，大学生：
聂：我替魏博士的工作高兴。日本人从来不肯直面他们自己的历史。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本当年干了什么，但西方人却不知道，也不关心。如今他们知道了真相，或许会给日本人施加压力逼他们道歉。
方：聂同学当心，你的话被西方媒体看到了，他们准会叫你愤青。有些西方人喜欢日本，不喜欢中国。他们根本就不想理解中国，也可能真的理解不了。跟这些记者没什么可说的，反正说了他们也不信。
孙马英，办公室职员：
我不知道什么魏博士，也不想知道。
＊＊＊
桐野明美：
那天晚上，埃文和我想出去看电影。原本打算看的爱情喜剧票卖完了，于是我们选了接下来最早上映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刀的哲学》。我们谁也没听说过这么一部片子，纯粹是想一起消磨时间。
生活总是这样，被一些微小而平凡的瞬间暗中主宰，却未曾想到它们带来的影响会如此巨大。在人类社会中，这种不可预测远比自然界中要常见得多，即便身为物理学家，我也无法预见到那之后发生的事。
【伴随着她的画外音，屏幕上插入俄罗斯导演安德烈·伊兹卡诺夫的影片《刀的哲学》。】
这部电影细腻逼真地描绘了731部队的活动，甚至原景重现了许多生化试验的过程。剧终时，银幕上浮现出这样一行字：“上帝创造天堂，人类创造地狱”。
散场时，我们俩谁也无法起身。“我不知道。”埃文低声喃喃道，“对不起。我竟然不知道。”
他道歉，不是因为带我来看这部电影，而是因为他自己对于731部队的暴行竟然一无所知，心中充满愧疚。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研究中，他都从未遭遇过这个问题。中日战争时，他的祖父母逃到了上海避难，一家老小都不曾亲身经受那些苦难。
但因为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祖父母曾在傀儡政府手下做事，战后他们被打上“通敌卖国”的罪名，最终不得不逃往美国。那场战争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命运，也同样改变了埃文的生活轨迹，尽管他对所有这些前因后果一无所知。
对历史的无知，尤其是对那一段冥冥之中缠绕他生命的历史无知，对埃文来说是一种罪。
“不过是部电影嘛。”朋友们都劝他。“纯属虚构。”
但从那时候起，对埃文来说，他所理解的那个历史终结了。那种距离产生的美，那些抽象的宏大叙事，曾经令他乐在其中、如今却在血淋淋的画面前统统失去了意义。
他开始挖掘电影背后的真相，以至于废寝忘食。731部队令他着了魔，白天占据他的生活，夜里化作噩梦盘桓不去。曾经的无知像是鞭笞，又像战斗的号角。他不能允许无辜者的血泪被遗忘，更不允许施暴者的罪责被豁免。
就在那时，我跟他讲起玻姆－桐野粒子的应用可能性。
埃文相信，时间旅行可以给人们以警醒。
譬如达尔富尔，一个遥远大陆上陌生的名字，那里上演的死亡与暴行不会有人关心。但如果你的邻居坐在你家里，亲口讲述他们造访达尔富尔的所见所闻呢？如果受害者的亲友站在你门前，历数那片土地留给他们的惨痛回忆呢？你还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埃文相信时间旅行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如果人们可以回到过去身临其境，就再也无法对那些苦难冷眼旁观下去。
电视听证会片段，听证方为第11X届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及全球环境小组委员会。感谢美国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友情提供。
见证人莉莉安·C·张薇思的证词：
尊敬的主席，各位委员会委员，感谢你们给我这次出庭作证的机会。也感谢魏博士与桐野博士夫妇，是他们的杰出工作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我1962年1月5日出生于香港。我的父亲吉米，中文名张嘉义，是“二战”之后从中国内地迁来香港的。在香港他经营男士衬衫，生意做得不错，后来娶了我母亲。每一年，父母都会提前一天为我庆祝生日。我问母亲为什么，她回答说，因为那场战争。
小时候，我并不太清楚自己出生之前父亲经历的事。只知道他在日军占领下的满洲长大，全家人都死在日本人手里，是共产党游击队救了他的命。但他没有告诉我更多。
只有那么一次，父亲对我说起那场战争。那是1980年夏天，我上大学之前。父亲遵循旧礼，为我操办“及笄礼”，并让我为自己挑选“表字”。中国古代男子二十，女子十五，便视作成年，要另取一个别名，同辈人之间为表尊重，都不直呼其名，而以表字相称。现如今无论内地还是香港，这样做的人都不多了。
我们在祖宗的牌位前祈福跪拜，然后我点燃几炷香，插在院子里的铜香炉中。生平第一次，父亲没有让我敬茶，而是亲手斟了一碗端给我。我们相互举杯，一同饮茶，父亲说他为我而骄傲。
我放下茶杯问父亲，在家族长辈中，可有哪一位他最仰慕的女性，或许我可以沿用她的名字以表追忆之情。就在那时候，父亲取出一张照片给我看，那是他唯一一张与家人的合影。今天我把这张照片带来这里，希望镜头能够一并记录下来。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0年，我父亲十岁生日那一天。那时他们家住在一个叫三家郊的小村子里，距离哈尔滨市二十公里。他们是专程去市里一家照相馆拍的这张合影。照片中间坐着的是我的祖父祖母，我父亲站在祖父身旁，而祖母旁边的这一位，是我的姑姑畅怡。畅怡，是“舒畅而欢怡”的意思。直到父亲让我看那张照片之前，我都从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姑姑。
畅怡姑姑长得不好看。从照片里可以看到，她脸上有一块又大又黑、蝙蝠形状的胎记，让她破了相。跟村里许多女孩一样，她从没上过学，也不识字。但她温柔贤惠，八岁起就开始操持家务，洗衣做饭。祖父母都是农民，从早到晚在田里耕作，畅怡身为长女，几乎就像养母一样照顾我的父亲。她帮他洗澡、喂饭、更换襁褓、陪他玩耍，保护他不被村里其他孩子欺负。拍摄照片那一年，她十六岁。
后来她怎么样了？我问父亲。
她被抓走了。父亲回答。那是1941年1月5日，日本兵扫荡了我们村，好杀一儆百，让别的村子不敢再支援游击队。那一年我十一岁，畅怡十七岁。父母让我们两个藏在谷仓下的地洞里。那之后，我看见鬼子一刀一个将他们捅死，然后拖着畅怡上了一辆卡车，再也没回来。
她被抓到哪儿去了？
有人说她被抓到平房去了，在哈尔滨南边。
平房是什么地方？
没人知道。日本人说那里是木材厂，但往那里开的火车全都拉着窗帘，周围村子也全被清空了，到处有部队严加看守。救我出来的游击队员说，那里可能是个武器库，要不就是有重要日军将领驻扎的指挥部。我想，也许她被抓到那儿做慰安妇去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为了纪念这位待我父亲如母的畅怡姑姑，我选了“长忆”二字作我的表字。两个名字念起来相仿，写成汉字却截然不同。“畅怡”是“畅快欢怡”，而“长忆”，却是“长久记忆”的意思。我和父亲都为她祈福，希望她能够大难不死，或许依然在东北某个地方生活着。
一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出版了《恶魔的饱食》这本书。那是第一本日本自己主动讲述731部队历史的出版物。我读了那本书的中译版，才陡然间惊觉，“平房”这个名字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之后许多年，姑姑的遭遇都会化作噩梦纠缠着我。
我父亲于2002年离开人世。临终前他对我说，如果打听到姑姑的下落，一定要在扫墓拜祭的时候告知他一声。我立誓说我会的。
十年之后，当魏博士为实验招募志愿者的时候，我报了名。因为我想知道畅怡姑姑究竟怎么样了。怀抱着一丝微茫的希望，我祈祷她能逃出生天，尽管心里面知道731部队手下根本无人生还。
＊＊＊
石钟年，台湾某“国立”大学，考古系主任：
从一开始就有人对埃文挑选志愿者的方式提出质疑，我也是其中之一。他对那些731部队受害者的亲属优先考虑，而不是专业历史学家或者新闻记者。他想为受害者的家人带去安宁，这我能够理解，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有大量珍贵的历史片段在个人的哀痛中白白耗费了，再也无法重现于世。如你所知，他的技术是破坏性的。每次将一位观察者送往某时某地，都会消耗那里的玻姆－桐野粒子，使得之后的人再也无法涉足。
从道义层面出发，赞成与反对的声音针锋相对。究竟受难者的遭遇属于个人苦难呢，还是应该首先划归在人类共享的历史之下？
这也是考古学最核心的悖论之一，为了科学研究而挖掘一处遗迹，必然同时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同行之间经常为此争吵：某一处遗迹，到底是现在就开始挖掘好呢，还是应该原封不动，等到破坏性更小的勘测技术发展出来再说？可如果不通过那些破坏性的发掘工作，更新更好的技术又该如何发展呢？
或许埃文也应该先等一等，等到他们想出办法来记录那些过去的信息，而不是一边用一边抹除。但那样一来，对受害者的家人来说或许就太迟了，毕竟这项工作应该首要为他们造福。过去与现在，那些纠缠错综的声音，恐怕埃文要永远陷入其中，与它们争斗。
＊＊＊
莉莉安·C·张薇思：
五年前，我做了第一次时间旅行。那时候魏博士刚刚开始将实验者送回过去。
我去了1941年1月6日，畅怡姑姑被抓走后第二天。
我来到一片空地上，周围环绕着一片砖石建筑。天气很冷。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冷，不过一月份的哈尔滨，气温往往在华氏零度以下。魏博士教过我怎样仅凭借意念移动，但猝然间发现自己像个鬼魂般，没有形体，只有意识飘散在四面八方，我还是吓了一大跳。我慢慢尝试着四处游荡，突然间，一阵响亮的“咔、咔”声在背后响起。
我转过身，看见一队中国战俘站在空地中央。他们被腿上的锁链拴在一起，身上只有一层薄薄的破布衣衫。但最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他们的胳膊全都赤裸裸的，一排排高举在刺骨的寒风中。
一个日本军官从他们面前走过，用一根短棍敲打那些冻硬了的胳膊。“咔、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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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31部队成员，山形史郎采访录像，感谢日本广播公司提供。
【在一张长长的折叠桌后面，坐着九十多岁的山形与他的妻子，两个人都将双手交叠放在桌上。他神态平和，没有丝毫戏剧性的夸张。他的声音虽然虚弱，但在一旁翻译的声音之下依然很是清晰。】
我们把俘虏赶到外面，让他们光着胳膊，这样胳膊就会在满洲冬天的冷风中更快冻结实。那时候天很冷，我并不喜欢被分配干这个活。
我们往俘虏身上泼水，好让冻伤过程快一些。之后我们会用一根短棍去敲他们的胳膊，看看是不是硬透了。如果听见脆脆的一声“咔”，就说明从里到外都冻上了，可以送去做实验。那种声音就像敲木头一样。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管那些俘虏叫“丸太”，也就是木桩的意思。“嘿，今天你看到几个木桩呀？”大家会这么开玩笑。“没几个，区区三根小木桩。”
做那些实验是为了研究冻伤和低温在人体上的效果。这些研究很有价值。我们发现了治疗冻伤最好的办法是将患肢泡在温水中，而不是摩擦。这种方法不知道救了多少日本士兵的命。我们也观察研究了冻僵的肢体在坏死过程中所并发的坏疽和其他疾病。
我也听说在有些实验中，会把俘虏关在气密室中，逐渐增加气压，直到人体从内部炸开。但我并没有亲自看到这些实验。
我所在的医药护理小分队是1941年1月抵达平房的。为了提高外科技术，我们在战俘身上练习截肢和其他外科手术。其中有健康的战俘，也有做过冻伤实验的。截掉四肢以后，那些活下来的会被送去做生物武器的测试样本。
有一次，我的两个朋友把一个人的胳膊截下来，然后分别接回到另外一侧肩膀上去。我当时在一旁看，但是没有参与。我觉得那种实验没什么意义。
＊＊＊
莉莉安·C·张薇思：
我跟随那队战俘走进院子。我四处游荡，寻找我的姑姑。
我的运气不错，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找到了关女战俘的地方。但我仔细查看了每一间牢房，却没看到像姑姑的女人。于是我继续漫无目的地游走，一间一间屋子看过去。我看见了许多用来保存人体样本的玻璃罐。我还记得其中一间屋里有个特别高的罐子，里面泡着半具尸体，是从上到下剖开的半具。
最终我来到一间手术室，里面有许多年轻的日本医生。我听见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叫声，便跟了进去。一个医生正在手术台上强暴一个中国妇女。
其他医生站在一旁看着，像朋友一般聊着天。其中一个人说了句什么，其他人大笑起来，连正在强暴妇女的医生也笑了。我看着那些手术台边的妇女，发现其中一个人的半边脸上覆盖着一块蝙蝠形状的胎记。她正在跟被强暴的妇女说话，试着安抚她。
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她没穿衣服，也不是当时的情况，而是她看上去竟那么年轻。十七岁，比我离开家上大学那年还要小一岁。除去那块胎记，她看上简直就像当年的我，像我的女儿。
【她哽住了。】
科特勒议员：张女士，你需要休息一下吗？我想小组委员会能够理解——
莉莉安·C·张薇思：不了，谢谢您。抱歉，请让我继续说吧。
第一位医生结束强暴后，手术台上的妇女被弄走了。那群医生自顾自地笑着闹着。不一会儿，有两个日本兵夹着一个赤条条的中国男人走了进来。手术台边的医生指了指我姑姑，其他女人们便一言不发地把她推倒在手术台上。姑姑没有反抗。
那个医生又指了指中国男人，然后冲着姑姑比划了几下。起初男人没明白对方让他做什么。医生吆喝了一句，两个日本兵就用刺刀戳那个男人，戳得他跳起来。这时候姑姑抬头看着他。
他们想让你睡我。她用中国话说。
＊＊＊
山形史郎：
有时候我们会轮流强奸那些妇女和女童。许多人此前都没碰过女人，也没见过活生生的女性生殖器。所以那也算是某种性教育吧。
当时军队要面对的问题还包括性病。部队里的医生每星期都要给慰安妇们做检查，注射抗生素，但军人们会在强暴俄罗斯和中国妇女的过程中感染性病。我们尤其需要搞清楚梅毒的感染和发病过程，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
因此，我们会给一些俘虏身上注射梅毒，让他们发生性关系，使梅毒通过常规方式传染。当然那些染了病的女人我们就不会再去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搞清楚器官的病变原理。这都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研究。
＊＊＊
莉莉安·C·张薇思：
一年之后我做了第二次旅行，这次我去了1941年6月8日，姑姑被抓约五个月之后。我想如果我挑的日子再晚一点，或许姑姑已经死了，而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那时魏博士正面对许多反对的声音，他担心去那段时间旅行的次数太多会破坏太多证据。他说，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旅行。
我在一间单人牢房里找到了姑姑。她非常瘦弱。我看见她的两只手掌上全是疹子，脖子上长满淋巴肿块，一片一片发炎流脓。我还看出她已经怀孕了。她一定病得很厉害，躺在地上睁着眼睛，不断发出微弱的呻吟。“哎呀，哎呀”，一声声叫个不停。
整整一天我都在那儿陪伴她，看着她。我试着安慰她，当然她听不见我，也感觉不到我的抚摸。所有那些话都只能安慰我自己，而不是她。我给她唱了一首歌，一首小时候爸爸经常唱给我听的歌：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我与她刚刚相见，又要离别，从此阴阳永诀。
＊＊＊
山形史郎：
为了研究梅毒和其他性病的致病过程，我们需要解剖处于各种感染阶段的女人。这对搞清楚器官病变机制来说很重要，同时也提供了宝贵的外科实习机会。有时候解剖前会用氯仿麻醉，有时候不用。通常在解剖感染炭疽和霍乱的实验品时我们不用麻醉，因为麻醉很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对感染梅毒的女人也往往如此。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解剖过多少女人了。
有些女人很勇敢，不用强迫就会自己躺到手术台上去。我学会了用中国话说“不痛，不痛”来安慰她们。然后把她们绑在台子上。
通常第一刀是从喉咙口到腹部，女人们会因此凄厉地惨叫。有些人会在整个解剖过程中叫个不停，我们就把她们的嘴塞起来，以免影响我们的讨论。一般来说，心脏被切开之前那些女人都不会死，所以我们总是把这一刀留到最后。
我记得有一次，解剖的是一个怀了孕的女人。最初没有用氯仿，但那女人哀求我们说：“杀了我吧，可别杀我的孩子。”于是我们用氯仿把她麻倒，直到手术做完。
此前我们谁也没见过孕妇的内部构造，所以通过那次解剖学到很多东西。我本想把胎儿留着做其他实验，但它太虚弱，拎出来没多久就死了。我们还猜了猜那孩子是谁的种，某个日本医生的还是中国俘虏的，最后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应该是中国人的。
那时候我相信我们做的那些事很有价值，也从中增长了不少见识。
我也并不觉得我们在731部队做的事有什么不正常。1941年之后，我被派到华北地区，先是河北，然后是山西。在部队医院里，我们这些军医们会被安排定期在中国人身上进行活体外科练习。部队按照制定日期给我们送来实验品。我们用他们练习截肢，练习将肠子截掉一部分然后缝合剩下的部分，也练习切除各种内脏器官。
为了模拟战场环境，手术通常都不用麻药。有时候医生会冲着俘虏腹部开一枪，假装是战争中的伤员以供我们练习。手术结束时，会有一位军官砍掉俘虏的头，或者用绳子将其勒死。有时候，我们也会让更年轻的医学生们在解剖课上观摩活体实验过程，好给他们一点刺激。部队需要优秀的外科医生，他们成长得越快，对我们的士兵就越有帮助。
＊＊＊
“约翰”，姓氏隐去，澳大利亚，佩斯市，高中老师：
你知道的，老人都很孤独，他们想被人注意，所以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他们会承认一些编造出来的荒诞故事，说自己做过这个做过那个。这太可悲了。我敢说只要你登广告问，就准能找到几个上了年纪的澳大利亚士兵，承认说自己解剖过土著女人。讲这些故事的人纯粹是想博取关注，就好像那些控诉战时被日军抓去做慰安妇的朝鲜妓女一样。
帕蒂·阿什比，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家庭主妇：
我想，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去评判当事人的行为。那是战争时期，战争中总免不了有恶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遗忘和宽恕，要有慈悲之心，而不是像这样抓住一些事情不放。再说像那样子扰乱时间也不对，一定会遭报应的。
莎伦，女演员，纽约：
你知道的，事实是，中国人对狗是如此残忍，他们甚至吃狗！而且不是说他们一直迫害西藏人吗，你不觉得这是某种因果报应吗？山形史郎：
1945年8月15日，我们听说了天皇向美国投降的消息。像当时在中国的许多日本人一样，我们所在的部队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投降。经过整顿改组后，我们的部队被编入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中，我继续担任军医，协助国军在内战中对抗共军。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技术过硬的外科医生，他们需要我的工作，也因此给我很好的待遇。
然而国民党却最终不是共产党的对手。1949年1月，共军攻占了我所在的野战医院，并将我俘虏。头一个月，我们被关在牢房里不准离开。我试着跟看守士兵交朋友，那些共产党小兵们年幼而瘦弱，意志却比他们的国民对手要坚定得多。
一个月后，我们这些囚犯开始每天跟卫兵们一起上课，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他们告诉我说，战争不是我个人的错，所以不会治我的罪。我只是个军人，受到昭和天皇与东条英机的蒙骗，才参与了这场侵略中国人民的战争。他们说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我将会明白，全世界的穷苦百姓，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是一家人。他们让我们反思自己对中国人民做过的事，让我们写自白书，交代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他们还说，如果能从自白书里看出真诚悔过的心，就会对我们从宽处理。我写了一份又一份，但他们总是觉得不够发自肺腑，一次又一次给我打回来。
鉴于我当过医生，他们继续让我去地方医院里照顾病人。我是当时医院里最资深的外科大夫，并且有我自己的助手。
后来我们听到传言，说美国和中国要在朝鲜开战了。我心里面想，中国怎么会是美国的对手呢，就连强大的日本军队都打不过美国。或许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变成美军的俘虏。好像我在预测战争形势这方面从来都不太行。
朝鲜战争开始后，食品供应变得稀缺。我们的卫兵用大葱和野草下饭，而像我这样的战俘却有白米饭和鱼肉吃。
为什么？我问他。
因为你们是俘虏。看守我的小兵回答，他只有十六岁。你们是从日本来的，日本这个国家有钱，所以要优待你们，让你们尽量接近在家里的生活条件。
我把自己的鱼给小兵吃，但他不要。
你是不想碰日本鬼子碰过的食物，对吧？我跟他开玩笑。那时候我也在教他认字，他会偷偷塞几根香烟给我。
我是名优秀的外科大夫，我为我的工作自豪。有时候我会觉得，尽管有过那场战争，但我还是为中国做了不少好事的，我用我的专业技术救治了很多病人。
有一天，有个女人来医院看病。她的腿受了伤，因为住得太远，当她的家人把她送到医院时，腿上已经生了坏疽，不得不截肢。
那时她躺在手术台上，我正准备实施麻醉。我看着她的眼睛，想要安慰她。“不痛，不痛。”我用中国话说。
她突然瞪大眼睛尖叫起来。她叫了又叫，连滚带爬地摔下手术台，拖着一条坏腿，朝着远离我的方向拼命爬。
这时我才认出了她。中日战争时，我们曾在部队医院中培训过一些中国女战俘作护士，她也是其中之一。我的几次外科实习都有她在旁边帮忙。我还跟她睡过几次。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一直管她叫“4号”。有些年轻医生还开过玩笑，说要是日本战败，就在撤退之前把她给剖了。
【采访者（未露面）：山形先生，你不能哭。你知道的，我们不能把你情绪激动的样子拍进去。如果你控制不了情绪我们就稍停一下。】
当时我心中充满说不出来的悲痛。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过来自己之前过着怎样的生活，从事着怎样的职业。为了做一名成功的医生，我干了那些没有人类会去干的事。之后我又写了一份自白书，看守我的小兵读过之后，就再也没跟我说过话。
我服完了刑，并于1956年被释放，遣送回日本。
我感到迷茫。周围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但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你就不该承认那些事。”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他曾和我在同一个部队待过。“我就什么都没说，他们几年前就把我放了。现在我有份好工作，儿子也要去当医生了。那场战争中发生的事，一个字也不要再提了。”
之后我搬到北海道种田为生，尽可能远离日本中心。这么多年来，为了保护那个朋友，我一直保持沉默。我以为自己会死在他前头，带着我的秘密一起入土。
但我的朋友却先走了。现在我终于可以说了，尽管已经守口如瓶了那么多年。
＊＊＊
莉莉安·C·张薇思：
我在这儿说的话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或许还有我的姑姑。我是她与这个生者世界之间最后的联系。更何况现在，我自己也正一天天变成老妇人。
我不太懂什么政治，也并不关心。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东西说出来。有生之年，我都会记得姑姑在牢房里流泪的样子。
你们问我想怎么样。我也不知如何回答。
有人说，我应该要求731部队的幸存成员们接受法律的制裁。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审判、游行、群情激愤，这些场面我都不想看。法律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正义。
我真正希望的，是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永远不再重演，但没有人能向我保证这一点。所以我只能企盼姑姑的遭遇被世人记住，企盼将那些杀人犯和刽子手的罪行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像他们把姑姑赤裸的身体暴露在针头和手术刀下一样。
除了“反人类罪”之外，我想不到别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做的事。他们根本是在糟践“生命”这个概念本身。
日本政府从来不肯公开承认731部队的暴行，也从来不曾为之道歉。这些年，越来越多有关那些暴行的证据浮出水面，但日本政府的回答永远都是：证据不足，真相不明。
那么，现在证据就在这里。我用我的双眼亲自见证了那些事。我要大声说出来，不管那些人怎样否认。我要尽我所能，一直一直说下去。
那些731部队的成员，那些犯下罪行的男男女女，曾经顶着“日本”和“日本民族”的名义作恶。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承认这些反人类罪行，要求其公开谢罪，更要求其做出承诺，牢记那些受害者的遭遇，谴责刽子手的罪行，只要“正义”这个词还没有丧失它的意义。
尊敬的主席，各位委员，我还要遗憾地说一句，美国政府同样不曾承认过他们在战后庇护日本战犯的行为，不曾承认他们利用过那些从酷刑、强奸和杀戮中得来的实验资料，更不曾为他们扮演过的肮脏角色道歉。我要求，美国政府也必须承认他们做过的错事，并为之道歉。
我说完了。
霍格特议员：
我要再次提醒在座的各位公众代表，听证会期间请保持秩序和安静，不然我将不得不请你们离开会场。
张薇思女士，不管你认为自己经历了什么，我都深表同情。毫无疑问那些经历对您触动很深。我也很感谢其他见证人来这里分享他们的故事。
主席阁下，各位委员会委员，我必须再一次郑重声明，我本人不仅反对这次听证会，也反对我的同僚科特勒议员提出的议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非正常时期里，正常的人类行为准则已不再适用，其间自然会有血腥，有肮脏，有无法磨灭的痛苦。我们姑且不说有些事始终没能得到确凿证明，而唯一的证据只是一些耸人听闻的，除了桐野博士本人以外，在座诸位根本没有人能搞明白的高能物理实验——总而言之，不管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都不应该成为历史的奴隶，更不应该让当下屈从于过去的掌控之下。
在这样的时刻，科特勒议员抛出这样一个决议案，说好听点是有欠考虑，说难听点是成心添乱。这样的决议案毫无疑问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家人威风，令亲者痛，仇者快。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绝不能允许自己陷入戏剧化的感伤中，因为几位目击证人声泪俱下的控诉就掬一把同情泪，何况那些证人们的所见所闻，不过是——在此请允许我引用这项技术的发明者桐野博士自己说过的话——不过是某种“幻象”罢了。
再一次，我要提请小组委员会做出决定，终止这项毫无意义却又后患无穷的实验。
科特勒议员：
主席阁下，各位委员，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对霍格特议员的意见进行回应。
利用看似客观的不及物动词来描述和掩饰罪行总是再容易不过的，“有战争就会有血腥，有肮脏，有痛苦”，好像是战争在杀人，而不是人在杀人一样。我们曾在那些拒不承认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们身上见识过这种伎俩，但今天，听到我尊敬的同僚，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国会议员，竟然也玩弄这种可耻的语言游戏来否认事实，推卸责任，对此我深感遗憾。
历届日本政府，与历任执政者们心照不宣、沆瀣一气，始终拒不承认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更不要说为之道歉。事实上，这么多年来，连这个部队曾经存在的事实都一直被否认。对日本来说，这些否认和拒绝面对战争罪行的嘴脸已经形成了一种套路，不管我们说起“慰安妇”，还是南京大屠杀，还是朝鲜和中国的苦难劳工，他们都一概摇头否认，表示没有这回事。这种态度已经严重伤害了日本与其亚洲近邻之间的关系。
但731部队又与其他问题不同。在这一事件上，美国并非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作为日本的盟友与战略伙伴，美利坚本有责任为我们的朋友指出错在何处。可是非但如此，美国反而在掩护凶手逍遥法外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为了获取731部队的实验数据，麦克阿瑟将军豁免了其成员。我们同样对那样否认和掩饰负有部分责任，因为相比自己的良心，我们更加贪恋那血污中生长出的肮脏果实。我们美国人同样有罪。
我想强调的是，霍格特议员对我的决议案存在误解。主席阁下，我和这些见证人们所要求的，并不是当今的日本政府或者日本人民能自认有罪，而是希望委员会能够以美国国会的名义发表一则公开声明，声明731部队的受害者应该被追悼与纪念，而那些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则应该得到谴责与审判。我们不是要剥夺谁的公民权、让谁的后代蒙羞，也不是要求日本做出什么具体赔偿。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份承诺，承诺归还真相，承诺永不遗忘。
就像那些对于纳粹大屠杀的悼念一样，我们所要求的声明，不过是为了让公众知道，我们与那些无辜受戮者们同为人类，血肉相连，而对那些恶贯满盈的731部队的刽子手和日本军国社会，对他们的邪恶理念与野蛮行径，我们一致谴责，与之势不两立。
当然我想要澄清，我所说的“日本”，并非铁板一块的整体概念，也不仅仅指日本政府。这些年来，许多日本国民在政府施加的阻力之下，在公众想要忘记历史的沉默中，依旧以非凡的勇气做出种种英勇行动，努力使暴行大白于天下。我向这些人致以诚挚的感谢。
真相无法被抹去。我们不能对受害者的家属和中国人民说，因为你们现在的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有芥蒂，所以我们不可能给你们公正，所以你们无法得到世间公义，而不得不蒙受如此巨大的不白之冤。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受害者是来自美国的友邦，那么别说是这么一项并无法律约束力量的决议案，恐怕更严苛的提议，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全票通过。如果我们出于所谓的“战略”考虑，为了获得某些短期利益，谋取某些好处而牺牲历史真相，那么我们就不仅仅是在重蹈父辈们于“二战”结束时犯下的错误。
我们不该如此。魏博士给了我们机会，说出来自过去的真实，现在我们必须要求日本与美国政府站出来，共同承担起对历史的责任。
＊＊＊
李如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某大学历史系主任：
当我在波士顿读博士的时候，埃文和明美经常邀请我们夫妇去他们家做客。他们的友善好客，令我们深感美利坚的热情真挚果然名不虚传。和我遇见过的许多美籍华人不同，埃文身上并没有那种自以为比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要高一等的优越感。他们夫妇都是值得交往终生的朋友，并且这份友谊从来不曾因为国际政治的棱镜而歪曲变形，这在中美学者之间很是难得。
作为埃文的朋友，也作为中国人，我很难全然客观地评价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我会尽力而为。
当埃文第一次宣布他要前往哈尔滨进行时间旅行时，中国政府是持谨慎支持的态度。鉴于没有先例，时间旅行的破坏性后果还并不清楚。战争结束时许多证据遭到破坏，加上日本政府的持续阻挠，我们始终无法接触到有关731部队的档案资料与实物证据，现在埃文的工作却可以提供来自历史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帮我们把这个缺口填补上。最初的设想是，这项工作能够促进西方了解中日之间的历史争端，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政府给埃文和明美提供了入境签证。
但他们又想监控埃文的工作。对我的同胞们来说，那是一场饱含血泪的战争，未曾痊愈的伤痛，更在战后与日方的长年纠缠中被一次次撕开。这一情势，令政府很难不从中介入。“二战”并不是太过遥远的历史，不是远古部落之间的陈年旧事，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两个外国人像古墓探险一样，闯入那样一段切近的历史中去东翻西捡。
但从埃文的立场来说——我相信他这么想是有道理的——支持也好，监控也好，依附也好，一旦与中国政府扯上关系，在西方公众眼里，他的工作也就毫无公信力可言了。
因此他才拒绝中方以任何方式参与，甚至要求美国大使馆出面干涉。这种态度惹恼了许多中国人，他也因此与他们疏远了。那之后，负面的公众情绪汇聚成风暴，最终令中国政府叫停了埃文的工作，在那时候，几乎没有几个中国人愿意站出来说句好话。他们觉得埃文和明美损害了中国的历史也损害了中国人民，甚至怀疑这正是他们的本意。这种指责并不公正。对此我也心有惭愧，我应该站出来捍卫埃文的名誉，但是做得不够。
埃文在整个项目中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而更是“人”本身，不仅仅是集体，而更是具体的个人。一方面，他对个人至上理念有着美国式的忠诚，倾听一个个受害者的声音，记录一段段回忆，是他首当其冲的要务。另一方面，他也想尝试超越民族国家的樊篱，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对那些受害者的遭遇感同身受，对残暴者施以谴责，以捍卫我们共有的普遍人性。
但与此同时，为了确保项目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公信力，埃文却不得不让自己的工作离中国人远一些。他牺牲了与他们之间的亲善，以换取西方世界的关注。他尝试缓和西方对中国的成见。这算不算懦弱呢？或许他本该拿出更强硬些的态度迎难而上？我说不好。
历史并不仅是个人的家务事。即便是那些受害者的家属也明白，历史具有其集体性的那一面。八年抗战是新中国的建国神话，是我们经历浴血奋战，换来国家与民族独立的宝贵历史记忆，正如同纳粹大屠杀之于今日以色列，南北战争之于美利坚一样。也许西方人很难理解，但在很多中国人眼中，埃文畏惧和谢绝中方的参与，更像是做贼心虚，是在盗窃和毁坏他们的历史。他未经中国人的允许，却牺牲中国人的历史，去实现自己身为一个西方人的高尚理想。我能理解他的初衷，但无法认同他的选择。
作为中国人，我无法像埃文那样毫无保留地接受那样一种个人化的历史观。他想让每个受害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不仅难以实现，也绝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们对于巨大苦难的感同身受毕竟是有限的，或许正因为此，令埃文有可能倾向于那些催人泪下的经历、甚至是选择性记忆。超过1600万人死于日军侵华，平房的死亡工厂，南京的无间地狱，这些名字耸人听闻，抢占各种媒体头条，但真正深如血海的苦难却并非发生在那些地方。它们在无数寂静的小村庄里上演，在小镇里，在偏远的荒山里，男人和女人被屠杀，被强奸，然后再杀一遍。他们撕心裂肺的惨叫在寒风中一丝丝散去，最终却连名字也不曾留下，只剩一片空寂。但那些人，他们同样应该被记住。
并非每一场暴行之后，都能找到安妮·弗兰克这样善于表述的幸存者站出来控诉，而我也并不认为所有历史都应该被删减为那样一摞来自亲历者的陈述。
但埃文时常对我说，一个美国人，总是更愿意在他能解决的问题上努力，而不是在不能解决的问题领域外面抄着手干着急。
做出那样的选择，对他来说并不容易，换作是我，我不会跟他走同一条路。但是埃文，他总是对自己的美国式理想忠贞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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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帕舍，马诺阿夏威夷大学，现代汉语与汉文化教授：
一些人常说，既然每个中国人都知道731部队，魏博士又何必多此一举，好为人师呢，他也不过是个怀有仇日情绪的激进分子罢了。这样说并不太公平。中日双方围绕历史问题的恩怨纠结，总是像镜子一样彼此映照，互为表里，这才是悲剧之所在。而魏的目标，却是从双方手中将历史抢救出来。
新中国建国初期，也即是从1945年到1956年间，中共的主导意识形态策略，是将日军侵华看做人类不断走向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他们一方面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暴行，欢庆八年抗战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对那些表现出悔过之意的日本人从宽处理——谁能料到呢，一个由无神论者组成的政权，却以基督教和儒家的仁恕精神行事。在这样一种欢天喜地去旧迎新的气氛下，绝大多数日本囚犯都受到了人道对待。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并被要求写悔过书。（正是这些思想政治学习让日本公众相信，那些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罪恶滔天的战犯，一定都是被共产党洗了脑。）等他们接受完“再教育”，被认为已经彻底改过自新之后，就会被遣送回国。
在中国，随着国家陷入那场带来众所周知的灾难性后果的建立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热潮，战争的记忆被压制。
然而，与对日本人的慷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家以斯大林式的方式对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和与汉奸进行严惩。数十万人被杀害，而且庭审过程中不凭证据来论罪，也不遵循基本的形式正义。
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开始在爱国主义的背景下援引对战争的回忆，使其在共产主义梦想破灭后再度拥有统治正当性。讽刺的是，这种明显的伎俩使大部分民众反而不愿去了解这场战争——对政府的不信任影响到了它所涉及的一切。
就这样，中国政府处理历史记忆的方式引发了一连串纠结的问题。首先，当年对待日本战俘的宽大政策，反在之后那批质疑悔过书真实性的否认者那里留下了话柄。其次，将爱国主义与战争记忆捆绑在一起，令一切缅怀和悼念都难免招致指责，被认为潜藏着政治目的。最后，受害者个人则变成了一些符号，为了国家的需要被隐去姓名。
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战后日本对其罪行缄口不言的态度，与中国的种种反应背后，其实有着相同的动机。左翼和平运动将那些罪孽与血腥归罪于战争本身，并呼吁全世界各国不计前嫌，彼此谅解，和平共处。中间派则认为，当务之急是积极发展经济，以物质文明建设来覆盖战争留下的创伤。而在右翼民族分子看来，如何看待战争罪行，与对国家的爱与忠诚息息相关。相比之下，德国可以在民族国家与纳粹分子之间划分出界限，并把责任推到后者头上，但对日本来说，一旦涉及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就无法不上升到国家层面。
就这样，隔着一道窄窄的海峡，中国与日本对二战暴行的应对措施竟不谋而合：或为了“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大同理想而忘却历史；或将战争记忆与爱国情结强行对接；又或者将受害者与施暴者都简化为符号为国家服务。由此可见，中国抽象残缺破损的历史记忆，与日本的缄默，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翻转的两面。
魏始终坚定不移地相信，没有真实的记忆，就不可能有真实的和解。没有真实的记忆，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国家的任何人，对受害者的苦难真正感同身受，真正牢记心头。没有亲历者自己讲述的故事，我们无法跨过历史的泥沼与陷坑。我想，这才是魏一直以来坚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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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对话”，20XX年，1月21日，感谢FXNN电视台友情提供：
艾米·罗：感谢两位，吉田大使、魏博士，谢谢你们应邀来到今晚的“焦点对话”节目现场。我们的观众有很多问题要问，希望现场能火花不断！
吉田大使，让我们先从您这边开始吧。为什么日本不道歉？
吉田：艾米，日本道歉了。日本应该道歉，日本必须道歉，这才是问题关键。日本为了“二战”的事情早就道歉过好多次。我这就来给你读几段。
这是村山富市首相于1994年8月31日发表的声明。“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日本的所作所为，不仅令本国人民深受其害，也给我们的亚洲近邻与周遭人民带去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创痛。对这些侵略、殖民，以及令如此多人苦难深重的诸般恶行，我深感悔恨，并借此机会郑重承诺，日本的未来，必将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建设，永不参与战争。让我们真诚地面对历史，面对与亚洲诸邻邦间的那一段过往，这对我们日本人来说至为重要。”
还有这一段，来自日本国会1995年6月9日的声明：“在‘二战’终结五十周年之际，议会谨向全世界深受战争迫害的苦难者们致以诚挚的哀悼。我们严肃地反思人类近代史中一桩桩殖民统治与侵略瓜分的暴行，并承认日本曾因这些行为，为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带去了深重的苦难。对此，我们深表遗恨。”
类似这样的材料我这里还有很多。日本确确实实道过歉，艾米。
罗：怎么样，魏博士，不得不说，刚才那几段听起来确实像是道歉。
魏：艾米，我从来都没打算要为难日本。我所做的是为了受害者和他们的记忆，而不是演戏给谁看。我只希望日本能承认那些在平房真实发生过的事。我想要真真切切的细节和原原本本的承认，而不是空洞的陈词滥调。
不过，既然吉田大使刚才读了几则材料作为道歉的例子，不妨就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些材料如何？
首先，这些声明的措辞冠冕堂皇，大而无当，好像用一个模糊而空泛的“苦难”，就把所有事都一笔带过去了，称其为“道歉”，实在是掺了太多水分的。而吉田大使没有告诉大家的是，对待一些具体的战争罪行，日本政府则始终拒绝承认，更拒绝对那些真正的受害者致以祭奠与哀悼。
更何况，大使刚才所引证的每一则声明出现后不久，都会有日本的某位政要公开质疑“二战”历史。年复一年，日本政府一直在上演这样左右互搏的戏码。
吉田：面对历史，人们总是会有不同看法的，魏博士，不然我们谈何民主。
魏：但在731部队的问题上，大使先生，话语权却一直被你们日本政府把持着：过去五十年里，尽管各种物证积累如山，其中甚至包括受害者的尸体残骸，但你们的官方部门却对731部队的事不曾开口说过一个字。直到1990年代之前，你们都始终不肯承认这支部队的存在，相反却对日军在战争期间研究或使用过生物武器矢口否认。
一直到2005年，为了回应一桩731部队受害者亲属提出的赔偿诉讼案，东京高级法院才终于承认日本在战时使用了生物武器。这是来自日本政府的第一次官方表态。你会发现，艾米，这距离吉田大使方才宣读的那些高姿态的声明，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最终，法院还是驳回了那桩索赔案。
自那之后，日本政府继续坚持说证据不足，无法确证731部队都做过哪些实验，有过哪些具体活动。尽管有部分日本学者为揭露真相做出了努力，但官方的否认与缄默却一以贯之。
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有许多前731部队成员站出来，坦白承认他们犯下的残忍罪行。现在我们有了更多新的证词，那些志愿去往平房的目击者们的讲述，证实并且补充了施暴者所提供的自白。每天，我们都会发掘出更多731部队的罪行。我们要将受害者的故事讲给全世界人知道。
吉田：我都不知道历史学家的工作竟然是“讲故事”。如果你想编故事，那就尽管编，可别跟人说你讲的是历史。如果你想说点不同凡响的东西，就该拿出不同凡响的证据。眼下这些针对日本的指控根本就找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
魏：吉田大使，难道你当真认为，在平房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吗？难道你想说，美国占领当局在战后的第一手报告全都是谎言？又或者这些731部队军官在平房写的日记也是假的？你真的硬要否认这一切吗？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吉田大使，你愿不愿意亲自去1941年的平房走一趟？你会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吗？
吉田：我……我不……这是两回事，魏博士，那是战争时期，也许确实发生过一些不幸。但“故事”毕竟不是证据。
魏：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大使先生？
吉田：不。我没理由当你的实验品，更没理由去体验什么“时间旅行”的黄粱梦。
罗：哈，今晚现场果然火花四溅！
魏：吉田大使，让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那些对暴行矢口否认的家伙，同样是在对受害者犯罪：他们不仅与匪徒和凶手们站在同一边，更亲手把受害者从历史中抹去，用那些罪恶的手扼住他们的喉咙，窒息他们的声音，把他们活生生再杀一遍。
过去，他们做得很容易。只要没人跳出来强烈反对，历史记忆终将随着时间流逝而黯淡凋亡，过去的声音终将流散于无形，他们早晚会赢。活着的人靠挖掘死者的骨骸而延续生命与记忆，历史大多是这样写成的。
但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历史的终结处。我与妻子所做的，正是让历史的讲述者退出舞台，让你我都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看清楚过去。不再需要回忆录了，现在我们有无可争辩的证据。也不再需要摆弄死者遗骸了，我们都必须直面那些死者的面庞。我曾亲眼见过那些罪行。你无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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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魏博士在第五届国际战争罪行研究大会上的主题发言影像资料，旧金山，20XX年，11月20日，感谢斯坦福大学档案馆友情提供】
历史是一项有关叙事的工作，讲故事，讲真实的故事，讲那些能证实并解释我们自身存在的故事，是历史学家的基本任务。但真实却是多么娇弱的东西，多么容易被它的敌人们所害。或许正因如此，尽管我们学者本该以追求真实为己任，但每每“真”这个字说出口时，却总免不了吞吞吐吐，限制重重。
每当我们讲述一个罪孽深重的故事，譬如奥斯维辛，譬如平房，总会有反对的势力跳出来，攻讦、诋毁、让我们闭嘴，让我们忘却。历史之所以艰难，正是因为真实如此娇弱，而反对派们总有办法将“本故事纯属虚构”的标签贴在真实的额头上。
每当你要讲述一个天大冤屈的故事，都请多加小心。我们是喜欢听故事的物种，但我们也被反复告诫过，对于个人所讲的故事不可轻信。
不错，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任何历史学家，能够讲出一个滴水不漏的故事，将全部真相都囊括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既然所有叙事都是建构出来的，那它们就距离真实一样遥远。地球既不是完美的球体，也不是扁平的盘子，但毕竟还是圆球状的模型更接近它真实的样子。同样的道理，总有些故事比其他故事更真实，因此我们总要尽力而为，让我们的讲述尽可能地接近真相。
是的，完备的知识注定永远不可得，但并不因此就免了我们的道义责任，从此再不去辨别是非，再不站起来对邪恶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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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P·洛文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史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
我曾被叫过否认派，更难听的称呼也有。但我并非坚称731部队纯属子虚乌有的日本右翼分子。不是说那些事没发生过。不，我只想说，很不幸，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确确实实地描绘那里曾发生过的一切。
我很尊敬魏，他仍旧是，并且永远都会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但在我看来，魏已经放弃了自己身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任由真相落入怀疑手中。他跨过了那道将历史学家与激进分子分隔开来的界限。
依我之见，这并非意识形态之争，而是方法论的问题。不是谁对谁错，而是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材料和方式来证明。经受西方和亚洲学术传统训练的历史学家往往倚重文献记录，但现在，魏博士却把目击者的证词放在首位。请注意，不是当时的亲历者的证词，而是置身于时间之流外的那些个旁观者的证词。
魏的方法存在许多问题。无论从心理学还是从法律角度，我们都有大量案例来质疑目击者证词的可靠性。此外，我们也对“桐野粒子观测法”的一次性特点深感忧虑，这种方法会对其观测对象造成损毁，尽管本意是为了观测历史，到头来却把历史抹去。你将真正不再能够返回某个历史时刻，因为另一个人在你之前去过，并且将它耗费了。如果每个目击者的报告都仅此一份，无法互证亦无法证明自身，那我们又如何能依靠这种技术来还原真相呢？
我知道，在魏博士的支持者看来，历史活生生地在你眼前展开，那些铭刻于心的难以磨灭的印记，将成为无可置疑的有力证据。但对我们其他人来说，仅仅这样并不足够。“桐野粒子观测法”需要你飞跃过信任的鸿沟：亲见者深信不疑，却无法将这份不言自明原样复制给其他人。我们正在这里被绊住了，活在当下，试图理解过去，却终究隔着一道鸿沟。
魏博士终结了对于历史的理性探寻，而将其变为一种个人化的宗教仪式。你来，你见过，之后没有人能够再见。这未免有些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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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树，姓氏隐去，职员：
我看过那些老兵忏悔罪行的视频。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哭得太夸张，像疯子一样，共产党的洗脑技术相当厉害，这铁定是他们的阴谋无疑。我记得有一个老人描述过看守他的善良的共产党警卫。善良的共产党卫兵！如果这不是洗脑的证据的话，什么是？
佐藤一树，家庭主妇：
中国人太会造假了。他们能制造假的食物，假的奥运会，假的统计数据。他们自己的历史都是杜撰出来的。这个魏博士自称美国人，实际上还是个中国人。他说的东西我们一个字都不能信。
阿部宽，退役士兵：
那些所谓的“认罪”士兵让他们的国家蒙受巨大耻辱。
采访者：因为他们犯的罪？
因为他们认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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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家长，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
我们这个时代看重可信性和个人叙述，譬如回忆录这样的形式。来自目击者的证词直接而真切，令人信服，比任何虚构出来的故事都更能传达真实。然而或许有些悖谬的是，我们又总恨不得能从这样的讲述里挑出偏离事实和前后不一的地方，然后宣称整个故事纯属虚构。这样非此即彼的反复折腾让人伤神。或许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有所保留，承认叙述这种行为具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但这并不表示这里面就没有真相。
埃文其实比绝大多数人认为的还要激进得多。他要把过去从当下的掌控中解放出来，让历史不被无视，不被遗忘，不被现在所利用。如果真正发生过的历史能被我们每一个人亲眼看见，亲身体验，那意味着过去并不会真正过去，而是继续存在于当下的瞬间。
埃文所做的，是将历史研究转变为一种回忆录的书写形式。当我们思考历史时，当我们做出决断时，那样一种情感体验至关重要。文化不仅仅是理性的产物，它也同样来自人们发自肺腑的情感共鸣。我想战后日本人对于历史的回应中，最为缺失的恐怕正是这样一种同情之感。
埃文想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更多同情感与悲悯心。他最终遭到学者同僚们的公开审判也正因为此。然而，为历史增添同情与个人化的主观视角，对于其真实性实际上有增无损。承认自身的缺陷和主观性，并不意味着免除我们讲述真实的道义职责，即便考虑到，并且尤其应该考虑到，所谓“真实”并非孤立的事实，而是构成我们人性的一整套共同的经验和看法。
自然，对目击者证词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予以关注，也引发了新的危险。只要有一点点钱，有合适的设备，任何人都能消除特定时代、特定地点的玻姆－桐野粒子，使后来者再也无法亲身经历那些事件。尽管并非出自本意，但埃文的确创造了一种足以永远终结历史的技术，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说，那些活生生的历史经验永不可再得，而那原本是埃文最为珍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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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野明美：
“时间旅行全面中止令”刚刚签署那几年，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因为几票之差，埃文未能获得终生教职的聘用，加上他的恩师兼多年老友，维克多·洛文森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那篇社论，称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对他伤害很深。还有死亡恐吓和骚扰电话，每一天都有。
但我想，真正让他受不了的是我遭遇的那些事。在反对者攻击最为激烈的时候，研究所的信息技术部门跑来问我，是否介意把我的名字从公共通讯录中删掉。只要我的讯息出现在网站上，就会在几小时内被黑客攻陷，我的个人主页会被换成各种图片，反对者们肆无忌惮地挥洒胆略与才情，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一旦我落到他们手里，将可能会遭受的各种待遇。还有那天晚上，我独自下班回家路上遇到的事，或许你还记得那则新闻报道。
抱歉，那时候的事，我真的不愿再去回想。
我们搬到了博伊西，好远远躲开这一切。我们隐姓埋名，换了未注册的电话号码，几乎与世隔绝。为了对抗抑郁，埃文开始吃药。周末我们去索图斯山岭中远足，埃文开始为那些淘金热后遗留下的废矿和鬼镇绘制地图。那是一段愉快的日子，我感觉埃文在一天天好起来。在爱达华州的隐居生活，让他重新看到这世界上的光明，而并非处处是黑暗与绝境。
但他依旧感觉到失落，觉得自己是在逃避真实。我明白他夹在两者之间被撕扯的痛苦，一边是对过去的责任，另一边是对现在的忠诚，对我的忠诚。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撕裂成两半，于是我问他，还想不想回去战斗。
我们飞回波士顿，那里的境况比我们离开时更糟。埃文试图终结历史，使其不再仅仅是“历史”，他想让过去亲自开口对现在说话。但现实并未按照他设想的方式前进。当过去还魂于生者面前时，当下的人们却斥其为宗教迷信。
埃文做得越多，越感到自己任重道远。他彻夜不眠，只在书桌前打盹。他写啊写，写啊写，一刻不停地写。他觉得自己必须独当一面，驳斥谎言，力克群敌。这样还不够，对他来说永远不够。我站在他身边，却帮不上忙。
“我必须为他们说话，除我以外再没有其他人。”他会这样对我说。
或许那时候，他更多地活在过去而非现在。尽管没有再碰过仪器，但在他脑海中，却一遍又一遍重演着曾经做过的每一次旅行。他觉得自己让受害者们失望了。
交付于他的如山重任，他却没能承担起。他想令那天大的冤情暴露在朗朗乾坤之下，唤起的却只是否认、仇恨与沉默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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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自《经济学人》，20XX年，11月26日
【女人的声音，干涩而平静，大声读着新闻稿。摄影机摇过海面、沙滩，然后是满洲的森林与群山。飞机小小的影子从下方的大地上掠过，由此可以看出，摄影机正在从打开的机舱门里向外拍摄。一只胳膊伸入画框，手紧紧握成拳头。十指张开的时候，深灰色粉末随风飘扬，纷纷扬扬散落在空中。】
我们即将迎来“九·一八”事变的九十周年纪念，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侵华的开端。直到今天，那场战争依然在中日两国的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
【一组731部队军官的照片出现在镜头前。旁白的女声淡出，然后再度淡入。】
……
战后，一些前731部队成员们开创了令人瞩目的事业。其中三人创建了日本血库（后来发展为日本最大的制药公司“绿色十字”），利用当年从人体实验中研发的冷冻与干燥血液的方法，他们制造干燥血液产品并向美国军方出售，获取巨额利润。石井四郎将军，前731部队指挥官，战后或可能曾在马里兰州工作过一段时间，研发生化武器。一些已发表的论文中，使用了从人体实验中获得的数据，其中包括婴幼儿（有时候会替换为“猴子”一词以作为掩盖）。直至今天，一些已发表的医药学论文中，依旧有一些转引结果，或可以追溯到当年那些实验结果。凡此种种，令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间成了那一场暴行的受惠者。
……
【旁白淡出，切入直升飞机的引擎声。画面切换到一群激烈冲突的示威者，他们挥舞着中日两国国旗，有些旗子上燃着熊熊火焰。旁白再度淡入。】
……
许多国内与国外的日本抗议者都反对对尚在世的前731部队成员进行调查取证。他们说这些老兵上了年纪，记忆衰退，说他们不过是在哗众取宠，说他们精神有问题。仅仅依靠口头访问调查，对于建立可靠的历史档案来说并非明智之举。而对中国人来说，这套说辞与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日军侵华暴行的借口听上去相差无几。
年复一年，历史成为一堵墙，横亘在两国人民之间。
【画面切换为一组照片剪辑，记录着埃文·魏与桐野明美的生平。最初几张照片里，两人都对着镜头微笑。那之后，桐野的脸色变得疲惫，孤僻而冷漠，魏的脸上则写满挑衅和忿怒，最终只剩了绝望。】
埃文·魏是一位研究日本平安时代的青年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他的妻子桐野明美则是一位美籍日裔实验物理学家，仅从外表上看，两人都不像那种会将世界推向战争边缘的革命领袖。但历史总是会超出我们预期之外。
如果问题的关键在于证据不足，那么埃文与桐野则找到了可以提供铁证的方法——你可以亲眼目睹历史发生，就像看一出戏。
各国政府因此而大乱。魏将731部队受害者的亲属送回过去，去证实那些在平房的手术室与监牢里上演的恐怖行径，与此同时，中日双方则在法庭与媒体面前展开拉锯战，竞相争夺对于历史的占有权。美国被不情愿地拉入战局，最终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强行关闭了魏的实验室，彼时魏刚公布了自己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将对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的真相展开调查（而那些武器极有可能是在731部队实验的基础上研制的）。
亚美尼亚人、犹太人、藏族人、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基库尤人，被贩运到新世界的那些奴隶的后代们——全世界曾受苦难的民族联合起来，要求使用魏的实验仪器，有些人害怕本民族的历史或许会被强权抹除，另一些则希望利用祖先的历史为当前政治利益服务。除此以外，一些原本支持魏的国家，也在逐渐看清其可能引发的后果之后陷入疑虑：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对法兰西而言，那是“二战”的维希傀儡政府；对中国来说，那时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对不列颠，那是日不落帝国崛起背后的种族灭绝。
世界各国的民主与独裁政府达成高度一致，签署通过了“时间旅行中止令”，同时围绕着如何划定历史司法权的细节问题争论不休。似乎每个人都做出了选择，不去面对那些棘手的过去。
魏写道：“一切历史书写都追求同一个目标：为一连串历史事实提供连贯一致的叙述。长久以来，我们始终陷在对于事实的争论中。时间旅行能够让真实像窗外的风景一样近在眼前。”
然而，他却将大批731部队受害者的亲属送入仪器，而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这对于他的初衷并无帮助。（尽管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魏做了相反的决策，如果他的志愿者队伍是以历史学者为主，或许同样免不了遭到指责，说那些历史影像不过是他的仪器，或者他那些搞历史的信徒们编造出来的幻象。）无论如何，由于缺乏训练，那些受害者亲属很难说是多么出色的目击者，他们没能严丝合缝地回答质疑者们提出的细节问题。（“那些日本医生的制服胸前有口袋吗？”“整个营区当时总共有多少囚犯？”）他们听不懂旅行中所听到的日语。他们习惯性地采用了与官方说法相一致的措辞。他们每一次讲述与前一次相比，总有小小的不相符之处。更有甚者，当他们在摄影机前泣不成声时，那些情绪化的反应更轻易证实了质疑者们的指控，他们说魏对于发泄情绪的兴趣远大于历史研究。
这些批评的声音令魏愤怒。惊天暴行曾在平房上演，却被这世界有意掩盖和遗忘。人们争论着日本医生究竟是做所有活体解剖都没用麻药呢，还是仅仅部分没用；受害者究竟是以政治犯为主呢，还是大扫荡中抓来的无辜村民，或者仅仅是普通的罪犯；实验中使用的婴幼儿，究竟石井将军知不知情。诸如此类无关痛痒的问题，在魏看来都是在转移重点。那些有意刁难目击者的无聊细节，譬如医生制服上有没有口袋之类，在他看来全都不值得回应。
当魏继续开始时间旅行时，其他看到这一技术后果的历史学家们一致表示反对。正如研究中所发现，历史是一次性不可再生资源，魏的每一次旅行都会在昔日时光中掏出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最终将历史挖成一块千疮百孔的瑞士奶酪。如同那些早期的考古学者，为了挖出几件珍贵古物而毁坏一整座遗址，魏想从遗忘手里抢夺回那些珍贵的信息，却把他试图拯救的历史毁掉了。
上周五，在波士顿，魏纵身跃入一辆开来的地铁轮下。那一瞬间，他必然是被来自过去的鬼魂纠缠着。或许他也同样因为自己的努力事与愿违地激起更多反对的声音而沮丧绝望。他本想终结历史争端，却只让争端越来越多。他想让蒙受不白之冤的受害者们开口说话，却只让其中一些人的声音永远沉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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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野明美：
【桐野博士立在埃文·魏的墓前对我们说话。五月，新英格兰阳光明媚，在她眼睛下方留下深黑的阴影，显得愈发苍老而脆弱。】
我只有一个秘密瞒着埃文。不，应该说是两个。
第一个秘密有关我的外祖父。在我与埃文相遇前他就去世了。他的墓地在加利福尼亚，我从没带埃文去看过。我只对他说，有些事情我并不愿他知道，我也从没告诉过埃文他的名字。
第二个秘密，是我的那次时间旅行，唯一一次，我为了个人目的前往过去。那时候我们在平房，我去了1941年的7月9日。那地方的布局，我早已从各种文字描述与地图上了解得一清二楚。我绕过关押囚犯的监牢和实验室，进入指挥中心所在的那座建筑。
我四下徘徊，终于找到了病理学研究主管的办公室。主管正在房间里，是个极为俊朗的男人，身材高挑修长，背脊挺得笔直。他正在写一封信。我知道他那年32岁，与我彼时的年龄一般大。
我从他肩膀后面看过去，看见他面前的信。他的字写得很漂亮。
如今日常工作渐已习惯，一切皆顺利妥帖。满洲风景甚美，高粱田一望无际，波涛如海。街边小贩会用新鲜黄豆做成美味的豆腐，气味清甜诱人。自然是比不上日本的豆腐，但仍是很好的。
哈尔滨这地方，你定会喜欢。俄国人现已撤去，街市中和谐安详，人民友好，每当我们日本军人从路上走过时，中、满、蒙、朝四族便鞠躬行礼，以感谢我们为此地带来的自由与财富。清剿这一带的共党花了我军十年工夫，如今终于只剩下些残党，间或出来作乱。除此而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极温驯可靠。
连日来，除却工作，我满心挂念的唯有你与直子。你我夫妻别离，是为直子，是为她与她的子孙后代，才值得我们这样牺牲。不能陪她度过第一个生日，令我感伤难过，但目睹脚下这偏远却富庶的蛮荒土地，亦沐浴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光辉中，我又忍不住心生欢喜。在此地，你才真正体会得到，日本是东亚之光，是她的救赎与希望。
吾爱，不必忧伤，请展颜欢笑吧。今日你我牺牲的，终有一日，会成为直子与她子孙后代的福祉，他们会亲见亚洲雄踞于世界东方，从那些践踏她、蹂躏她的欧洲强盗们手中挣脱出来，重获自由。英国人终将被赶出香港和新加坡，那一日我们必共襄盛举，骨肉团圆。
遍地红高粱，
手捧一碗豆花香。
梦里忆妻女，
夜风瑟瑟月苍苍，
千里之外思故乡。
我不是第一次读这封信。许多年前，当我还年幼时，就曾经见过一次。那封信是我母亲最珍贵的财富之一，我也曾央求她将那些纸上褪色的字迹，一字一句解释给我听。
“他很为自己的文学修养而自豪。”母亲告诉我，“所以每一封信后，都会以一首短歌收尾。”
那时候，外祖父的老年痴呆正一天天地恶化。他时常分不清我与母亲，用她的名字来喊我。他还教我用纸折成各种小动物。他的手指多么灵巧，那曾是一双属于外科医生的手。
我看着外祖父将信写完，折好。我跟着他走出办公室，来到实验室。他开始进行实验之前的准备工作，他的笔记本与实验器具井井有条地在工作台上一一摊开。
他叫来一名医药助理，让他将实验所需的东西拿来。十分钟后，助理回来了，手中托着一盘血淋淋的东西，像刚出锅的蒸豆腐。那是一整个大脑，刚从活人身上取出来，依旧散发着腾腾热气。
“很好。”外祖父点了点头，“很新鲜，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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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野明美：
千万次，我希望埃文不是身为中国人，就好像千万次我希望自己不是日本人一样。但那不过是一闪而过的软弱，而并非我本意。我们生在历史的汤汤巨流中，或沉或浮，个人有个人的去处，谁也不要抱怨造化的安排。
自从做了美国人后，常听到人们说，美利坚是要你把一切过去都抛到身后的。这话我一直弄不懂。过去如何能抛得掉呢？除非你把这一身皮囊一起抛掉。
埃文执着于挖掘过去，执着于为死去的人代言，执着于修补他们的故事。这些执着成为了埃文的一部分，我所爱的埃文。同样的，我的外祖父亦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母亲与我，连同我的子孙后代，外祖父举起手术刀时，念的是我们的名字。我身上流着他的血，血里有他的罪，也有那些我曾引以为荣的悠久传统，那是伟人的血，亦是肮脏的魔鬼的血。
外祖父在非常时期，做了非常之事，或许有人会说，正因一切非常，所以我们无法判他有罪。但如果不是在最极端的非常情境下，我们又如何能真正判断一个人的本质呢？青天白日下，做举止有度的文明人是很容易的事，但一个人真正的品质，却唯有在黑暗中才会显露，究竟是会发光的钻石，还是一团乌炭，只有在巨大的压力下才试得出。
自然，我的外祖父不是什么嗜血怪兽。他不过是个凡人，实践道义的勇气不足，却因其作恶的能力而留给我与他无穷无尽的耻辱。给某人贴上怪兽的标签，不过是在暗示他来自另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世界，与我们毫无干系，由此斩断我们与他们之间爱与怕的情感纽带，以维护我们的优越感。但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没人能从中吸取教训。贴标签很容易，但也是怯懦的表现。现在我知道，唯有对我外祖父那样的人怀抱一份理解与同情之心，才能真正明白他所造成的苦难有多深重。这世界上并没有怪兽。我们自己就是怪兽。
为什么我从未对埃文说过外祖父的事？我不知道。或许是我太懦弱。我怕他会因此嫌恶我，嫌恶我身体里有刽子手的血。因为无法理解外祖父，我怕埃文也无法理解我。我将外祖父的故事深藏心底，也将自己的心锁起一个角落，不让埃文靠近。曾有许多次，我想带着自己的秘密一起进坟墓，从此将外祖父的故事彻底埋葬。
如今埃文离去了，我追悔莫及。他本该知道他妻子的一切，我亦本该信任他，而不是对他隐瞒外祖父的故事，那同样也是我的故事。埃文死时，依旧相信发掘出的故事越多，人们便会越发怀疑他们所相信的真实。但他错了。真相并非如此柔弱，不会因为否认的声音而受损——而如果人们将真正的故事隐藏起来不吐一字，才会真正让真相死去。
这份迫切，我现在同样体会到了，像那些垂垂老矣的前731部队成员一样，像受害者的后代一样，像所有历史中未曾说出的恐怖一样，我们迫切地想要讲出自己的故事。那些已逝者的沉默，迫使生者挺身出来代他们说话，这是不可推卸的职责，我们也必将欣然而自在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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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机摇向星辰璀璨的夜空，画面外，传来桐野博士的声音。】
埃文离开我们已有十年了，时间旅行中止令依旧存在。我们依旧不知道，当过去近在眼前时，当往昔不再能被沉默和遗忘时，我们究竟该做点什么。迄今为止，我们仍在犹豫。
埃文带着悔恨离去，以为他白白牺牲了731部队受害者的记忆，令他们留在这世界上的痕迹被永久地抹去，不剩一点一滴，但他错了。他忘记了，即便玻姆－桐野粒子消散，那些组成历史瞬间的光子却依然存在，所有苦难与英勇，罪恶与正义，那些画面依旧像不断膨胀的光球，向着茫茫太空扩散开去。
仰望夜空，历史之光依旧在群星中闪烁，那最后一个死于平房的受难者，那最后一辆抵达奥斯维辛的火车，那最后一个被驱赶出佐治亚州的彻罗基土著。那些遥远星辰上的居民，如果他们在看，终将会在某个时刻看见那些以光速向他们涌去的瞬间。没人能捕获所有光子，也没人能抹去所有画面。他们将会是不生不灭的记录，是我们存在的证据，亦是我们讲给未来的故事。每一分，每一秒，当我们行走在地球上，那些星空深处的眼睛正凝视着我们，将是非黑白看得清清楚楚。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乃至于我们人类，都依靠着死者的骨骸为生。但过去从未死去。过去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被玻姆－桐野粒子场环绕着，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历史，像看窗外的风景一样清晰。死者的痛苦与我们同在，我们听见他们濒死的嘶喊，行走在他们的鬼魂中间。我们无法闭眼不看，充耳不闻。我们必须为他们作证，代他们发声。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去把事情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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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这个故事献给爱丽丝·张（张纯如），以及所有731部队受害者的回忆。
第一次想到以纪录片的形式写一个故事，是在我读了特德·姜的《纪录片：爱你所见》之后。
以下文献，是在我为故事搜集材料时参考过的。我在此诚挚感谢它们对我提供的帮助，如果文中有任何事实或观点上的错误，则都是因为我个人的缘故。
“靠挖死者骨骸为生”这个说法，以及有关平安时期和前现代日本历史方面，来自这本书：
托特曼·康拉德：《日本历史》，第二版，莫尔顿MA：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5年。
（Totman,Conrad.A History of Japan,Second Edition.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有关731部队的历史及其实验：
金·哈尔：《731部队实证》，东京：塔特尔出版社，1996年。
（Gold,Hal.Unit731Testimony,Tokyo：Tuttle Publishing,1996.）
哈瑞斯·谢尔顿·H：《死亡工厂：1932-1945日本生化战争及美国对真相的掩盖》，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4年。
（Harris,Sheldon H.Factories of Death：Japanese BiologicalWarfare1932-1945and the American Cover-Up,New York：Routledge,1994.）
（此外还有大量报纸与杂志文章、采访与相关分析文章，其作者包括：Keiichi Tsuneishi,Doug Struck,Christopher Reed,Richard Lloyd Parry,Christopher Hudson,Mark Simkin,Frederick Dickinson,John Dower,Tawara Yoshifumi,Yuki Tanaka,Takashi Tsuchiya,Tien-wei Wu,Shane Green,Friedrich Frischknecht,Nicholas Kristof,Jun Hongo,Richard James Havis,Edward Cody,Judith Miller。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因为篇幅原因，未能将具体篇目在此列出，特此致歉。）
有关日本医生在中国受害者身上施行的活体解剖与外科练习等描写，及医生们在战后的战犯待遇，及日本在战后对战争回忆的态度，可参见：
野田正明：《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暴行：一位军医在中国施行活体解剖的证词》，《东亚：国际季刊》，18:3(2000)49-91
（Noda,Masaaki."Japanese Atrocities in the Pacific War：One Army Surgeon's Account of Vivisection on Human Subjects in China,"East Asi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18:3(2000)49-91.）
根据相关调查与文献整理的笔记，731部队的日本医生们在为受害者注射病毒时，会身着隔离防护服，以避免受害者的反抗和挣扎有可能令医生感染。
有关山形史郎在战后的回忆，其原型来自野田文章中所描写的汤浅建（一位退役日本军医，非731部队成员）的经历。
埃文·魏的讣告，其原型来自张纯如的讣告，登载于《经济学人》，2004年11月25日版。
有关亚太及全球环境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其原型来自于该小组委员会于2007年2月15日举行的一场有关众议院121号决议的听证会，该决议涉及到战时日本奴役女性为军队提供性服务的行为（也即通常所说的“慰安妇”）。
奥斯汀·尤达向我提供了一些拍摄于今日平房，哈尔滨，以及731部队罪行陈列馆的照片。
有关“民众采访”的各种反对性的陈述，其原型来自于网络评论，讨论帖，以及我与持有此类观点的一些人的直接交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