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申请季，从Harvard开始，又以Harvard结束

登录学校内网，打开Harvard设计学院MDes项目的decision form，点击提交。屏幕中央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小圈圈，转了一圈两圈后，变成了一个绿色的对勾。我的申请季，从HarvardMDes开始，又以Harvard MDes结束。

 梦校 ·

刚刚开始关注申请的时候，对于比较知名的院校都有着谜一样的执念。由于我那时对遗产保护的热情，Harvard GSD的批判性保护项目（在设计学研究MDes门类下面）自然就成了我的执念。但这种执念缺乏任何依据，只因为它是优秀学校的优秀项目，或者只是因为我所在的专业许多师兄师姐都去了这个项目。事实上，每一年只要有人申请，总会稳定的有一两个人进入这个项目，因此我们从来不缺乏对它的各种真实的和虚假的想象。

一个关于未来的模糊想象从幻想变成现实，需要经过一段长长的旅程。我的申请也不例外。为了了解这个项目我查了它的网站（没有得到多少有用的信息），问了一些师兄师姐，甚至联系了GSD的老师（没有任何回信），种种举措并没有带来对于未来多少确定的信息，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美国学遗产——在本院老师的组会上我了解到，遗产保护事业兴起于二战前后的欧洲，人们对欧洲中世纪直到工业革命的考古遗存、历史建筑的保存和改善的热情呼唤历史保护制度，这就形成了有关城市和乡村历史遗迹保护的法律体系。而英国又在这方面引领世界潮流：遗产保护制度化以英国1882年古代遗迹保护法的出台和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中关于登录建筑保护的有关法条的制定为标志。从这个角度看，英国作为遗产保护事业的开创者，理应是我所选择的终点。

 不列颠的故事 ·

本科生科研和随后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不经意间形成了对我遗产保护领域认知的突破。在老师和师兄师姐的鼓励下，本科生科研破天荒做了一个英国城市的研究。在此之前，我印象中的英国似乎是一个除了伦敦外到处充满着乔治和维多利亚时期建筑和中世纪风貌城镇的古老国度。但真正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后，我们才发现，想象永远只是想象。这个西方强国和我们国家一样，很多城市都已经抹除了大部分的历史或者工业遗迹。对英国大城市市中心保护区变化过程的追踪显示，至少是英国的遗产保护事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已经翻天覆地。在一些历史资源比较贫乏、主要诞生于工业革命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大城市里，历史保护在城市更新的巨大压力下逐步变为空间管理的一种手段。历史保护或者通过促进遗产旅游而成为城市形象营销的手段，或者嵌入城市更新的过程，成为更新的一个途径或一个步骤。这一方面导致许多历史建筑快速消失，一方面导致历史保护区肆意扩张，二者之间有相当程度的脱节。我感慨于这一现象竟然不只存在于急需提升现代化水平的中国城乡；在最早实现城市化、最早出现历史保护运动、最早规定不可以随意拆除历史建筑的英国，也如此泛滥和明显。

 一种突破? ·

在英国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对遗产的研究关键是要将遗产事业放入其所在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去。很多专门研究遗产的学者敏锐的意识到，遗产本身是一种话语，一种特定的对人居环境中相关要素的筛选机制。这种选取要素的过程和对要素的管理，在一些研究城市问题学者看来，是“操作”（agency）的过程。因此，至少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尺度上，所谓对遗产纯粹价值的分析不过是一种话语的体现，是为了服务于特定目的而对遗产进行的价值判定。所谓遗产的操作，就是与遗产相关的主体基于自身的利益对遗产进行的改变。这些主体可以是政府、规划局、企业、开发商，也可以是居民、小商业者或其他各种各样的角色。在最近二十多年的英国，城市更新压力不断增大、城市“营销”（urban marketing）导致城际间竞争压力普遍增大的背景下，不同的操作主体的权力此消彼长，作用在遗产的管理与维护上，就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对遗产操作及其背后主体的观察超出了传统上研究遗产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范围，深入到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社会政治逻辑。这构成了我认识上的一个突破。站在这个层面重新反思遗产，其本身只是城市更新压力反映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的诸多“操作”的一个，操作的对象不同，但操作的过程却有着类似的一致性。比如说，英国城市政府投资的商业项目和住房项目，在城市更新、解决更多就业的压力和居民要求廉价住房的矛盾之下，就会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出现，显现出一种摇摆的态势，这也是一种“操作”。因此，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城市治理中种种“操作”的追踪、探讨，就显得更有意思一些、也更有价值。特别是，在人类面对越来越大的治理危机（包括这次新冠疫情在内），发展和公平不再是城市治理仅有的目的，城市的“操作”又应当发生如何的变化？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我的申请，就会有全新的想法。一旦进入到城市中的各种“操作”，可以研究的范围就变得宽广了起来。因此，我将目光投向有关公共管理、城市规划的项目上，重点逐渐倾向研究历史保护如何嵌入城市治理机制，二者又如何通过互相影响形成城市治理上的“操作”过程。考虑到历史保护并不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点，我主要申请了有城市治理背景的一些学校的规划专业或历史保护专业。

 回望前途 ·

申请的结果像是老天给我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城市规划与治理方面的项目并没有录取我，我反而被很久以前的执念批判性保护项目所录取了。这样，我的申请从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开始，在外边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这个项目上。后来我想，对于现在的兴趣，可能批判性保护反而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尽管批判性保护项目具有一定的建筑学而非城市治理的背景，但它提供的研究自由度却非常大。这个项目只有两门必修课，其他的课都可以自由选择。同时，如果选择做研究，研究的领域也基本上可以自由确定。这既提供给我更多的可能性，也提供给我更多的确定性，因为对于城市“操作”的研究，本来就不能脱离具体的对象；在这里，就是指向城市的历史保护和遗产问题。
但是，未来是继续做遗产的研究，还是转到文化、社会或政治等其他相关的领域？这些研究又怎么与当前时代下我们的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联系起来？对我而言，申请的结束才是一切的开始。

 GGU世毕盟的帮助 ·

在与GGU签约之前，我就通过和老师们的沟通，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议。签约以后，GGU在我申请过程中为我增加了许多稳定感，尤其要感谢我的培训师和mentor（Harvard GSD博士），为我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帮助。比如GGU提供的各种材料的模板节约了大量时间成本。在此我要特别的感谢我的mentor导师，正是导师不断“逼迫”我读很多相关领域的文献，“逼迫”我去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我才对研究的领域、方向和方法有了更加深入的见解。这种没完没了的讨论和文书修改让我大概了解了学术界当前的思想潮流、对问题的着眼点和不同的视角、看法。这些思考最终促成了写的像论文一样的文书，同时也促成了我对自己未来研究框架更清晰的想法。在这个意义上讲，GGU导师更像是一个研究导师了。

总体而言，申请并不独立在个人的学术成长之外，而是它不可分割的有机组分。对多个专业领域、老师的了解和被文书倒逼着不断表达自己的过程，能够加深自己的思考，有助于明确未来研究的大致方向。这种过程不可替代，只有通过不断地努力、一遍遍的修改材料，才能真正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而GGU的角色，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醒你不要懈怠，并且随时准备解决你所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