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未央】原创丨从节气到节日：岁时竞争中的清明节大逆袭（中）
（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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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 • 寒食帖
寒食节的生命周期，经历了三次跃变。
寒食之为寒食，最初是一种风俗，尚不成其为节。
纪念介子推，是寒食起源最有影响力的讲法。
实际上，介子推死难之日，语焉不详并无实载，其人抱木燔死情节，史源不古亦为后世层累。介子推传说显然经不起推敲。
▲ 介子推传说迭代层累
传说之虚，无碍于风俗之实。因虚向实，在越是后发的节日形成过程中越属常态。可以明确的是，作为一种社会面的禁忌，寒食最早实存于东汉并州太原一带，民间自下而上自发自为，禁火于隆冬。汉代礼制以冬至日钻燧改火，改火前必禁断旧火，也不知太原郡民隆冬禁火是否与此有关。
另有蔡邕“五月五日不得举发火”之说。此说甚至参与到了端午节起源的叙事竞争中去。中古以来，端午的南方传统愈加强盛，掩盖了北方传统。入唐后，南方传统中的长江中游屈原传统愈加强盛，又掩盖了下游伍子胥、曹娥传统。层层掩盖，以至秦汉以前五月五南方忌水、北方忌火的原生性地域分野，渺然不清。实际上，蔡邕的言说并非孤证。《后汉书·礼仪志》以夏至“禁举大火”。《月令》谓仲夏月“毋用火南方”。足见五月五即夏至禁火有迹可循，遂以火神介子推附会其事本是初民观念使然。
是以，东汉时代寒食究竟在何时，风俗不齐，莫衷一是。无论或冬或夏，都还没有指向清明。
▲ 曹操 • 明罚令
自东汉至汉末三国，较短时期内情况幡然一变。最迟于曹操《明罚令》前，寒食已明白无疑地指向冬至后一百零五日，并从此通行南北，再无异义。
何以如此言之凿凿？何以如此整齐划一？
这绝非自然演进，必出乎自上而下的风俗整饬。
这时我们再读《后汉书·周举传》，似有所悟。
大抵周举在太原郡施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风俗改革。始欲禁断寒食，使还温食。论其成效，“风俗颇革”有所溢美，“众惑稍解”才是实情。民间禁忌，父老乡党世代恪守，根深蒂固，哪是一纸吊书便能化解？迫于官府成命一时颇有改观，岁月一长，故态复萌。
民情如水情，治民犹治水，与其堵，不如疏。
既然寒食难禁，不如不禁，但采取两项引导举措。一是改迁寒食时令，从隆冬移至清明。二是缩短寒食周期，从一月减至三日。清明正当冷暖交，至此寒尽，阳气骤升，此时寒食三日，危害不大。如此，既不禁寒食之俗，又颇去寒食之弊，民情释然。
寒食迁清明的好处还不止于此。
▲ 龙心 • 大火
周举在太原郡所见寒食，除悼念介子推外，另有“龙忌之禁”。何为龙忌之禁？
苍龙七宿以心宿二大火星为中星。
所谓龙忌，庶几即是火忌。
在初民观念中，介子推之死于火，与屈原、伍子胥之死于水，其实并无不同。质言之，他们都是献祭于水火的牺牲，比神配享，与神合一，进而又升格为水神火神。屈、伍投水死，大怨大恨大人物，因而配享江河神，拥有了兴风作浪的复仇神力。祭屈、祭伍，乃为抚平河神之怒，以息水患。
同理，介子推也是怨念深重，“不乐举火”。初民忌火禁火，只因“惧火之盛”，惟恐触怒介君，招致“雨雹伤田”或“盛夏炎障”。
▲ 初昏 • 公元前500年黄河流域所见房、心、尾三宿
▲ 初旦 • 公元前500年黄河流域所见房、心、尾三宿
龙忌之说，应是父老口耳相传，久不解其义，为周举所闻所录。但隆冬龙忌，却无天文根据，莫名其妙，天人不合。
大火星春见东方，当在三月清明。黄昏，朱雀七宿横亘南天，龙宿紧随其后，东方天际线心宿大火跃然而出。是之谓“龙见”、“火出”。这才是龙忌该有之日。
将寒食迁来，于此禁断旧火，改取新火，上应天时，正合其宜。自然民心悦服。
▲ 暮春三月本有龙忌之禁与改火之义
另一方面，暮春上巳亦即清明时节本须墓祭，有水火交替送死迎生的五行原理与上坟墓祭社会氛围的整体铺垫，祭祀介君之灵更显天经地义。(详论见《新知：传统岁时文化的穷源与彻通 ——以三月三上巳与九月九重阳为例》)
更遑论墓祭郊游，早出晚回，“侵晨祭罢薄暮归”，来去总须整日。寒食前日“炊熟”，寒食出行，在外野餐，本为冷餐。不仅不以为苦，还饶有兴味。
如此这般，周举的风俗改革，水到渠成。
是为寒食第一次跃变，一变而初成。
▲ 野餐自然是冷食
寒食日期，或曰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或曰清明前一日，总之十分确切。若不推敲，你会以为这两个日期为同一天。
节气是太阳回归年的运行规律。太阳在黄道每行一度为一天，每十五度即十五天为一节气。于是稍加验算，你就会发现，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正满七个节气，严丝合缝落在清明。
也即，寒食改革，从隆冬移出，其移入本意是对标清明。
天行有常。作为节气，亘古以来，清明本就在那儿。寒食不同于上巳，它并非清明的原住民，而是远道而来，走向了清明。
那么，所谓清明前一日，又从何来？
寒食对标清明，在落地过程中却又不得不有所分化。禁忌总是暂时的，生活终须回归日常。既有禁火，自然还要举火。禁火为第一节点，改火为第二节点。乃以清明交节为基准，设为改火日，前推一两日，设为禁火日。寒食、清明，各为头尾。唐人将这三日视为整体，统称寒食。
寒食因而具有特异的二元结构。
此种特质在构建寒食节的同时，亦为清明节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魏晋南北朝以来，因着寒食风俗的跨地域传播，从群众基础看，寒食渐渐有了节的底子。但仍在民俗事象层面，民间自发自为，上流社会长期目为淫祀，屡欲禁断却又无可奈何，并不认同也不参与，总之还未登堂入室。
继东汉周举改革之后，至唐代，寒食迎来第二次裂变。
▲ 唐人岁时大不同
盛唐的突出特征，还不在于国力之强盛与疆域之广大，更在于内生的活力与踊跃的精神。而这源于强有力的岁时造节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文化动员与生活方式转型。
如果说魏晋时代基于阳数叠数崇拜的岁时佳节化，主要为贵族上层属性，那么唐代基于国家对民间节俗系统性的接纳，使其具有了普世共享的全民属性。
至此，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节，趋于形成。
寒食就是这一波造节运动的直接受益者，一跃为唐代最主流的节日。
顺民情，推动墓祭上行而礼制下行，从“礼经无文”到“编入五礼”，遂至于“永为恒式”。寒食由民间淫祀转为朝廷正祀，完成了主流化经典化。上巳节作为暮春节俗集大成的混一状态被打破，招魂续魄事象从此分化，归入寒食。
▲ 唐六典 • 开元假宁令
▲ 敦煌文献 S.1156 《进奏院状上》
在唐玄宗时代，寒食不仅成了法定节日，进而成为法定假日。且寒食节极重要，不仅厕身唐八大节，与上巳相并列，更在八节之中跻身上三节，堪与元日、冬至相比肩。惟上三节允准全民放假，恩及官户、奴婢。官户、奴婢这样的低贱人，终岁苦于役使，全年仅三次假，而寒食列其一。
节日重不重要，关键看假期给不给足。此后，寒食清明假进一步扩充。大历十三年改五日，贞元中增为七日。
是为寒食第二次跃变，再变而大成。
隋唐士大夫重新审视寒食禁火，追本溯源，对介子推传说颇不信从。
新观念主张：寒食禁火源于周代四时变火与春修火禁，而春修火禁源于太古火历时代三月季春大火星崇拜。这也是《后汉书·周举传》“龙忌之禁”所孑遗并透露的远古信息。
自隋人杜公瞻以来，隋唐精英代代接续，重建了寒食禁火的常识谱系与历史叙事，并由此，为清明改火升格为清明赐火做好了铺垫。
改火与赐火大不同。改火是生活的刚需，有禁火，自然就有改火，听任百姓自为，纯属自然而然。赐火则是礼制的创设，由皇帝颁赐，自有深远用心。
清明赐火之礼，由此生焉。
▲ 汉未央 • 清明祭 • 燔燎
此种创设一般来自极具创意的唐玄宗，但这次还真不是。玄宗开元天宝间但闻改火，不闻赐火。赐火究竟起于何时，目前缺乏直接的史料。从唐诗中为数众多的清明赐火诗看，主要分布中晚唐，最早最密集的一批诗作约在唐代宗大历年间。
以上皆为大历诗人。尤以王濯、韩濬、史延、郑辕四人均是大历九年进士及第，作同题诗。原来大历九年进士试题以《清明日赐百僚新火》为题，四首同题诗一并收入《全唐诗》。可见当年盛况，一时蔚为大观。
这种撬动科举杠杆昭告天下的集中发力举措，似可证清明赐火约始于唐代宗大历九年前后。
▲ 全唐诗 • 大历九年进士 • 清明日赐百僚新火同题诗
清明赐火本质上是宗教性、政治性、表演性的。
关键就在传烛的过程，因为该过程最具公共性与发散性。寒食第三日即清明当日，御殿钻燧、中使策马、朱骑传烛、光耀九衢。所见者火光也，所闻者蹄声也，所感者皇恩也，构建起富于神性美学属性的仪式动线。
新火所赐范围固然有限，但沿途目击的受众与口耳相传的播布，则弥满天下。
这像是盛唐该有的景象，却为何生在中唐？
是时，安史之乱初平，藩镇长期割据局面已成。唐朝君主在弱皇权下，亟需重振法统，再造权威。硬处不着力，就从软处着力，用好意识形态工具。
清明赐火，是一场复古改制。究其实，有上古圣王班瑞与祭祀分胙之遗韵，既向贵戚近臣官僚阶层施以恩荣，以推恩与效忠的君臣互动，提升内部凝聚力，更强调唐朝法统与时维新的天人意蕴，宣示天意之不移与天命之不坠，令天下归心而强人不敢窥神器。
从立意创意，到仪式设计，从动线规划，到发动士人集体创作以扇动舆论场，这绝对是一次精心安排、周密组织的文化工程，简直像极了一场快闪，而这些诗赋就像不断被人转发、被平台推送的短视频。
唐人如此努力的背后，是饱受罹难后改火再受命的政治神学隐喻，是王朝中兴天佑大唐的深深期许。
▲ 汉未央 • 禁断旧火
▲ 汉未央 • 钻燧改火
▲ 汉未央 • 清明赐火
因着赐火，在寒食清明二元结构中，清明得自上而下的贵气加持，权重陡然增加。它不再只是寒食内在的一部分，而成为足与寒食分庭抗礼的一极。
至此，季春岁时大节实现了两轮剥离：先从上巳剥离寒食，再从寒食剥离清明。寒食驱除在前，才有清明展露在后。寒食是蚕蛹，清明便是化蝶。
是为寒食第三次跃变，三变而清明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