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释争
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登闻。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凌轨等，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是故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两顿俱折，而为后者所趋。由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明矣。
具有美好善良品性的人以不自我夸耀为最崇高，怀有贤良美德的人认为骄傲自满招致损害。所以虞舜谦让于有德才的人，他所发扬的正义闻达于上天。商汤受天命应期而降，他的圣明使他得到的尊敬与日俱增。郄至地位高高在上，而他对下边人的压抑却更加厉害。王叔喜欢争竞，而终于出奔他国。这说明降低自己谦让别人，是事业昌盛不断进取的成功道路。骄傲矜夸恃强凌物，是毁坏声誉堵塞前途的危险之路。所以君子的行为不敢超越礼法规矩，立志不敢超越正常的轨道，独处时追求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在外时用敬惧的态度谦让别人。因此怨恨责难就不会招惹到身上，荣耀和幸福就会长久存在。那些小人则不是这样。他们因功而骄傲以能而自夸，喜欢以此凌驾别人之上，所以当处在前面的时候就有人陷害他，立功的时候就有人诋毁他，遭到毁败时就有人幸灾乐祸。所以当小人们并驾齐驱争先恐后时，彼此都不能压倒或战胜对方。当双方都受到了挫败时，后面的人就会乘虚赶上来。由此论之，争夺和谦让这两条道路，差别是很明显的。
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以抗遇暴，必构敌难。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舋也。必依托于事，饰成端末。其余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己之校报，亦又如之。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著于远近也。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也。并辞竞说者，为贷手以自殴。为惑缪岂不甚哉！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轻我，或疾彼胜己。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贤而彼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钧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则用力者为惫矣。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而为福，屈雠而为友。使怨雠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君子之道，岂不裕乎！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馀以张耳之变，卒受离身之害；彭宠以朱浮之郄，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
然而争强好胜之人，却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处在众人之前是迅捷锐利，认为处在众人之后是停留滞后，认为处在众人之下是卑微屈服，认为超过同等人是异才英杰，认为谦让对手是避让屈辱，认为凌驾人上是崇高超绝。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重复以往的错误，不能从错误中自觉返回。用对抗的态度对待贤者，必然得到谦让。抱对抗的态度对待急暴之人，必然造成敌对非难。敌对非难已经造成，则是非的道理必然混沌难以辨明。是非的道理混沌难以辨明，则与自己诋毁自己有什么不同！别人诋毁自己，全都因怨恨之气爆发而变故征兆发生出现。诋毁之人必然会用一件事作为借口，把毁谤的实质掩饰起来。其余的旁听之人虽然不全部相信他们所说的借口，还是有一半相信认为是对的。自己对诋毁者的回击报复，也像诋毁者那样。归根到底，都有一半可信，远近之人所看所听都信以为然。这就是说气愤相交激烈争斗，是改换用对方的嘴来自我毁谤。同时用语言互相争斗，是借别人的手来打自己。这种行为不是太荒谬使人不解了吗！然而追究其所发生的原因，难道深切责备自身的错误，能够引起这种变故争讼吗？全都是由于在内宽恕之心不足，对外埋怨他人不停所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怨恨对方轻视自己，或者是痛恨对方胜过自己。自己浅薄而对方轻视自己，这是我理亏而对方理直。如果我贤能而对方不知道，则被轻视就不是自己的过错了。如果对方贤能而位置处在自己前面，则是因为自己的德行还没达到。如果德行相当而对方在我前面，则是因为自己的德行与他接近略低。这样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而且两个人的贤能没有差别，那么能谦让的就是杰出的人才。两个人争抢杰出而不分上下，那么争抢用力大的为劣等。所以蔺相如因为回车躲避廉颇的羞辱而胜出一筹，寇恂因为避免与贾复争斗而获得贤名。行动的结果在表面上与实质上截然相反，这就是君子所说的道理。所以君子知道弯曲可以达到伸展的目的，所以忍含屈辱而不推辞。他们知道卑辞谦让可以胜过对手，所以毫不迟疑地选择处在下边的位置。然而等到最终的结果，乃是转祸为福，使仇人屈服化为朋友。使怨恨仇视不延及到后代，而谦让的美名却永远地流传下去。君子所说的道理，难道不是宽容吗！而且君子能忍受小小的嫌隙，所以没有变成大斗的讼争。小人不能忍受小小的愤怒，最终招致大大的失败屈辱。对方怨恨很小的时候甘拜下风，还可以实践谦逊的美德。福祸变化还在萌芽时就进行争竞，就会酿成无法挽救的大祸。所以陈馀因为与张耳关系的变糟，最终遭受自身败亡后代灭绝的灾祸；彭宠因为与朱浮的矛盾，最终落得被杀的下场。认识福祸转化发生的缘由，能够对此不谨慎吗！
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吝不存于声色，夫何显争之有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
所以君子求胜的方法，是把推辞谦让作为利刃锐器，把自我修养作为防御的武器，静时则关闭寂静沉默清静无为的大门，动时则遵从恭敬顺从的通衢大路。所以他会取胜而不形成争竞，对手屈服而构不成怨恨。如果是这样就会脸上连悔恨之色都没有，怎么会发生公开的争竞呢！那些公开与人争竞的人，必然是自以为贤能，而别人却认为是阴险邪僻的人。如果他确实没有阴险邪僻的品德，则没有可诋毁的地方。如果确实有阴险邪僻的品德，又何必与他争论呢！明明是阴险邪僻的人却与他争论，就好像把犀牛关进笼中和迫近被逼到绝路上的老虎一样，这怎么可以呢？如果这样，他们就会怒而害人，这是必然的。《周易》说：“言论险恶行动违背常规，必然引起众人起来和他争论。”《老子》说：“正是因为不和别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与之争。”所以君子认为争竞之路不可行啊。
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缓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莫能及也。夫惟知道通变者，然后能处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夫岂诡遇以求之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
所以要超越世俗登至高处，不随世俗沉浮处在三等之上。什么是三等？没有大功却自高自大，一等。有功却自我夸耀，二等。立有大功却不自夸，三等。愚钝却争强好胜，一等。贤能又能推崇别人，二等。贤能又能谦让别人，三等。对己宽松对人严格，一等。对自己和别人都严格，二等。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宽松，三等。所有这几等，都是争和让道理的具体表现，从而使事物结果变化。经过三等变化之后而掌握了这个道理，所以没有人能够赶得上。只有知道道理通晓变化，才能够处在上等的位置。所以孟之反因为不自夸，受到孔子的称赞。管叔因为推辞赏赐，受到重重的嘉奖。怎么能说这些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求取命力呢？这是纯正的道德在内部自然而发又与争让变化的道理吻合啊。君子知道自我贬损是有益的，所以能做一件事而收到两种好结果。小人不知道自满会招致损失，所以一个自我夸耀而失去双倍的东西。由此而论，不自夸，却受到夸赞。不争名夺利，却收到争的效果。谦让对手，却能够战胜他。处在众人之下，最终却在众人之上。君子如果真能看到争竞的道路凶险，独自登高在脱离世俗玄远高妙的坦途行进，就会光芒四射日新月异，品德和名声等同于古代的贤人。
文章选自梁满仓译注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