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晋争雄：后梁与后晋的战争
奥地利著名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其传世名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描写了一群闯入美洲大陆的西班牙征服者，在面临人生困境时，到不朽的事业中去寻求庇护。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一举征服了拥有几千万人口的数个印第安帝国，成为美洲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历史也充满这样戏剧性的事件。让我们把时空指针转到一千多年前——被大多数人经常忽略的五代乱世，看看一个人如何带领自己的团队，在逆境中找到机会，打破已经持续四十年的战争僵局，一举取得干净利落的完胜。从那以后，中国逐渐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约两百年的藩镇割据局面，重新回复大一统的历史常态。
这个故事得从一个叫沙陀的小民族说起。盛唐时代，沙陀是一支从新疆迁来中原的小部落，在大唐、吐蕃、突厥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找着生存之道。永不间断的征战把他们打造成了天下最好的战士，在唐末乱世中因缘际会，叱咤风云，成为剿灭黄巢百战雄师的关键力量。京剧中甚至为这个小民族留下了许多专门的剧目，如《雅观楼》、《落巢山》、《反五侯》等。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珠帘寨》——大唐天子派使臣向沙陀首领李克用搬兵救驾的故事，当中一段唱词至今仍常出现在各节日庆典的晚会上：
“贤弟休回长安转，就在沙陀过几年，落得个清闲。”
但在大唐朝廷高官厚禄的诱惑下，沙陀军最终出动。虎啸龙吟，电闪雷鸣，沙陀军就这样把纵横南北中国的黄巢军如风卷残云般收拾掉了。一代枭雄黄巢，如明末的李自成那样，本来是纵横天下无敌手，但遇到游牧民族的骑兵，就不再是了。他被这支比满清八旗兵还要少的沙陀游牧骑兵击败后，不久便于泰山脚下自杀。
这就是唐末赫赫有名的沙陀军，因全军上下身着黑衣，持黑旗，时称“鸦军”。他们以山西一隅之地，打出捍卫大唐正统的旗号，与建立后梁王朝的朱温——那个当时就被世人唾骂为“砀山无赖朱阿三”的文化毁灭者相抗衡，并最终不可思议地取得了胜利。沙陀军是当时的天下第一雄兵，在其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和后汉所谓的沙陀三王朝，之后的后周和北宋，其实也继承了沙陀政权的政治遗产。
话说从头。且说李克用立下“功高莫过救驾”的大功后，被原属黄巢的一员大将所算计，九死一生中居然没有死，并由此揭开了汴晋争霸四十年的历史大戏！这就是继鸿门宴后，历史上最阴险、最杀机四伏的上源驿之宴。这场宴会的主人叫朱温，本是黄巢的大将，背叛黄巢后，朝廷任命他为宣武军节度使、东北面都招讨使，具体负责在东面堵截黄巢，防止他返回老家山东重振势力东山再起。但他当时拥有的只是个空头衔，手下人员很少——初次赴任时，仅仅带着几百名同为农民军出身的老兄弟。结果被急于杀出一条血路的黄巢打得落花流水——他们都太了解对方的战法和弱点了，多年的老战友此时互相为了生存而拼杀在了一起。是沙陀骑兵在朱温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他，李克用其实对他有恩。但朱温充分发挥了他地痞流氓的本性，既然大敌黄巢已经被打败，就是适用古龙那句名言的时候了——“朋友就是用来背叛的”！他在上源驿大摆酒宴，非要尽地主之谊，把李克用这个大老粗灌得大醉。觥筹交错间，主人却悄悄退席了。接下来，本应是《三国演义》上那套惯用的桥段：摔杯为号、伏兵四出、砍为肉酱——但因为沙陀军个个都是天生的战士，武力指数实在太高，这样干没有太大的把握。于是，朱温玩了另外一手：锁上府门，来个“一把火烧个干干净净”。计划非常完美，只可惜老天不肯帮他这个无赖的忙，大雨倾盆，大火没能烧起来。而直到这时，直心肠的独眼龙李克用还大醉未醒。幸亏身边的卫士全是绝对的死忠铁粉，忠诚指数全满，豁出命去死战不退，并泼了几大盆洗澡水把老李浇醒。此时，外面已经是人声鼎沸。敌军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还一直叫：“不要让李克用跑了。”结果是，“大雨雷电，李克用因得于电光中踰垣遁去，惟杀其部下数百人而已”。——这可是朱温地盘的中心啊，李克用靠着沙陀亲兵的血战，居然逃了出来。这个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逃脱事件，改变了唐末的全部戏份。几十年后，公元923年的一个黄昏，已经称帝的后唐皇帝李存勖一个人伫立在黄河边，正为下一步怎么走，充满了茫然和焦虑。
四十年，已经四十年了，望着眼前涛涛的逝水，李存勖心中充满了无限的茫然与惆怅。父王李克用是天生的战神，他多年来都消灭不掉朱梁这个强劲的对手，我如何能做到呢？这一刻，李存勖想起了三垂冈畔的那一幕——已经鬓发斑白的父王奠酒，当着众将士追问：“后二十年，此子将代我战于此乎！”我是父亲从小就器重的儿子，只要能达成父亲的遗愿——用晋阳太庙的那三支箭，告慰父王英灵，只要能打倒朱梁这个父亲一生都想打垮的敌手，我愿意冒一切风险。
但真的能做到么？李存勖每天都沉溺于战斗中，他对军事太了解了……不是每场仗都能取得干净利落的结果，毋宁说，那种干净利落获得完胜的仗其实是极少的。而现在陷入的就是最难找到出口的拉锯战！——什么叫拉锯战？拉锯战是最消耗实力的一种战争，与速决战相反，交战双方谁都不能快速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每个统帅都想一战而定天下，但很多时候却无奈地发现，自己已陷入拉锯战的困境欲罢不能。一代伟人毛泽东戎马半生，最看重的将星之一就是李存勖，他在读《通鉴纪事本末》时，曾重点关注五代后唐与后梁的战事，他对后唐灭后梁之役有如下批语：“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又曰：“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读<通鉴纪事本末>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923年，即双方交战四十年后，后唐突然一击致命，灭了强大的后梁集团。对于后梁王朝突然被灭这一起事件，史学界很少予以认真的研究。以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化工程《中国全史》为例，这套丛书共一百卷，对此役则仅有短短几句话：“其后十月，后唐庄宗留兵固守杨刘渡口，自率精兵自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长驱奇袭汴州。大梁城破，梁末帝自杀，后梁亡，一姓三主，16年。”真的那么简单么？本文将如国人研究赤壁之战那样，复盘此战役。
梁唐较量的结果，我们从之后的历史就可以得知，朱温继承的黄巢队伍中的那一干叛将，没有一个被历史做过正面描写；而后唐李存勖的队伍中则是将星熠熠，光皇帝后来就出了好几位：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皇帝石敬瑭和后汉皇帝刘知远。——李存勖的沙陀军，绝对的超明星阵容！当然，他们不是那个时代最大的腕儿。最大的腕儿是建立大宋的宋太祖赵匡胤——号称“一条杠棒打下大宋三百年江山”的军汉。其实，赵匡胤的爹是李存勖身边的禁军，赵匡胤就是典型的后唐禁军“部队大院”子弟。
我们都熟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的故事，这些战争的转折点，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其实，后唐灭梁的历史也有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什么沙陀集团能在长期拉锯战后，取得一击致命的完胜？这个胜利对之后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赤壁之战。
汴梁突袭：战前双方的地缘政治军事形势分析
923年，后唐帝国建立的第一年。此时的后唐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政治军事形势。自唐僖宗时代就开始的汴晋争霸已经持续了四十年、两代人。李存勖继承大位以来，与后梁的战斗也长达十五年了，但战事看起来似乎依然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后唐的局势有了一些改善，但也仅仅是改善而已，后梁仍是强大的对手，且后梁在综合国力上更胜一筹，双方沿着黄河就打了八年（史称“夹河大战”）。后唐虽在河北三镇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一个更大的敌人——契丹草原帝国正在北方崛起。刚刚统一了内部各部落的游牧国家契丹有着一股向外掠夺扩张的冲动，并且其带来的压力比朱温势力最强盛时期带来的压力都还大。后梁朝廷此时换了皇帝，老奸巨猾的朱温终于挂了，但仍有一批能征惯战的老将，如刘鄩、王彦章等。最近，他们趁着后唐出了一些错误，在黄河北岸积极行动，收复了许多州镇，后唐的军事物资基地卫州被攻陷，后唐一下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军储物资，战略和战术态势都非常艰难。如果我们通过时空隧道，回到一千多年前的923年，看看当时双方的地缘政治格局，就会理解李存勖的焦虑了。
（一）后梁：天然优越
923年，后梁的疆土仍然广大，其周边除了死敌后唐外，较大的势力集团还有四五个。
1.南平高氏，本是朱温手下将领，朱温死后意图独立，但实力弱小，对朱梁完全构不成威胁，反而成为阻隔南方马氏楚国进犯的屏障。南平政权兵力不足，与后梁仅有的一次交战是进攻襄阳，被守将轻易击败。
2.西部李茂贞的岐国，自从901—903年朱温攻打凤翔，迫使李茂贞交出唐昭宗后，实力大减，国境狭小，且其军队数量不大，以步兵为主，再加上军阀习气极重，纪律涣散，战斗力不强，对后梁也构不成大的威胁。后梁建立后，岐国曾六次联合别的藩镇一起攻梁，无一成功，足见岐国的军力。
3.王氏前蜀，开创者王建在晚年时满足于割据蜀中，关起门来做皇帝，不搞对外扩张，甚至特意保留李茂贞政权作为与中原政权间的屏障。
4.河北诸藩镇：镇州、定州等弱小势力，奉行机会主义原则，都不是梁或唐可靠的盟友。势力单薄，依违于梁唐之间。
5.杨吴政权，最有实力的邻邦。自杨行密建国以来，吴国高层的政治斗争就非常激烈——存在杨行密家族、徐温家族以及后来的南唐李氏家族几大势力集团间长期的权力斗争。此时，杨吴政权由权臣徐温掌权，奉行“息兵安民”政策，对外扩张的意愿并不强。朱梁一贯通过扶植割据浙江的钱氏吴越国来制衡吴国，使吴国的主要军事行动常常是与吴越发生。而后梁与吴国两方，自895年清口之战后，南北分治的战略格局已然分明——此后近30年，双方没有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各自都不以对方疆土为扩张方向，使得梁朝漫长的南部边界处于安定状态。（有人因此把清口战役称为五代时期的“赤壁之战”。）即吴、梁双方虽保持敌对态势，但因各自实力、地缘环境的制约，仅限于地方性冲突，并不以对方为“主敌”。因此，地缘战略形势方面，后梁非常有利：只有后唐这一个有威胁的对手，此外四境都较为安定，不需要安置重兵，其主要兵力可集中于后唐战线上。相反，后唐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则要比后梁恶劣得多。
（二）后唐：两线作战，腹心之忧
两线作战的隐忧：契丹帝国的崛起
让我们把视野放大到整个中国。北方，雄踞中华脊背的蒙古高原，盛唐时本是回鹘的基地，但自从回鹘西迁新疆之后，这里就成了新起的契丹游牧帝国的辽阔牧场。契丹崛起的意义非同寻常。以前，中华北方的游牧帝国，以匈奴和鲜卑为代表，满足于在北方的劫掠与统治；而契丹融合游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方式后，统一全国对他们来说也具有了经济意义。不管中原人喜不喜欢，这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由于各部落势力的阻挠，伟大的草原“秦始皇”——耶律阿保机代表的统一势力还不能马上完成“统一六国”的事业，契丹的对外扩张受到一定限制。但这种情况随后便发生了变化：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权威遥辇氏灭亡，耶律阿保机要“千秋万代一统草原”的霸业即将完成。
但这遭到了契丹内部许多传统势力的反对，阿保机本人有五个弟弟，其中四个都成了他的敌人。“五月，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这场王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几起几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杀戮：“士卒煮马驹、采野菜以为食，孳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器服资货委弃于楚里河，狼藉数百里……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所未尝有。”这使得契丹暂时无力干涉中原。
传统八部势力更是对统一政权构成了巨大威胁，由于他们势力过于强大，耶律阿保机也只能暂时退让。“由是，安巴坚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安巴坚不得巳，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鐡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榖。安巴坚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安巴坚知众可用，用其妻舒噜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安巴坚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辽史·太祖本纪》）
此时，梁唐正相持于黄河，双方都已斗得精疲力竭。后唐之所以与后梁夹河苦战多年而无大的进展，最主要的原因是，经常需要从南线抽调大量兵力去对付北部边境契丹的入侵（富饶的中原对游牧民族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无法倾全力与后梁决战。如入汴之役前一年的镇州之乱时，庄宗几乎变成了救火队员。
冬十月己未，梁将戴思远攻德胜北城，帝命李嗣源设伏于戚城，令骑军挑战。梁军大至，帝御中军以御之。时李从珂伪为梁帜，奔入梁垒，斧其眺楼，持级而还。梁军愈恐，步兵渐至，李嗣源以铁骑三千乘之，梁军大败，俘斩二万计。（这时在黄河前线。）
“十一月，帝至镇州城下，张处瑾遣弟处琪、幕客齐俭等候帝乞降……（到达镇州督促尽快陷城）”
“十二月辛未，王郁诱契丹安巴坚寇幽州……王都遣使告急，帝自镇州率五千骑赴之。（赶赴定州救援）”
“天佑十九年春正月甲午，帝至新城，契丹前锋三千骑至新乐。是时，梁将戴思远乘虚以寇魏州，军至魏店，李嗣源自领兵驰入魏州。梁人知其有备，乃西渡洹水，陷成安而去。时契丹渡沙河，而诸将相顾失色；又闻梁人内侵，邺城危急，皆请旋师，唯帝谓不可，乃率亲骑至新城。契丹万余骑，遽见帝军，惶骇而退。帝分军为二，追蹑数十里，获安巴坚之子。时沙河冰薄，桥梁隘狭，敌争践而过，陷溺者甚众。安巴坚方在定州，闻前军败，退保望都。帝至定州，王都迎谒。是夜，宿于开元寺。翼日，引军至望都，契丹逆战。帝身先士伍，驰击数四，敌退而结阵，帝之徒兵亦阵于水次。李嗣昭跃马奋击，敌众大溃，俘斩数千，追击至易州，获毡裘、毳幕、羊马不可胜纪。时岁且北至，大雪平地五尺，敌乏刍粮，人马毙踣道路，累累不绝，帝乘胜追袭至幽州。《契丹国志》：晋王趋望都，为契丹所围，力战，出入数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骑横击之，晋王始得出，因纵兵奋击，太祖兵败，遂北至易州。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人马死者相属，太祖乃归。（大破契丹）”
“是月，梁将戴思远寇德胜北城，筑垒穿堑，地道云梯，昼夜攻击；李存审极力拒守，城中危急。帝自幽州闻之，倍道兼行以赴，梁人闻帝至，烧营而遁。（南线危急，又直接从契丹战场赶回，此时镇州仍然未破。）”
—— 《旧五代史》卷十九《庄宗纪三》
这种南北来回救急的调动，对后唐来说并不少见。917年，契丹三十万大军入寇，庄宗只能派遣李嗣源等三名将军率七万人回援幽州，幸得三人以奇计破契丹，才勉强稳住局面。虽然大胜，但亦不敢穷追，使得契丹可以从容遁去。契丹的军事能力，即使获得胜利后的李存勖也很敬畏：“晋王引兵蹑之，随其行止，见其野宿之所，布藁于地，回环方正，皆如编剪，虽去，无一枝乱者，叹曰：“虏用法严乃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资治通鉴·后梁纪》）好在阿保机进军中原之前还要解决一些问题，短时间内不能全力以赴插手中原事物：“时东北诸夷皆役属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谋入寇，恐渤海犄其后，乃先举兵击渤海。”（《资治通鉴·后唐纪》）
926年，渤海被平定，耶律阿保机立长子——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李赞华为东丹王。随后，南下就成为契丹的首要战略目标。之后的总体情况是：统一的草原帝国对整个中原来说是沉重的压力，是需要中原完成统一才能对抗的对手。
自从开元年间，突厥第二帝国崩溃以来，茫茫的蒙古草原各部落就长期处于离散的状态，一度强大的回鹘政权则奉行与大唐交好的睦邻政策。这是中国历史上北方一段非常幸运的和平时期，虽然安史之乱使得唐帝国衰弱，但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来自游牧民族的边患问题并不大，农耕和游牧两个文明区域都忙于内部整合。而游牧文明要建立统一的政权，实现内部政治一致，是违反部落传统的。对这些天生桀骜不驯的游牧人来说，认同和拥戴一个成吉思汗并不是容易的事。契丹国的内部争斗，减缓了进犯中原的脚步，使中原诸藩镇可以长期混战。但一旦草原上出现成吉思汗式的伟大人物，北方各个政权的地缘政治态势就空前严峻了。后唐政权身当契丹进犯的第一线，时刻面临着大批游牧骑士的袭来。后梁即将来袭。
自从915年梁唐双方形成拉锯战以来，双方都是精疲力尽且欲罢不能，都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国力民力。在很大程度上，交战双方对敌方的战法、底牌非常清楚，都是招数用尽，殚精竭虑了。那么，僵局如何取得突破——尤其是较弱的一方？
由于在综合国力、军力上，后梁都要强于后唐，故梁军能够成为主动造势方。923年，梁军策划了一个全面进攻的计划，大有一举灭唐之势：董璋以陜虢、泽潞之众经石会关直驱太原，霍彦威统关西汝洛之众自相、卫二州进攻河北镇州、定州，段凝、杜晏球统梁军主力沿黄河与唐军主力对抗，王彦章、张汉杰统禁军攻击东路的郓州。此外，梁军还在滑州南面掘开黄河大堤，使黄河水形成大片的黄泛区，以限制唐军南下，号称“护驾水”。各路大军预备当年十月间一起发动。
这样大规模的主动进攻一旦发动，之后的形势发展真是很难说。如果后唐不能掌握战略主动权，很快将面临被敌人直捣后方心脏的严重局面。梁唐双方拉锯已久，后唐靠着庄宗李存勖的军事才能，才抗衡住综合国力雄厚的后梁；而此次梁军战略的要害，不是把全部兵力放在与李存勖率领的唐军主力的缠斗上，而是利用后梁兵力比后唐多的优势，分兵攻击后唐多个要害，尤其是攻打后唐首都晋阳。“攻其所必救”，这实际上与此后李存勖计划实施的长途奔袭敌方首都的战略如出一辙。战略本身是好的，关键就看各自的执行能力了。
四路出兵的情况，我们可以细加分析。其中，段凝一军约五万人，属于梁军精锐，与唐军主力相抗衡；攻郓州的王彦章，约一万人，战斗力较弱。德胜南城被王彦章收复后，唐军在整个黄河南岸仅占据郓州这个据点了。对付郓州，后梁主要的对策是切断它与黄河北岸的联系。所以，后梁动用十几万人发动了对黄河杨刘、德胜等渡口的大规模围攻，此路军属于侧翼，只追求有限的军事目标。后梁攻打后唐盟友镇、定两州郡的霍彦威军也属于偏师，目的是牵制李存勖带领的唐军主力侧翼。而攻袭晋阳的这支军最值得注意，这支部队可以起到调动唐军、促使唐军回援，进而扭转战场战略布局的巨大作用，打得好可以攻陷后唐老巢，打得不好也可以调动唐军主力回援。唐军千里跋涉途中，再由段凝所率的梁军主力蹑其后，寻找战机予以重创，故攻袭晋阳的这路军极其重要，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此路军甚至可转化战略主攻方向。
之前梁军就曾有偷袭晋阳的行动——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后梁的匡国节度使王檀向梁末帝献计：趁唐军主力陷于河北之际，调动关西的兵马直接进攻敌方首都晋阳。末帝大喜，调集河中、陕州、同州、华州诸镇兵共三万，出阴地关，突然出现在晋阳城下，昼夜急攻！晋阳一直是战略后方，完全缺乏防备，城中只有几百名守兵！急迫之下，只得驱手工匠人和普通市民登城拒守。当时情势真是千钧一发，梁军好多次几乎就要打进来了，城陷就在呼吸之间。城中的最高官员是唐末著名的忠义太监张承业，深得李存勖的信任，因此代他坐镇后方基地，为前方供应源源不断的物资。此时，他非常绝望，但因手头无兵，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三万梁军的围攻下，晋阳城如同风浪中的一叶扁舟！就在危急关头，救星出现了。早已退休多年的老将军安金全挺身而出，他毅然表示：“晋阳是国家根本之地，一旦丢失则大事去矣。我这把老骨头死也要为国家拼死在战场上！”得到张承业的全力支持后，安金全率领家中子弟仆役组成的家兵数百人，对三万围城梁兵发动夜袭。梁兵一时摸不透城中虚实，攻城节奏减缓，局势稍稍稳定。同时，身处山西南部昭义镇的守将李嗣昭得讯后，派遣牙将石君立率五百骑紧急赴援。当真是救兵如救火，石君立带领的沙陀轻骑，早上才从晋南的上党启程，当晚就到了晋阳城下！只见为首一将，如天降神兵，一路烟尘滚滚冲破梁军设在汾河桥上的堵截后直抵城墙之下，并大呼道：“昭义侍中大军至矣！”——那一刻，城上城下全都沸腾了。到处都能听见带着哭腔的欢叫声：“有救了，有救了！昭义侍中的大军到了！”《九域志》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党至晋阳五百余里，轻骑疾驰朝发夕至，何其速也！”虽然此刻敌我力量还是很悬殊，但三万梁军都不禁为这种神勇和速度所折服，士气为之大挫，夜间遭到唐军的偷袭时，竟然一下折损了两三成人马。第二天天一放亮，梁军就全军退去——其时，上党的援军主力还在北上的路上呢。
上回梁军以三万军进袭未成，这次必然增加不少兵力。那么，梁军这次所调动的“陕虢、泽潞之兵”有多少呢？五代时，各州镇的军事动员都发挥到极致：
“刘仁恭救沧州，战屡败。乃下令境内：“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备兵粮诣行营，军发之后，有一人在闾里，刑无赦！”……乃命胜执兵者尽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则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于是境内士民，稚孺之外无不文者。得兵十万。（《资治通鉴·唐纪》）
刘仁恭仅据幽州、沧州等两三州就动员了十万军，当时其他州的兵力通常只有几万。比如，浙江的钱鏐统领两镇，有精兵三万；天平节度使朱瑄有众三万；荆南军阀成汭，养兵五万；仅占据浙东的刘汉宏，有军十万。这时，朱梁西部的岐王李茂贞政权只能自保，无力向外发动进攻，后梁并无西顾之忧，可以大举调兵。如果以几万大军袭击晋阳，给晋阳守卫的压力会非常大——上一次，晋阳守卫只有几百名职业兵，这次也不会多太多。
泽潞的背叛：李存勖的腹心之忧
泽潞对李存勖意味着什么，他早就很清楚。那还是父亲李克用死去，他突然成为全军统帅的时候，其时主少国疑，连其亲叔父李克宁都在觊觎他的宝座。而他却做出了亲自率军救援被围多时的潞州（上党地区）的决策：“上党，河东之籓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且朱温所惮者独先王耳，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娴军旅，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
908年，朱温大军围困河东重镇潞州一年多后，传来了一个令朱温大喜过望的消息：多年的劲敌晋王李克用死了，继位的是其23岁的儿子李存勖——黄口小儿，天下不足定矣！朱温大为放松，决定回都城汴梁享福，于是令手下在潞州城外修筑了两重壁垒，号称夹寨，要彻底困死城里的人们，坐等潞州投降。但李存勖很快就给朱温上了一课：刚继位就平定了叔父李克宁的叛乱，之后便亲自率军急行军救援潞州，到了18年前父王曾为他置酒的三垂冈畔埋伏后，梁军仍未察觉。拂晓时分，在夹寨周围弥漫的厚厚雾气中，一支大军若隐若现——沙陀伏兵如山崩海啸一般袭来，十万梁军被一击而溃！长达两年的潞州之围一夕之间就以全胜解围而告终！
正是在泽潞获得的夹寨大捷，奠定了李存勖作为全军统帅的位置。夹寨之役收复潞州后，潞州在骁将李嗣昭的镇守下一直安若泰山，成为阻挡汴人北上晋阳最可靠的前哨，随后十几年，李存勖再也没有为潞州担心过，这也是梁唐双方直到此时只在河北缠斗的原因。但李嗣昭战死后，由于李存勖处理不当，逼反了其子李继韬，泽州、潞州成为后梁的势力范围，使后唐老巢首先处于极易被敌人攻击的境地。如果要加强后方防守，就必须从已经极为吃紧的黄河前线抽调大量兵力，而自从德胜失守失去三分之一的军储物资后，只能勉强保住杨刘渡口不失，前线已是捉襟见肘。在不久前的军事会议上，众人几乎是一边倒地主张放弃黄河以南新获得的立足点，实行战略收缩，集中力量保护晋阳后方的安全。这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将领的顾虑：当梁军四路大举之时，叛将李继韬是否会乘机出师直捣晋阳？后唐的后方大本营处于叛军的威胁下，且叛军又是极熟悉情况的旧部，众将士的家眷随时可能被虏，全军随时可能崩溃。
20多年前，也曾发生过一次因潞州失守而令整个局势极度危急的事情。那时，李罕之投附朱温，汴军于是直逼晋阳城下。李克用绝望之下几乎欲弃城逃亡北方草原，只因刘夫人和李嗣源等人力谏才坚守下来。北走大漠是李克用故伎——早年，他与上司段文楚不和，杀段后逃亡草原地带，就曾北投鞑靼部落，其后因发生黄巢入长安的大变才被朝廷恩赦。此次如放弃晋阳，朱温除掉他们后，北方将再无实力相当的对手对抗朱温，历史走向又会不同。不知庄宗对此事是否印象深刻，但此时诸将必定会回顾此事。一旦20多年前的局面重现，即使把大量兵力回撤防御，也未必有绝对把握守得住。该如何抉择？
从大多数人的角度看，暂时收缩兵力，以黄河为界与后梁对峙，不失为暂时稳定局势的一步棋。但李存勖不会选择这条路——因为他不是大多数人，他是李存勖，是百年才会一现的战神。他征战一生，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主动出击，即使处于被动状态时，他也会尽量找机会调动敌人，掌握战局。比如救杨刘之战：
俄而王彦章陷德胜南城，敌势滋蔓，汴人急攻杨刘城。明宗在郓，音驿断绝。庄宗登城四望，计无所出。崇韬启曰：“段凝阻绝津路，苟王师不南，郓州安能保守！臣请于博州东岸立栅，以固通津，但虑汴人侦知，径来薄我，请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战，如三四日间。贼军未至，则栅垒成矣。”崇韬率毛璋等万人夜趋博州，视矛戟之端有光，崇韬曰：“吾闻火出兵刃，破贼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筑，昼夜不息。崇韬于葭苇间据胡床假寝，觉裤中冷，左右视之，乃蛇也，其忘疲励力也如是。居三日，梁军果至，城垒低庳，沙土散恶，战具不完，汴将王彦章、杜晏球率众攻击，军不得休息。崇韬身先督众，四面拒战，有急即应，城垂陷，俄报庄宗领亲军次西岸，梁军闻之退走，因解杨刘之围。（《旧五代史·郭崇韬传》）
他采郭崇韬之谋，不单纯死守杨刘一砦，而是很快在马家口筑城。两砦呈掎角之势，迫使梁军最终放弃了对杨刘的围困。庄宗此一特点，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关，也与他的沙陀背景有关，他是出身于游牧民族的战士。古人早就指出，游牧人的战法与农业民族的完全不同：“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史记·匈奴列传》）
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军队往往不硬拼、不羞于逃跑，如契丹帝国三十万大军攻幽州出现不利情况时，契丹大军马上回撤。庄宗一直深受这种游牧文化的熏陶，再加上后唐军又以骑兵为主力，因此他在用兵时常常表现出这种特点。
（三）决断时刻：穷则变
正是在看似进退两难的苦闷之时出现了转机——康延孝前来投奔。真是无巧不成书。《三国演义》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初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许攸投曹操提供袁军辎重情报的那一段，就是后唐出现转机的基本情节。不同的是，康延孝提供的消息更重要。历史为什么必须好好学习——因为西方哲学家早就说过：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
康延孝此人是五代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是沙陀人，早年因犯罪而亡命于梁。沙陀人为天下强兵，故他在敌国仍能受到重用。此时，梁末帝派遣梁朝著名贪官段凝为主帅，带领梁军主力在黄河北岸与李存勖正面对抗，康延孝为左右先锋指挥使。但康延孝见梁末帝任用奸臣，不看好后梁的长线投资价值，于是便放弃在后梁的高官厚禄，叛逃回到后唐阵营，向庄宗提供了后梁近期将四路大举进攻，后方空虚的重要情报。许攸投奔曹操，对官渡之战的决定性影响是三国迷都深知的；而康延孝的出现，对五代历史的发展影响绝对不在许攸之下。此人曾灭两国——五代十国中两个政权的灭亡，他都立下了大功劳——而他此时只是一名忙忙如漏网之鱼的逃亡者。那么，庄宗李存勖为什么会相信他，采用他提供的情报呢？这个问题，研究沙陀历史的五代史专家樊文礼教授就有很好的解释：
（沙陀）代北集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实现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结合，形成了所谓“沙陀三部落”。……所谓“沙陀三部落”，是指沙陀、安庆、萨葛3个部落。其中安庆、萨葛均为昭武九姓胡人部落。……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与沙陀的密切结合，在代北集团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沙陀人从唐末割据争霸到五代建立封建王朝，无时无处不有昭武九姓胡人的重要贡献。如李克用部将和后唐、后晋、后汉诸王朝文武官僚中，安、康、史、何等姓胡人的大量存在，都说明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同沙陀人一起，是代北集团中的核心和中坚力量。（樊文礼《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
《旧五代史》对康延孝的身世说得很清楚：“塞北部落人也。”塞北部落，属于著名的昭武九姓，是后唐集团的“核心和中坚力量”，与庄宗的渊源甚深，故庄宗能够原谅和信任康延孝。此情报最终使庄宗做出了入汴之役的决策，而郭崇韬的支持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宣徽使李绍宏等皆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帝不悦，曰：“如此吾无葬地矣。”乃罢诸将，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陛下不栉沐，不解甲，十五馀年，其志欲以雪家国之仇耻也。今已正尊号，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郓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尽有中原乎！臣恐将士解体，将来食尽众散，虽画河为境，谁为陛下守之！臣尝细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败之机决在今岁。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据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谓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复为备。使王彦章侵逼郓州，其意冀有奸人动摇，变生于内耳。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不然，今秋谷不登，军粮将尽，若非陛下决志，大功何由可成！谚曰：‘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帝王应运，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吾行决矣！”司天奏：“今岁天道不利，深入必无功。”帝不听。帝遣魏国夫人刘氏、皇子继岌归兴唐，与之诀曰：“事之成败，在此一决。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资治通鉴·后唐纪》
可见，入汴之役的决策，是在后唐面临严重的军事形势时不得不做的决定。后唐力争以己之长，发挥沙陀骑兵机动方面的优势，打破消耗战局面。其实，此时后唐的财政已经濒临破产，依靠过度搜刮民脂民膏又引起了后方的极大民怨；契丹崛起后不断入侵后唐北部边境，使得庄宗即使再想与后梁长期拉锯亦不可能；泽潞降梁，使后唐时刻都得担忧晋阳后方基地。突袭汴梁的决定，绝不是万无一失，其中有一些关键性的变数是庄宗无法掌控的。但根据当时的情势，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可选择。康延孝所提供的情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一生都奋战在战阵之中的庄宗本人，也是为此下了最大的决心。他敢于做出这一决策，就是押准了后梁四路大军正集结于前线，后方必定空虚这一时机。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时机是最关键、最珍贵的制胜因素。
大将李嗣源说过的一番话，正反映了当时在复杂局面下，不得不进行这种冒险时的心情：
“今用兵岁久，生民疲弊。茍非出竒以胜，大功何由可成？”……唐主悦。（《御批资治通鉴纲目》）
上面郭崇韬说的那一长段道理，虽然令人热血沸腾，很有男儿志气，但能否因为结果的成功就证明此一决策绝对英明呢？“当道筑室，三年不成”，500年前，前秦皇帝苻坚就说过类似的话：“此所谓筑舍道傍，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当时，苻坚要南征东晋，遭到群臣反对，只有两三个大臣支持他，其中一个便是前燕的皇族慕容垂。慕容垂答道：“《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臣而已，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一之功？”（《资治通鉴·晋纪》）巧的是，此时支持庄宗决策攻汴的，也只有郭崇韬、李嗣源、康延孝这二三臣子！
世人往往以成败论事，说起苻坚的淝水之战，就认为苻坚在前秦国内不稳的情况下，不听大臣们劝谏，倒行逆施，招致淝水大败。而入汴之役的轻易胜利，又使人们误认为后唐此时的形势是一片大好，灭亡后梁已是摧枯拉朽之势了。其实决策时，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相交织，当事人的判断很难是纯客观的。因此，历史决策才会充满个人特点。
决策有时就是赌博，当时的领袖不能像后人那样掌握了各方面的丰富情况，决策大多依靠直觉。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二人，掌握全国资源却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后唐这个地方性政权，处在老对手后梁和新强敌契丹的双面夹击下，却依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是庸才和天才的区别。庄宗的一生充分表明，他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真正的军事天才！
二 历史关键时刻：后梁末帝的选择方案分析
在考察此决策问题时，不能忘却沙陀人作为游牧民族常使用传统战法的事情。奔袭本就是庄宗熟悉的战法——他继位后的第一战，夹寨之役，就是在梁军察觉之前，以长途奔袭的方式进行的——从晋阳到潞州，距离约五百华里。关于“奔袭”这一概念，权威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是这样描述的： 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是在陆地和海上实施战斗行动的方法之一。奔袭的准备不能被敌人察觉，尔后以迅猛、短促的突击实施，以便俘获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破坏其交通线，摧毁重要目标等。……奔袭通常使用骑兵。自从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和正规军以后，奔袭已成为战斗行动方式之一。在二十世纪初以前的战争中经常被采用。随着绵亘正面的形成，陆战区的奔袭便失去意义，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不再采用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中，苏联军事专家是把奔袭作为一种战术行动来描绘的，所列举的都是战术性成果。俄罗斯战争经历丰富，也没有把消灭敌人获取战略性胜利作为奔袭目标，这使得我们在研究中更重视此役战略性目标的问题——突袭一座大城市，直接毁灭敌方的政府，而敌人的主力就位于几百华里之外。这就是中国版的“斩首行动”，比美国早一千年，虽然这很像好莱坞电影中那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时，唐军的进军如一部节奏明快的电影一样扣人心弦。他们随后几日的日程表如下：
十月四日夜，李嗣源率领的先头部队从中都出发。
十月五日，庄宗亲领主力从中都出发。
七日，至曹州，后梁守将迎降。此时消息传到汴梁，后梁朝廷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八日夜，后梁末帝绝望，死于建国楼。
九日晨，李嗣源军抵汴梁，攻封丘门。 粗略计算，中都至汴梁不到五百华里，唐军先头部队用了四天半时间。
（一）走还是不走：面子与里子的问题
那么，当时的梁末帝是否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呢？梁庭都考虑过哪些方案？《资治通鉴》里有详细的记载。
王彦章败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彦章就擒，唐军长驱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运祚尽矣！”召群臣问策，皆莫能对。梁主谓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于此。今事急矣，卿勿以为怼。将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将三纪，名为宰相，其实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后献言，莫匪尽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极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于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请取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听从；欲请陛下出奇合战，陛下必不果决。虽使良、平更生，谁能为陛下计者！臣愿先赐死，不忍见宗庙之亡也。”因与梁主相向恸哭……或请幸洛阳，收集诸军以拒唐，唐虽得都城，势不能久留。或请幸段凝军……
由此可见，当时，老丞相敬翔等重臣曾向末帝建议过一时救急方案：一，出居避狄，即让城别走；二，出奇合战，即依托汴梁城进行战斗。但这两个方案都被末帝否决。那么，当时情形下，这两个方案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呢？
日本学者曾指出唐朝实行的是两都制，后梁也是如此——以汴梁为首都，唐朝的东都洛阳为西都。洛阳虽然残破，但作为大城，亦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以待勤王之师。朱温晚期即迁都于此，有百司建制，可见恢复得不错。朱友珪被杀时，混乱之际，诸军十万曾大掠洛阳，可见其繁盛与规模。实际上，后唐入汴几个月后就把都城迁到了洛阳，庄宗其后的唯一追求就是顶级享受，若是洛阳为一片荒凉丘墟，他还会选择洛阳吗？
洛阳经唐末著名能吏张全义多年的建设，已经得到很大恢复，朱温晚年以洛阳为都，宫室、城防肯定齐全。洛阳城防的坚固在历史上屡经考验——隋末瓦岗军曾围攻王世充坚守的洛阳，几百日之久而不能克！最后李密瓦岗军兵力耗损，士气疲弱，只有投降李渊的一途，可见洛阳在防守上的坚固。一个政权，当强敌来袭时远走以避让的例子，史不绝书。就以离五代最近的唐朝来说，就有多次在强敌面前放弃首都而后成功延续政权的例子，唐玄宗之避乱蜀中，唐德宗避难奉天，唐僖宗避黄巢大军再次入蜀。当时，在貌似无坚不摧的强敌面前不是不能犯一点错误或措置失宜，根本战略的正确，能保证他们最终的胜利，而占领首都对于敌手，将反而成为其势力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明末大儒王夫之就认为，天子出奔避寇乱不至亡：
“天子者，天下之望也……而天下臣民固倚之为重，而视其存亡为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于寇贼之手，于是乎寇贼之势益张，而天下臣民若丧其首，而四支亟随以仆。以此为正，而不恤四海之沦胥，则幽王之灭宗周，元帝之斩梁祀，可许以不辱不偷之大节乎？（《读通鉴论·天子出奔避寇乱不至亡》）
王夫之身当国破家亡之世，经历了崇祯和南明的离乱，对危急存亡之际的决策有着深刻的思考。我们且看唐代几次出奔时的具体情况。以下记载都出自《资治通鉴》。
“是日，上移仗北内。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馀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百官皆莫知。（安史之乱时唐玄宗的出奔）至是，上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贼已斩关而入，上乃与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门出，王贵妃以传国宝系衣中以从。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初，鱼朝恩既诛，宦官不复典兵，有窦文场、霍仙鸣者，尝事上于东宫，至是，帅宦官左右仅百人以从，使普王谊前驱，太子执兵以殿。司农卿郭曙以部曲数十人猎苑中，闻跸，谒道左，遂以其众从。曙，暧之弟也。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方教射于军中，闻之，帅麾下四百人从，乃使建居后为殿。（朱泚之乱时唐德宗出奔）”
“百官退朝，闻乱兵入城，布路窜匿，田令孜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出，惟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车驾既去，军士及坊市民竞入府库盗金帛。（黄巢之乱时唐僖宗的出奔）”
很明显，每一次出奔都非常狼狈，最多只有几百之数的禁军护驾。庞大的后宫妃嫔、皇子都来不及通知，比之于末帝此时汴梁禁军四千在身边要危险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皇帝出奔似乎早就有心理准备，没有大的争议。而我们都知道，北宋靖康之难、明末崇祯株守北京时，是否离开京师以避敌，都曾引起过空前的政潮，最终使朝廷放弃了避敌锋芒的想法。对此，明末史家计六奇在经历亡国之痛后，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有这样的反思：
“当自成逾秦入晋，势如破竹，惟南迁一策，或可稍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邪说，其事遂寝，天下恨之……是守国之说，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明季北略·南迁得失如何》
美国学者魏斐德在其著名汉学著作《洪业》中这样评论1644年的坚守北京之事，有关情况，与梁末帝此时有着惊人的相似。崇祯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李唐氏族本属于关陇贵族集团，陈寅恪早就指出过李唐皇室有关中本位思想，故唐高祖时突厥骚扰直达长安渭桥，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坚决反对迁都离开关陇地区；唐高宗时因粮食缺乏不得不多次率领百官到东都洛阳“就食”，耗费巨资向关中运粮，但仍然坚持关中本位的政策，对此事，历史上有著名的“斗钱运斗米”一说。但当几次反叛势力直逼长安后，李唐皇室不再死守都城如明朝崇祯，而是很快转进以待诸道勤王之师，每一次都取得了成功。本文对此提出一个“行国”理论：宋、明皆典型的农耕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有安土重迁的倾向，故不轻动。而唐、元都有游牧民族传统，有行国之风，故不死守一城一地。从实际效果来看，转进之策是较为成功的，元朝虽北走大漠，但北元又延续了两百多年，与明朝相始终；唐代皇帝多次放弃长安播迁，但也成功延续了全国的基本统治秩序，从实际效果看，唐代做得远比北宋成功。
与北宋王朝同时代的辽国也是如此。辽国有五都，而皇帝还经常要进行“捺钵”，当女真崛起时，五都没有一个发生殊死的攻防战。辽天祚帝被俘后，残余势力又西迁，远走万里，最终建立起与金朝相始终的西辽政权，为中华文明向西域延伸做了贡献。
与北宋王朝同时代的金朝情况亦然。在蒙古军的强势威胁下，金朝廷多次迁都，一弃中都，二弃汴梁，坚持多年后最终因蒙、宋联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才终结于蔡州一隅之地。
从历史效果看，若当时死守长安，以黄巢百战之师的雄武，就是唐王朝的最后一战，唐当时就会亡了。而朝廷一旦被推翻，各地本就割据称雄的藩镇没有名义上的共主，很容易就会出现纷纷上表归顺的潮流。实际上，梁末帝自杀就是在外诸路大军望风而降的主要原因。在很短的时间内，几十州不下十万人的后梁残余势力就全部被庄宗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比较之下，唐本秉持关中本位政策，但在几次危难之时，皇帝却不吝于放弃长安，有效地延长了王朝的寿命。关于1644年明朝的灭亡，现学术界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若崇祯不株守北京，则1644年只会是北京一座城市的陷落，明朝是否灭亡、满清是否入关和平定江南皆在未定之数，1644年也不会成为明清易代的时刻。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对土地的信仰是根植于精神结构深处的，而匈奴、突厥之君，一旦战事不利则远遁沙漠，此游牧种族所以难平定也。
北宋靖康之难时，汴梁一城的失陷便导致了亡国。但唐朝前后三百年中，所遇的危机并不少于宋朝，都城失陷的事情至少就发生过四次。内部变乱先不说，类似靖康之难那样的外患，异族直逼京师，就有几次。吐蕃军曾攻入长安，并另立皇帝（正如靖康之难时所立的张邦昌伪楚政权），而终唐之世，吐蕃从来没有对唐朝构成亡国的威胁。这不能不说是唐朝的措置得宜，而不是吐蕃骑兵不如女真骑兵。从这个角度研究靖康之难，就不在于争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的问题，而是北宋的国家体制僵化、缺乏应变能力，整个兵制在刚建国不久的女真军队面前几乎毫无战力可言的问题了。从最终的历史影响来看，北宋以不迁而亡，南宋作为北宋政权的残余势力，以迁（离开战略第一线的黄河流域）而存。虽然南宋的投降派势力甚至不比北宋小，宋高宗更是做出杀岳飞这样自剪羽翼的事，但最终为农业文明造就了一个半壁江山的局面——而这一点，是南明怎么也没能做到的。南宋与南明，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很值得深思的。
（二）坚守待援
王夫之关心天子避敌的问题正是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出发的，在当时很有实践意义。甲申年，崇祯本有去南京的打算，但犹犹豫豫迁延不决，最终连太子也没有被遣去南方主持局面，使雄厚实力的南明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皇帝的合法性导致几个残存政权之间内讧不断，遂被满清各个击破。论起来，唐德宗、僖宗也都算昏君，至少并不比崇祯高明多少，却没有导致亡国之祸。唐代的历史经验并没有真正得到后人的认识和吸取，故王夫之对此问题有深深的浩叹。梁末帝没有把任何一位朱家皇室成员遣去别处，于是，后梁王朝随着他的死也轻易失去了翻身的机会。
汴梁：建都与迁都的得失
中国自古以来，建都都是一个关系到国运的严重课题，它涉及人民负担、中央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全国政经的布局、漕运的兴衰等，明末大儒黄宗羲就认为建都不当是明朝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明夷待访录·建都》）”
但问题是都城需要诸多的条件，没有一座城市可以同时满足。关于建都对于国运的影响，不能仅仅局限于建于哪一座城市更好这一层面上——没有十全十美的选择。像关中山河险要，军事位置极佳，但自从中国经济中心转移到东南之后，国家就疲于为国都区域庞大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物资，于是“就食”、“斗钱运斗米”就成为长期困扰唐朝中央政府的头疼问题，最终使得中国的首都开始了从西部向东部的历史性大迁移。汴梁作为漕运枢纽，经济极其繁盛，但无险可守，不得不集中大量军队实行“以军为城”的政策，即在首都汴梁周围长期保持大量的军队进行拱卫。北宋建都汴梁，对王朝的整个命运都影响深远，造成长期的冗兵和内重外轻格局，最终也是因东京一城之失而亡国。靖康之变时，是否坚守东京汴梁成了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成了朝中两派斗争的借口，而军事上的考虑反而被忽视掉。其实，当时诸多有战争经验的将领就曾经建议宋钦宗暂时放弃汴梁避难长安，没必要把国运全部赌在汴梁一城的得失上。汴梁作为都城的形势极不好，其无险可守当时人人都知。实际上，宋太祖建都时就犹豫过，是选汴梁好还是选洛阳好。当时，经过各种评估后，还是觉得汴梁更合适。国家经济中心的东移使得长安与洛阳都暴露出了一系列缺陷，当时反对建都洛阳的远不止宋太宗赵光义一人，许多人都认为洛阳已经不适合作为国都了。最终，赵匡胤选择了汴梁为都城。后世有不少人把北宋灭亡的责任大部分归结于太祖建都不当，并不公平：且不说洛阳也有很多问题，仅按照国力的标准来看，北宋的东京汴梁，其梦幻般的繁华程度，在整个中世纪几乎都是无与伦比的，就是当时的“纽约”—— 21世纪初，代表美国知识阶层主流观点的《纽约时报》，就把11世纪的中国首都汴梁比之于纽约：
“公元1000年，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转移到开封……在宋代，这里是首都，拥有百万以上的人口，而在那个时候，伦敦仅有一万五千人。（见《纽约时报》2005年5月22日，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文章《从开封到纽约》。）
汴梁成为首都，从经济上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对全国经济的沟通和拉动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以北宋的综合国力来看，比之之前的唐朝和之后的明朝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西方有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北宋时中国已经具备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按照现在强调综合国力的角度看，建都汴梁在经济上的所得要远远大于在军事上的所失，北宋的实力是足够的，其灭亡是危急关头决策的失误。
讨论问题，不应局限于在哪里建都就可以一劳永逸这个层面。当强大的外敌袭来时，唐朝统治核心几次放弃首都以避敌，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保持了王朝基本的统治架构，使得外敌因失去直接的打击目标而陷于被动。而北宋和明朝死守都城，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本文以后梁这一具体个案出发，探讨在大敌兵临城下时，历史上不同反应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并提出对此问题的一种理论假说：有强烈的农业文化色彩的王朝往往安土重迁，而受到“行国”、游牧文化影响的政权，如唐、元，因不吝于走避、放弃首都，却延长了政权的寿命。朱温自己就放弃了汴梁这个他的起家之地。
朱温以汴梁为中心的宣武镇起家，汴梁本是他最主要的根据地，他向四方不断扩张时，汴梁发达的交通便于聚敛四方的财富，提供丰富的辎重物资，并且方便他的军队调动。这种情况直到他废唐建立梁朝称帝时都没有大的变化，所以，开平元年，他直接以节度使府为宫殿，建立了象征王朝正统的七庙，当时的他是打算长久居此，在这里统一天下的。但令人意外的是，仅仅两年以后，在汴梁住了几十年的朱温，忽然把都城迁到了洛阳，并再次在洛阳建立七庙，以作久居之计。是什么促使朱温放弃了他的传统基地汴梁呢？实际上，此时的洛阳比较荒凉，早已不是盛唐时那个繁华鼎盛的东都了，虽然洛阳张全义建设了多年，但此时的洛阳肯定比不上汴梁的繁华——实际上，汴梁才是那个时代东亚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从享受和生活舒适度的角度说，都不逊于洛阳。那么，朱温做出迁都这样重大的决定，一定另有其动机。
朱温在此时期的主要活动年表：
907年，梁太祖开平元年，梁王朱全忠更名晃，即皇帝位，国号大梁，建元开平，是为梁太祖，都汴州。
908年，梁太祖开平二年，二月 李克用死。五月，李存勖大破梁军（夹寨之役）。
909年，梁太祖开平三年，正月，梁迁都洛阳，以博王友文为东都留守。
912年，梁太祖乾化二年，六月，梁太祖为其子朱友珪所杀。
请注意，在夹寨大败之后仅一年，（实际是半年，从前一年六月到次年正月），朱温就放弃了汴梁而迁都，那是他盘踞多年的老巢，他从这里出师东征西杀，在这里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并经营了汴梁几十年，他是不会无缘无故离开这个老根据地的。
这可以从朱温事业的起落进行解释。称帝之前，他的势力一直都在不断扩张。但称帝却并不是他对自己势力有信心的结果，相反，他是急于用称帝来威慑四方，恰恰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三国时代，曹操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所以他不急于称帝，把自己周公、纯臣的形象维护下去，把建立新政权这一任务水到渠成地留给儿子去做。而此时朱温对自己的儿子们显然都没有这种指望，所以，大将氏叔琮仅仅因为在禅代问题上略有迟缓，就被他疑心杀了。然而，梁朝建立后，不久迎来的却是夹寨大败。朱温当时的反应是：
“帝闻夹寨不守，大惊，既而叹曰：“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闰月，壬戌，帝疾增甚，谓近臣曰：“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馀孽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因哽咽，绝而复苏。（《资治通鉴·后梁纪》）”
之后，就是他临死前那种丧心病狂般的最后疯狂，把诸子之妻轮流招入后宫侍寝。朱温感到他的生命临近终结，而其亲子又远非军事天才李存勖的对手，所以才有在临终前夕预备立义子友文为储之事。朱温将死，应是后梁上层当时公开的秘密，所以那些儿子们才把眼睛死死地盯住老头子，每一个举动都与立储联系起来。促使其亲子朱友珪下定造反决心的，是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消息：
“帝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友文妇王氏色美，帝尤宠之，虽未以友文为太子，帝意常属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尝有过，帝挞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于东都，欲与之诀，且付以后事。友珪妇张氏亦朝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吾属死无日矣！”夫妇相泣。（《资治通鉴·后梁纪》）”
可见他们都知道朱温快死了，正准备交代后事。顺便说一句，此传国宝玺是导致后梁太祖、末帝两代君主之死的直接原因，末帝的情况在下面另有叙说。一块玉，整死了两个皇帝。
朱温对自己诸子的军事才能评价很低，同时，他又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如果遇到沙陀凌厉的攻势，汴梁的弱点就会充分暴露出来。在他扩张的时代，这里是第一流的商业城市、交通枢纽，但一旦处于守势，这里就远远不如洛阳了。朱温一生征战，其军事才能获得过毛泽东的极高评价：“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他此时劳师动众迁都，就是从军事考虑出发，为与“太原余孽”李存勖长期争斗所做出的决定。
汴梁作为中国七大古都，其地形上的不利是很突出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略》卷十六指出：“汴梁无山川之阻，为四战之地。……论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
朱温死前把都城迁到洛阳，可见他是考虑到了防守问题。但末帝朱友贞即位后又把政府迁回了汴梁：
“帝乃遣人告赵岩、袁象先、傅晖、朱圭等。十七日，象先引禁军千人突入宫城，遂诛友珪。事定，象先遣赵岩赍传国宝至东京，请帝即位于洛阳。帝报之曰：“夷门，太祖创业之地，居天下之冲，北拒并、汾，东至淮海，国家籓镇，多在厥东，命将出师，利于便近，若都洛下，非良图也。公等如坚推戴，册礼宜在东京，贼平之日，即谒洛阳陵庙。”是月，帝即位于东京。（《旧五代史·末帝纪》）” 末帝坚持建都汴梁一定有他的理由，也许和他久居汴梁、在汴梁的势力深厚有关。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就这样认为：“末帝之迁汴，盖以其于梁祖旧臣，多有疑忌，而汴则为其素守之地也。”但末帝不知兵，显然对其父这一重大决定并没有深刻思考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定都汴梁是后梁亡国最直接的原因。直到最后，末帝才明白了老头子晚年迁都的真正原因。
汴梁到底是否能守？能守多久？
但坚守待援也不是毫无希望。汴梁自朱温受封宣武节度使时就已开始经营，作为朱梁的老巢已有40余年的历史。五代汴梁的城防情况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基本情况应该是可以估计出来的。后梁之得名，正因为此城——汴梁古称大梁。朱温于40年前被封为宣武节度使，就是在此城开基立业的，初期艰困到“无日不战”，形势比此时的末帝还要危险，史称“时汴宋荐饥，公私穷竭，内外骄军难制，外为大敌所攻，无日不战，众心危惧”。可以想见其在城防上花了不少精力，故当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秦宗权派大军来攻打时，朱温能取得“斩首二万余级”的大捷。局面稳定后，这里作为漕运枢纽，是那个时代物资最为富庶的城市之一。城防建设，有充分的必要，也有充分的可能。正因如此，汴梁才会被其后的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选为都城。
明末满洲初起时，八旗兵兵锋所向，几乎所向披靡，但袁崇焕凭借宁远一座小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令努尔哈赤受重创死亡，成功地把满清势力阻挡于辽东多年。那时的八旗战力，在野战时几乎战无不胜，故有“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说法。明军比之差得极远，但凭借城防就完全不同了，满清始终为这些城市堡垒所阻，最终还是吴三桂的主动投降才得以入关。
开封的天然劣势是处于平原地带，无天然之险嶂，顾祖禹在其巨著《读史方舆纪略》中所说的其为四战之地，历代有很多对此不利地形的讨论。但那是与西安等天险之地相比较而言，并非绝对不可守，否则也不会从五代以来有诸多政权在这里建都。汴梁城的规模，自朱温建都后，屡经扩建，周世宗时更是大修罗城（外城）。而根据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实地考察，其五代时的城市范围就已达“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可见后唐的突袭部队是无法完全包围的，只能是攻几个薄弱点。城内有禁军四千，必要时再使用市民完成辅助性任务，人员是够用的。历史上就有实在的战例证明它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被轻易攻陷的，如北宋靖康元年的第一次东京保卫战。汴梁在后周和北宋初期有过大规模的扩建，外城范围大幅扩张，故发生在同一地的东京保卫战的规模比入汴之役大得多。更重要的是，此时后梁方的战略目标，仅需要短时间的防御，梁军主力就在黄河以北不到300里，后唐军深入敌国腹地，一旦不能很快攻陷汴梁，就会因“护驾水”的阻隔，连安全撤军都成很大问题，故庄宗才有“大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寇”之语。
在这次入汴之役的过程中，梁军回援的速度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慢。李嗣源鼓励庄宗时，曾经估算过段凝率梁军主力回援的时间：
李嗣源曰：“兵贵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间尚须三日。设若知吾所向，即发救兵，直路则阻决河，须自白马南渡，数万之众，舟楫亦难猝办。此去大梁至近，前无山险，方阵横行，昼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离河上，友贞已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请陛下以大军徐进，臣愿以千骑前驱。”帝从之。（《资治通鉴·后唐纪》）
所谓“信宿”，指两天时间，李嗣源保证用两天时间就可以赶到汴梁城下。而实际情况是，后唐军的前锋五千骑兵用了五天才到。而段凝军也在其后不久就回到了汴梁附近：十月九日凌晨，唐军抵达大梁，开始攻封丘门；而十月十二日，段凝军在封丘解甲归降。封丘距离大梁不足百里，最多再用一天的时间即可抵达，一共用五天的时间，梁军主力即可返回汴梁城下。只要首都能坚守五天，则局面就可根本改变，唐军就会陷入前有坚城、北有黄水，勤王梁军越聚越多、四面皆敌境的危险境地。末帝实在是放弃得太早了一点。
关于梁军会为黄河水所阻的说法，实际也不能完全成立。我们且看之前双方在黄河上的激战模式：
“（帝）命守殷弃德胜北城，撤屋为栰，载兵械浮河东下，助杨刘守备，徙其刍粮薪炭于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湾曲，辄于中流交斗，飞矢雨集，或全舟覆没，一日百战，互有胜负。比及杨刘，殆亡士卒之半。”
《资治通鉴》原注中，以小字注明“栰音伐，大曰栰，小曰桴”，用拆屋的木材做成木栰，不但可载人，而且还可运载大量笨重的军需物资，在同一条黄河上，可行千里，且一路上还且行且战！当段凝军在回师救驾时，黄河两岸都是梁军的势力范围，横渡一河之南北又能用多少时间呢？这还是在假设段凝军缺乏足够的船只，只能编栰的情况下。掘开黄河后，即使黄泛区较大，但用栰则吃水必浅。阴历十月，黄河已经接近枯水期，水量不大，横渡并非难事。而即使是大部队需要绕路从滑州过河（少量部队可利用现成的船筏渡河），也只不过增加一两百里的距离——段凝所部为梁军精锐，以其中的骑兵部队急行军，最多也只多用一两天。
实际情况是：
段凝自滑州济河入援，以诸军排陈使杜晏球为前锋；至封丘，遇李从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将其众五万至封丘，亦解甲请降。（《资治通鉴·后唐纪》）
看来，梁军主力是从滑州的白马津渡河的，只比唐军的先锋晚了三四天而已。
古代攻打大城市的技术条件问题
攻打汴梁这样作为首都的大城市，攻城器具是不可缺少的。而李嗣源军千里突进，肯定无法携带大型攻城器具，只能先包围城市、断绝内外交流，用少量简单的器具攻打城门等薄弱地方。中古的攻城战，效率很低，常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守城一方往往会占有很大优势，所谓攻则不足守则有余，这也是中古时东西方封建城堡遍布的原因。看北宋东京保卫战的记录，就知道攻城所需要的攻城器具有多么复杂：
“初九日，金人攻通津门甚急……益造火梯、云梯、编桥、撞竿、鹅车、洞子之类，皆攻城之具也。叠桥之法，先用木牌浮水面，次用薪，次席，次上增复如初，矢石火炮不能入。火梯、云梯、编桥皆与楼橹相高，亦有高于城者，火梯可以烧楼橹，云梯、编桥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车轴推行；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而上，皆用车轴推行。洞子其状如峻屋，上锐下阔，人往来其间，节次续之，殆有长数十丈者。上用生牛皮、铁裹，内用湿毡，矢石灰火皆不能入，如治道则要安炮并推梯之类，攻城则要取土透城，其机巧殆未易数。古代攻打大城市所需的工具这么复杂，怎么能够凑齐？后唐军所长在于他们行动迅速，但这也是其所短。骑兵擅长野战，不擅长攻城。我们从很多记载中得知，攻城器具常常对攻城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以唐德宗时的奉天之难为例，奉天仅为一县城，而朱泚叛军多为来自幽州的防秋兵——与吐蕃军作过战经验丰富的老兵。但在双方角力中，城池存亡的关键还是大型攻城器具——当时的一座大型云梯，几乎改变了大唐王朝的历史：
“泚既迫急，召机巧之匠，设以云梯，刻日而就。其梯高百尺，阔十二丈，梯上可置五百力士。城中士庶，莫不惶骇。……时韩澄亲受圣策，潜穿地道，向彼来路，布干马粪二百车，以为火备。城上更广城墙，当去梯相对三十步，以大镬十口，各煎膏油，散布城墙之上。细剉松脂五十车，内库陌刀五千口，白刃如雪，排次如鳞。城外群凶，三军齐叫，云梯既动，锋镝雨集，城中木石，飞声雷震。俄顷之间，去梯脚陷，前不得进，后不得退。初，梯上有湿毡，矢不得入。梯脚将陷，烟火焰然，从地而出。去梯之上，人自去毡。于是苇缚云飞，松脂乱下，热膏雨散，中者逼人，脂傍流。凡数百步，烘焰千尺，白日为之韬光；沸声若雷，知汉将之谋也。纵田单有火牛之策，不可同年；陆伯言有白帝之功，方堪季孟。此韩澄之计也。拜盐夏节度、左三统军。初，云梯之动也，风势不利，咸以为忧。浑公亲率列将，酹酒临火坑而咒曰：“天道助顺，志诚感神。贼泚凶悖，围逼君父，乾坤不昧，宜降大罚。”因流涕被面，精神感激。拜讫，须臾，大风起，吹贼军，势益加（原书缺一字），泼油下脂，鼍鼓齐震，王师大捷，贼败衄焉。（《奉天录》）云梯的烧毁，成为双方士气转折的关键。此云梯对当时危如累卵的奉天保卫战可谓性命攸关，如果当时再有几座这样的云梯，则唐德宗一代的历史都要改写。骑兵在千里跃进的情况下，无法携带大型攻城设备，没有大型攻城设备，沙陀骑兵的攻击力就会大打折扣，他们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就攻陷汴梁这样的大城市呢？
另外，长途奔袭之下，部队还必然会因过度疲乏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实际上，唐军能否形成对汴梁城的有效包围，还是未知数。不但李嗣源的五千前锋兵力不足，即使庄宗所率的奔袭主力部队到达后，包围这样的大城也不容易。北宋靖康年间，东京（汴梁）“旧京城方圆约二十里许”，发生了抵抗金军的东京保卫战，久经战阵的老将种师道对宋钦宗的建议是：
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观京师周回八十里，如何可围？城高数十丈，粟支数年，不可攻也！请于城内札营而城上严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师。不踰数月，敌自困矣。如其退，即与之战。（《宋史纪事本末·金人南侵》）
情况与梁末帝面临的局势极其类似。
沙陀军的攻城战绩
后唐沙陀军是五代赫赫有名的天下精兵，与其有关的一个故事给人印象特别深刻。且说朱温实力鼎盛时期，有一次打山东，李克用派李承嗣与史俨率三千骑兵去支援。谁知，处于行军路途中的魏博镇突然变脸，宣布与沙陀人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投入了朱温的怀抱。这下，远征军被断绝了返乡之路。部队被打散，其中的部分主力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就近投奔了杨行密的吴国。注意，这本是一支走投无路的孤军，但其加入杨吴的阵营后，大大提升了吴国的军力。杨行密时代的吴国跟孙权的吴国一样，水军强大，但陆军因缺少马匹战斗力不强。这支就近来投奔的北方劲旅，一下子成了吴军的精锐和中坚力量，杨行密高兴得合不拢嘴。但李克用不久就来信讨要这支部队——杨行密与李克用此时是共同对付朱温的盟友关系——他将怎么处理？老杨对这支残军的态度，就像《三国演义》中孙权对荆州的态度：宁可联盟破裂也要拿在手里，这支军队，坚决不归还！对李、史二将，则是高官厚禄，“用事业留人，用真诚感召人”。于是，这支部队真一直留在了吴国，为老杨的割据大业拼死拼活地干了二十多年。直到死，他们也未回山西老家，而是成了吴国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为吴国抗衡朱温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李克用来说，三千骑兵只是沙陀军的一部分，失去了并不会伤筋动骨；但对江淮来说，这三千骑则使其实力大大上了一个档次。沙陀军的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沙陀黑衣“鸦军”就天下无敌不可战胜了么？——不是。沙陀军不是没有弱点，相反，还是弱点非常突出非常明显的那种。抓住其弱点，就可以以弱胜强，就如打蛇打七寸，能一击致命。沙陀军有什么弱点？自夹寨之役以来，所有后唐军的重要胜利几乎都来自于野战。柏乡之战能取得大捷的秘诀就是彻底的野战。一开始李存勖还曾想攻打梁军营垒，但大将周德威为沙陀骑兵私人订制了独门战法，把以步兵为主、行动迟缓的后梁军引至远离其营垒的地方，待其疲敝后，在辽阔的原野上，以铁骑冲击梁军阵型，引发其整体性崩溃：
“德威叩马而谏曰：“观梁兵之势，可以劳逸制之，未易以力胜也。彼去营三十馀里，虽挟糗粮，亦不暇食，日昳之后，饥渴内迫，矢刃外交，士卒劳倦，必有退志。当是时，我以精骑乘之，必大捷。于今未可也。”……至晡，梁军未食，士无斗志……梁兵互相惊怖，遂大溃。（《资治通鉴》）
入汴之役前不久发生的张文礼事件，充分显示了沙陀军在攻打城市时攻坚能力不强的窘态，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个案的奇诡过程。
当时后唐的传统盟友河北中部的成德镇镇州城发生内部变乱，张文礼弑养父赵王王镕自立。由于梁唐正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夹河苦战，故在唐军主力后背的成德就成为要害地区。一开始，庄宗并没有把这看成是什么大事，他以王镕派来协助他的万人部队组成为故主复仇的部队，再加上部分后唐军的配合，以为很快就可以解决后方的这场叛乱。事情一开始就顺利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由于后唐军当时的声势浩大，刚夺得权力还沉浸在喜悦中的叛将张文礼，闻讯后竟然被吓死！“文礼闻之，惊惧而卒。”（《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叛将死后，亲信拥立其子张处瑾暂时控制局面。镇州周边的据点相继被拔除后，镇州成了一座孤城，旦夕可下。但如野火般纵横恣肆的沙陀军，在这样一座孤城的城墙面前却似乎忽然不会打仗了。
“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一员大将折损。史建瑭，出身将门，其父史敬思就是在上源驿死战救出李克用的烈士之一，称得上是累世忠臣，深得李家信任。他在夹寨、柏乡等多场重要战役中都立过大功。908年，朱温五十万大军北上，他又以小股部队袭扰惊走梁军，可谓赵子龙式一身是胆的英雄。他多次在生死决战的关头表现卓越，因此获得了一堆头衔：贝相二州刺史、检校司空、外衙骑军都将等，却意外地在一座孤城下猝然谢幕。而就在此时，后唐军又取得了野战的大捷：
晋王欲自分兵攻镇州。北面招讨使戴思逺闻之，谋悉杨村之众袭德胜北城。晋王得梁兵诱之，伪示羸怯。梁兵竞进，晋王严中军以待之。梁兵至，晋王以铁骑三千奋击，梁兵大败，思逺走趣杨村，士卒为晋兵所杀伤及自相蹈藉坠河陷水失亡二万余人。（《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
在野战战场上，沙陀军以三千骑就轻易歼敌二万，短期内解决了南部战线的压力。随后，庄宗把黄河前线的战事交给李存审、李嗣源二人，他自己则出马至镇州，决心将其变成后唐的疆土、可靠的后方。于是，他随便就否决了镇州的“请服”，尽遣精锐攻城，但攻了十几天，毫无进展。之后，大将阎宝筑垒挖壑，决滹沱河水环绕，镇州与外界的联络断绝，严重缺粮，局势已是岌岌可危。到了三月底，五百名守军出城筹集粮食，阎宝故意放他们出去，然后设伏予以歼灭。但就在这一过程中，几千守军趁阎宝不备，突然从后边涌了出来猛攻唐军防线，并纵火焚烧唐军的营垒。混乱中，阎宝落荒而逃，退保赵州。随后，镇州守军把唐军的营垒悉数毁坏，把缴获的粮草运进城，数量多得竟然运了好几天。李存勖急火攻心之下，只好临阵易将——以老将李嗣昭代替阎宝为北面招讨使。临阵易将乃兵家大忌。
“夏四月甲戍，张处瑾遣兵千人迎粮于九门。李嗣昭设伏于故营，邀击之。杀获殆尽，余五人匿于墙墟间，嗣昭环马而射之。镇兵发矢，中其脑，嗣昭箙中矢尽，拔矢于脑以射之，一发而殪，会日暮还营，创流血不止，是夕卒。晋王闻之，不御酒肉者累日。……阎宝惭愤，疽发于背，甲戌卒。”
李嗣昭、阎宝，两员大将损失。李嗣昭，第一流勇将，庄宗身边最得力的将领之一，竟战死于似乎唾手可得的一座孤城之下，远远不如周德威战死在胡柳陂那种大规模会战中有意义。李嗣昭之死可谓中国历代名将临终最为英勇的一位——中箭后从头上拔出箭来，一箭就射死仇人，比夏侯惇“拔矢啖睛”还要勇悍。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李嗣昭已是花甲之年，在战场上却依然能如此霸气凌人，他年轻时的英风豪气可想而知！这样的勇将，本应用在对付后梁、契丹等劲敌的重要战场，而非这种小叛乱，结局着实令人感叹。李嗣昭之死，又引发了其子李继韬之乱：泽潞二州反叛，直接威胁到晋阳大本营的安全。
“五月乙酉，晋李存进至镇州，营于东垣渡，夹滹沱水为垒……八月，庄宅使段凝与步军都指挥使张朗引兵夜渡河，袭之，诘旦登城，执存儒，遂克卫州。戴思远又与凝攻陷淇门、共城、新乡，于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为梁有，晋人失军储三分之一，梁军复振……”
镇州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使得后唐大量兵力集中在镇州，黄河前线只有少量精锐防守支撑，后唐原来取得的优势丧失，后梁军由此得以在黄河沿线取得一系列的战果。双方又成犬牙交错、势均力敌的态势。
李存进出任统帅后，屯兵于东垣渡，伐木为栅，继续围困镇州。九月的一天，唐军骑兵早晨外出放牧，张处瑾派其弟张处球领兵数千偷袭东垣渡大营。李存进手边正好没有兵马，慌乱中只带了随从十余人在营门附近抵抗，寡不敌众，第四员大将——李存进战死。镇州这座孤城，成了后唐军的梦魇！之前十几万人级别的大规模会战，也没有折损这么多员一流战将。李存进是李克用时代就有大功的功臣，很早就被论功受封：邠州刺史，转检校司徒兼西南面行营招讨使，授慈、沁二州刺史，进检校太保，兼魏博马步都将……头衔多如牛毛，被庄宗称为“吾之杜预也”，亡年六十六岁。
镇州食竭力尽，处瑾遣使诣行台请降，未帝在此期间能发兵相救，则镇州城还可以继续坚守，从而成为后唐进军黄河南岸时极大的后顾之忧。张文礼，本为幽州刘仁恭的部将，因幽州内乱才投奔镇州王镕，并非镇州原有势力，杀王镕自立后并不得人心——镇州将领符习欲为故主复仇，哭着求庄宗发兵，这才引出镇州之战。而且，张文礼本人军事才能很低，唐店一战曾全军覆没，只身逃归，被人讥笑为“唐店之功，不须多伐”，其子更是在其死后被仓促拥立的。这样一座人心不一的围城，沙陀军攻了近一年才攻下，其不擅攻坚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
实际上，此旷日持久的攻城战还引发了契丹的入侵，后唐内部人心惶惶。
“契丹主……悉发所有之众而南。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绍宏婴城自守。契丹长驱而南，围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进攻定州，王都告急于晋，晋王自镇州将亲军五千救之……（龙德二年）晋王至新城南，候骑白契丹前锋宿新乐，涉沙河而南；将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将斩之不能止。诸将皆曰：“虏倾国而来，吾众寡不敌；又闻梁寇内侵，宜且还师魏州以救根本，或请释镇州之围，西入井陉避之。”晋王犹豫未决……（《资治通鉴·后梁纪》）
这又一次显示出后唐方面地缘政治位置的不利，当陷入持久的消耗战时，才建国不久的游牧民族就有可乘之机。可以想见，如果梁唐双方再相持下去，对接壤南方九国的后梁来说，没有两面作战之忧，但对后唐却极为不利。为了更清楚地显示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列出镇州攻坚战的时间表，请注意其中的时间间隔：
921年二月，张文礼杀王镕；八月，以符习率镇州盟军万人讨伐张文礼，派阎宝、史建瑭带唐军支援，张文礼闻讯惊死；九月，包围镇州，决滹沱河灌城；十月，后唐军在野战中大破梁军，杀二万人。定州政变，王都囚王处直；十一月，庄宗亲自来到镇州，拒绝镇州方的谈判请求；十二月，契丹大举南侵。
922年正月，庄宗救援定州，大破契丹，逐北至易州，契丹军马冻死无数，庄宗至幽州；二月，黄河前线危急，庄宗自幽州南下救德胜，五日而抵魏州；三月二十六日，镇州食尽，以兵五百出城求食，暗中发动猛攻，阎宝轻敌大败，由李嗣昭代之。四月二十四日，李嗣昭中箭战死；二十六日，阎宝羞愤而亡；五月，李存进抵达镇州；九月一日，李存进阵亡；二十九日，镇州将李再丰投降，引唐军入城，镇州平定。
兵临城下：比较双方在危急中的组织和效率
当兵临城下时，一生中几乎从没打过仗的梁末帝与战神李存勖显然不在一个档次。这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郓州作为这次长途奔袭的基地，并非是才陷落的，而是被唐军盘踞已长达半年。在此期间，后梁一方没有做出充分的反应，只寄希望于王彦章封死黄河诸渡口，迟迟不能收复郓州后，仍然没采取什么预防性措施。八月，被罢斥的王彦章去郓州时，他所有的兵力都是“新招募”的：
“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捉东路。是时，梁之胜兵皆属段凝，京师只有保銮五百骑，皆新捉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属彦章，而以张汉杰监之。彦章至递坊，以兵少战败。（《新五代史·死节传》）”
这些训练极差的新兵一遇宿将李嗣源所率的沙陀精兵，就毫无战斗力，一战即溃——这是猛将王彦章此次守不住东路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双方在相同情况下的反应：901、902年，梁军连续两次兵临晋阳，形势危急到李克用也想放弃的程度，但晋军还是通过不断袭扰坚持到了汴军疲敝之时：
“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众，刍粮不给，复多痢疟，师人多死。时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敌众恐惧。五月，汴军皆退。”（《旧五代史·武皇纪》）
918年，刘鄩又一次试图突袭晋阳，当时后唐主力正在黄河苦战。刘鄩趁机以兵力上的优势，腾出一只手来直捣唐军后方，关键时刻却“霖雨积旬”，遇雨而还。但梁军始终占有兵多的优势，机会总会有的。之后另一支梁军王檀部3万人抓住了机会，兵临晋阳城下，才引出了前面说过的安金全以五百袭三万、潞州援军一日间朝发夕至的故事。事后回想，当时晋阳守军仅几百人，正处于极度空虚的状态，如果那时晋阳陷落，局势几乎就不可收拾——后唐军的家属、辎重大部分在这里，一旦有失，必然军心大乱。如全力回撤救援，则黄河沿线兵力空虚，梁军蹑其后，不但河北中南部不保，连唐军主力也可能在千里回援中大伤元气甚至溃散。926年（同光四年，即灭梁后3年多），庄宗在洛阳被叛军所杀，后唐征伐前蜀的大军近10万人，由太子李继岌率领，回师平乱，但回军途中大军溃散，就是一例：
“魏王继岌自兴平，退至武功。宦者李从袭曰：“祸福未可知，退不如进。请王亟东行以救内难。”继岌从之。还至渭水，权西都留守张籛已断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吕知柔等皆已窜匿。从袭谓继岌曰：“时事已去，王宜自图。”继岌徘徊流涕，乃自伏于床，命仆夫李环缢杀之。任圜代将其众而东，监国命石敬瑭慰抚之，军士皆无异言。（《资治通鉴·后唐纪》）
贞明二年的晋阳城，以几百人坚持了下来，而且第一波援军也只有“五百骑”，而此时汴梁城中的情况远比晋阳好：
“时禁军尚有四千人，朱圭请以拒唐军，帝不从，登建国门召开封尹王瓚，谓之曰：“段凝未至，社稷系卿方略。”瓚即驱军民登城为备。”（《旧五代史·末帝纪》）
此时，汴梁城尚有精锐的禁军四千人——禁军四千，虽然单薄，但《孙子兵法》早就指出“十则围之”，也就是说，守城所需的兵力要远远小于攻城一方。更重要的是，禁军的战斗力非同寻常。后梁自从朱温任宣武节度使以来，一直高度重视禁军的建设，最精锐的兵力都布置在禁军。禁军组织系统非常庞大和复杂，暨南大学张其凡教授的《五代禁军初探》一书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这种传统也深刻影响了北宋的禁军-厢军制度。北宋地方军队太弱，是刚刚兴起的金军能纵横中原的一大原因。禁军作为后梁一直重点培养的军事势力，其待遇、地位和战斗力在梁军中较高，危难之时足以成为后唐骑兵的劲敌，这场围城战的胜负实难预料。所以说，双方较量的结果——后梁灭亡，末帝本身的问题才是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