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修结课记录--散文鉴赏与自我表达
近现代通识形课程，主要于语言、修辞、视角三大方面的关注、思考和训练。
梁遇春和汪曾祺的名篇读起来很舒服，郁达夫、张爱玲的文字读得很累；学起来最直观的感觉在于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德性有了大概的认知......多练练语言表达是有好处的。
part 1
自我介绍
此篇作为以介绍为目的的散文，一是完成选修课《散文鉴赏与自我表达》的课后作业，二点在于明言自我实为恒久的个体难题，专题化尝试亦有其益处。
在进入思考前，或许我该感谢任课张颖老师给予此题在表述上的开放性——首先作为文本呈现而非台面上的口述；xx介绍自己，这在一般社交情况中似乎是第一步，但是可疑的第一步，症结不在给出某些关于自身的信息，不涉及某些内里的信息，而是给他者将自己匹配进一个俗世通用的人格矩阵，这首先就是对自我的亵渎（如果“自我是实存的”）；那么，我必然是不可能，并且客观上也不可能在如今的社交文化中向同课堂的师生进行实质的自我介绍，嘴里只会认命、真诚地蹦跶出虚伪的自我吧。
有人言：“我们原先的‘自己’早在能够自指涉的自我意识生成的那一刻已然被其杀死。”并且补充道：“人的自我是被他者建构的”。那么，第二个需怀疑的便是“自我介绍”这一组合名词在其描述的实际情况上是否具有同一性；若答案为否，则用“角色介绍”替代原题似乎有一定合理性，即“大家好，我是潘辰熙，虽然是身份证上的姓名，但你用‘方不凝’这一网名来称呼我，我也会欣然接受。我来自商学院......”；如果仍倔强确信存在那么一个所谓的“自我”，在介绍前明晰其是必要的。
姑且阐述一种基于上文“自我--他者”的思路，借用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不过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迄今所经历的一切给我一个世上无二的假象——即使本虚幻的“自我”，那么打趣地说这种介绍倒有点像“酒后吐真言”般的坦露，可作为某种相识前提的介绍这般合适吗？不置可否，但自我介绍的行为本身受到了严重威胁。
回到我们所论的起点，自我介绍的目的在于主动用语言以语音表达有关自己的信息，这里我粗浅区分两种情景，第一种是功利性地提供基本信息，如工作中的合作需求，这种情景中的自我介绍为进一步交谈构建了基本的主体间公共空间，并且对应上文第二、三段；第二种则恰好返回第四段所提供的情境，不过“有关自己的信息”得更进一步，变为自己所经验的，所铭刻的，似乎只有这才算是在介绍“自我”。综上，就自我介绍来说，前者否定了自我，后者否定了介绍。我有了一点信心确定“自我介绍”作为一个常用概念，其本身具有巨大的歧义。
以上就是我简短的自我介绍了。
教师评语:文笔流畅有逻辑。其实一切关于自我的表达都是一种“叙事”，而写作者往往通过叙事去建构和强化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必然有一定的伪饰性，但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所期待的自我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真实自我的一部分。每个人真实的自我——都始终处在待完成的状态，写作、创作都是抵达的途径之一。感谢你用这种别致的方式介绍了自己。
part 2
间隙的絮谈
梁遇春之所能登上我们散文鉴赏的课堂，不甚出名却实有分量，我想与其“絮谈”的散文方式关联莫大。
在谈及“絮谈”前，我想首先该思考下为何“絮谈” 。
其实无所谓散文家，任何载入公共话语或视域的人，都不得不面临一种间隙，即生活纬度的分裂。在文化环境蔽塞的旧时代这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一认识上的间隙一定作为进步的危机随社会发展而诞生。
认识在生活纬度上的间隙，源自于认识视角的分裂，一个普通人看待自身生活和公共舆论大肆宣扬的人的生活赫然是两种视角，因为他们似乎下意识便深知我和他们是两种人；但所谓“絮谈”，我想可以在其中扮演穿越幻想的中介方式。
何以能“絮谈”？我想首先梁遇春就没有以局外人的视角介入话题，而是一种设身处地、息息相关、非此不可的冲动或激情去落笔，那么文章自然真性情，如与人絮絮私语。
既然作者不以作者自居，读者何须以读者自居？从文学上来讲，古往今来那么多文人骚客，我们在批评其作品时何须以一种做学问或调查的研究式态度？从生活上来讲，现代传媒所铺陈的人间天上不过我们未能触及的现实的一部分，何须用两张视角去看一个人间？
那么“絮谈”就不仅仅是散文创作时的一种行文风格，而作为一种表达交流的态度，一视同仁的视角，一座缝合现代性主体间隙危机的桥梁——也是文学弥补、超越自身间隙的一种可能性。
part 3
平凡的角落
常人眼光中的“平凡”，是一个意指普通、流俗、缺乏光彩的概念，这似乎不够“平”——“平凡”实质上却区分出了凡人与身在更高维度的人。这种定义很显然是据于生活情态差异的区分，那么回到题目“平凡的角落”，我想指明的是:每个人意识中都存在一隅，在符号世界仅占据存在点位而未被意识形态所征召的一隅，它决绝地伫立在那，静待，直至某个恰如其时的场景给我们以昭示。
至此，我们知晓，平凡在视角上不该带有阶梯式的分隔，天赐人予凡，就在于主体意识中始终无法填补角落；虽说是一隅，其实亦可以为无垠的场域，那么这说法就变得更有趣了，角落并不在于占据点位上的大小，而我们的“视线”将其忽略了——意识不到的话，再大也不起眼。在经验世界中，这种“角落”可以理解为一瞬的不同凡响的感触，那是与你所知的一切没道理的不相符；至于用处嘛，我直白地说，这是改变的契机，是你豁免给自己的重设一切的权力，取决于你是漠视这一悸动还是发掘、发散它，因人而异。
至于描述我的世界，我不是个喜于用文字诉以衷肠的人，并且对于一个一定程度上能反思自己意识结构、无意识的人，这不值一提。
part4
（自认为不错的论题，我下笔前自知无力把握，能者直接拿去用便是）
审美风雅与政治处境间的暧昧
——浅论现代散文家的时代意识
自辛亥革命爆发，封建帝制轰然倒塌，新文化运动带动白话改革席卷全国，现代散文作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体裁，既载国民精神觉醒之道，又展情趣风雅审美之魂，而在两者暗地暧昧碰撞之间，则是散文家们以细峻笔墨，展露一代天资翘楚对于大变革中时代意识的把握。
作为现代散文界尤为峥嵘的“异类”，鲁迅肩扛民族脊梁大旗的政治型人格在使他声誉斐然的同时，相当一部分地遮掩一个散文家的细腻情思。《朝花夕拾》中，生机盎然的自然情景和真切忆述的少年经历描画出别样世态人情，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疲累身心的憩园。而在《野草》中，一种相较前者截然不同的不确定性意志将诗化、小说化、戏剧化汇融于散文创作，其中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鲁迅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就鲁迅先生而言，美学情趣与政治担当的暧昧之处实质上转化为个人匹夫与集体大众间的纠缠点，也就是说鲁迅对求民主争解放的政治目标从不彷徨，散文情思反而作为桥梁通往对时代精神的深入探寻——个体自身的存在价值如何进一步影响整个民族共同体的风气，整个民族的前进又该如何通个体一般剔除幼年如梦似幻的惰性习气。在这一问题的解读上，郁达夫以其袒露真实的勇气给出了别样的答案。
郁达夫《沉沦》一文淋漓展现其不拘形式纵情宣泄的散文式小说风格，多数文论见其沉沦却不曾将沉沦中的跌宕曲折相联系——“明言突破激情，却道沉沦；明言沉沦肆溺，却以自了终结。”主人公一方面处于自我封闭的审美压抑，一方面处于国弱受欺的政治压迫，前者诱惑沉沦，后者激励反抗，暧昧拉扯中深刻反映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文化时代小知识分子在面对内里的文化世界和外在的现实矛盾时的挣扎，不过郁达夫在《沉沦》末尾选择自尽，是一个有相当觉悟的隐喻——将曾经那个陷入小资产阶级幻想的自己“杀死”，让一个真正敢于参与宏大斗争的革命战士浴火重生。
同时期的女性散文家，萧红师从鲁迅在此就不多赘述，张爱玲则显得独树一帜。对张爱玲而言，她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从小失去了正常的家庭与温暖，所以她总有无家可归之感，在文章创作中也更倾向于描写现世生活中真实的人性世界和人性体验，并毫不隐瞒地坦露了自己的冷漠无情。但事实上张爱玲并非不懂得人情冷暖，只是毅然选择忠于自我；比如她在解放后，改了《十八春》的结局献礼共新中国，却仍然在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穿了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的旗袍，最后去往美国。那么张爱玲最值得一道的时代矛盾点可能是关于女性出路的问题——当国民追求从民主解放转变为自强发展，性的政治学便不得不作为国民意识的重要论题而被关注。
此外，京派两员杨绛与汪曾祺则用超越世俗的爱与温情。在《回忆我的姑母》当中，杨绛反思和审视了反叛型女性意识，以主观视角不偏不倚地叙述了一位知识女性的坎坷一生，她作为知识女性，并没有奋力高喊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等口号，而是利用散文进行温婉的自省；而在《我们仨》中，杨绛则以真挚平凡的文字作纤纤耳语，千千情结之的独白，显生命之沉重，思想之精邃。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使“日常生活审美化”，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京派挥洒的笔墨返璞归真，聚焦生活细微，对文字“飞入寻常百姓家”贡献颇多。
身处同一个二十世纪，才子佳人的散文家执特色各异的笔触从独特视角反应时代精神的主侧，审美风雅与政治处境间的暧昧冲突促使他们做出应答，也为我们分析时代精神的切入点提供了多重选择。
苏州市职业大学
潘辰熙
课程得分: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