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互动中的诗。乐德与乐教。

礼乐互动中的《诗》

2017-10-10 07:50:56 来源： 光明日报

http://m.xinhuanet.com/book/2017-10/10/c_129717268.htm

   近一百年前，胡适、闻一多等前辈学人为“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而奔走呼号：“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闻一多《匡斋尺牍》）。经过近百年的宣传与引导，《诗经》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无论从作品创作、结集的目的，还是传承、使用的方式而言，《诗经》都与后世的文人诗歌有着本质的差异：它不仅仅是作为诗歌而存在，更是诗（歌辞）、乐、舞与礼结合的产物，其中承载着整个周代的礼乐文明。作为周代礼制度之产物与组成部分的《诗经》，它的创作、结集以及传承的整个历史，始终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

　　商朝末年，居住于豳地的周族，因受戎狄部落的挤压，在古公亶父率领下举族迁徙。他们沿渭水西行至周原岐山一带，在漆水、沮水旁觅得可居之地，于是平田整地、筑室造屋，设“五官有司”而开启了走向文明的新生活。周民族最早的史诗《大雅·绵》，详细记录了古公迁岐、建都的完整过程，具有典型的史官叙事的特点。武王克殷，举行祭祀文王的典礼之后，立政并追王烈祖，形成了体系完备、职责分野相对明晰的职官体系。武王克商后使用于仪式的《大雅·大明》，同样被视为周民族的史诗性作品，却表现出了与《绵》专注于记史相区别的、专注于颂赞的特征。稍后出现的《大雅·文王》，以“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服于周”“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等话语，表现出了浓重的陈诫意味。《绵》之记史，《大明》之颂赞，《文王》之陈诫，十分典型地说明了早期乐官职能由记史向仪式颂赞与陈诫的转移。之后出现的《皇矣》《生民》《文王有声》《棫朴》等《大雅》作品，在歌颂的向度上，极大地推动了仪式乐歌的发展。

　　礼乐相须为用是周代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西周初年被剥离了记史职责的乐官，除了仪式颂赞与陈诫的功能之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职责，就是为仪式典礼配备歌乐。因此，除了《大明》《文王》这些或歌功颂祖，或陈诫时王的乐歌之外，还有一批满足仪式配乐需求的乐歌。西周早期是祭祖礼率先发展的时代，《诗经》中时代最早的仪式配乐之歌，便均与祭祖礼直接关联，如《周颂》的《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我将》《桓》《武》《思文》《有瞽》等等。这些祭祀乐歌与仪式颂赞、陈诫乐歌相配合，初步呈现出了周礼“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礼乐特征。康王三年“定乐歌”（今本《竹书记年》卷下），使这批乐歌得到记录和编辑，由此产生了周代文化史上第一个有迹可循的仪式乐歌文本。这个文本，一方面成为后世诗文本继续编辑的文本基础；另一方面，它又被用为国子乐语之教的课本，通过“兴、道、讽、诵、言、语”为内容的“乐语”之教（《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为后世《诗》成为“义之府”（《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奠定了基础。

　　到西周中期，随着射礼、燕礼的成熟，《大雅》的《行苇》《既醉》《凫鹥》等以燕射过程为内容的乐歌进入诗文本，由此开创了中国燕乐文化的先河。至宣王中兴时期，效法先祖、重修礼乐，为更多仪式乐歌的创作提供了条件，《小雅》的《鹿鸣》《南山有台》《湛露》《彤弓》等一系列配乐之歌因之出现。这一批以燕乐为主题的诗歌，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对“和乐”的感受和强调。《礼记·燕义》在解释燕礼的用途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和宁，礼之用也。”只有经历过“天降丧乱，灭我立王”（《大雅·桑柔》）的厉王之乱后，周人才会格外重视只有太平安宁时才有的燕饮活动，而燕饮场合饮食、歌乐之“和”，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国语·郑语》）这一哲学层次上“和”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宣王初年对朝政的反思，不仅表现在重视协调君臣上下关系的燕射之礼上，还表现在把那些为规劝厉王、讽刺朝纲大坏的“变大雅”用于仪式讽诵以警示时王上。这实际上是对“正大雅”中《文王》所创仪式陈诫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只是由于历史环境与朝政状况的巨大差异，与《文王》一诗的诫语多针对“商之孙子”不同，《民劳》《板》《荡》等诗说的是“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曾是莫听，大命以倾”，规劝与讽刺的对象直接指向周王及其执政大臣。这一类诗歌被用于仪式讽诵，从根本上突破了仪式陈诫类乐歌的题材界限，为宣王后期至幽王时代讽刺类乐歌的蓬勃出现创作了条件。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厉王“变大雅”进入仪式，除了为讽谏目的的“采诗入乐”（《通志·职官略一》）之外，还存在一种为仪式配乐目的的“采诗入乐”，即取时人感怀之作配入音乐，作为仪式之歌。正是因为这种“采诗入乐”的存在，在犒劳使臣的燕饮仪式上，才会出现与仪式无直接关联的思念父母、感慨“王事靡盬”的《四牡》；在“遣戍役”的仪式上，才会出现出征猃狁的戍边将士于归途所作《采薇》。《四牡》《采薇》的内容与相应的仪式的确存在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出现了不属于仪式的哀伤与感喟。这些哀叹之情，与厉王“变大雅”一起，改变了仪式歌唱颂圣歌辞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仪式乐歌在自周初以来由《大明》《文王》所示范的歌颂与陈诫之外，出现了直接针对周王与执政者的讽刺和抒发个人情怀的哀叹。这些内容，反过来又强化了仪式乐歌原有的陈诫、讽谏功能，推动了两周之际讽刺类乐歌的创作。此后，诸侯风诗也在“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的名义下被纳入周乐体系。至此，西周初年以来为仪式目的而产生并依附于乐的“歌”，变成了“吟咏性情以讽其上”上的“诗”（《经典释文·序录》）。于是，“采诗入乐”带来的歌诗合流，丰富了仪式乐歌的内容，进一步提升了乐辞的价值。加上西周以来国子乐语之教的推动，收录仪式乐歌的《诗》就与《书》并列，成为“义之府”而备受推崇了。春秋中期晋臣赵衰“《诗》《书》，义之府也”这句话，揭示了《诗》独立于仪式与音乐的德义价值。

　　春秋中期，齐桓公等诸侯霸主的倡导，让周礼再次受到推崇并成为协调诸侯关系的有力工具。在这一背景下，“聘问歌咏”“赋《诗》言志”成为一时风尚。可以说，“聘问歌咏”“赋《诗》言志”，是在周礼逐渐崩坏的社会环境中，《诗》与礼乐相互依存的特殊形态。到春秋末年，周王室共主地位完全沦落，周礼成为诸侯兼并战争的绊脚石，“聘问歌咏”“赋《诗》言志”的儒雅风流，也就跟着销声匿迹了。

　　在执政者失去推行周道、重振礼乐的意识与能力时，以文王、周公后继者自居的孔子，主动承担起恢复和弘扬礼乐文化的责任。早年的从政经历，让孔子意识到在实践层面恢复周礼的不可为；于是，从学术层面通过教授弟子来传承周代礼乐文化，就成为孔子晚年唯一的选择。尤其是以礼乐方式传述《诗》：“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然而，脱离了礼乐制度保证之《诗》，终究无法以礼乐形态继续存在。因此，在儒门弟子的传承中，彻底脱离了仪式与音乐之《诗》，不可挽回地走上了德义化的诗教之路。

　　总之，西周时代以“乐”的形态与“礼”共生互动之《诗》，在从重“乐教”向重“义教”的转化中，经过“聘问歌咏”“赋《诗》言志”的挣扎与过渡，最终成为孔子诗教的课本。在儒门弟子德义化的阐释中，与“乐”分离之《诗》重新依附于“礼”。“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篇》），在《诗》与“礼”的关联互动中，最终涵育为最具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诗礼文明，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与基本走势。

　　（作者：马银琴，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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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磊：浅说乐德与乐教 

2020-12-14 10:34   https://www.sohu.com/a/438120230_488945

肖磊，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科学史、认识论、乐论和香文化。

本文从先秦时期的“乐教”和“乐德”入手，分析了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教育方式的乐教的基本内容，以及乐教的目的——乐德的培养。古人对“音”和“乐”有着严格的区分，只有德音才称得上是乐。乐教不仅与个人的道德修养息息相关，更是与国家的统治密不可分。先秦的统治者为了培养具有“中和之德”的国士，更是形成了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机制。完备的乐教体系也被儒家寄予了实现天地仁和的政治理想的期望。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也是人身心成长的时机。草木的生长离不开阳光空气雨露的滋养，而人的身心成长离不开父母师长的抚养教育。 我们现代所谓的教育，在古代被称作乐教，而此处的“乐”，并非仅仅是音乐的意思。古代所谓的“声”，大体相当我们现在说的声音；所谓的“音”，大体指音乐，多指器乐演奏出来的音乐；而所谓的“乐”，我们现代汉语已经找不到一个与之相当的词了，可以说这是古代文言字义在现代汉语中的丢失。 那么乐是什么呢？乐教又是什么呢？

配圖《御笔诗经图》 【清】乾隆帝

有一天，孔子与四位弟子坐在一起，他们中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孔子说：“我虽然比你们年长一些，但是不要因此而不敢表达自己真实想法。你们平时常说没人理解自己，现在假设有人器重你，你将怎样施展自己的抱负呢？”子路不假思索就回答说：“一个夹在大国之间的中等诸侯国，外有他国武力逼挟，内有百姓贫穷饥馑，假如让我来治理，不出三年，就能使之振作勇敢起来，并且还知道遵从道义。”孔子微微一笑。

说：“冉有，你怎样？” 冉有谦虚地回答说：“一个六七十里见方的地方，或者再小点的地方，让我来治理的话，大概三年，就能使百姓生活富足，但是要兴礼作乐，还得另请君子。”

孔子又问公西华，公西华很谦虚地说：“我要说的并非已经能做好，不过是愿意往这方面努力学习而已。在宗庙祭祀中，或者国家会盟中，我愿意穿礼服、戴礼帽，做一个小的赞礼员。” 

孔子问正在鼓瑟的曾皙：“点（即曾皙），你又如何？” 只听见瑟声渐渐稀少，最后“锵”地停住，曾皙站起来说：“我跟他们三位都不一样！”孔子说：“那又何妨，大家各说自己的志向而已。” 曾皙说：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也就是说暮春时节，这时天气转暖，阳光明媚，春天的服装刚刚做好，五六位戴冠的成人，六七位活泼的儿童，来到沂河边，脱下厚重的冬装，跳到河里沐浴戏水，洗去尘埃和不快，然后穿上轻便的单衣或袷衣，在沂河南岸祈雨的舞雩台上随风起舞，一路唱着歌回家。

孔子听了之后深有感慨地叹了一声，说：“吾与点也！（我也赞同曾点说的啊！）”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志向不论大小，总的来说都是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子路志在以军事农业强国、冉有志在以生产经营富民， 公西华志在以礼仪教人，他们的志向虽然没有被孔子否认，但也没有深得孔子的认同，反而是曾点描述了对一种和乐场景的追求，却深深地打动了孔子， 说：“吾与点也！”，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因为孔子生值乱世，不得国君重用，故而相时而为，志在澡身浴德、咏怀乐道；也有人说曾点是即时言志，要在礼教不行的时代重修礼乐，故而获孔子认同。

这种微言大义的阐发固然有其道理，不过我们从儒家乐教的思想中，同样能看出，即便不是由于时局所限，孔子也会赞同曾皙的志向的，因为其中包含了乐的精神（曾皙弹瑟恰成一种隐喻），而乐的精神，古代称之为“乐德”。古代政教一体，政治的手段很多，教育的内容也很多，然而政教的目的都是共同的，即乐德的养成，而和谐是乐德的一个重要含义，用时下的话来讲，乐德的养成即是培养和谐人格、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古代教育被称作乐教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

《论语•泰伯》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言志，乐教之始，便是学习理解各阶层各种人的情感志向，比如表露百姓情感的“风”，描写贵族阶层志向的“雅”，以及用于宗庙祭祀的“颂”，由此而懂得如何恰当表达自己的情感志向，从而养成温柔敦厚的性情，不致于漠视他人感受，避免无意中伤害他人情感，故曰“不学诗，无以言”；礼别宜、礼主敬，乐教之体在于礼，是辨别诸情诸事诸物不同之处，以便用最适宜的方式应对它们，如此养成恭俭庄敬的举止，才能从容应对、各从其宜，安物安人，自己亦不受情、事、物所伤，安然立行于天地之间，故曰：“不学礼，无以立”；乐和同，流行而化，乐教之最终成果在于使得各种不同的事物构成一个和谐畅通的的整体，犹如把电池、电线、电灯泡组合好成为一个能发光的电流通路一样，如此方算得上是“成”，故曰：“乐者，德之华。” 

乐是用礼来养成的，而不是学成的，是内在德性向外流露而发挥出来的光华，犹如曾点所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时的歌咏，不是勉强安排的表演，不是荒唐奢华的作乐，而是在恰当的时节恰当的场合天地仁德的自在施与，也是人们内心欢乐的自然流露，它不需要倾听者，万物皆可是倾听者，犹如春日的光芒一样，并非专为某片田地。音乐是乐的一种具体体现，然而乐不仅仅是音乐。

《乐记》云：“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那么乐到底是什么呢？乐的含义十分丰富，有的抽象有的具体，抽象的含义往往是和礼相对待而言的，比如乐为同、为和、为施、为爱、为化、为流行；而礼为异、为别、为序、为节、为报、为敬、为宜、为履。而乐之具体的含义，

《乐记》云：“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云：“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乐章德”，也就是把金石丝竹各种乐器编排好进行合奏，加上歌者的歌唱以及舞者的舞蹈（干戚是武舞用具盾和斧，羽旄是文舞用具鸟羽和牦牛尾），如此用诗歌舞的和谐表演出来彰显德行的大合乐，才是乐，

我们现在有一个组合词大致与此意相当，即“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假如说音乐是和谐的声音，而乐是和谐的诸多音乐，那么乐可以说是和谐之上的和谐。

关于音与乐的区别，孔子的弟子子夏有过一段详细的说明。有一天魏文候问子夏说：“我穿玄衣戴冠冕端正身形听古乐的时候，很容易就感到困倦想躺下来打瞌睡；但是听郑卫之音的时候，却乐在其中丝毫感觉不到疲倦，这是为什么呢？”子夏回答说：“古代先王之乐，舞队进退都很齐整，音声和谐而且正大宽广，无论是琴瑟这样的弦乐器，还是匏笙簧这些吹奏乐器，都是会合在一起守候着击鼓的声音然后演奏。开始奏乐的时候先击鼓，舞蹈结束的时候鸣金以整理队形。在奏乐的管理中都用拊鼓来辅助，对于舞蹈动作则用雅器来进行节制。 君子观此古乐的时候，可以从中解读出背后所要表达的义理，讲述古代圣贤的德行，由此领会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理，这些就是古乐所能带给人的。至于郑卫这些新的民乐，进退都曲折杂乱不能齐一，奸邪之声情放滥不止，很容易让人沉溺而不知返躬，而且俳优杂戏、侏儒，舞戏之时犹如猴群一样男女混杂无别，也不知有父子长幼尊卑之别，演出结束了，没有什么义理可以解读，从中也讲述不出什么古代圣贤的德行，这就是新乐的情况。现在君上所问的是乐，但是喜欢的其实是音。 乐和音似乎相近，但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德音才是乐。 在古代的时候，天地和顺，四季合宜，人民淳朴含德，五谷昌盛，病害不生，圣人顺从自然的和谐，在人类社会中制定了父子君臣等伦理关系，使得社会和谐运作，让天下安定下来，然后才调正音律，用诗、歌、舞去彰显这种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社会和谐运作的义理，这样的音乐才称得上是乐！

而郑国的音乐多描写男女相偷窃靡滥无节的情形，令人心志淫邪；宋国的音乐多描写燕安于妻妾的情形，令人心志沉溺；卫国的音乐紧促繁多，令人心志烦劳；齐国的音乐散漫邪僻，令人心志骄逸。这四种音乐使人沉迷于声色享乐而有害于德行，叫做溺音，因此祭祀时不予采用。”

编钟，图片来源于网络

“乐者，德之华也。”乐与音的一种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否是德性的发明，音是可以由模仿而来的，不具备德行也可以有音，但这种作为技艺的音便不是乐。音的技艺高超的话可以在模仿上做到惟妙惟肖，但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伪装，而由德性发显出来的乐是无法伪装出来的，它是身心与环境相交融自然造就的文采和光华。 德与乐一内一外，一隐一显，故而有乐德之说。

那乐德具体又是什么呢？

古代的《周礼》，把整个国家的官员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部，由“天官大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六卿统管。而其中的春官大宗伯下属的大司乐，就负责礼乐及国子的教化事宜。 而大司乐教给国子的乐德内容是：中、和、祗、庸、孝、友。“中”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好比一个圆的圆心，到圆周的距离都相等，我们不需要记住圆周上每个点的坐标，只要我们知道圆心的位置以及半径，就可以把握整个圆周，

故而《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而“和”是阴阳相调，刚柔相济，因为由中分出两端，便判出了两仪，就有了阴阳刚柔的不同，而以中为标准使得阴阳刚柔相互配合地发挥作用，就达成了和谐，天地万物的运行以及人类社会的运作就不致于由于种种差异而相互冲突，

故而《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之德最根本但也是最抽象的，大至天地日月，小至草木虫蚁，远如异国他邦，近如家庭身心，凡和谐之处都离不开中和之德的养成。然而中和之德落实于人的心地，就表现为祗和庸。祗为敬，庸为常，也就是诚敬之心和平常之心，以诚敬心来收摄身心，以平常心来舒缓身心；以诚敬心来应对相异者，以平常心来看待相同者。而心地上的祗庸之德发乎于身行，就是孝和悌，孝是善事父母，悌是友事兄弟。如此本于中和之德，养成祗庸之德，再发为孝悌之德，这就是古代贵族子弟所要接受的教育内涵，那么等他们长大之后，无论在哪里担任什么职务，都可在此德行基础上推而广之，扩而充之，使得中和之德发扬于世间，进而可造就社会和谐，惠及黎民万众。

“中、和、祗、庸、孝、友”这六德的培养，正是《大学》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然而大司乐怎样能让国子们养成这样的乐德呢？

按照《周礼》的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成均是周朝五所大学之一，所谓“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如朝鲜半岛历代王朝的最高学府便以此为名，叫“成均馆”，现在韩国还有成均馆大学。

周代的五所大学，中间的为太学，叫辟雍，有水环绕，南学为成均，北学为上庠，东学为东序，西学为瞽宗。均本义为平均土地，在古代也通“韵”，成均便是养成乐德，故而成均之法，便是乐教之方。

假如我们把作为六卿之一的春官大宗伯看成是负责文化和教育的部长，那么大司乐大致相当于负责乐教和乐事的副部长，由两名中大夫担任（卿相当于上大夫），在帝尧的时候就有类似专门的职位和官员，比如《尚书•舜典》中记载：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就是舜时的乐官，同时负责王公贵族子弟中和之德的培养，沿至《周礼》成为大司乐之职。大司乐所掌管的成均之法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聘乐师、立乐祖；二是教乐德，三是教乐语，四是教乐舞。也就是说，

第一是要选出好的乐教老师，即乐师，“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即一定是聘请有才能或有品德的人做乐师，而乐师去世之后，为了缅怀他们的精神，使之感化后人，就把他们立为“乐祖”，在西学瞽宗里定期祭祀；

第二是让国子们明白什么是“乐德”，即中、和、祗、庸、孝、友；

第三是教给国子“乐语”，即良好的说话方式，它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语，兴是用别的事物来譬喻要说的东西，道是借古论今，讽是声节不加修饰地背诵，诵是声节抑扬地背诵，言是主动发言，语是回答问题；

第四是教国子以“乐舞”，即彰显古代圣王德行的六代之乐舞，有黄帝的《云门》《大卷》，帝尧的《大咸》，帝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濩》，周武王的《大武》。 

聘请乐师、设立乐祖是树立榜样；

教以乐德是使国子明白教育的内涵以及目标；

教以乐语是学会表达和沟通；

教以乐舞是身心全方位的锻炼和培养，锻炼国子的视听言貌动，同时培养集体意识和协作精神。

因为大司乐并不仅仅负责乐教，还负责国家的礼乐事宜，故而教学和应用是一体的，国子们学会了乐舞之后，就可以在祭祀、节日、宴会中按礼仪规定进行演出，这也体现了古代的政教合一，因为乐师既是国家管理乐工的官员，负责国家的礼乐事宜，又是国子们的老师，负责国子们的礼乐教育；而国子们既是大学的学生，又是国家乐事的参与者。

这样的乐教方式，一方面保证了老师们有真才实学而且用心教授，一方面学生们也有积极学习的动力，还有就是节省了国家机构人员、降低了运作成本，可谓三全其美！

国子们的学习，先简易，然后复杂，有文有武，次第而进，比如《礼记•内则》里说：“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

成童舞《象》，学射御；

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

也就是说，十三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音乐、背诵诗篇、练习简短的文舞《勺》舞；十五岁时候学习武舞《象》舞，同时学习驾车和射箭；到了二十岁行冠礼成人后，就可以参演《大夏》这种大型乐舞了。驾车和射箭并不归大司乐负责，因为《周礼》里地官大司徒的下属师氏和保氏也负责国子的教育。

师氏与大司乐一样，也由中大夫担任，一方面负责向天子进纳嘉言懿行，另一方面负责教国子三德三行，“三德”是至德、敏德、孝德，至德即中和之德，敏德即顺时之德，孝德不生逆恶；“三行”是孝行、友行、顺行，以亲父母、友贤良、顺师长。

保氏由下大夫担任，负责谏诤天子的过失，也负责教国子“六艺”以及各种场合的仪容，这里的六艺指的“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这样便可全方位对国子的培养，知行合一、内外兼修、文武兼备，以便为国家“造士”。

这种教育在思想上与古希腊柏拉图的观点有很大的类似，柏拉图认为对城邦护卫者的教育应该由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组成，即音乐与体育，这样才能使得人的爱智部分和激情部分和谐发展，同时也锻炼身心，因为“那些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度粗暴，那些专搞音乐文艺的人又不免变得过度软弱”。虽然我们从成均之法的内容中似乎看不到体育，但体育是包含在乐舞中的，因为舞蹈本来就是对身体的一种锻炼，

《吕氏春秋•仲夏季•古乐》记载：

“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舞动肢体、屈伸筋骨，便有宣导阴气、打破滞塞的作用，是对身体很好的锻炼，而且乐舞分为文舞和武舞，要手持斧头和盾牌完成大型的武舞更是要求国子们必须要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国子们学习一定时间之后，便由大司乐把优秀者上报给朝廷，将其晋升为士，转由大司马统领，而大司马会考察这些新进之士的为官能力，报告给朝廷之后封其官职，再以官职定其爵禄，由此便可以在职位上将其在乐教中养成的乐德发挥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由于礼崩乐坏，大司乐所掌成均之法已经衰微，以完备的乐教来大规模造士的情形难以再有，秦汉的乐府只是掌管祭祀宴会用乐以及采集民风，乐教的功能已经淡化，尤其是隋唐之后，随着“科举制度”以及“教坊”的出现，乐与教整体分离了开来，虽然有诗词戏曲等遗风残留，

但总的来说还是造成了文字与音乐的巨大分离，也形成文人与艺人的极大隔阂，乐德之内涵及其培养便隐没在这种分离之中，孔子对教育“成于乐”的描述最终成为了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

士是国家管理的中坚力量，《道德经》对士有过这样的描写：“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然而后世已难有完备的乐教来培养出具备中和之德的国士，若国士的培养得不到保障，那么国家就很可能因为无士可用而只能由任用小人。

《理想国》里引的一条雅典神谕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 和谐的社会是君子当道，而危乱的社会是小人当道，只有以完备的乐教培养出具备乐德的君子，让君子来治理国家，天下才能太平，这样的话，天地和顺，百姓淳朴，人们才能快快乐乐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排版 | 小瓜  校对 | 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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