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与苏丹》笔记

  本书所描绘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图景，不过是这个国度世界性尝试和接触的一部分。诚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16世纪下半叶的地中海具有相当重要的中心地位，大西洋不过是其附庸。由此也映照出某种政治上的吸引力。彼时的强国均与地中海有一席之地的联系。而英国则处于欧洲政治的边缘，国家行为更多是参与式与被塑造式的。

  1558年1月，英格兰丢失加来，也为其三十多年的大陆战争参与史画上了一个句号，丢失加来的影响是多重的：其一是政治上的威望大损，也宣告了大陆参与政策的失败。同时导致了玛丽女王一生恶名中的一项。其二是军事上的威胁，加来距多佛港仅三十多公里，现在它在英格兰的宿敌——法国手中其三是经济与财税上的损失，加来是英格兰在北海圈内重要的贸易港口，是英格兰锡、铅羊毛与呢绒的重要进出口港。它的海关税收有时竟占据了英格兰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现在它的丢失加剧了英格兰面临的财政危机。

  16世纪下半叶的英格兰——尼德兰经贸关系处于瓦解的状态。一是英格兰在意大利战争中积欠了三十万英镑的外债，这破坏了两岸的金融互信，债主们强硬的要求用英格兰的海外资产抵债。二是英格兰官方的新教信仰，而尼德兰处于“天主教捍卫者”的西班牙手中，二者与1559-1565年掀起了一场贸易战。1566年尼德兰革命爆发，尼德兰陷入一片战火，这进一步导致了纺织贸易的萎缩。再加之英格兰处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原因，推动自身国度脱离原材料供应国的弱势地位，而推动进口替代与贸易保护政策。由此，整个时代的全球尝试，伴随的是传统北海定向的瓦解。

  彼时，大航海与全球扩张的丰厚回报已经开始初步显现：葡萄牙在东方航线所带来的贸易品中获益颇丰，而西班牙则用美洲的金银偿还积欠的外债。这使得欧洲各国前赴后继，前往海外进行活动。早在《卡托——康布雷奇和约》中，就已经存有开放海洋和机会均等这样的表达。英国与尼德兰传统联系的衰落与独立自主的国家方向促使着更多、更积极、规模也更大的海外远航。

  早在爱德华六世时代，英格兰便已派出商人与船只与摩洛哥进行贸易，销售英格兰积压的纺织品，并购入消费品。也引申出了英格兰与与地中海——ysl世界再联系的其中一个目的：赚取贸易收入。但这个目标完成的并不好。与摩洛哥的贸易成了倒贴，奥斯曼则更钟意于用于制造军火的金属（锡、铜、钟铜）。因此，与地中海——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常常处于逆差状态。但来自地中海区域的糖、杏仁、醋栗、酒类与毛毯等诸多消费品重塑并支撑了都铎的消费市场，成为上流社会的风尚。

  英格兰——西班牙关系在1570年以后急速恶化，基于宗教与公海上双方的分歧与冲突。英格兰对于西班牙大肆镇压尼德兰新教徒的行为充满了怀疑与担忧，担心西班牙下一个便将矛头对准英格兰。而西班牙同样对英格兰镇压国内天主教徒的行为感到不满。最重要的是英格兰在公海上对西班牙的挑战。不断的商船袭击，破坏了西班牙赖以为生的依靠美洲金银维持的债务链条。1575年之后，西班牙与英格兰的关系进入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冲突高峰。英格兰积极寻求与摩洛哥的联盟，并派出威廉•哈本前往君士坦丁堡，作为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联络人员，争取独立的《英奥条约》，并且积极地推动与西班牙的对抗政策。哈本在君士坦丁堡大肆贿赂，排挤其他国家的势力，并按照沃尔辛厄姆爵士的指示搜集情报。很难说这对西班牙的对抗起到了多少重大的作用，但这仍是一个进步，因为它成功牵制了西班牙的注意力，在1588年那个灼热的夏天。

  1604年，英格兰——西班牙和约订立，英格兰大致终止了公开的对西班牙海上航线的公开劫掠。英国也终止了与地中海——ysl世界的热切交流，此后上交往趋于平静化了，转向了平和的贸易往来，而且只是英国全球探索的一部分了。直到19世纪，政治性的介入与全面参与才重回这片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