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起到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40年过去了，这篇文章的精神有必要进一步向前发展，毕竟检验真理并不是实践的最主要的价值所在。事实上，实践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真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选自《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2018年年会论文集》】

关键词：实践；真理；检验真理；实现真理；实用主义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于绝对

《唯一》引用毛泽东的“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等观点来说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个做法本身就是在用理论而不是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说法的真理性。事实上，《唯一》一文还引用了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列宁曾经指出：“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如马克思千百次反复说过的那样）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一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1] 而且，高考判卷本身就是用理论的判断而不是用实践来检验考生答卷上所写的理论答案是否正确。如果非要用实践来进行高考判卷，那就只能是文革时期录取“白卷英雄”张铁生式的高考闹剧了。很显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要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为精准。

 即便在物理学上，在这个人们经常通过实验（实践）来检验真理的场合，实践的检验也不是万能的。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是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同样抛下轻重不同的两个铁球，通过观察到它们同时落地来证实“不同重量的物体在阻力可以忽略的情况下落速度相同”的真理。但是，物理学上的观测总是有测量误差的，同一物体的下落速度在重复测量的情况下都是不同的，又如何能够证实不同重量的物体在阻力可以忽略的情况下落速度相同？事实上，上述真理性认识是在头脑中检验的。它是推理（反证法）的结果。在忽略阻力的情况下，如果重的物体降速快，轻的东西降速慢，那么把它们捆在一起，降速慢的会拖累降速快的，使得捆在一起的降速不是最快的，但是它们合在一起又是最重的，应当降速最快。于是出现了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只有认为重量不同的东西下降速度相同才行。这种认识（反证法）本身就是来自于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思维，是科学探索（尤其是在数学领域）的常用方法。数学上最著名的歌德巴赫猜想也是不能用实践来检验和证明的，尽管人们目前所举过的任何数字都能表明这一猜想是对的，但在无限的数字面前，即便是数百亿的数字举例检验都起不到证明的作用，数学家们还要苦苦寻求这一猜想的逻辑证明。事实上，真理存在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本身能用来批判谬误，能作为检验其它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误的一个标准。因此，尽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它也不能排斥也不能取代被以往的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对其它理论的真理性进行检验，否则就不存在任何理论的推理，理论本身也就毫无意义了。

 最关键的是，没有科学的理论，人们连实践是什么都不知道，更谈不上用实践去检验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王阳明遵从格物致知的说法，对着竹子思考了七天七夜，也没有从竹子中格出什么道理来。如果他不是苦思，而是把竹子劈碎了细细观察，其实践也不能知晓或检验竹子中含有碳元素这个真理。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里提到，“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但是，当时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即使不是像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2]

 过于绝对地强调实践的意义，必然会导致对理论的轻视甚至蔑视。事实上，40年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就大大放松了，导致错误思潮泛滥成灾，难以纠正。而恩格斯早就指出，蔑视一切理论、怀疑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是从自然科学走向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3]

《唯一》提出，“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但是，需要检验的是假说，而不是科学的理论。科学的理论一经诞生，它就已经与实践是相符的了。事实上，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就是从一个科学的理论推导出另一个科学的理论，而不是靠盲目的实践去碰出真理，尽管后一种做法也存在，并有成功的例子。列宁还指出，“如果你不能断定‘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命题是错误的或是不确切的，那么你就得承认它是真理。如果你不能断定它在将来会被推翻，那么你就得承认这个真理是永恒的。”[4] 在这里，检验真理的是判断而不是实践。

 笔者在厦门大学数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时曾经遇到一位香港的物理学博士生的求助。他要通过实验研究一个超导体和半导体组件的性能。由于所需要的实验经费巨大，因此在做实验前需要先进行理论上的推导，然后再验证。但是，在进行理论推导时，他发现自己越推导公式越复杂，这个时候他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但他不知道错误在哪里。他对自己的推导过程的这种检验并不是实践的检验，而是他的直觉，但事后却证明是对的，因为笔者发现他的一个公式引用错误，让他修改后重新推导就得到了一个简明的结果，后续的研究得以展开。这也表明，盲目地用实践去检验真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浪费大量财富甚至牺牲无辜的生命，交纳昂贵的以至无法承受的“学费”。前苏联的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思维改革就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因此，如果说，我们要从唯物主义出发，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从而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而不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像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不说“科学技术是唯一生产力”一样。

二、实践本身无法独立承担检验真理的任务

《唯一》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但是，1930年7月下旬，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攻下湖南省会长沙的胜利，却并不能证明集中红军攻占中心城市的“立三路线”的真理性。个别性的事例或实践的成功不具有“证实”真理的说服力，反而个别性事例或实践的不成功具有“证伪”普遍性假说的说服力。

 不过，这种“证伪”本身能够说明什么还需要检验甚至理论分析。例如，美国航天飞机升空后爆炸了，这是检验了航天飞机设计原理不具有真理性，从而对这个设计原理进行了证伪，还是检验了航天飞机制作或操作上的实践出了问题？再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有人认为它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有人认为它检验了西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真理性，那么哪种认识是正确的呢？列宁发现，“由于分类的方法不同，同一个材料竟会提供截然相反的结论。”[5]如果同一个实践会得出截然相反的检验结果，那么，实践本身就无法独立承担检验真理的任务。更何况，实践本身会不会出差错，也是需要检验的，对实践的认识也需要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而列宁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6]这表明，当我们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时，实践本身也要受到真理指导下的理性的审查，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这样才能使其事求其是，把握住必然性规律，而不是被偶然性牵着鼻子走。

 恩格斯也指出：经验要摆脱降神者的纠缠，就不得不借助于理论的思考，而不再靠经验性的实验。这是因为，唯灵论者并不在乎成百件的所谓事实被揭露为骗局，成打的所谓神媒被揭露为下流的江湖骗子。只要所谓的奇迹还没有被逐一揭穿，唯灵论者就仍然有足够的活动地盘。[7]显然，不用头脑只靠实践去检验一个个假说，不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也不现实，根本做不到。

 列宁还指出，“任何一个抽象的真理，如果把它套用在不管什么样的具体场合，那就会变成空谈。”[8]因此，如果我们随便选取那种乱套具体场合从而把真理变成空谈的实践，那么这种实践对于检验真理就没有任何价值，反而会成为否定真理为谬误让出道路的工具。显然，这样的实践是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马克思也曾谈到，“要想说明利润的一般本质，就应该根据这样一个原理：平均说来，商品是按自己的实际价值出卖的，利润是按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按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的比例出卖商品得来的。如果你们不能根据这种假定来解释利润，你们就根本不能解释它。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有悖于日常经验。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也是奇谈怪论了。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9]事实上，用日常的经验或实践来检验，我们会认为每天太阳从东往西跑，而不会感觉到是地球在自转。这种“检验”会把科学的真理作为奇谈怪论否定掉。很多人也正是用这种检验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唯一》指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但是，191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同样表明，列宁的这个真理就像水的沸点只有在一定压力下才是100℃一样是有条件限制的。《唯一》提出，“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但它显然忘了用191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去“纠正”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所证明的真理。显然，我们既不能因为个别实践去肯定带有普遍性的理论，也不能因为个别实践就去否定带有普遍性的理论。真理的绝对性也意味着它不会也不应当被个别实践或超出其有效性条件的实践所推翻。

 列宁还指出，“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客观真理。自然科学的这个原理同马赫主义者的哲学以及他们的真理学说，是不可调和的：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地球存在于任何人类经验之外的论断就不可能是真理了。”[10]既然实践都是人类的实践，从而它也不过是由人类经验构成的，那么要由这些人类经验去检验某些超越人类经验组织形式的真理就是勉为其难了。

《唯一》指出，“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它还指出，“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但是，既然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那么它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会不会因为其局限性而实际上是正确的或者说在另一发展阶段上是正确的呢？反之，它证明是正确的东西，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实际上是错误的或者说在另一发展阶段上是错误的呢？如此一来，实践的这个检验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里，问题其实不在于实践或其检验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而在于事物的发展规律是辩证的，还是形而上学的。恩格斯指出，“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11]这段话表明，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具有片面性的。经过实践检验是现实的、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反过来，人们头脑中合理的东西，尽管不符合当前的实践，但会在新的实践中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当前的实践多么矛盾，不管它如何不被当前的实践所证实和接受。

 还要指出的是，列宁指出，“使我们相信我们的策略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性的，首先是我们多年来对俄国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了解和参加这一运动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理论上的即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但是，我们]坚持如下的看法：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实践的重要性决不次于理论，而且只有这种实践才能对我们的原则作出真正的检验。‘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浮士德）。因此，在同取消派及其同盟者进行了两年半的斗争以后，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表示赞成‘真理派’，这一事实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使这种信念不可动摇。”[12]在这里，列宁不仅把理论与实践并重，而且强调实践必须是“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实践”，强调大多数的觉悟工人的认可。如果某些实践比如国有企业私有化得不到多数觉悟工人的认可，那么这样的实践即便得到一些专家的认同，其代表的路线也是错误的。

《唯一》引用列宁的观点即“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来说明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但是，这样一来，列宁的话就得倒过来说，即“没有革命的运动，就不会有革命的理论”。虽然倒过来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与列宁的原话毕竟不是一回事。而且，既然这里谈到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那么检验真理的实践同样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而这也表明，离开了理论，实践本身无法独立承担检验真理的任务。

三、实践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真理

《唯一》认为，“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但是，驳倒修正主义的不是实践经验，也不是从实践经验出发的研究出来的理论，而是实践本身。《唯一》提出，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该文由此得出结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马克思同一时期还有句话：“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13]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靠社会实践来检验理论的对错是不够的，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或不仅仅是理论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因此，马克思的前面一段话的意思是，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那么就应该在实践中把它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遭遇失败，但这种失败，并不意味着实践在检验的过程中否定了这一思维的真理性，反而是要求改进实践，直至取得现实性的效果，展现出真理的力量。恩格斯曾经指出，“单纯的证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中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较，显然退居次要地位。”[14]这就是说，实现真理而不是检验真理才是实践的真正意义。美国花费巨资设立曼哈顿工程，不是为了检验爱因斯坦提出的原子弹的理论预言是否正确，而是要确确实实地把原子弹制造出来，以解决战胜法西斯的现实生活任务。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困难和挫折都不能检验出原子弹的理论不正确，反而是要不断地改进实践，以实现理论关于原子弹的预言。很显然，实现真理是在改变世界，而检验真理只不过是为了]解释世界。对此，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

《唯一》提出，“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种“限制、宰割、裁剪”和正确的理论运用区分开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既有小岗村那样所谓没有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解散集体经济的实践，也有与之对立的刘庄村那样坚持集体经济的实践，40年过去了，后者在农村显然更为成功。1990年3月，在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实践的情况下，邓小平却提出了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二个飞跃，这是用现成的集体经济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或改革）实践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以便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并用这个真理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去实现这个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6]的含义。

 列宁指出，“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17]1977年7月，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18]1978年9月，他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1979年7月，他提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20]1980年12月，他提出，“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21]1986年9月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时，他继续指出，“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22]1988年5月，邓小平仍然指出，“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3]。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摸索，偏离这个指导思想就像我们在1989年春夏之交时已经遇到的那样只会陷入混乱和谬误。当时，有一些人鼓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为了以实践的名义脱离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进而以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名义，向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和学说作各种不可宽恕的让步，企图在混乱和谬误中浑水摸鱼，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唯一》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但是，一方面，新的问题有新的推论，或由新的实践总结出新的理论，不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而是来发展真理，甚至也是实现真理，是把真理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发展在先，有的地区发展在后，对发展在先的地区不再适合的观点和结论，对发展在后的地区可以继续适合，从而不存在抛弃这些所谓旧观点和旧结论的问题。同样地，对于发展在后的地区暂时不适合的观点和结论，等到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后，也许就是适合的了。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4]因而在这里也同样不存在所谓抛弃旧观点和旧结论的问题。今天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是旧观点、旧结论，但是，如今的中国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等到中国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或者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些所谓的旧观点、旧结论就会重放光芒，从而它们在今天也不能称为旧的，只能算是暂时不大适用的，要放入备用库中，而决不能抛弃。

 事实上，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不在于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而在于为广大劳苦大众展示了一条具有可行性的解放道路，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去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在中国，尽管参照俄国十月革命而举行的大城市里的暴动却基本上都失败了，上海暴动仅有的成功还被国民党摘了桃子，后来我们还丢了中央苏区和延安，但这并没有“证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而不过是提出了如何在中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新课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用农村包围城市、支部建在连上、统一战线、延安整风、游击战术等不断探索的新的实践和再实践去实现了而不仅仅是检验了更不是否定了俄国十月革命所揭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同样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实践都必须在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5-196 页。

[2] 《资本论》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21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51 页。

[4] 《列宁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32 页。 

[5] 《列宁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2 页。

[6] 《列宁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52-453 页。

[8]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10 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 页。

[10] 《列宁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3 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9 页。

[12] 《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09-410 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2 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2 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2 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 页。

[17] 《列宁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5 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2 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6 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3 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8 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4 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1 页。

[24]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 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文来源】本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载《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