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文明的两面性
机器文明的两面性
人猿相揖别，人与自然动物的关键区别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即理性劳动。人的理性应用于劳动，根本目的在于人的生存和幸福，实践后果是催生了工具文明乃至于机器文明。在古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与人的实践能力的局限性，人类仅仅能够制造和使用简单的石器/铁器工具，人类文明尚难以达到机器文明的程度。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人类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工厂普遍采用先进生产机器，资本和国家均对机器研发和创新应用保持浓厚兴趣和大规模投入。资本的关切是利润，机器能够实现更高效率和更多利润。国家的关切是实力，机器能够带来更强的国家实力和竞争力。
在工业革命时代，人与机器的关系已经出现两面性和矛盾张力：一方面，机器的进步带来更好生产力，对人的劳动有解放和提升的功能；另一方面，机器的普遍运用又降低了劳动者的地位和议价能力，造成劳动者对机器的仇视。机器文明存在固有的两面性：既是人类劳动的辅助者，也是人类劳动的替代者。在机器功能较为单一且主要体现辅助功能时，人类对机器是喜爱和接纳的。当机器功能复杂化和拟人化达到对人类劳动的部分替代时，机器本身成了一种“新劳动者”，成了人类劳动的竞争者，人类对机器就会产生厌恶和排斥。ChatGPT当然是资本的新宠，也是国家竞争的优势杠杆，但是对普通劳动者及其社会关系而言却引发了严重猜疑和恐慌，内含着被替代的生存性恐惧，由此激发出某种幽怨和排斥情绪。
按照人文主义逻辑，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自然立法者，人对劳动工具包括机器享有发明权和主权，人与机器之间是一种拟制的“主奴关系”，机器是服务人类利益的“不说话的奴隶”。在此意义上，人的主导性伦理得以确立，人必须在伦理和法律上确保这种主导性不会被颠覆或架空。对机器文明的两面性，人需要发扬其辅助效用，抑制其颠覆反制风险。用好人工智能是人类之福，用不好就会成为人类存在的颠覆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