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文化》第一集 身心之外还有道—西方的理是固定的，中国的理是变动的。

中华文化以三作为必要的数字，我们都是“无三不成礼”。西方讲二，他们凡事都是两个，任何问题只有两个答案。我们讲三，任何问题一定有三个答案。这是非常明显的区别。所以西方人不是“yes”就是“no”,而中国人很少讲“yes”或者“no”，我们都讲“差不多”  “好像是”  “不一定”  “再看看”  “很难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有道理。因为两个极端毕竟是少数的，大多数都是变来变去的。比如，如果你问西方人这个人有没有信用，西方人会说“有”，或者“没有”，因为他们完全根据银行的账户往来做判断。如果你问中国人同样的问题，他会说“不知道”。因为一个人对银行可能很有信用，但是对别人可能毫无信用。这都是事实，大家随处可见。

人类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二分法的思维。认为一切都是非此即彼，非对即错。把名号看成确定的，把定义讲得很精确。现在我们学校也在教二分法，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二分法是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就是三分法。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把东西看成三个的民族，西方人怎么看都是两个。凡是西方人看出两个的，我们都能看出三个来。

我们经常讲天有天理、地有地理、人有人理。可见我们都是讲理的，但是我们没有同理心，当然，西方有同理心，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我们也要有同理心，若这样，中华文化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西方人的理是从法来的，叫做法理。他们的理完全根据法律，法律是这样，道理就是这样。之所以说他们不会变，就是因为法律是死的。中国人的理是从情来的，叫作情理。

情是会变的，所以同样一个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北京有北京的理，到上海有上海的理。西方的理是固定的，中国的理是变动的。现在很多人因为没有这样的修养和认知，就认为好当然是好，但那是在西方好，到我们中国就不适合了。西方的滞弹性比较小，所以他们制定的法律比较明确。而我们中国制订法律，那是非常可怕、非常麻烦的。如果订得太严格，没有人敢执行；如果订得稍微宽松一点儿，所有人都不服。事实就是这样的，要不然我们很早之前就实施法治了。

地有地理。有人说地理是一种迷信，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认为。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理是真的。比如同样一个家庭，把门稍微调整一下，所有人的磁场都会非常高。这是马上可以改善的事情。但是可怕的是那些不懂装懂，只知道一招半式就走江湖的人，他们让你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他们的目的是推销东西，其实是没有效果的。那你怪谁？一切一切都是人出了问题。

这样大家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华文化特别重视人。西方也不是不重视人，他们重视的是制度。因为在西方，人是不可靠的，流动性很大，整天跑来跑去跳槽。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也学西方，喜欢跳槽。其实，跳槽对自己非常不利，就好比滚动的石头连苔都生不出来；就好比抹布，借你擦一擦，借他擦一擦，哪天不小心擦到自己的脸，满脸都会生疮。现在的人因为没有重视根本，没有读懂《易经》，总是在表面上下功夫，实在非常可怜。

——摘录于《财神文化》